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研究中问题的过程刍议

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过程概述

问题本身形成的过程发现和提出问题环节，它要求进行探究，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过程。此环节是否提出的问题越多越好呢?首先以提出的真问题为前提。其次，提出的问题应是高质量的。这如同男子跳高，若跳20万次，总是2．45米，你只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若跳过2．46米，你就刷新了世界纪录。可见，并不是提出问题越多越好，而是提出高质量的真问题越多越好。提问的质量与环境(时代和学术的氛围)、实践有关。只有与环境呼应，与实践真正契合的问题才是有质量的问题。提出问题实际上又包括提问和对提问本身的反思两个子环节。提问首先是与环境之间的对话，然后是与实践的对话。对提问本身的反思，是看提问有什么不足，前提是否正确，这个子环节同样重要;分析问题是确定问题与背景知识的关系，对问题性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可能出现的结果等做出初步的估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两个环节确定了知识的可靠性，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此环节是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真正形成的过程。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解决某一个问题时，研究者可能会因自身知识缺陷难以取得成功，或者由于价值方面的考虑，可能暂时放下原来的目标问题，转而去解决另一问题。这表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往往有许多新的问题衍生出来，供研究者去选择。研究者的最高境界不只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决问题，发现新的问题，促进学术的不断发展。问题形成过程总是与问题的本体论(是什么，存在的依据)、价值论(为什么，存在的意义)、方法论(怎么办)密切相关。故研究问题意识必须对问题的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问题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做全面考虑，有机联系。问题(域)的演变和分层过程如果没有对社会科学的整体了解，不知道该问题与哪些社会问题相关，就不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不清楚前人与他人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效果的分析，如果没有对以往和现今人类思想进步、社会进步、教育进步经验的了解，就不可能提出更为合理可行的方案或建议，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实践。问题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总是与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相关，体现出这些特征，问题演变和分层过程实质上是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相统一的过程。问题(域)演变。问题(域)的演变表现在其历史性和不完备性上。因为问题首先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渊源，问题演变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变化、经研究者反思而构成的过程。同一问题，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回答。同一时代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会显现出准确与差异、全面与片面、深刻与肤浅等方面的差异和分野，更不用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了。这个过程受图书馆实践、时代、馆员问题意识强弱、受图书馆的人员知识结构和学识水平的制约［4］。其次，问题与问题的解答是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一个问题本身可以分解为很多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促进研究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他(们)继续发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的提出促使人们急于获得它的解答，这样人们又在寻找解答方法，形成了循环往复。问题分层。问题分解或分层是研究的必经环节，分解意味着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步骤，要克服哪些难点(是理论上的，还是方法上的)，在上述演变过程中，问题(包括根源、选择、陈述、探索)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问题是分层次的。探讨问题分层结构过程，一个有用的方法是陈述导致研究发生困境的基础，然后不断地把原始问题分解成更多的具体问题。下面以信息资源建设为例，论述问题分层的六个方面：管理困境: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如何协调?管理问题:采取何种对策使二者协调?研究问题:采取什么合理行为避免二者的不协调，与此相关的还有什么问题?调查性问题:要想从一系列行为中做出最好选择，馆长、采访人员必须知道什么?测量性问题:获得采访需要的信息，应该问些什么问题?观察些什么问题?决策性问题:给定的研究结果之后，推荐给采访实践指导方向和行为是什么?可见，只有进行如上的分析，才能较深入地研究某一个原始问题。问题的演变和分层，证实了波普尔“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观点的正确［5］。图书馆学问题的发生过程、演变和分层都与特定的情境和局部视角有关，而这种情境和局部视角又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实际是一种创造力，在寻找应然与实然之间差距的时候，要涉及到许多信息。申克•丹齐格认为，创造力可以在最小信息量的前提下产生，亦能在信息完备的充分条件下产生;信息的规模越大，对信息进行创造力加工所依据的现实性的范围也就越大，正是在信息量不够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解决问题和战略的可能性，这些战略和可能性都可以看作是富于想象力和独创性的，而对文化和社会具有极罕见和突出意义的创造力的最高形式，只有在拥有最大限度的信息时才能达到。信息从表现形式上，包括情境信息(主要通过研究者个体知觉、认知、辨识等外部形式表现出来)、潜藏式情境(主要通过研究者个体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深入思维加工等内部形式表现出来)。发现问题首先是个体对外部情境信息做出客观分析与判断，然后借助于个体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基础，进行整合、推理、重组等动态地加工。知识的整合、推理、重组地加工深层次涉及到思维的加工。只有完成这两个环节才能发现问题，这也说明，能够在图书馆学研究某个领域内发现有价值问题者必定是该领域的专家;发现问题既是对知识(包括知识背景、知识基础)和信息的依赖，同时也揭示出不同类型问题在知识需求程度和知识的深度、广度方面存在着的差异［7］。当研究者认识到应然和实然之间产生差距的时候，是不是就认为研究者已经发现问题呢?不能，因为这只是表层的认识，我们还必须对问题的成因、造成的影响作深入的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成因总是与图书馆实践与人的因素有关，由人造成并描述出来的，故研究者分析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应是人(包括读者、图书馆人)与图书馆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人造成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践、缺少图书馆学理论知识或实践知识;缺乏系统分析思想和思维。许多研究者常把问题的症状当作问题来看待，这十分不利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症状则常指问题的不良影响所导致的异常情况和状态。问题在深层，而问题症状在表层;问题是因，问题症状是果。只有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表层症状，才能发现深藏在其背后的问题。发现和提出问题首先应以问题客观存在为前提，其次，明确问题产生的条件:问题与发现问题的人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准确的语言描述，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提问，不可能提问则不能发现问题;再次，发现问题者也必须同时具备如下四个条件:掌握与此相关的丰富的理论和背景知识;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有识别新情况、新现象的能力，能认识到新现象与背景知识的不一致，不相符，并能把事实与理论联系起来，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科学的方法论，有创新和批判意识;要尽可能有完整、清晰的科学理念。以上这些条件通常是综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的形成而言，其作用并不相同。发现问题必须得到图书馆界的共同认同。图书馆现象与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一种图书馆现象能否被转化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该种现象的性质和形式，而在于人们就该图书馆现象、状况的认知。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的形成和存在，其核心的问题不是那些经验上可验证的客观事实，而是那些经验上可验证的认知过程。若问图书馆为什么会存在，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实质是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群体对此问题认知和认知后的社会回应［8］。也就是说，你提出的自己认为具有价值的问题，须得到图书馆界的共同认同，仅自己认为有价值是不行的。总之，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发现要受到许多条件限制，加之，发现问题十分复杂［9］，故发现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将另文论述。

