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物质(二题)

糖

我最早吃的糖，应该算得上糖丸了――一种被甜包裹的药丸，只是我没留下一点儿关于它的回忆。

那时我还没开始记事儿。我是从儿子吃它的情景联想到了我自己，看到他皱着眉头就着温开水吞下了它，眉头像橘瓣立刻舒展开了，无限神往地问还有吗?我知道它一定很甜，足以忘记任何恐惧与不安。

但时光拒绝回头，我已不能也没必要吃它了，它作为我健康成长的痕迹连同它的味道被永远湮没在了并不遥远的起点。

卖叮叮糖的老头又来了。他总是等不及我们家的牙膏用完就来。他一下一下地敲着木头梆子，空洞单调的声音响彻午后，四周楼房敞开窗子探出了头。这是为我们敲响的声音，像接头暗号。叫我们马上下去报到。我飞快地跑到窗台前抓了牙膏，它不大的肚子有一段还是鼓鼓的，里面装着乳白色膏体。我攥着它奔下了楼，我们家住在二楼，因此我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得要早些。我将牙膏递给了老头，他看都没看，接过丢进了袋子，揭开塑料布，一块箩筐一样大的深黄色的叮叮糖躺在筐里，有一角已经被敲去了，就像一张圆圆的大烧饼被谁咬掉了一口。他左手捏一片薄而尖利的铁皮，像石匠用的錾子，右手拿起梆子小心地敲向铁皮。铁皮顺势直下如破竹，一丁点儿薄薄的糖应声倒下，递到了我手上。我多么盼望他能大方地多敲下一点呀，可他像经过深思熟虑似的，每次都是那么一丁点，我彻底失望了，暗暗发誓不再理他了。但嚼着那糖，它甜蜜，清香，有着麦子的气息，黏住了牙齿，可以扯出长长的丝。我可耻地忘了失望和愤恨。到了下次梆子敲响。我攥着一条焊锡冲到了他担子边，那是我在床底下的木头箱里翻到的，它泛着银子似的光泽，握在手心冰凉舒服，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但直觉告诉我它可以和牙膏皮一样换叮叮糖。那个老头见到它眼睛亮了亮，放在手里掂了掂。它像在他掌心跳舞，坠得他的手直往下沉。这一次他破例多给我敲了一点，却比原来薄了，像蜷身的刨花一样，我仍不满意，又不敢说什么，转身默默地走了。

没有人告诉我那糖叫什么，我们只是根据敲打梆子发出的叮叮当当声，拟声地叫它叮叮糖。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它就是麦芽糖。一根扁担挑起麦芽糖走街串村，梆子声像炒豆撒了一路，带给了我真实而吝啬的甜。

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我也分到了一粒宝塔糖。它穿着粉红色的外衣。像浓缩的宝塔。旋起身体一圈一圈地往上生长，到了顶上长成了细细的尖。我想把它带回家，但阿姨要求我们将双手平放在桌上。掌心向上，它就立在左手或右手中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手托宝塔的李天王。在阿姨锐利如闪电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动作一致地丢进了口里。使劲吞下了它。我甚至没来得及嚼碎它。就咽下了它，因此在它完全销声匿迹的今天我无法准确传神地描述出它的味道，但可以肯定它是甜的，却不如叮叮糖好吃。叫我边流口水。边念念不忘。我们真正地对它产生恐慌与畏惧，是在第二天，先是刚儿肚子痛上厕所，从屁股后面扯出了一条长长的虫子。他提了给我们看，吓得我们一哄散了，又提了给阿姨看，她当场就哇哇吐了。随后我们陆续上厕所时发现了虫子。我们终于明白了宝塔糖像一枚螺丝钉，狠命地拧进我们肚子里，替我们驱撵出了虫子，它让我们既好奇又害怕。

