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因后果

1960年12月,日本政府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由此迎来了从1961年至1970年的“黄金十年”。扣除物价因素,到1967年,日本提前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翌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近日,一场以富民为主线的收入分配改革大讨论,正在中国学界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关于日本1960年代初进行的这场收入改革的经历被一次次提及,以作为中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参考。

“历史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仅从收入翻倍的角度来理解日本这场变革,盲目地借鉴一些表面经验,而不是将视野拓宽,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探寻这场变革的根源和本质,只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扭曲机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斌教授,向记者抽丝剥茧地道出了日本那场变革的实质。

七八年时间实现翻番

1960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历史拐点――结束了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不足、城乡差距日益明显,种种因素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劳资矛盾凸显。

“关于日本下一步的经济走向,当时的日本主流经济学界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期,将告别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刚刚开始,应该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许斌说。

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采纳了后一种观点。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从1961年至1970年,实现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实际收入翻倍。

相应的具体措施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升级、鼓励高生产率产业,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很好效果。“按照测算,要十年实现GDP和收入翻倍,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和收入年均增速均应为7.2%。实际上,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增速和收入的增速,每年都达到了10%以上。因此,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实现了GDP和人均实际收入的翻倍。根据权威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以2000年不变价格估算,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为7118美元,1968年已经翻倍为14382美元,到1970年为17345美元,十年间实际增长了1.45倍。”许斌表示。

收入倍增计划缩小了收入差距。196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是0.33左右,国民幸福指数也很高。十年间,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许斌介绍说,当时日本银行存款率为7.2%,显著高过通胀率,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

经济增长是根本

“我们在解读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绝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在分配领域增加收入的措施。而应该看到,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计划,其次才是收入增长计划。”在许斌看来,只有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并借鉴其中的经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当时的日本政府究竟抓住哪些新经济增长点,才创造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许斌总结出三点:城市化红利、技术红利和开放红利。

第一,城市化红利。1960年代初,日本人口红利结束,政界和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城市化红利的作用。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收入差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1950年代末,激进团体的活动和罢工频频。但是,日本城乡收入的差距同时也带来城市化红利。195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是日本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并于1975年实现城市化率75.9%。

第二,技术红利。19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尽管日本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利用这个差距可以创造技术红利。

当时,日本在高科技方面主要模仿欧美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后实现自我创新。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第三,开放红利。当时日本政府已认识到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对外贸易上更加开放。1960年,日本贸易自由化政策起步;1963年,日本加入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日本举行了东京奥运会……

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红利,反过来也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开放带来的贸易收益让全体国民受益。”许斌表示。

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

不过,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收入倍增计划并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往消费拉动型社会成功转型。从CEIC数据来看,1961年至1970年,日本消费占GDP比重最高时为54%,最低为48%。而投资占GDP比重最高时为40%,最低为32%。十年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变。“这说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仍然靠投资拉动。居民收入增加的确促进了消费,但这是依靠投资完成的。日本当时并未完全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许斌说。

其次,日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很少。当时日本以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手段,股市等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很不完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必然需要健康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金融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完全不匹配,这也为后来日本经济泡沫埋下伏笔。”

最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对人才的培养过多强调理科素养,而忽视了人文教育。“这造成一代日本人才思维过于机械化,导致日本科技创新后劲不足。”

中国须借鉴日本经验

回顾日本经济史,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其中的经验。

在许斌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与196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有太多相似之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比例不高、城乡存在明显差距……太多的相似之处背后,是相似的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技术红利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城市化红利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推进城市化方面,日本只有短短15年城市化红利,而中国远远不止,未来中部和西部地区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方向。”日本政府一直对城市布局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5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在引进技术方面,日本的做法是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在此基础上,日本创造出了以丰田为代表的制造业神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

在对外开放方面,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只有开放经济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时,主要在贸易领域开放,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当滞后。这一点值得中国反思。中国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既要谨慎,同时也不应过分推阻。

许斌认为,最重要的是,1960年代时,日本学者积极思变,政府领导力卓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抓住了历史机遇,创造出“黄金十年”。现在,中国同样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应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学习如何审时度势,积极引导全民共同努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的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