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不是“哈哈镜”

最近，国内发生了两起“夺人眼球”的轰动事件：一是央视青年歌手大赛“歌手不识国旗”，二是上海“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这两件事本无关联，但由于发生时间相近、报道手法相似，于是“两种原料”在网络媒体中汇成了一道大餐―――哈哈镜q式的“妖魔化”报道。

一、“哈哈镜”中的变形事件

就事件本身来说，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演绎和自由想象的空间，无外乎就是：前一事件因紧张过度所致或确实不知，后一事件因年轻气盛所致或素质较差。但在报道中，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迥然不同。

1.传统媒体的客观报道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报道上看，基本如“平面镜”一样客观反映了事实，其延伸性的反思也都较为合理，符合常态思维。如《北京青年报》对前者的反思是：“紧张”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国旗是每一公民必知的视觉符号，“不知国旗”反

映了歌手公民常识的缺失，也反映了公民教育的失职。“歌手无辜，应该反思的是政府、是社会、是教育。”②这个反思比较到位，既没就事论事也没任意拔高，力求寻找根源。再如《北京晨报》综合了新华社和上海《青年报》观点，对后者的反思是：女硕士擅闯红灯，推搡辱骂交警，在市民中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应加大处罚力度，并提醒广大群众克服从众心理，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路。这个反思实实在在，目的在于从中吸取教训、给人警醒、引起重视。笔者认为，《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对两个事件的报道和反思是客观的、平实的，是建设性的“促进式报道”，这充分体现了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和舆论导向，体现了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更体现了传统媒体一贯的报道原则和政治修养。

2.网络媒体的妖魔化报道与传统媒体相比，许多网络媒体对这两则事件报道完全却“走了样”“变了调”，它们利用可以无限延伸的传播平台，利用可以无限自由的互动场所，“幸灾乐祸”地充分利用这两个难得的“典型”，适时地通过演绎、炒作，近乎彻底地妖魔化了事件中的人物和城市。

针对第一则事件，网上出现了极端的观点，竟然将“歌手不识国旗”上升为政治问题，做出了“歌手不识国旗”就是不爱国的错误性道德判断，这是不着边际、不合逻辑的“上纲上线”，而且又缺乏对事件真相的基本了解。实际上，比赛现场并没有直接展示中国国旗，而是给出新西兰、英格兰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国旗让歌手辨析，当时石占明答出了新西兰国旗，后两个因为不知道就随便“瞎蒙”了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辨析题别说是对来自偏僻地区的“羊倌歌手”，就是现场评委也不一定都能“蒙”对。这种未直接展示中国国旗的辨析题与直接给出中国国旗的指认题相比，显然难度相差甚远，如果是指认中国国旗这样的题，石占明大概能答对的。显然网络媒体严重歪曲了事实。

针对第二则事件，有些网络媒体也是脱离事实地大做文章，它们没有像传统媒体那样从城市文明建设视角去反思，而是沿袭了人们惯用的“拿女研究生说事、拿女博士生说事”的“定式思维”，极尽“热炒”之能事，抓住“女硕士”、“上海”、“东北籍”、“海归”等一系列具有炒作要素的“耀眼词语”，无限放大和极度丑化了这个女士的蛮横。有的说是“道德问题”，有的说是“素质问题”，并夸张地说是“丢尽了中国教育的脸”，将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女硕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集中整治）、特殊的地点（上海街头）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性”报道（妖魔化），试图通过“妖魔化”制造出能够引起轰动的更大新闻。网上也有人说这起事件严重影响了“国际化大都市法治形象”，上海被指责为“最没有人性的城市”，认为“闯红灯”本是极为常见的违犯交通之事，即使态度蛮横、言行过激，但也罚了拘了，为何还要像“痛打落水狗”式的“穷追不舍”呢？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二、“哈哈镜”后的商业目的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认为，媒体在报道时具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③这主要受一种力量支配，这种力量有时来自政治，有时来自经济。一般来说，在市场化的今天，传统媒体的政治约束较大，而网络媒体的经济驱动较为明显。

1.用“关键词”提高点击率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商业性更为突出，因此生存和经济利益对它来说更为重要。那么经济效益从何而来？当然就是“点击率”，于是在“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的今天，“点击率”成了衡量网站成败的首要条件和刚性标准。

