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强国战略务求内“实”外“虚”

近日发生的中国概念股被卷入美国“造假风波”而全线下挫事件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近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为，中国决策部门的“开放”战略应怎样调整？

目前，在中美金融合作战略中，美国利益主导的对华博弈战术推进政策上占据主动（比如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而我们的主动表现似乎略显不足（比如要求美国降低对中国资本在美国投资和消费的壁垒，以提高我们巨额外汇储备的运营效率，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看到局面有所缓和）。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屡屡在美受挫，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需倡导内“实”外“虚” 的方针：尽快对民企实实在在地开放金融服务业，而对外资在虚心学习其金融治国的经验的同时，不能轻易向它们开放我们有待完善的金融市场。具体来说，在制造业升级完成之前，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要“先内后外”，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立足于专业化、透明化和制度化相关的软环境建设、金融合作的思路要从国情出发，不能只注重“对等”的条件。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民营化程度不高，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在国内相对“封闭”的融资环境下难以施展出他们的能量。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在海外投行和私募基金的帮助下争先恐后地进入“开放”的美国资本市场。而很多民营企业去美国上市的目的之一只是获取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光环”，为真正打回中国市场创造良好条件。

为了避免因只有“概念”而欠缺“实力”的中国民营企业再受挫折，我们应在金融业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尽快着手向民营企业开放包括融资、信息审核和监管等环节在内的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扶持政策。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早对外开放金融业而对内放任金融歧视，那就会因为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而面临挤出中国产业资本、削弱中国金融监管效率的风险，甚至最终还会因为宏观经济的一时波动被过于敏感的国际资本大进大出而“放大”，遂使中国实体经济的低增长状态被虚拟经济暂时的过度繁荣所替代，这或将以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收场――让海外资本“公平”地拿走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所积累的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很大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是由于地方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群体和国有五大行客户群体间的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此外，由于中国直接融资的平台缺乏一批有高度职业伦理观和创新能力的机构群体，即使近年新增了小额贷款、创业板、私募投资基金等融资方式，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格局。而这次中国概念股事件告诉我们：美国市场也是靠不住的，不能依靠美国市场的成熟度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金融业被国际市场边缘化，是导致中方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推进过程中没有办法得到中国金融团队帮助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金融有效监管的缺失才让这些民企的海外市场遭受狙击。因此，中国金融业商业运行模式与成熟市场国家的“国际接轨”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欧美国家对华“金融合作”政策中的一种动向――强调外在形式上的“对等”。比如，允许中国民企在美国上市的同时，美国却又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尽快开放资本市场。事实上，即使中国金融机构走了出去，由于缺乏品牌效应、人力资本、商业网络和文化等软实力，依然很难与美国本土企业公平竞争的。相反，美国来华的金融机构等则有太多的比较优势，一旦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他们就会利用中国巨大的社会储蓄资源、薄弱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不成熟的金融发展阶段，进行“无风险套利”的投机。在这样“对等”条件下，结果很可能是我们擅长的比较优势受到抑制，而美国在华获取不对称的合作利益。

因此，中国应加强与对美债权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尤其应动员这些国家合作建立美元离岸市场，并把美国纳入这个市场，增强其与美国在岸市场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的进程。这样，就能大大降低中国存量美元资产的投资壁垒，提高中国在海外金融合作机制上的话语权，避免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挑战。同时，其他美元债权国也能利用中国巨大的美元储备资产所支撑的美元离岸市场来提高美国在岸市场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无法实现的财富增长的投资能力。

另一方面，支持欧盟所强调的全球金融统一监管模式，强化金融活动中各个环节的透明度。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资产还是需要依靠具有鲜明比较优势的美国市场来管理，如何降低他们的道德风险成为中国政府在今后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金融合作谈判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倡导在建立美元离岸市场这种实质性的金融合作之外，还应从金融监管的理念上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