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末的日本面临着与我国当前类似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四大差距（即农业比非农业落后，中小企业比大企业落后，其他地区比东京、大阪落后，各阶层收入差距较大）、低成本粗放式增长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增长。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从1961年至1970年十年时间，实现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实际收入翻倍。这个计划的实施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并成功帮助日本实现了民富国强的目标。尽管国情不同，但是其计划中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等经验和做法对于当下我国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来说，还是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抓住劳动生产率是核心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包括四部分，分别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未来国民生活状况。计划的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就业，将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并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二是不断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具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实施“充实社会资本”工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实施贸易和外汇管理自由化。四是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五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加教育和医疗的直接支出等。其中，通过产业高端化发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

日本产业高端化的重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改善产业结构，提高重化工业的附加值，并通过具体诱导政策加以实施。比如支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推动企业建立大批量生产方式，推动专业化分工，建立商品规格标准，实行产业联合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通过优惠税收、加速折旧等制度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开展经济外交，确保低廉海外原料和燃料稳定供应；合理布局产业和建立新工业园区；振兴科技和培育新产业。

通过建立良好的产业秩序来加速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也成为计划中的亮点。日本先后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用来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减税和财政补贴协助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其他做法还包括：扩大技术先进的中小企业规模，鼓励其兼并、重组、改造落后企业；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中小企业相互间的分工体制，化解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系；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市场以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从1960年到1975年，日本的高中升学率从57.7%上升至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至34.2%，科研经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0.9%上升到1970年的1.3%。1968年日本GDP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通过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基尼系数显著降低，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实现了国民收入与国家经济的同步增长。

从相似之中找借鉴

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与日本当年有颇多相似之处，如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城乡间、企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尽管国情各有特点，但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们仍有借鉴之处。

居民的收入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拉动内需，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生机，因此其“计划”的主导思想是，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通过民富实现国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但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内需难以扩大。十报告首次提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有利于扭转这种失衡状态，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北京，人均GDP指标已经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十分强烈，这就要求政府要切实转变发展观念，民生优先。只有这样，才能在收入倍增、扩大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关系。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收入增长的坚实基础。劳动生产率是体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大转型计划。日本的实践说明，要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不仅要着眼于分配本身，更要紧紧抓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核心，因为这是收入增长的坚实基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有三个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一是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将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北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75%，在此方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促进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加快服务业向金融、科技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升级。二是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注重教育和研发。通过对教育、科技以及研发的大量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快速转型。

明确收入增长的重点群体。日本不仅提出总体的国民收入增长目标，更明确了收入增长的重点群体，即城市低收入职工阶层和农民。对城市职工，日本推行“最低工资制度”，政府按地区和产业的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个类别，每个类别确定同业最低工资，并确定每年增加量，通过对增加量的执行来逐步调整收入差距。农民增收比较难，政府为农业提供大量投资、贷款和补贴，以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式来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增大城乡劳动者的报酬、加大对中低收入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日本政府有力地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形成。目前，北京市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在落实收入增长目标时，我们不能只有人均收入增长翻番的单一目标，还要细化农村、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收入增长的目标，并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实现该目标，而不是笼统的规定。只有实现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翻番，才有希望缩小收入差距。

权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府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干预并不代表政府包揽一切。在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中，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和采取的方式有明确的界定。第二部分“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列有详细实施方案，均为必须完成的指令性任务。第三部分“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再加以政府公共行动共同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通过行会、商会等中介组织指导企业发展以完成计划。也就是说，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加强监管、提供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发展普遍仍较为滞后，政府不得不插手微观事务管理，要想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一个应尽快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