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

摘要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1998―2013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值，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生态效率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在晋升激励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的下降，且这种现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财政分权度较高的东、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尤为显著；第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对生态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第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将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因此，生态效率高值区应主动发挥其“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中央政府有必要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引致其在区域生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采取治理投入为主、经济激励为辅的环境规制；必须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以促使财政分权在经济、环境中发挥“援助之手”作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区域生态效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110-09doi：10.12062/cpre.20170327

改革_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在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探讨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中国地方政府拥有高涨的热情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激励。但与此同时，大气雾霾、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福利水平，有研究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也归因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方政府在分权体制下彼此竞争，各自发展，财政分权弱化了中央对地方行为的干预，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让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但是，财政分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其在不同区域之间有何不同影响效应？进一步的问题是，财政分权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挥对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环境规制可能是制约财政分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放入同一分析框架去研究；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质是要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去减少污染、美化环境，因此，本文选择能综合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的“生态效率”为生态效应的衡量指标，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探讨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差异，期望为优化财政分权体系、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目前学界关于财政分权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研究，但从其作用机制分析，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分别通过经济、环境这两条路径实现。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一方面，80年代起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并有了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积极性以及发展经济的动力[1]；另一方面，政治考核集中化与经济分权相伴而生，基于经济增长的晋升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加强地区间的流动资本竞争，进而构建友好的商业环境，促进经济增长[2]。也有学者持有与此不同的观点，Zhang和Zou认为财政分权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及服务等领域投入的主动性，因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3] 。

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大部分文献认为分权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概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环境保护事务作为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由于缺乏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鲜有动力去关注环境污染[4]；其二，中国式分权引起地方政府竞争，以FDI竞争为代表的流动要素争夺使得环境规制呈现“逐底竞赛”局面[5]；其三，在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呈现 “重基础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环保工作缺乏财政资金支持，环境质量的下降成为必然[6]。

由此可见，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放松环保事务的监督管理，这不利于二者协调发展。在晋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区域“示范”作用，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恶化因此会呈现“空间溢出”式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值下降，且这种效应具有“空间溢出”现象。

1.2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三种观点：其一，“成本假说”，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降低最终产出，进而对该国经济总量造成不利影响。其二，“波特假说”，即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而降低成本，环境与产出可以兼得[7]。其三，二者关系因受到环境规制质量、不同产业特点等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

在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对资源、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干预，能够抑制污染排放。Laplante和Rilstone以加拿大纸浆、纸制品行业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污染排放与环境规制之间的负向关系[8]；谭娟通过VAR模型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减少产生较大作用，但近年来其减排效果明显减弱，甚至不产生影响[9]。此外，目前已有少量文献对环境规制与资源环境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如李胜文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符合U型关系[10]，沈能提出倒U型关系[11]。

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可能共同存在，对环境污染的抑制程度也不确定，因此与生态效率间的关系并不明朗，有非线性关系存在的可能。此外，虽然目前文献中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讨论极其有限，但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不同环境规制的作用渠道存在差异，因此作用效果也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不同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且不排除非线性关系的存在。

1.3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纳入统一框架讨论其对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鲜见文端，现有文献大多在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环境的作用效果时，将环境规制视为影响途径之一进行阐述：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使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存在着“相互模仿”和“逐底竞争”，旨在于争夺流动性要素、固化本地资源，对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产生“制约”作用[12]。但当前研究忽略环境规制作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其环境保护意识与污染治理能力的体现，若地方政府能够秉持科学发展理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便能更好地兼顾经济与环境的利益，起到优化生态效率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使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

总体看来，尽管学界关于“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的生态环境效应”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在以下方面仍有待完善：第一，对财政分权的研究，或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讨论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少有学者统筹经济与环境进行探讨，且缺乏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第二，在研究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时，现有文献大都采用不加区分的单一类别环境规制，缺乏对其分类的探讨；第三，大部分研究J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是对于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促进生态发展缺乏进一步思考。鉴于此，本文使用同时包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生态效率”为评价指标，并根据研究目的对环境规制进行分类，进而将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纳入同一框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以上假设H1、H2、H3进行实证考察。

2生态效率的测算及区域差异

2.1测算方法及指标选取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产出与生态投入之比，目前文献大都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进行测度，以解决投入、产出单位不一致问题。Fare等最早提出存在“非合意要素”的DEA模型，并将环境污染视为非合意要素以估计生态效率[13]。Tone进一步提出SBM模型，基于非径向、非角度进行效率测算，以解决传统CCR和BCC模型不能充分考虑投入、产出松弛性的困扰。然而使用SBM模型时，有一些DMU的效率值都显示为1，多个DMU同处于前沿面最优，为避免这一情况，本文运用Tone提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在该模型下有效率的DMU效率值允许超过1，进而依据效率值的大小区分决策单元的有效顺序[14]。

