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效率影响综述

【摘要】当前，外商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逐渐形成产业链整体投资，即根据所处供应链环节的特点，将众多外资企业在某地聚集起来，从而形成外商群体投资（FCI）。外商群体投资也可被视为外商直接投资（FDI）项下的一种具体的、链条式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将对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

【关键词】外商群体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效率 溢出效应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在GDP总量等经济数据上往往能排在国内前几名，但就FDI这一指标而言，浙江的发展现状却稍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过去十年内浙江的FDI总量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的势头，但占全国FDI的比例却不算高，相较于广东、江苏等外商投资大省仍有一定差距。

例如，201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57.4亿美元，浙江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0.0175美元，仅占全国的10.4%；而同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02.61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比重为19.2%。可见，浙江的FDI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浙江省的FDI整体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也即FDI正逐渐加重其在浙江省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分量，因此这也意味着浙江省发展FDI的潜力是巨大的（同时，可以预计到FCI的占比也不会很高，因此可能FCI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不如其它省份效果明显）。

图1浙江省历年FDI占全国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即溢出效应；而广义的定义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指的是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一种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从而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群体投资是指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外资集聚，但这种聚集是位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因此范畴小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溢出效应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早期对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上，直到Olfsdotter（1998）将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基础设施状况等也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当中。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区域因素和企业因素，企业因素主要侧重于体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包括内外资之间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和资金差距等；区域因素则体现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包含了地区间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外对开放程度等。

一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技术水平

研发（R&D）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规模和强度指标。它是指在科学技术领，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Fredrik Sjoholm（1999）发现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当地企业将无法获得技术溢出，甚至出现挤出效应。

Borenztein（1998）和Blomstrom（1994）发现技术水平对溢出效应存在着门槛效应（development threshold）。他们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

Findlay（1978）认为：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可以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越容易获得正的技术溢出。而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认为，溢出效应的获得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陈涛涛（2003）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竞争更为激烈，是由竞争机制导致了正的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要想模仿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企业自身也得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要想拥有这种技术实力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但是一般来说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比较难衡量的，一般所指的研发投入量都是地区的值，但是当地的研发投入能否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其当地的科技水平能否很好地运用到当地企业的发展当中去。

二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人力资本

Blomstrom和Kokko（2003）认为外资的流入为当地劳动力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潜力，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Borenszteinetal（1998）将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量化指标将人力资本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他发现了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才会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还发现了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东道国企业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

Keller（1996）指出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溢出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只有当新技术的引进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不断提高的时候，才有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到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东道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能力，后者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接收和应用跨国公司地先进技术时就会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