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

【摘要】民事诉讼欺诈是一种特殊的欺诈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远甚于一般的欺诈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损害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就理论而言，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符合诈骗罪的构罪特征，应构成诈骗罪。但由于实践中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如何认定该行为的刑事责任争议较大，在坚持认为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同时，也应看到实践中操作的难点。

【关键词】民事诉讼欺诈；财产处分；诈骗罪

民事诉讼欺诈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的安全，危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具有极大地的社会危害性，必须要对其实施打击，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如何惩处此种行为，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议较大，本文试就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论述。

一、民事诉讼欺诈行为概述

民事诉讼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做出虚假陈述、提出虚假证据，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取利益的行为。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欺诈行为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必然存在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其二，必须通过诉讼程序，利用公权力将虚假的事实变成法律确定的事实，使之拥有执行力，进而获取相应的利益。其三，必然导致被害人利益受到损害和国家公权力的公信力遭到破坏的后果。由此，可以概括出民事诉讼欺诈的行为模式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提讼——使法院产生错误认识——法院以公权力处分财产——法律后果。

二、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的性质

民事诉讼欺诈应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理论上长期存在构成诈骗罪说、构成其他犯罪说、折中说三种观点。构成诈骗罪说认为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理由是：诉讼欺诈是指欺骗法院，使其作出错误的裁判，根据这个裁判而取得财物或财产利益，应当构成诈骗罪。构成其他犯罪说认为诉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应构成其他犯罪。主要理由是：第一，诉讼欺诈的行为人主要是利用法律程序获取利益，其获利的过程合法，这种利用民事诉讼制度获利的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第二，财产损失者与被欺骗者不是同一人，财产损失者没有因错误认识而主动交付财产的行为，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相符。第三，财产受损与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取得财产是基于法院的裁判而非被欺诈人的受骗，行为人欺诈法院的行为是造成对方败诉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直接的原因。第四，最高检研究室作出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明确了诉讼欺诈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而应当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折中说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规定新的罪名予以惩处。诉讼欺诈侵犯了公私财产，但同时也妨碍了正常的国家司法活动，损害了司法权的公信力和权威，兼具侵犯公私财产类罪名和妨害司法类罪名的社会危害性，与普通的诈骗行为有所区别，根据罪行责相适应原则，应在罪名体系中单独设定罪名予以惩处。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对民事诉讼欺诈的行为模式的认识是一致的，三种观点只是对该行为应如何定性和如何处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一般分为两类，一是非财产类诉讼，即关于身份、名誉等方面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等；二是涉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类的诉讼。下文将针对此两种民事诉讼分别加以论述。

（一）行为人在非财产类诉讼中实施了诉讼欺诈行为应根据其侵犯的法益予以惩处

非财产类诉讼因为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但行为人在诉讼中可能实施了其他犯罪，在此情况下，笔者同意其他犯罪说的观点，应当以行为人实施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来决定其罪名。

（二）行为人在财产类诉讼中实施了诉讼欺诈行为应构成诈骗罪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欺诈行为在我国也应构成诈骗罪，相关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1、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其一，民事诉讼欺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其二，民事诉讼欺诈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造成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最终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其三，民事诉讼欺诈危害了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容易引发其他不确定的危害。因此，处罚诉讼欺诈行为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

2、民事诉讼欺诈属于三角诈骗。诈骗犯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二者间的诈骗，另一种是三角诈骗。三角诈骗是指诈骗行为中，被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财产实际所有人）不同一。需要说明的是“三角诈骗的成立，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三角诈骗的特点在于，行骗人明知自己需要欺骗的人和财产实际所有人不是同一人，但明知被其欺骗的对象对财产拥有处分权。理论界普遍都认同三角诈骗可以认定为诈骗罪。当我们将考察视角扩大到我国刑法其他领域时，就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也承认三角诈骗属于诈骗类犯罪。如刑法第194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就是典型的“行为人——银行——被害人”三角关系的三角诈骗犯罪。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法院——被害人”这种三角关系与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的特点完全一致。民事诉讼欺诈行为属于三角诈骗行为中的一种，因此，认定该行为构成诈骗罪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有立法依据。

3、民事诉讼欺诈中，法院既是受骗者也是财产的处分者。其一，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物的所有权。物的所有权包括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行为人只要侵犯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利，就构成对所有权的侵害。在实践当中，财产处分者是否对该财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侵犯了物的处分权实际上也是侵犯了物的所有权。处分权人实施的处分行为既包括直接处分，即直接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也包括间接处分，即通过辅助人（第三人）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在诉讼欺诈中，法院裁判被害人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就属于间接处分行为。其二，物的所有权可以转移。所有权的转移可分为所有权人自愿和法律强制两种，法院因为当事人提起的诉讼而获得诉讼标的物的处分权是基于法律强制。其三，法院依照法律强制对民事诉讼标的物拥有部分处分权。《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即赋予了法院变动物权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起财产类诉讼，实际上就是请求法院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作出处分。其四，误导法院错误行使处分权是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行为的核心。在民事讼欺诈中，法院既是被欺骗者，同时也是财物的交付者。法院由于相信了行为人虚构的事实而做出错误裁判，自愿将财物交给了行为人，当法律文书生效，物的所有权就转移给了行为人。此时，无论标的物系谁人占有，均不影响物的所有权已经因生效裁判转移给胜诉的行骗人的法律事实。

4、最高检研究室做出的《答复》不具备适用的普遍性。笔者认为《答复》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权颁布司法解释，而最高检研究室是最高检的内设机构，没有颁布司法解释的权力，其作出的《答复》只是一般性的机关内部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不具备适用的普遍性。

三、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

在财产类诉讼中，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行为人在实施诉讼欺诈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实施了其他犯罪，如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等，对此笔者认为应依照实际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方法。

第一，于刑法理论而言，财产类民事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实施其他犯罪是行为人为了达到诈骗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是整个诈骗行为的部分行为，属于我国刑法理论中典型的牵连犯，应“从一重处”。一般而言，刑法规定诈骗罪的处罚要重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等罪名，因此此种情况下一般应当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二，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定罪原则，根据事实、证据的情况决定应对方式。民事诉讼欺诈理论上应当构成诈骗罪，然而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因为证据不足的现实问题而不能认定此类行为构成诈骗罪。笔者认为，在证据不足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情况下，若行为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可以以其他罪名处罚，这也是应对现实困境的无奈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欺诈行为理论上应当构成诈骗罪；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搜集到的证据、已经查清的事实对犯罪行为实施正确打击，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