提出问题

研究个体或团队发现问题后，并不是对发现的问题急于进行表述，个体首先根据问题确定其价值，考虑这种问题表述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然后考虑学术共同体十分认同这一问题，最后才是对问题的表述和提问。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在对问题的表述和提问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我国图书馆为什么会产生数字鸿沟?如何认同数字鸿沟?若提出前一个问题就不如第二个问题的价值大。因为比数字鸿沟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人认为，东部发展快并不是完全靠他们的能力发展起来的，对这些地区图书馆的发展不认同才是最大的问题。有些问题(如图书馆学研究如何面对现实问题)似乎前人或他人已经提出，没有必要再提，其实这是误解。图书馆学研究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并非是“图书馆学与现实”老问题的重演，而是以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以及更宽泛的文化理论为立足点，思考所面对的新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两个方面:图书馆的时代现实(中国图书馆现实、图书馆文化现实［10］)和图书馆学自身现实(图书馆学研究现实、新的图书馆现实需要的新方法和理论工具)。所有这些都为图书馆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彻底颠覆了图书馆本体论的理论问题。故只要是实践中发生的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都应该提出和研究。提出问题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疑问题，二是发展问题。前者是指图书馆实践中，对某一问题提出与他人不同的想法和见解，后者是依据自己对某一问题、现象或材料的观察、分析、综合，经归纳或演绎从而提出有价值的、尚需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属创造型活动。提出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活动，本质上则是品质与能力的显露，反映了一个人在认识事物对象的过程中其思维的直觉、独立、批判、求异和概括品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洞察、辨析、类比、推广和抽象的能力，表现了一个人善于思考、积极探索、敢于创新的个性品质［11］。从图书馆史看，一个人若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预示着图书馆可能将产生一场新的革命。清末，徐树兰针对以往士大夫“详古略今”和失败后士林中存在的“尚今蔑古”问题，提出“一曰存古，一曰开新。”“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还针对当时官府藏书深键扃，私人藏书楼秘而不宣的问题，提出藏书楼宜“与学堂相辅而行”，“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外府县诸君到本楼阅书”，藏书楼应是开放的。他发现并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开创了一场革命。

