绩效反馈、绩效预期与企业战略变化

摘要：基于我国制造行业185家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过去的绩效反馈和未来的绩效预期对企业战略变化有着显著的交互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作用视两种绩效的不同情况有所区别。

关键词：战略变化；绩效反馈；绩效预期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16

中图分类号：F272；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072-05

Abstract：Based on 185 manufacturing firms data in China， it carries out the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irms strategic change，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re different unde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Key words：strategic change； performance feedback；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能否进行有效的战略变化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成为影响企业成功的关键[1]。传统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如制度变化、市场竞争等）和内部组织资源需求（如技术知识、运作能力等）是影响企业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4]。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战略的调整和更新，但一些企业的战略变化却加速了企业的衰退和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在重点关注客观环境和资源要素产生的战略变化压力时，常常忽视自身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导致企业进行战略变化活动时面临较大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因而，如何通过关注自身的行为结果进行有效的战略变化选择，是中国企业在转型经济下提升绩效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

企业行为理论指出企业在战略变化过程中应当参考不同基点的行为结果。通过对过去行为结果和预期行为结果的判断识别，企业可以选择不同风险的战略变化决策，从而保证战略变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5]。企业绩效因素是企业行为结果的重要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组织过去的绩效反馈影响着其对战略变化的风险偏好；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管理者对未来的绩效预期是导致不同风险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两个流派的研究得到了多项实证检验的印证[6～10]，但他们仅仅单一分析了绩效反馈或绩效预期的作用，并没有从权变的视角整合两类不同行为结果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变化，导致对企业战略变化分析的不足和认识的局限性，不利于指导中国企业开展有效的战略管理活动。

因此，本文从权变视角出发，同时考虑绩效反馈和绩效预期两类行为结果，重点分析它们的不同组合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变化。

1文献综述

在战略变化的研究中，Gavetti和Levintha[5]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即“回顾过去”模型（Backward Looking Model）和“预期未来”模型（Forward Looking Model）。“回顾过去”模型认为当企业过去的实际绩效低于预设期望时（负绩效反馈），组织迫切希望达到绩效期望，改善绩效的压力会驱动组织增强问题搜索，选择有风险的战略变化行为。当实际绩效高于期望时（正绩效反馈），组织满意现有绩效水平，改变现状的意愿较低，因此会避免采取风险性较高的战略调整行为。“回顾过去”模型是组织基于过去实际绩效和期望的信息，根据两者差距采取不同风险性的战略变化行为。

“预期未来”模型（Forward Looking Model）基于决策者对组织未来行为可能结果的判断，即管理者通过预测未来绩效，选择企业的战略变化程度[5]。基于该模型，Kahneman和Tversky[11]认为决策者会比较未来和现在的情况，判断是否获益或损失，决策者在可能获益的情况下变得保守，在可能损失的情况下变得冒险。March和Shapira[12]将该模型从个人水平推广至组织水平。他们认为管理者根据组织的历史绩效或行业平均绩效设定未来绩效的目标（Performance Target），同时根据对未来环境的认知表述判断未来的绩效预期水平（Performance Expectation）。当绩效预期低于绩效目标时（负绩效预期），组织加强问题搜索，通过改变现状提高绩效；当绩效预期高于绩效目标时（正绩效预期），组织倾向于维持现状，战略调整较小。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本文构建了两个模型的共同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并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设。

2理论和假设

战略变化反映了组织采用的与变化的竞争、技术和社会环境进行协调的方式[13～16]。战略变化是组织问题搜索的过程，即组织通过对资源的调整，达到与环境相适应的目的[17，18]。在不同环境下，组织问题搜索和资源调整力度不同，其战略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根据Lant[19] 和Chen[7]的操作，将过去绩效反馈概念化为“实际绩效”和“绩效期望”的差值，绩效预期概念化为“绩效预期”和“绩效目标”的差值。根据差值结果分为负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负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正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正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的组合。下面本文将针对这四种绩效组合提出理论假设。

