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危机中的“罗生门”

2013年，多起公共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些公共事件性质各有不同，矛盾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民众对事件持续关注并追问真相，而真相始终扑朔迷离。与此同时，舆论所附加的想象，标签化和符号化所催生的民意情绪表达，不断放大事件的社会影响，最终形成愈演愈烈的舆情危机，我们称之为舆情“罗生门”。

“罗生门”原为佛教禅经中的故事，原为生死徘徊的意思。到了现代，“罗生门”的词义进一步延伸，演化成“当事人各执一词，各自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来表述证明，同时又都无法拿出第三方的公证有力的证据，结果使得事实真相始终不为人知，事实一直在‘真相’与‘假象’之间徘徊，最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反复。”

新媒体时代，舆情“罗生门”是社会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缩影和困局，打破了社会运行原有的完整的生态体系。如何破解舆情“罗生门”困局，将民众尤其是网民在此间的围观冲动转化为媒体和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正能量，以其积极性、合法性和有序性，促成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这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应有之责。

为什么会出现“罗生门”

舆情处置失范。公共事件出现后，主管官员对事态的判断、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仍然严重滞后。封闭的、僵化的内部处置方式不仅产生连带效应，导致“永远没有真相”，还会推动舆论关注重点从对事件本身真相的追究转移到对政府体制的质疑和批评。新媒体的崛起为网民关注公共事务提供了新渠道，信息管制、阻隔或有限度的公开，往往意味着把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拱手让人，放弃舆论主导权。低劣的危机处理方法将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

政府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影响社会和民众的能力，更多来自理性的说服力。政府权威所影响的对象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服从，至少是没有抵触的。但社会转型期矛盾尖锐、意识形态复杂，在多起舆情事件中，以前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是“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变成“说什么怀疑什么”，政府公信力受到空前的冲击。这就导致危机事件出现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机构难以发出权威的声音释疑解惑，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降低公众对信息的辨识力，难以起到遏制谣言、消除恐慌情绪的重要作用。

传播形态复杂。新媒体时代，传播门槛的降低导致真假信息混杂。在诸多舆情事件中，首先参与舆论生成的往往是微博等信息过滤机制较弱的新兴媒体，其基本模式是网络社区作为平台、微博互动加以推广、传统媒体迅速跟进、网络媒体全网转载、网民继续爆料、传统媒体再深挖跟进，进而形成轮番炒作。传播形态复杂导致公众无法辨识信息者的信息占有程度、道德价值观念、社会身份以及信息时的个人情绪、理性程度、信息动机等信息。

技术特性不受控。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体在时间上的限制，极大地压缩了信息传播的物理空间，新媒体直播性、裂变式传播、内容聚合等技术特性使舆情的源起和传播潜藏着极大的隐性风险。在诸多舆情事件中，相关信息一旦在新媒体出现，就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像病毒那样裂变式传播，形成话题连锁反应，造成“人人有麦克风、人人描述真相”的局面。毋庸讳言，网络的普及、网民的激增、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颠覆了以往的舆论传播格局，还淡化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由于技术限制和受众的分散、隐匿等特点，公权力很难有效干预新媒体公众意见的表达，这就使得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真相的嬗变。

群体意识极化。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社会公众更加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并且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近些年，分配不公、权利不公、官员办事不公、执法不公等现象时有发生，民众利益受到损害，产生相对剥夺感，有这种怨气的人往往会产生利益丧失感、被欺骗和被愚弄感、被侮辱和被压迫感。与危机事件相关的舆论出现后，一些人总是能够通过煽动性的言论将舆论朝极端的方向推进，在“寻求真相和正义”的口号鼓动下，大多数人会受到暗示和感染，放弃自主判断。