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后，除了正确表述外，为了能保证研究的价值性，还需要研究者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主体的不断反思，包括反思问题的真假问题、问题的性质、问题研究和解决的程度、在哪些方面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持等。二是如何解决问题。因此，解决问题是问题意识中的重要环节。从微观视角看，这一过程受研究者心理、对问题和问题表述的理解、知识结构、思维水平的影响，而这些如何影响这一过程，我们还不得而知，需要继续研究。从宏观视角看，这一过程受解决问题的模式、方法、方法论的影响。同样，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也不得而知，需继续研究。解决问题是按照一定目的，通过对所研究问题的认知，采取某种方法和思维，使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它包括认知、设定目标、观察分析、解决、检验几个环节。上述过程包含着假设、预言、验证三大内容和两种核心方法(规范或实证方法)。根据问题的不同，研究者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问题的目标在于获取科学事实，主要通过观察或实验来解决。而对理论问题则通过逻辑推理、采取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整个过程贯穿着研究者的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有时还会用到非科学性思维(如灵感)。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能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寻求图书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图书馆学不断向真理接近的过程中，它带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正是通过不断解决实际问题而向真理迈进，并表现出图书馆学的真理性和有用性的相通，真理带来了有用的客观效果，有用性也证明了图书馆学的真理性。但应该看到，一方面，解决问题不能代替真理，否则就可能将图书馆学理解为馆内之学。另一方面，能解决问题的理论不一定都是真理知识。图书馆学史上一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如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的要素说等，也都解决过许多问题，并且促进了正确理论的诞生。这说明，解决问题本身并不一定会真正促进图书馆学的进步［18］。问题解决的程度和效果如何，涉及到一个评价问题。不管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都有一个有效思维的问题，囿于篇幅，这两个问题将另文论述。

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关系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19］，陈业奎和尹小红均同意这一观点［20－21］。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研究科学性、有效性和有用性的保证。一种理论对于科学知识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要把每一个论断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22］。这又提出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谁更重要?”的问题。首先，不能一概而论，这应视提出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论。图书馆学元问题、基本问题是一个好问题，但到现在谁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问题仍然是问题，这时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重要。程亚男、范并思、韩继章、程焕文、蒋永福、吴晞等针对图书馆界实际，提出发扬人文精神的问题，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这时提出问题重要。总之，当不能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质量不高、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恰当、提出的问题是假问题时，提出问题重要;问题摆在那里，或问题成堆，不解决不能继续推动图书馆发展，或不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解决问题重要。其次，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有时可能非专业人员也会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他不一定解决此问题。其实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的最大贡献在于解决了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刘国钧先生以解决中文图书分类和编目、构筑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图书馆自动化等问题而闻名于中外。因而，问题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也未必一定会得出科学的结论。最后，爱因斯坦之说是从问题产生的起点而言的，如果提不出问题，还研究什么呢?认为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重要则是从问题解决的结果而言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作者：白君礼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