我父亲在东机厂职工医院工作，那儿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其中有一个阿姨。姓杨。家在上海。她每年临近年根都要不辞辛苦地奔波回到上海探亲过春节。那时人们对上海的东西就像对上海一样，都有一种狂热而盲目的崇拜与信赖，小到一块糖果，大至一件的确良衬衣，仿佛有了它们。大大的上海才在遥远的地方真实而具体地存在，跋山涉水地闯入生活甜蜜和温暖我们。父亲经常要她捎些糖果和饼干给我们吃，记得有一种奶糖，纸上印着一只白白的兔子。被一层又薄又糯的米纸包裹，吃了满嘴飘散着浓浓的奶香。还有一种糖，像纽扣一样，咖啡色的皮肤。我含了它，它像积雪被我的热情慢慢融化了，除了有些腻的甜和将我的牙齿暂时染成了咖啡色，什么都没留下。当时男孩爱玩烟壳。女孩喜欢集糖纸，我变戏法似的一次次地亮出了那么多糖纸。它们五颜六色，异彩纷呈，崭新而挺括。不少女孩像跟屁虫似的追随着我，只为讨得一张薄如蝉翼的糖纸，这让我既虚荣又风光。

当时沙包堡的商店里仅有一种糖卖，它被装在大肚子的玻璃瓶里，像尊弥勒佛似的坐在正冲着门的柜台上面。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到它们拥挤在一起，几乎要涌出瓶口。一角钱可以买上一大把，却并不好吃。剥开了黑乎乎的像非洲兄弟的脸，吃着有一种地瓜的味道，甜得有些J人，像黑到了骨头里的那种红糖，但在糖稀缺珍贵的那时，它却是唯一唾手可得的甜，阿姨们常常用它来奖励我们，比如谁中午睡觉好了，没尿床了，都会得到一块。阿姨慢腾腾地走过我们面前，我们不自觉地伸出了手，但她心里有数，仔细地注视着我们的脸，并不是往每一只手里都放一块糖，而是挑选着放。这样以糖为标志，我们就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分到了糖的好孩子，另一类是没分到糖的坏孩子。

好孩子都会有糖吃。在托儿所，阿姨们靠这种“排排坐，分果果”的方式，从我们的味蕾开始，对我们进行着好坏对错的教育与奖罚，一些孩子在被鼓励的同时。另一些孩子却被孤立地划到了一边。

是糖做到了这一切。

我的牙齿开始坏了。日积月累的甜破坏了它们，像掏着山洞和挖着地道，它们看上去千疮百孔。深不可测。我的牙神经前所未有地灵敏与发达，它报复似的让我捂紧腮帮痛不欲生。我开始后悔那些蒙头躲在被窝里含着糖沉睡的夜晚。我不敢吃糖了，但我一直在想。阿姨给我糖吃怎么办，我还要不要做个好孩子?

糁

我们这儿习惯将糁汤叫糁。

糁一直是被我误读的一类物质。

糁有两种读音，但都不像我读“sa”。一读“san”，指米饭粒儿；另读“shen”，说的是谷类磨成的碎粒。

作为汤的糁，似应读头一种，才能准确地表达和概括它的美食理想与内涵。但这儿水深火热中的不是米粒儿，而是麦粒儿。

那些麦仁被脱去了褐色肌肤，浑身上下洁白细腻，像在雪地里打过了滚。它们和面粉一起被撒进了肚大腰圆的陶土瓮子或铁皮桶里，添上了水，架上了隔着一锅水燃烧的灶或炉，同此凉热的还有一只鸡，通常是笨老母鸡，当然还少不了姜、大茴等调料。这就像一桶江山，麦仁与老母鸡是君，姜、大茴等是臣，努力辅助君熬出一桶浓厚醇和热情扑鼻的盛世气象，要不怎么叫鸡汤糁呢。

麦仁被柴火或炭火耐心熬煮，水像莲花沸开了，顶得盖子不甘寂寞地张合，像一只蚌。麦仁冲上了花的中央，像高高坐上了莲台，没等坐稳，一拨沉下了，又一拨泛起了，很快自己也绽开了花，像是笑开的，一粒一粒就像爆包谷花。