舆情“罗生门”的社会影响

改变舆论路径。新媒体时代，多元诉求促使各方声音迅速崛起，互联网正成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工具。舆情“罗生门”困局加速了传播形态的变异，推动舆论烈度飙升，使得舆情演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产生极大的集聚和放大效应。在舆情事件中，一旦形成“罗生门”困局，往往意味着事件处置进入僵局，网络舆论场因此充满变数和不可控性。由于传统把关人机制的弱化，各方受众围绕各自理解的“真相”对网络信息进行解读，不仅深刻改变舆论生成演化路径，还加剧了“罗生门”困局的破解难度。在此过程中，受众心理的原有倾向和选择过程将会发生改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将更为困难。

导致认知失真。长期以来，主流媒体通过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来占据舆论中心和制高点，使受众处于心理弱势和被动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反抗，在各类舆情事件中，公众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踊跃发声，毫无顾忌地采用非主流的话语方式放大争议，以此表达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宣泄不满的情绪。舆论场中各种质疑、批评、追问、谣传甚至谩骂，推动舆情事件进入难以把握的“罗生门”状态。在舆论裹挟下，一些人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偏激、粗俗的倾向，个人好恶、直观感受取代了理性思考、正常思维，受众因此陷入“事实不决定是非、是非不决定立场”的集体认知失真状态。

消解社会共识。社会共识被传递和被认同，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网络上喧嚣一片，杂音甚多，既体现了公众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也成为负面情绪的扩散器和社会矛盾的放大镜。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公众舆论权力的扩张稀释了政府及相关信息管理部门的舆论主导权，形成特有的舆情“罗生门”现象。危机事件的舆论传播向“罗生门”方向演化，不仅消解社会共识，还容易加大舆情应对难度，抬升舆情处置的社会成本，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激增，难以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加剧官民对立。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舆情“罗生门”困局极大地消耗官民互信，点燃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更使舆论引导环境复杂多变。社会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再现和外化，舆情“罗生门”困局表明正常途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失效，久而久之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情绪或政治情绪，误导公众对地方政府作出不合作乃至对抗性的解读，在政府公信力不断被消解的同时，政府组织效能也越来越脆弱，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恶化舆论生态。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运行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对舆情事件的多方解读源自各方立场，取舍不同、感情基调差异、事件属性界定，都会形成不同的“事件认知”。 舆情“罗生门”困局的无奈之处在于，由于权威声音的衰减，任何声音都可以真相之名搅动舆论场，一点小小的浪花都有可能演变成轩然大波，形成舆论热点，构成循环式生成路径。

如何破解舆情“罗生门”？

首先，冷静地对待各种社会热点事件，提高对网络民意进行分析、判断、梳理的水平，注重政府公信力建设，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是政府与民众实现良性互动，避免陷入“罗生门”困局的根本办法。其次，舆情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综合性和技术性要求很强。破解舆情“罗生门”困局，必须正确把握其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再次，新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平台，必然存在攻守现象，破解舆情“罗生门”困局应加强引导、依法管理，既要考虑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也要兼顾国家安全和公民权益保障。

舆论的多元性、舆论的不一律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地方政府在引导处置舆情时，要正确处理点与面的关系、质与量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必须积极考虑民众的接受范围、舆情的承受能力，积极进行议题设置，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舆论支持。

链接

“舆情危机”是指，针对某一特殊刺激事项所产生的涉及民众利益较深较广的舆情，在一个相对短时间内生成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潮的“潮头”直接扑向事项刺激方（通常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刺激事项（通常为某项政策或决策等），并在一个社区或更大范围内民众中掀起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社会反映，最终，与事项刺激方或事项本身形成激烈的认识或观点对抗。如果事项刺激方在此时尚不能正确应对，“舆情危机”就可能立即或很快变成一场既包含观点冲突也包含行动冲突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根据舆情危机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可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即危机潜伏、诱发事件、意见形成、舆情形成、舆情回落以及舆情余波。由舆情危机产生的网络舆情从产生到最终产生影响的传播过程，大体要有六个步骤，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事件发生——刺激性信息传播——网民态度、意见和情绪的形成——网络交流互动——网络舆情的形成——积极影响/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