为了比较全面地展现中国生态效率及其区域差异，本文以1998―2013年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设置投入指标包括从业人员数、固定资本存量、建成区面积、能源消费量、用水量，期望产出为地区GDP，非期望产出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使用MAXDEA Pro的超效率SBM模型进行测算。本小节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 、《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其中固定资本存量的测算参照单豪杰的已有成果，严格按照其计算方法展期更新到2013年。的数据缺失较多，故暂不计入本文分析。

2.2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

为阐述中国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差异，本文按国家发改委的解释将30个省市划分为三大地区，并做出其16年间生态效率变化的折线图如图1所示。从时间演变角度看，1998―2013年间中国平均生态效率整体下降，中西部地区下降尤为严重，但东部地区自2005年后生态效率有所改善，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截面角度看，中国的生态效率存在相当大的区域差异性，以2013年为例，生态效率高值区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的生态效率处于前沿面最优，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相对较差，西部地区的广西、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和中部地区的山西处于生态效率末值区。以上现象与区域的自然状况、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污染治理资金相对充裕，发展模式较为成熟，尤其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环境呈现耦合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低，经济增长过程呈现高能耗、高污染特征，尤其山西、河南等煤炭大省聚集大量烟煤型企业，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图11998―2013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变化趋势

Fig.1Trend of Chinese regional ecoefficiencyin 1998-2013

普遍存在资源过度开发现象，再加之低碳环保技术落后，导致其生态效率低且持续下降。

3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3.1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决定使用普遍面板模型或者空间面板模型之前，需要对主要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实证中常用的工具是Moran指数I。本文分别对生态效率（EE）、财政分权（FD）、“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ER（1）、“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ER（2）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权重矩阵选择地理距离型。四者的Moran’s I均大于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而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性较强，财政分权度及环境规制水平的分布也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3.2空间模型的设定

由于生态效率具有空间外溢性，我们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常用的空间模型分为空间杜宾（Durbin）、空间滞后（SLM）与空间误差（SEM），SLM模型主要考虑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SEM模型侧重考查随机扰动的空间影响，二者均为Durbin模型的特殊形式。本文选择更一般化的Durbin模型，加入其他省市财政分权的空间滞后项，着重考察政府竞争背景下财政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生态效率可能存在“时间惯性”，我们将上一期生态效率纳入模型，构成动态空间面板。本文的模型（1）与模型（2）设定为：

EEit=α+bEEi，t-1+ρ（WEE）jt+c1FDit+θ（WFD）jt+c2ln[ERit（1）]+c3{ln[ERit（1）]}2+dZit+μi+vt+εit

（1）

EEit=α+bEEi，t-1+ρ（WEE）jt+c1FDit+θ（WFD）jt+c2ln[ERit（2）]+c3{ln[ERit（2）]}2+dZit+μi+vt+εit

（2）

其中，EE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期生态效率；EEi，t-1表示第i个省份第t-1期生态效率；FDit为第i个省份第t期的财政分权度；ln[ERit（1）]与ln[ERit（2）]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期的“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同时将二者的二次项加入模型以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Zit为其他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μi和νt表示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3.3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在计量模型中，权重矩阵是外生的，本文采用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同时以地理邻接型、经济距离型权重矩阵作为对比，并分别进行矩阵行和单位化处理。

（1）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Wd。权重设置采用两省份之前距离的倒数：

Wdij=1/dij，（i≠j），Wdij=0，（i=j）。其中dij是通过经度和纬度位置计算的省会城市的地表距离。

（2）地理邻接型权重矩阵Wc。若两省份地理相邻，Wcij=1，（i≠j），否t，Wcij=0，（i=j）。

（3）经济距离型权重矩阵We。权重设置采用两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倒数：Weij=1/|Yi-Yj|，（i≠j），Weij=0（i=j）。其中，Yi为第i个省份在1998―2013年间经GDP平减指数平减后的地区GDP平均值。

3.4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生态效率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财政分权度、环境规制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科技水平、产业结构、投资开放度、贸易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及其二次方为控制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各变量的指标选取如下：

（1）生态效率（EE）。生态效率（EE）利用前文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计算所得。生态效率的时间滞后项（EEt-1）是滞后一期的生态效率，用来验证生态效率是否存在时间惯性。

（2）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程度是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大小的重要指标，借鉴傅勇的研究，财政分权的计算公式为FD=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6]。这一指标使用人均值可以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

