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视角下的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研究

摘　要：农民参与是当代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不可缺少的内容。农民作为消费主体，积极主动的参与权利保障中是我国村民自治、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但是，农民有效参与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农民缺乏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的边缘化；缺乏农民参与保障机制等。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事前立法保护、事后维权救济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健全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机制。

关键词：农民参与　农村消费者　权利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消费者群体的壮大，农民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随之步入大众视线。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农民缺乏高效便捷的救济途径，农村消费维权工作困难。虽然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但农民在自身消费保护中的参与缺位是一重要因素。因此，基于农民参与在消费中的主体地位，本文将立足于农民参与这一视角，探讨农村消费者的权利保障问题。

1.农民参与的理论基础

1.1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权利基础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知识获得权、人格尊严和风俗习惯受尊重权与监督权九项权利。该九项权利的赋予，为消费者参与自身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参与依据，通过积极谋求知悉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掌握有关消费和消费保护的知识技能；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不法行为等方式主动保护自身的利益诉求，而非消极的应对权利受损。农民作为消费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同样享有包括上述九项权利在内的权利基础。作为消费者权利诉求的主体，农民对于自身消费权利的保护需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

1.2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政治基础

村民自治一直以来是我国农村民主建设中实行的基本制度，我国宪法更是予以明确。农民参与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民主参与方式，是民主参与制度的重要体现，是对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补充，更是当代民主法制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农民参与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事实上深深蕴含在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之中。而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不断提高,农民将要求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1]。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来实现农村的民主化治理，发挥农民自主参与的重要作用。

1.3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经济基础

在农村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民作为利益主体，其利益意识愈发加强。农民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带动着其利益意识的觉醒，有了对影响其利益实现的政府和集体行动参与的需要，谋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保证效益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中，必须有合理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

2.制约农民参与的因素

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程度受到农村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农民参与水平随着农民的不同经济生活条件而有所差异。此外，农民对于参与产生的“冷漠”、“无所谓”等心态受如下几方面的影响：1、农民认为其参与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获益；2、农民认为参与的结果并不会给现实情况带来不同，无法改变自身权利受侵害的现状，其缺乏对参与效果的信心；3、农民对参与自身权利保护不甚了解，同时缺乏政府部门提供的参与保障，出现“参与无门”的现象，存在农民参与保障机制的缺失。

目前，我国农民参与的困境集中凸显在如下三方面：

2.1农民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淡薄

农民在参与权利维护、民主法治建设上的态度较为消极，缺少自主性、自觉性与积极性。许多农民没有形成对民主法制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而是抱着从众或随波逐流放任的心态[2]。农民受到知识水平、经济水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缺乏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漠视自身享有的权利。于此同时，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忽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宣传教育活动覆盖率低、形式单一、专业度低，往往都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2.2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的边缘化

《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在制定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农村消费的特殊性，其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消费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往往闭门造车，很少倾听农村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法治应包括两重含，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 。只有农民参与到立法过程，才能提高立法质量，获得社会的认同和遵守，切实保障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目前，我国农村缺少农民参与立法的途径，缺失诉求表达机制。

2.3农民参与消费者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

农村缺乏农民参与的维权机制。对于农民而言，我国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参与方式过于专业化，无法高效便利的解决问题。工商行政部门设立的“两站一会”——12315联络站和消协投诉站没有广泛的予以覆盖，真正做到畅通到村、畅通到户。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真正赋予农民平等的参与权利维护的权利，为农民参与提供良好的平台。因此，农民实际上更多的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无法通过政府组织等提供的参与平台来更好的保障权利。

3.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的建议

3.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

加强农村消费者教育，提高农村消费者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度。消费者对权利认知的觉醒，是农民参与权利保障的基础，是国家保护措施的方向所在。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消费者准则》共45个条款，其中就有3个条款涉及农村消费者的教育问题[4]，由此足可见农村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针对宣传教育，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加大投入，扩大教育活动的覆盖面。有关部门应提高对于农村消费者教育的重视程度，将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和普及性工作，有计划、有目的的扩大覆盖面，真正渗透到农村各角落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全面的教育方案。区别于城市消费者团体，立足当地特点，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符合客观现状的教育方案，全方位、多角度的注意到农村消费需要，使得教育内容具有针对性。

