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权益流转的影响论述

作者：王一天 夏显力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富余现象突出，而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而土地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农业各种问题的核心［1］。笔者研究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制度创新和我国目前的现状，分析影响流转操作的因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希望能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1数据收集

为了深入探寻影响农地流转的各种因素有哪些，在西乡县农调队普调的基础上，选取了267个行政村中随机选取了10个，每个行政村中又随机选取了30户，主要运用调查问卷法与面谈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调查问卷、小组访谈等调查方法，共调查3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回收问卷280份，有效回收率93．3％。样本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陕西省西乡县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农村土地流转环境调查；第三部分为该农户是否参与了农地流转及具体流转现状。

2调查结果分析

2．1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被询问者有男245人，女35人，平均年龄是48．3岁。高中以上文化水平70人，初中文化水平175人，小学以下文化水平35人。村两委干部84户，非干部户196户。280户的家庭总人口是1027人，其中有323人外出打工，年总收入是387万元，人均年收入是12000元。调查户的实际耕地面积合计为207．19hm2，户均333－667m2，其中：转入面积是101．64hm2，转出面积是105．55hm2。其中，受教育年限对农地流转的作用尤为明显，但与传统的文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行为越易发生的观点不同，却支持了张文秀等（2005）在成都平原的“倒U”结论，即文化居中的那部分农户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行为，而文化偏低或偏高的那部分农户由于某些原因不愿将农地进行流转。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和中介机构在推动农地流转时，可根据文化水平这一指标区分重点服务对象

2．2对未发生农地流转的环境因素分析一般限制因素调查表会总结很多影响因素，直接让农户做多项选择，笔者独辟蹊径，选择了如果一些实际因素得到解决，农户会做何种反映，选项有愿意、不愿意、保持现状、不知道四个选项。首先，在调查户中，知道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227户，不知道的有53户。其次，在影响因素中能给出明确答复，且对农地流转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项：①如果没有户籍、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约束因素，愿意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183户，不愿意流转的74户，有23户说不清的；②如果农村社会医疗、养老逐步得到保障，愿意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207户，不愿意的有51户，有22户说不清的。此外，农户根据自己的土地经营状况，愿意转入耕地的有77户，转出的有98户，维持现状的有70户，有35户的情况是要先找到工作才有可能把土地转出。其他影响因素的虽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却反应了农户的心声，因此笔者将其统计结果进行了统计，希望为政府制定更合适的农地流转政策提供依据。具体结果如下：42户担心转包不合理，54户担心转包费不到位，85户担心政策不到位，41户担心自己以后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其他68户是根本没想过将土地转出。根本没考虑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占总农户的24．5％，其中前文介绍有53人占总人数的18．9％根本不知道农地流转占77％。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有人不知农地流转，反映了我国各级政府对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力度不足，信息传播渠道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85户（30．4％）担心政策不到位，在四个担心要素中高居首位，说明要加速农地流转，必须提供稳定的农地制度和政策，坚决禁止朝令夕改，人为提供让农户不安因素；其余三项数据，一方面是对农地流转政策、农地流转合同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了解或不信任，另一方面反映农户在城市缺少政策支持，没有归属感，成功立足十分困难。

3影响扩大农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这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或即将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

3．1流转价格、生活是否改善和收益分配因素如果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别人，农户意愿收取对方转让费用一般价格是100－900元／a左右，这280户中有即将把土地经营权转入的133户，转出的91户，没有打算转入转出的56户。感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格较为合理的140户（71．4％），很合理的35户（17．9％），不合理21户（10．7％），低于农户心里预期价格则不利于农地流转。土地流转后生活有很大改善的有28户，有一点改善的56户，无变化的有28户，变差的有14户，其中认为生活得到改善的占66．7％，变差比例为11．1％，农户自身和各级政府要深入分析生活变差的真正原因，而土地流转后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是影响流转观望者的一项重要指标。有95％的农户认为所在村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分配的主体是土地承包人，认为收益分配的主体合理的252户，说不清的28户，不公正的收益分配机制将直接影响农户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整体满意度。

3．2流转方式、规范化、面积和途径分析有意愿流转耕地选择的方式多数是租赁，其次是转包，有60％的农户认为租赁更有利本村的发展，40％的认为转包更有利本村的发展，要选择农户认可的流转方式来减少农地流转的阻力。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175户订立了书面契约，49户订立了口头协议，说明农户的法律意识在逐步提高，农地流转向规范化发展。流转土地面积占拥有土地面积75％－100％的42户，50％－75％的35户，25％－50％的70户，1％－25％的35户，共有57．7％的农户农地流转不足一半，土地依然被看作是农户的命根，是农户最后的依靠，不会全部被舍弃，因而可以将弱化土地和强化社会的保障作用作为今后的方向。在土地流转途径的调研中：自己寻找承包方的占140户，村集体组织的105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14户，有21户种植亲属的地，以自己和村集体流转为主，经济合作组织对西乡县经济发展拉力不足，带动效应不明显。

3．3农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在土地流转中遇到问题找村委会协调的252户，自行解决的14户，直接找承包方解决的7户。村委会协调是纠纷处理的最主要，同时最重要的形式，具有极大的自限。我国土地产权的不明晰，法律、政策制定的不完善、不具体，村委会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再加上我国村干部整体素质不高，为农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埋下了隐忧。纠纷处理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转者和观望流转者的选择。

4研究结论

笔者主要是基于对陕西省西乡县30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面谈相结合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对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和已经发生农地流转行为两个角度，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所获数据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总结。具体表现在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影响呈“倒U”分布，开展农地流转工作应从文化水平中等的农户开始，带动其他文化水平的农户加入；对未进行或即将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户籍、子女就学问题和农村社会医疗与养老保障问题是最重要的限制农地流转的因素，政府应该作为重点予以解决；对已经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研究影响扩大农地流转的因素，流转价格合理、生活得到改善和收益分配公平，有利于农地流转、流转方式、规范化程度和途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地流转，而纠纷处理满意则是农地流转顺利进行的最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