（3）环境规制（ER（1）与ER（2））。Bcher将广义的环境规制分为劝导型、合作型、经济型、管制型等类别[15]，因经济型规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符合改革的发展趋势，故本文针对经济型环境规制进行探讨。此外，本文旨在以环境规制水平体现政府的生态保护意识与治理污染的努力，兼顾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将经济型规制分为“治理投入型”指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以及“经济激励型”指标――排污费收入，分别进行衡量与测算。二者分别用ER（1）、ER（2）表示，单位为万元，并用GDP平减指数剔除价格因素抵减为1998年的不变价。

（4）控制变量（Z）。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①科技水平（TEC）：以各省市专利申请授权数表示；②产业结构（IS）：以各省市工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表示二次产业所占比重；③投资开放度（FDI）：以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④贸易开放度（TRADE）：以各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⑤城镇化水平（UL）：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万德资讯、《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实证结果

通常而言，面板数据的估计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根据空间面板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并设置个体、时间双固定。通过表1可以发现：

（1）滞后一期的生态效率EEt-1，其回归系数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国的区域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前期的经济、环境情况对当期的生态效率有着明显的影响。

生态效率的空间滞后项，其回归系数ρ在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下显著为正，但是在地理邻接型和经济距离型权重矩阵设定下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生态效率在经济水平相近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在地理空间上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且因为地理邻接型权重矩阵只能测度相邻地区的空间依赖现象，所以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比地理邻接型权重矩阵更为显著。生态效率的地理空间聚集现象表现为，高生态效率区域被高生态效率区域所包围，低生态效率区域被低生态效率区域所包围。

（2）财政分权（FD）的回归系数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乐观，经济自主性较强，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利益驱动和现有的激励体制下，更愿意发展经济，而忽略环境质量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较低，地方财政来源有限，财政支出受到中央财政补助的制约，自主性较差，在战略选择上会倾向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安排，对环境的掠夺害降低，反而有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

财政分权的空间滞后项，其回归系数θ在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下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策略互动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中具有较强的负向溢出效应，具体来说，临近省域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本地区的生态效率越差。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现有的晋升激励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往往导致财政支出偏向生产建设，忽视环境投入，财政分权的空间依赖性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围省市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政府竞争，生态效率成为牺牲品；其二，生态效率的下降具有负外部性，而提高生态效率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在环保事务中存在一定的“搭便车”心理，缺乏致力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以致生态效益不断恶化。以上证明假设H1是成立的。（3）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ln[ER（1）]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二次项系数为正值，且均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表明“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U型拐点之前，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处于较低水平，对环境改善的作用十分微弱；此外，政府治理投资的增加，还会挤占经济建设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故规制的强化反而导致生态效率的下降。在拐点之后，政府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治理项目的投资均处于较高水平，用于污染治理的设备、技术因有资金支持得到较大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开始显现。

同时我们发现，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ln[ER（2）]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并无确定关系。与“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有所不同，排污费的收取并不是政府的“主动治理”，而是对排放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的单位征收费用，以期约束企业的过度排污。在中国，排污费的征收制度存在着收费标准偏低、监测力度较差、排污费无法足额征收等问题，这抑制了其经济激励作用的发挥，因而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以上分析证明了假设H2成立。

（4）在其他控制因素之中，科技水平（TEC）与生态效率正相关，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变由于企业生产方式落后所带来的“高投入，高污染”情况，而且能够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提供更为高效的治理技术，减轻生产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产业结构（IS）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二次产业占比越高，生态效率越差。投资开放度（FDI）与生态效率正相关，外资有力地扩张了当地的经济规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且有助于引导产业结构从具有传统优

势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外资密集区的生态效率较为乐观。贸易开放度（TRADE）与生态效率负相关，这是由于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源消耗较多、污染排放严重的产品占据不小份额，加之进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十分有限，使得其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大于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城镇化水平（UL）和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城镇化初级阶段，人口流动加快、二次产业占比增加，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生态效率呈现上升趋势。

4.2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进一步探讨

财政分权在中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力，那么这种经济权力是否一定会导致生态效率的恶化？作为政府行为的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影响财政分权的作用效果？我们在模型中继续加入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构成模型（3）与模型（4）进一步探讨。

EEit=α+bEEi，t-1+ρ（WEE）jt+c1FDit+θ（WFD）it+c2ln[ERit（1）]+c3{ln[ERit（1）]}2+c4{FDit・ln[ERit（1）]}+dZit+μi+υt+εit（3）

EEit=α+bEEi，t-1+ρ（WEE）jt+c1FDit+θ（WFD）jt+c2ln[ERit（2）]+c3{ln[ERit（2）]}2+c4{FDit・ln[ERit（2）]}+dZit+μi+υt+εit（4）

