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成二点 二点变三维

摘要：稳而不僵、活而不乱是社会治理所要达到的效果，为此就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市场、国家、社会扬长避短、良性互动的格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市场；国家；社会；循环相制；活力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23-02

中国民间有一种“剪刀、石头、布”的游戏，用于酒桌上劝酒和活动的先后排名。剪刀锋利可以剪布，这是硬克软；剪刀剪不动石头反而会被其硌坏，这是硬克硬；石头再硬，布单子也可以把它给包起来，这又是软克硬。三人或两人同时出手势，谁出剪刀（二指呈V字形）谁就赢了出布的那位，谁出石头（握拳）谁就赢了出剪刀的那位，谁出布（手掌）谁就赢了出石头的那位。剪刀克布、石头克剪刀、布克石头，三者环环相扣，显示出循环相制的关系。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跑来侵略中国，中国社会除了上对下的压迫盘剥官民对立，又多了一个外来洋人势力。洋人把清政府打趴了，却受到民众的抵抗袭扰而头疼，出现了“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的微妙关系，活生生显示了一个新版的“剪刀、石头、布”游戏。

民间“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还在继续，“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民、官、洋人的转圈圈已经不再，但循环相制这个神秘链条还是耐人寻味。我们现在用它来琢磨一下市场、国家、社会之间的类似关系。

黎鸣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官场化社会，吴思称之为“官家主义”。诚然，过去中国也有市场和民间社会，但那是软弱无力的，一权独强，一权独大，政府是无限政府，国家是全能主义国家，社会变成一个单一体，官控一切，权力万能，不受制约，其结果造成政治扩张挤压市场社会生存空间。在中国古代，中国地广人多事杂，农耕经济基础，君主官僚专制政治大行其道，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统治一切的传统。现代以来，中国“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照搬了“苏联模式”。建国后一心想“以苏为鉴”走新路，超越“苏联模式”，但他把 “苏联模式”所显示的特征看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让人不能碰，好像只有“苏联模式”才传承了马列真经，谁试图改变“苏联模式”谁就是在搞“修正主义”，不从体制和模式的改变上找出路，种种探索最终也未能超越“苏联模式”，相反在别人试图通过改革走出“苏联模式”时，自己在“防修反修”、“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旗号下强化了“苏联模式”，这使权力支配一切的传统走向了极端。过分集权体制，从长远看，它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活力，造成官民对立、社会动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和僵化；从近期看，它往往带来现世的灾难。权力有自我扩张的本能，不把事情管僵搞坏它不轻易向市场和社会松手。认为靠权力和长官意志就可以安排好一切的国家主义迷思是有害的，这已为古今中外的事实所证明。

市场早已有之，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社会中就有市场，但有市场并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度发达的产物。市场经济是民本经济，是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很显然，在政治完全统治经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要求权力的适度退出。人们变革社会，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成了有限政府，国家和市场成了支撑社会的两个点。市场经济靠利益机制驱动人的创业热情从而给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靠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实现产需衔接，靠竞争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带来活力，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市场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官场退一步，市场进一步，这是社会之幸。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

但市场体制机制有其固有的缺陷，它膨胀人的私欲和动物本能，自发盲目逐利带来了“资本的邪恶”，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不正当竞争、贫富两极分化、欺行霸市和市场垄断与市场如影随形，放纵市场决非百姓之福。市场给人带来便利和活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公和不幸。起初人们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安排好一切，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及各种灾难破除了人们亚当・斯密式的迷信。人们发现还得用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国家管理市场，管得好是好的市场经济，管得不好是坏的市场经济，管得多到一定程度是半市场经济，管得过多过死就不是市场经济。单靠市场支配一切就能万事大吉的市场主义迷思是天真的。

如果说放纵的市场就是一个麻烦，那强大无比不受制约的权力则是一个祸害。经济发展需要市场，市场需要国家调控，国家必须受到社会制约，社会靠市场才能繁荣，只有如此，循环链条才算完整。20世纪人类尝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力图用“公”克服资本主义市场上私欲带来的罪恶与不幸，但一些人把“公”扭曲成国家，幻想用权力整治好一切时，社会主义成了国家主义，国家至上实际上不受社会制约，往往跌落到另一种灾难的泥坑。社会是人们的结合体，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也是一个多元综合体。从范围上看，社会要大于市场和国家，市场和国家是在社会中存在的，市场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从目的上看，市场和国家为了社会而不能相反，国家管好，市场搞活，都是为了造就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邓小平1956年在中共作修改的报告中认为党是人民的工具，据此我们认为，就大小和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上来说，人民为大，国和党在社会之中；就先后和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上来说，人民是天地，人民是父母，国和党在社会中形成。

