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摘 要：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并以中国近30年的制度变迁为现实依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主要以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及非国有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度量指标，研究发现三者程度的加深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可见，制度变迁乃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原因。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被人所关注。因此，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这种高速增长又恰恰是伴随着制度变迁的，其大致主线是由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来讲，这一变迁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978年至1984年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扩散过程；第二，1984年至1992年城市强制性变迁的推广过程；第三，1992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革和创新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制度变迁又表现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国有经济成分比重的持续下降，私有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比重的上升；二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三是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变迁。而中国这种制度变迁所引致的增长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这恰恰给我们研究包括制度在内的各因素在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很大方便。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主要结构如下：首先，对有关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其次，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改进有关对制度变量的估算方法，以便为计量模型提供可靠数据；接着，是实证分析过程和结果；最后，给出相关总结。

一、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建立经济模型时，往往会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前提。不过，即使在完全有效的经济体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十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打破“马尔萨斯循环规律”，特别是英国更是一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这个时期的英国在工业和农业的技术上的变换一般说来是没有的”（诺斯， 1984）。两国“工业方面的发展同农业一样要归因与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财产所有权” （诺斯， 1984）。由此可见，缺乏经济制度的纳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都会显得不足。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将近35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一事实也被证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很大关系。如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有关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成了热点。比如，沈坤荣（1999）采用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就我国的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指出改革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迫切性；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其中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林毅夫（2002）也认为是制度变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卢现祥（2000，2003，2008）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和改革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的研究或是理论模型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或是只有很简单的回归关系分析，而没有从总体上立足制度与增长的内在机制，仔细考证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而对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实践作进一步的解释。就分析方法而言，定性分析比较多，缺少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进行数量分析。本文试图用实证分析方式，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对制度因素的估算

对于中国制度因素进行估算的文献主要包括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李（1998）、宋德勇（1999）、金玉国（1998，2001）、王文博（2002）等。其中，卢中原、胡鞍钢则提出了市场化指数概念，来测度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程度；李提出了对外开放比率的概念，以此来衡量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宋德勇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三个变量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王文博将劳动力、资本、制度因素纳入模型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他把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合成为制度变量；金玉国则在以上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衡量制度变迁因素的改进指标，该指标包括四个方面：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对外开放程度。但是金玉国的数据期限选择过窄，仅仅包含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的数据，而且不包括本文上文提到的农村诱致性改革阶段的考察，这显然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制度变迁的真实情况。另外，其计算指标中也存在严重的重复和比例失衡问题，比如单独列出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指标，它本来就是包含在所有制结构多样化过程中的。所以，本文在主要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制度因素的估算作了两点明确改进。即：首先，扩大数据年限，使数据变量更充实详细，以便能更真实地反映我国制度变迁的真实情况；其次，剔除并整合有关重复的度量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引入三个因素作为对制度的描述：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主要是宏观层次产权的非国有化）和开放程度，并重新定义如下：

1.市场化程度（SCH）。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

2.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化（FGYH）。非国有化是我国制度变迁的最主要表现和内涵，其突出的特点是国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持续相对下降，和非国有制度经济比重的持续相对上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使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3.开放程度（KFCD）。经济对外开放包含多方面因素，为避免重复计量，我们主要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率来表示。

三、计量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1.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

回归得到：

2.非国有化水平与经济增长：■

回归得到：

3.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

回归得到：

综上所诉，可见三个模型中的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现实依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我们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并且得到如下结论：

制度变量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这与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也是高度一致的。可见，市场化、非国有化和对外开放这三个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因素，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也表明，中国现在应该审时度势，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张连城.经济周期的制度特征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7期.

[3]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4年版，206-209页.

[4]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5]金玉国.1984～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制度解析，统计研究，1998年第5期.

作者简介：诸建乐（1988.12- ），男，浙江温州市人，研究生，国民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