通过表2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财政分权与两种环境规制交互项的符号在三种权重矩阵下均为正，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优化了生态效率。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自增强，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和政府竞争的压力下确实有优先发展经济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也和该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且关乎该地区的整体形象，在招商引资、引进优秀人才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地方政府不会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状况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中国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的，它是政府环保意识及治污能力的集中体现，若有足够的政治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提供较高水准的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那么在经济与环境的“拉锯战”中，财政政策和支出结构会更加兼顾二者的协调发展，因而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使得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作用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转变。这证实了假设H3的成立。

4.3区域层面的实证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存、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比较区域间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将样本分为三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报告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通过表3的对比可知：

（1） 三大区域财政分权（FD）的符号均为负，且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表明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不利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财政分权空间滞后项的系数θ只在东、西部地区统计显著。通过对财政分权的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按财政分权程度由高至低排序，位列前十的省份全部来自东、西部地区，这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客观现状是相符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区域，投资及贸易较为活跃，经济发达，政府财政自由度较高；而西部地区地域开阔，人口基数较少，再加之不少省份分布着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政府政策上较为倾斜，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使得西部地区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额较大，因此东、西部地区呈现出财政分权程度较高且分布集中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地方政府竞争、强化地区间的财政策略互动，财政分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得以显现。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且人口密度大，财政分权度低，低水平的财政分权集聚致使财政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2）三大区域的“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东、中、西部地区的拐点分别在ln[ER（1）]值为11.04，13.83与10.88处，但是通过计算，1998―2013年间东、中、西部地区的ln[ER（1）]平均值依次为10.70，10.53c9.99，均未达到拐点，这说明中国污染治理投资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改善的积极作用受到约束并未完全得以展现。此外，“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对生态效率的提高没有明显效果。

（3）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符号为正，且中、西部地区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一方面，这确实反映出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导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减弱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负效应；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坐落着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地方政府在连点成线的“GDP锦标赛”中，环保投入相比经济建设支出略显单薄，环境规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较为有限。

4.4稳健性检验

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对本文假设理论的验证至关重要，以上从支出角度衡量了财政分权度，本小节从收入角度选取指标对全国层面的财政分权、h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关系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财政分权（fd）=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收入。结果显示，各指标的系数符号与表2基本相同，由此可知，主要解释变量的测度变化并未改变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进一步证明假设H1、H2、H3的合理性。由于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省略。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区域生态效率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区域生态效率与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及“空间溢出”效应，且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二，在晋升激励作用下，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负向的，且这种负向影响通过区域间的“空间溢出”作用进一步导致生态效率的下降。其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治理投入型”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但目前三大区域的规制强度尚未达到拐点；“经济激励型”规制则无显著影响。其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将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及相关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东部省份应发挥生态效率高值区的“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通过环境规划、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清洁技术帮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此外，中央政府应针对生态效率的“时间惯性”而逐步建立更为长效的环保考核机制，地方政府在环保事务中应客观务实，杜绝“面子工程”与“形式主义”。

第二，中央政府应着力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政绩考核体系，推动地方政府各项职能的发挥。首先，财政分权应建立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承担着本地区发展的沉重负担，在现有激励体制下不得不放松环保方面的努力，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适当提高节能环保资金在专项转移支付中所占比例，补偿地方政府在环保事务投入中的正外部性；其次，改变以GDP为主的政绩观，在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适当提高环境管理、生态保护等环保考核指标所占比重，激励地方政府调整支出结构，兼顾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应采取“治理投入”为主，“经济激励”为辅的环境规制，并对现有环境规制进行逐步完善：一方面，针对东、中、西部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均未达到U型曲线拐点的现状，各地方政府应主动增加各项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以促进环保资金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完善排污费等“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制定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加强排污检测与管理，使得其经济激励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

第四，各级政府应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明确各自在环境保护事务中的具体职责，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严格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加强对高污染企业的处罚与整改力度，同时确保环保类财政预算专项资金的合规、高效使用，切实增强污染治理能力，以促使财政分权在经济、环境中发挥“援助之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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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gional eco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LUO NengshengWANG Yuze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dopts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which contains undesirable outputs to calculate the eco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13， and analyzes ho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fluence regional ecoefficiency based on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Our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ecoefficiency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ime inertia and spatial spillover. Secondly， due to 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ecoefficiency decreases when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mproves， and the correlation ha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high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vel. Thirdly，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egional ecoefficiency. We fin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estmenttype regulation and ecoefficiency， but incentivetype regulation doesn’t show a significant impact at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s. Fourthly，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ises， the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coefficiency will change from ‘grabbing hand’ to ‘helping hand’. Therefore， the areas with higher ecoefficiency should exert their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optimize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guide it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logy.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investmentty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upplemented by incentivetype regulation. We must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mot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o play the role of ‘helping hand’ in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gional ecoefficiency；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