事实证明，单有市场力量盲目发挥自发运行而没有国家有效管理，就会有混乱和不公；单有政府或国家的力量推动社会运转而没有社会制约，就会有僵化和专制；单有社会的力量自由发挥而没有市场和国家的配合，就会有分散与无序。单打一绝对化或它们之间的畸形结合都是不好的，只有各归其位又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扬长避短、相得益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利益的调整和分化，人民自我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和社会正在分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整个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取代了原来比较封闭日趋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官本经济，也称命令经济，实际上是“官工”、“官商”，它由政府主导并推动，依赖于来自上边的力量，不能使基层与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与生产者在市场上博弈，市场上展现的力量也就是社会多方面的力量，由过去主要靠一个力量推动变成多个力量驱动，一体变成了二个支点，其活跃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像老式火车与新式动车族的区别：老式火车只有一个动力，“要想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相对就慢；新式动车族却是多个动力，除了车头提供动力，车厢也提供动力，相对就快。由此我们可以说：多个积极性比单个积极性要好，多方参与社会才能有活力。

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苏联模式”擅长集中控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见长于自由市场，我们以前仿造了“苏联模式”，后来改革开放后改掉了其中的计划经济运作方式，突破成规搞市场经济又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各取（弃）其半搞了个苏美杂交、嫁接、组装，欲得既能管住又能搞活之效。所谓对外开放，不过是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有利时机，在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早已搞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加上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投资拉动所见成效而已。有论者就将其美称为“中国模式”创造奇迹，其实是集成创新多原始创造少。某些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热衷于当“运动员”不热心于当好“裁判员”，某个时空下有“国退民进”的势头，某个时空下又有“国进民退”的势头，这说明在完善市场经济上仍需作出努力。一定程度的和社会冲突，则说明为了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在版本上升级。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松绑”、“放权让利”对打破束缚必不可少，仅限于在经济上自由放权并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假如政治权力高居于社会之上难于受到有效制约，那么市场体系是不稳固的，权力可以开放市场，权力也可以关闭或扭曲市场，它可以今天容忍“小岗村”，它也可以明天就大搞“”，有的时候全力招商引资搞大项目，有的时候又撤村并乡搞大拆迁，某种情况下确实存在着经济发展成果得而复失回头走老路的可能。改革就要放权让利，如果放权让利不是主要放给让给了社会，而是主要放给了地方和单位，那就难免出现过去的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现在的公权滥用、自定天价年薪、绩效工资异化为“官效工资”、“讥笑工资”的现象，这说明总是在政治体系内部放权收权那是远远不够的。从常理上来说，强大的国家、弱小的社会就像一个头重脚轻的巨人，是一种营养不良、畸形发育、基础不稳的非正常状态，它难以做到环环相扣、功能互补、良性循环，好市场强国家强社会的合理搭配，才协调有益。通过改革使社会结构由直立“金字塔”成为扁平形状，增固了它的基础，既真正改进了权力运行机制，又扩大了市场自由与社会自治，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关系紧张这一老大难问题，也才会有真正的稳定。就现实来说，造就一个更加自由自治、发育良好、边界清晰、互制互补的公民社会，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这需要所有公民的自觉，也需要公权力的适度调整。作为指标来衡量，当农民种什么养什么由自己说了算不再由上级命令决定时，当农民不再惧怕卖点东西挣个零花钱的行为被当做“投机倒把”游街示众“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当权力不能为了政绩或其他目的瞎折腾时，当我们国家像其他国家那样有了世界一流的民办大学时，我们才能说形成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公民社会。

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说法，根据党的十三大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论述，新时期在整个社会管理上我们要与时俱进，让二点变三维，形成稳定的三角良性互动关系：社会制约国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市场和企业繁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