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的刑事责任

摘要: 广义上讲，诉讼欺诈中恶意者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开启或参与诉讼，既侵犯了他人、集体或国家的利益，又侵犯了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权。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刑事责任的主体，也即诉讼欺诈的主体，是在形式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诉讼参加人。通过比较法研究发现，宜将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类型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

关键词：诉讼欺诈；刑事责任；责任主体；责任类型。

一、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承担刑事责任可行性

刑法以法益保护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民法等其他法律领域的重要法益都是刑法的保护对象，当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手段不足以制约或惩治某一违法行为时，刑法的作用变开始凸显。援引张明楷教授的说法，刑法采取的是“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刑法只保护最重要的法益。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侵害法益的行为，都需要被贴上犯罪的标签，而承担刑事责任。只有当某种行为，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考察，都非常严重的侵犯法益、并且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行为不能被容忍，因而要求刑法对其进行毫无例外的规制时，才有适用刑法的必要。这是因为刑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国家和个人将两败俱伤。如前所述，本文认为，诉讼欺诈是指诉讼法律关系参加者恶意串通，采取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获取法院的有利判决，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害情节严重的行为。并不是所有被识别为民事恶意诉讼行为的，都属于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行为，只是公民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程序权利时违反了程序规定，对此，不宜以犯罪论定。诉讼欺诈是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民事恶意诉讼，二者是种与属的关系。只有诸如诉讼欺诈这种恶意诉讼行为，其滥用诉权的行为对包括公共法益和个人法益在内的各种法益的侵害都非常严重，适用诉讼法、侵权法等其他制裁方法已经不足以惩治和抑制这种行为，不能充分保护法益。因此可以将其划入犯罪的范畴。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诉讼欺诈已不是极为稀罕之事，适合于法律规范将其作为规制对象，以对社会中的类似行为普遍适用。

从诉讼欺诈行为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来看。广义上讲，诉讼欺诈中恶意者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开启或参与诉讼。顾名思义，虚构事实即是行为人通过积极的身体活动，人为制造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事实；隐瞒真相，则是行为人对其知晓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情况，不主动在诉讼过程中表明。如果说前者表现为作为，后者则表现为不作为。也就是说诉讼欺诈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可能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如为达到通过审查的目的，在提讼前虚构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故意隐瞒重大证据的行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的实施，可能存在于诉讼程序中的不同阶段，行为人也可能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对抗揭示真相，法律法规不要求相对人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因此不期待行为人天然的提交对自己的不利证据，则无对其不作为的苛责，即此时的不作为不作为法律评价的对象而存在。从诉讼欺诈的对象上来看，诉讼欺诈行为企图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人民法院的有利判决或裁定，并通过法院对裁判上利益的强制执行或相对人的被迫执行而获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欺诈行为的直接受骗者是人民法院，受害人清楚地意识到欺诈行为的存在，却由于举证不力等原因而不得不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基于司法的权威而 “主动自愿”或被动处分自己的财产。从诉讼欺诈的危害后果上看，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诉讼欺诈者欺骗的对象只能是法院。欺诈者虚拟法律关系、捏造法律事实，目的在于使法院陷于错误，作出错误的判决；诉讼欺诈者实施“诉讼行为”所要诈害的对象是第三方利益，包括第三人、被人的合法利益。因此，诉讼欺诈既侵犯了他人、集体或国家的利益，又侵犯了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权。

以诈骗罪作为民事恶意诉讼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还在于对法律权威的高度尊重。“法律不是被嘲弄的对象”，应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之际，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法律漏洞的钻研应该大大让位于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和准确操作法律。总之，以诈骗罪作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并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是准确的。

二、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刑事责任的主体

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刑事责任的主体，也即诉讼欺诈的主体，是在形式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诉讼参加人。首先，诉讼欺诈主体双方只能是诉讼参加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诉讼代表人、诉讼人等等。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审判人员或鉴定人与诉讼参加人通谋的情况，但并不属于本文所定义的诉讼欺诈。其次，通谋诈害的双方在形式上处于对立地位，如在两极之诉中，原被告串通欺诈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在三面诉讼中，两极联合起来诈害第三极；如果在诉讼中处于同一极或者处于“同盟”状态的诉讼当事人串通，则不能构成诉讼欺诈，如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其所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联合。再次，诉讼欺诈是诉讼参加人的联合行为，一方诉讼参加人的欺诈行为不属于诉讼欺诈。诉讼欺诈的主体有通谋诈害他人利益的故意。诉讼欺诈发生的场合，欺诈行为的效果意思即表意人内心企图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有瑕疵――损害他方利益、谋取非法利益。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对诉讼诈骗行为中刑事责任的承担者的要求为，所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诈骗罪的主体。应该说，这是以诈骗罪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惩治的美中不足。随着市场化程度在社会中广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难免会激励行为人滥用诉讼，法人或其他组织也不例外。比如，法人可能会因追逐经济利益，争取优势地位，而捏造证据、制造一个本不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或通过其他手段，给他人带来讼累、降低他人社会评价。一般来说，主体利益损失或潜在的利益损失越大，其实现相应诉讼行为的意志就越显坚定。因此，不可排除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一个利益团队集体决策下的诉讼欺诈。如诉讼人代其参加诉讼后，其在利益交涉中对诉讼欺诈的风险或代价作出必要分析，作出与对方当事人串通诈害实体权利主体。但，并不能断言这种规定下法人的诉讼欺诈行为无法承担刑事责任。可以通过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直接负责的人员承担责任的方式来实现救济。

三、民事恶意诉讼行为侵权刑事责任的完善

在所有的制裁方法中，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其运行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因而，刑法犯罪圈的划定和刑事责任的设定都特别注意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一个已经进入刑法评价范围的不法行为，不仅在性质上可以被刑法进行评价，而且在量上可以被刑法评价。虽然，诉讼欺诈行为可以诈骗罪进行追究，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诉讼欺诈行为都是犯罪，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值得动用刑罚这种处罚工具。诉讼欺诈作为民事恶意诉讼行为的一种，本身已有诉讼法、民事法律的规范，而不需要刑法的直接介入；只有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非刑事处罚不足以抑制该危害行为时，才需要发动刑罚权。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行为最本质的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判断诉讼欺诈中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时，应依据具体案件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结合行为侵犯的法益种类和性质、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是否发生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发生的方法手段或其他情节、是否具有加重或减轻的情节，以至行为发生时的社会环境等等。

将视野放至全球可以发现，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将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诉讼欺诈行为，例外的是意大利、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在刑事法律中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诉讼欺诈行为作出了具体描述，并将其定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根据意大利刑法第374条，诉讼欺诈可以出现在民事的、刑事的或行政的诉讼程序中，是当事人或鉴定人为欺骗法官而做出的欺诈。作为妨碍司法罪中的一种，可以被处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有特别规定的从特别规定。在新加坡刑法中，诉讼欺诈属于“伪证及破坏公正司法罪”的情形，欺诈者承担的刑事责任为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可见，世界各国都将有期徒刑这种自由刑作为诉讼欺诈的责任承担类型之一，有的国家还有罚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