第三，拓宽形式，正确选用恰当的教育方式。在宣传栏中张贴海报、播放宣传片的传统形式曾起到较好效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关注度的转移，形式的变更将会直接影响到宣传效果和农民的参与程度。利用传播更为快捷、信息更为全面的大众传媒（如互联网）；采取形式多样的主题晚会；借用知名人士的宣传影响力等方式改变教育形式，提高农村消费者的参与度。

第四，提高专业度，保证教育工作者的业务水准。要求从事有关农村消费者教育工作的人员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法律意识，熟悉与农村消费者权利有关的法律。在宣传工作中既不不失通俗性又不失专业度，能够满足农村消费者不同梯度的需求。

3.2加强事前立法保护，疏通农民参与途径

农村普遍存在体制内参与渠道不通畅的现象，并呈现出“参与无门”、“参与无用”、“参与无力”的特点。国家未区分农村消费者这一特殊群体，鲜有针对农村的立法。并且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统一，导致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虚化。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借助现代信息网络科技手段，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高度重视和加强消费情报收集和利用的做法，发挥各自优势、多渠道、多层次广泛收集农民的利益诉求。建立一套向人大代表反馈建议、网络互动利益需求征集、听证等一体的农民立法参与机制，使农民参与到立法过程。

3.3加强事后维权救济，健全农民参与的权利保障机制

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建立高效消费维权机制，及时、有效进行维权救济是农民参与农村消费者合法权利保护的关键。农笔者认为，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参与机制：

第一，健全农村基层维权组织，扩大农村“两站一会”覆盖率。努里做好“两站一会”的建设，力争在每个乡镇设立消费者协会分会，在每个行政村建立12315联络站和消协受诉站。借鉴河北省的“四位一体”模式，建成工商部门、消协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全面覆盖的农村维权组织网络。建立以村级维权联络站位支持配合平台，进村入户流动维权服务为主体内容的“农村消费维权流动服务站” [5]。

第二，加强行政监管，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行政部门加强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监管，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行为。政府严格审查违法、违规广告；督促商家自律，严惩欺诈行为。有关行政部门下移监管重心，增强农村基层的监管力量，逐步实现日常规范监督、综合长效监管的目标，切实贯彻上层的政策。另一方面，简化申诉程序，降低申诉成本，增强受理申诉工作的透明化程度，保障农民参与权利维护的成效。

第三，完善农村司法程序，增强农民参与司法救济的操作性。司法程序的启动是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最终手段。由于诉讼程序繁杂、费用高额、专业性强、举证困难等原因，农民利用诉讼程序救济存在困难。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构建高效便捷的司法救济途径：（1）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在农村的集市、超市等地设立小额诉讼法庭，明确小额消费纠纷处理程序。在法定权限内，采取灵活、便捷的方式解决农村消费问题，利于农民参与。（2）确立“消费者团体诉讼”。赋予某些团体（如消费者协会）诉讼主体资格和诉权，使其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和承担诉讼上的权利与义务[6]。（3）扩大举证责任倒置范围。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农村民权利的纠纷，在实际解决中将更多的举证责任转移到经营者身上。将法律保护的重点向农村消费者倾斜，强化对农民消费者的保护和对经营者的限制。

第四，扶持农民自我维权组织，壮大农民参与权利保障的社会力量。单纯靠国家机关自身力量无法全面地解决农村消费者权利侵害问题。民间消费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农民自觉、自发地参与权利保障的体现，是对国家保障的补充，能够有效的监督、协调和推进社农村消费者权利保障体系的合理建构。自我维权组织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农民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使之成为国家适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的中介[7]，成为农民参与的又一高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56.

[2]黄信瑜，胡戎恩.安徽省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农民参与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0,26（4）：6.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第31、34、36条[Z]

[5]姜飞燕.农村消费者权利保护机制研究[J].特区经济,2011(7):178-179.

[6]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董新凯,南炳灿.谈国家对农村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J].行政与法学论坛,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