21负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

当过去实际绩效低于绩效期望时，组织有很强的意愿改变绩效现状，增强问题搜索强度，组织行为具有很高的风险性[6～10]。在问题搜索的过程中，组织大幅调整其资源配置，资源变化程度随绩效反馈差距的增加而变大。资源配置的改变可以被看做是战略的调整[14]，因此，随着问题搜索强度的增加，组织战略变化程度增大。同样当未来绩效预期低于绩效目标时，组织有很强的意愿达成绩效目标，因此其会改变绩效现状，增强问题搜索，企业行为的风险度较高[6～10]。此时，组织会大幅调整资源配置，战略变化程度增大。此时，负的绩效反馈和负的绩效预期会同时产生更强的叠加作用，迫使组织问题搜索强度增大，大幅调整战略资源配置，推动更大程度的战略变化活动。提出假设：

H1：在负的绩效反馈和负的绩效预期的组合下，组织战略变化程度增大。

22负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

当过去实际绩效低于绩效期望时，组织会增强问题搜索强度，加大对战略资源重新调整的力度，组织战略变化程度增大。同时，若组织对未来绩效的预期高于未来绩效设定的目标时，组织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愿，为了避免风险导致绩效低于未来预期目标，组织倾向保守，维持或较小程度的调整现有资源配置[6～10]。由于对过去经验和未来预期的不同认知结果，组织面临战略选择的困境。由于在转型经济环境下，制度环境变化较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未来绩效的判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9]，因此企业更倾向于参考过去的绩效信息。因此，在绩效反馈为负而绩效预期为正时，过去的绩效反馈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更为重要。提出假设：

H2：在负的绩效反馈和正的绩效预期的组合下，企业战略变化程度增大。

23正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

与假设2相似，当过去实际绩效高于绩效期望时，组织满足于绩效期望的实现，会采取风险性较小的行动[6～10]，此时调整战略资源配置的力度较小，战略变化的程度较小。同时，尽管负的绩效预期会迫使组织采取高风险的行动，改变现状达成绩效目标，但是由于动态复杂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组织更加依赖过去绩效信息的反馈和判断[19]，因此当正的绩效反馈和负的绩效预期同时作用于组织决策时，绩效反馈的影响更大，组织会相对保守，选择风险程度较小的战略变化活动。提出假设：

H3：在正的绩效反馈和负的绩效预期的组合下，企业战略变化程度减小。

24正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

当过去实际绩效高于绩效期望时，正的绩效反馈使得组织倾向保守，保持或者降低问题搜索强度，选择风险性较小的组织行为[5～9]，组织战略变化幅度降低。同时如果未来绩效期望也高于未来绩效目标时，组织也愿意维持现有的运作方式[6～10]，对新问题和新环境的问题搜索和创新意识相对也较弱，导致企业的战略变化程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绩效的反馈和对未来绩效的预期会同时产生叠加，使得组织会更为保守，组织战略呈现出较小的变化程度或不变。提出假设：

H4：在正的绩效反馈和正的绩效预期的组合下，企业战略变化程度减小。

3研究方法

3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作为样本行业，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和国泰安数据库。这些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长，行业成熟，数据披露规范，行业形成了稳定的组织运行规则，有利于战略行为研究的开展。选取2007年之前（含2007年）上市的206家企业为样本，删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最终样本为185个企业。

32变量的测量

国外研究往往采用六个维度衡量战略变化程度[17]，分别是：广告强度，即广告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研发强度，即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新增设备情况，即新增设备资产额占总设备资产额的比率；非生产性负担，即销售费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存货水平，即存货占销售额的比率；财务杠杆，即负债占所有者权益的比率。通过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6的维度，仅保留研发强度、非生产性负担和存货水平三个维度，然后计算目标年份和之前一年三个指标差异的绝对值，最后对三个差异值标准化并求平均值，作为战略变化程度的测量结果。

绩效反馈是过去实际绩效和绩效期望的差值。首先，用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当年的实际绩效[7]，为了保证企业行为的可解释性，相对于某一年的战略变化，采用前一年的实际绩效。其次，Chen[7]将绩效期望概念化为企业过去绩效的线性组合，因此本文用过去绩效的加权移动平均计算期望绩效，公式为：

Ai，t-1=（1-a1）Pi，t-2+a1Pi，t-3（1）

其中Ai，t-1为t-1年i个企业的绩效期望，Pi，t-2为t-2年i个企业的绩效， Pi，t-3表示t-3年i个企业的绩效，a1为权重系数。本文采用模型拟合最优的权重分配结果，即a1 = 04。最后计算过去实际绩效与绩效期望的差值测量绩效反馈。