老母鸡丢失了方向和秩序，开始是在随波逐流。伴着水沸上下沉浮，左右颠簸，像一 件扔进洗衣机里的衣服，被持久强劲的水流旋转得晕头转向。它终于被煮散了架，香气纷纷跑了出来。融入了四面麦仁的汤里，它就以这种粉身碎骨的方式实现了水融。将自身香气全部囚于一桶沸腾中了。

最后，汤平梦静，麦仁与鸡都落了底，水花兀自开放，滚滚热气漂浮游走。

我喝过猪骨头和牛骨头熬煮的糁。骨头们被剔净了肉。光溜溜的，被厚实宽重的刀背砸断。或被雪亮锋利的斧头砍开，露出了白花花的髓，仍然缠绵地连着筋。它们被一股脑地倒进桶里，煮开后撇去了血沫，与麦仁同桶操戈相互煎熬。髓融化了，汤变白了，油星纠聚到一起，密密麻麻地覆在汤面上，似乎没有破绽，被舀子荡了荡。向四边退去。中央现出了一汪乳白。我喝这种糁，老是觉得厚而腻，黏嗓子，有些去不掉的肉的气息。

还有一种羊肉糁。大概是用羊骨架熬煮的，盛到碗里后再添熟羊肉，一下子就能闻出羊的味道，膻的气息真实扑鼻。我觉得它加了麦仁，挂了糁的名号，其实卖的还是羊肉汤，也可以说既不换汤也不换肉，打的只是糁的幌子而已。

只有鸡汤糁，肥而不腻，汤浓味鲜。我想主要是因为鸡吃五谷杂粮，纯粮的精华都长到了骨和肉里。在这上面它与麦仁性情投合，脾胃默契，像一对亲兄弟，邂遁到了一起，当然也就将一身浓香鲜美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与麦仁共煮了一桶高山流水似的美食理想与韵味。

每年夏天开镰收麦后，麦子们找到了自己的家，及时远离了雨水与潮湿。它们中的第一批被烙成了煎饼。熬煮作了糁，乡村和城市上空到处飘荡着新麦的气息，仿佛一个无穷大的粮囤。许多人下意识地吸吸鼻子，奔向黄皮肤的煎饼和水灵灵的糁，挑剔的胃口猛地扩张饕餮，像秤砣落地似的踏实。

喝糁一般吃包子，荤素同蒸，佐以狗肉。但卖糁的兼卖包子，却不卖狗肉。往往是卖糁的生意好了。食客们挤破了门槛，卖狗肉的闻着糁香找上了门，在门前支起了摊子，摊上趴着一只狗头，小山似的身体被盖在了白布下。有的卖狗肉的兼卖一种火烧，形如挎包，就叫挎包火烧，空荡荡的专装天下美食。撕开一道口子，塞入狗肉，就着糁狼吞虎咽如风卷云朵。狗肉与糁一道被消费，谁也离不了谁，而在其他地方大抵是见不到这样卖狗肉的，脱离了糁的狗肉就像没有源头的水，淌着淌着就干涸了。吃就是这么讲究，有些东西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些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相互依赖共存，比如糁和狗肉。

那天我闲来无事，骑上车子跑了很远的路，从城南到了城北，那儿有一个叫“老地方”的店。店不大，三四张旧桌子，一长溜儿面案，正热火朝天地捏着包子：一尊乌黑油亮的大肚陶瓮，被黄土糊在了灶上，正腾腾氤氲着诱人的香气；脚底是黑糊糊的土路，坑洼不平，叠印了许多年前与许多年后的脚印，像跨越世纪的记忆。这回，我进门迎头撞上了一副对子：

上联：老店糁汤犹溢香

下联：新笼蒸包正味美

横批：犬肉温身

我要了这三样东西，埋头边吃边琢磨这对子。这儿我过去常来，想不到很久不来了，一下子就以这副对子让我眼前一亮，勾起了我的食欲，想起了那些被糁和狗肉温暖的冬日，浑身暖洋洋的，像被阳光照耀了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