通过对未来绩效预期与未来绩效目标的差值测算绩效预期。首先，根据Chen[7]的操作，采用分析师预测作为企业未来绩效预期的指标。用企业i在t+1年的资产收益率ROAi，t-1表示预测的未来绩效期望，通过计算所有分析师在t年对该企业t+1年每股收益预测的平均值，并乘以该企业的总股数，最后除以总资产得到该企业t+1年的ROAi，t+1，即未来绩效预期。其次，用企业t-1至t-3年ROA的回归预测值ROA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未来绩效目标值。

控制变量方面，根据战略变化文献的研究结果[20，21]，本文把企业规模（企业市场价值的对数）、企业年龄（企业自成立后的时间）、广告强度[17]（广告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和企业类型（国企为0，非国企为1）作为控制变量。

33回归模型建立其中S为战略变化程度。P为过去实际绩效，A为过去绩效期望，EP为未来绩效预期，T为未来绩效目标，βn（n=1， 2…8）为回归系数， βt为截距项，ε为残差项，i为第i个企业，t为第t年。用虚拟变量I1表示绩效反馈和期望比较的结果[7]，I1=1为过去绩效反馈低于绩效期望，（1-I1）为过去绩效反馈高于绩效期望。同样，设定虚拟变量I2表示绩效预期和目标比较的结果，I2= 1为未来绩效预期低于绩效目标，（1-I2）为未来绩效预期高于绩效目标。本文研究企业2010年的战略变化情况，因此t=2010。

4实证结果

表1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表，除正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为了避免量纲不一致引起的误差和多重共线性，研究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中心化并采用分别引入交互项的方式检验模型。表2是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显示了回顾过去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3显示了预期未来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4至模型7显示了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两个模型交互作用下的模型结果。各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远远低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表2模型4看出，负绩效反馈与负绩效预期的交互项正向影响战略变化程度（β=025， p

中，正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的交互项正向影响战略变化程度（β=053，p

5研究结论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本文探讨了“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模型对战略变化的交互作用。基于185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面对：①负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时，战略变化程度增大；②负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时，战略变化程度增大；③正绩效反馈和负绩效预期时，战略变化程度减小；④正绩效反馈和正绩效预期时，战略变化程度减小。

首先，本文从企业行为理论出发，检验了绩效反馈和绩效预期两类行为结果对战略变化程度的作用，将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模型同时整合至战略变化的研究框架中，突破了以往研究仅仅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资源需求的视角。同时，对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模型共同作用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仅仅针对一个模型研究的局限。本文的理论模型构建不仅扩展和丰富了当前战略变化的理论研究，而且整合和链接了有关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模型的研究。

其次，从实证结果来看，当绩效反馈和绩效预期方向相反时，较大程度的战略变化会发生在负绩效反馈组合中，而在负绩效预期的组合中战略变化程度并没有变大。这表明，企业的战略变化更加依赖于对过去绩效经验的判断，而未来不确定性的绩效预期对企业战略变化决策的影响有限。此外，在两种组合方向一致时，方向相同的两种组合的交互作用比单一因素的作用程度更加明显。这一研究结论，整合链接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回顾过去”和“预期未来”模型，扩展了当前研究对绩效反馈和绩效预期的认识，弥补了有关企业行为结果对战略变化程度影响研究的不足。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研究结论表明，在动态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者应当突破以往关注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需求的思维定式，慎重考虑过去绩效经验和未来绩效预期问题。另一方面，在考虑行为结果和战略变化的关系时，企业管理者应当同时考虑绩效反馈和绩效预期的影响作用，不应当单一分离关注某种信息。同时，当绩效反馈结果和绩效预期方向相反时，可以更多地依据过往绩效结果经验来选择自身的战略变化程度，降低复杂动态环境下战略变化的风险性。

本文的研究有如下不足。一是研究样本主要来自“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结论是否适合其他行业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二是企业过去绩效反馈和未来绩效预期对其战略变化的作用，势必受到企业所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不同市场和制度环境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全面系统地识别战略变化问题的动因；三是本文对于战略变化程度指标的测量主要是基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角度，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其他的测量维度验证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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