那么什么能调动受众的“拇指”来点击呢？当然离不开具有视觉冲击力、夺人眼球的“关键词”。试想，如果“不识国旗”不是发生在央视青歌赛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闯红灯”的不是“女硕士”而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网络媒体还有炒作的“新闻元素”吗？还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两件事吗？实际上，单独看其中每一个词语都是静态的，都不足以形成卖点，只有他们按语法顺序连缀在一起，才形成了动态的“意义链条”，才形成了具有刺激性的冲击力。那几天，“不识国旗”和“女硕士”这两个词“火”极了，成了许多新闻网站首页极力推荐的关键词。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关键词语”仍然还只是一种外显的表面现象，充其量只是获取点击率的手段，而商业利益、广告收入才是藏在幕后的真正目的。

2.不怀好意的追求有人说，好消息往往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坏消息才是新闻”。今天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天然的就是喜欢坏消息，如空难、水灾、车祸、爆炸、瘟疫等。笔者曾对网易“社会新闻”栏目进行过连续3天的统计，结果在总共15条新闻中“坏消息”有11条、好消息和中性消息总共4条。从心理学上讲，好奇心、窥视欲等决定受众更喜欢“坏消息”。

网络媒体对“坏消息”的片面追求，就如同当年美国的“扒粪运动”中的记者一样，“手拿粪扒目不转睛，专注于腐败堕落卑劣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④上述两则新闻“歌手不识国旗”和“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实际上都属于“坏消息”，因此也同样博得了网络媒体的“青睐”，虽不是“揭黑类”新闻，但其使用手法和追求目标都与“扒粪者”完全相同，应该说是网络“扒粪者”的典型范本。从

使用方法看，无外乎就是尽可能往最坏里写，于是“不识国旗”就上升到“不爱国”的政治高度，“闯红灯”就是“道德差”的另种解读，还好歌手石占明没有失去决赛资格，而那个“闯红灯”的女士却在沉重的压力下辞去了工作。应该说石占明是幸运的，但他的幸运不是网络媒体的“口下留情”，而是部队领导的开明和央视的实事求是，这“应该视为社会的成熟和进步”。⑤从追求目标看，无外乎也就是商业利益，争夺眼球，提高点击率。

笔者认为，偏重坏消息是网络媒体“不怀好意的追求”，是一种偏离专业理想、动机不纯的“恶意炒作”，这可能与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功利、短视心理与价值取向有关。今天看来，低觉悟的“看热闹”的“幸灾乐祸者”以及“唯恐天下不乱者”还大有人在。

与传统媒体比，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对社会效益、负面影响考量得少，因此在专业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博弈中，后者经常占有上风。

这种情况下，网络媒体就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追求”演变成了“哈哈镜”。

三、“哈哈镜”前的理性受众

“歌手不识国旗”和“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两则新闻一经网络扩大、变形报道，立即引起了受众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但受众并没有像网络媒体期待的那样去随波逐流地谴责“歌手”和

“女硕士”，相反却对两个当事人给予了一定的合情合理的宽容和理解，同时也惊人一致地转而将批评和讨伐的矛头共同指向了网络媒体。

这是网络媒体所始料未及的。

1.网民的自我判断力

针对“歌手不识国旗”事件，有的网民认为，现场比赛由紧张而导致“大脑暂时短路”实属正常，况且题目本身也并不是直接指认中国国旗而是辨析另外三国的国旗，难度很大，即使台下评委也不一定都能答得上；有的网民认为，“歌手不识国旗”与“爱不爱国”没有关联，根本扯不到政治层面上，只是说明歌手心理素质太差或不懂生活常识；更有网民认为，余秋雨的“离谱”和“痛苦”

批评之语有过重之嫌，毕竟同场次和相邻场次也有许多类似将成语“杯水车薪”理解为用一杯水作为给车夫的工钱、大力神杯与火车有关、焚书坑儒是宋朝的铁木真等幼稚无比的答案，那么有哪一条被抓住不放、遭到了潮水一般的愤怒口水呢？笔者认为，网民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既合情又合理。我们的媒体对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羊倌歌手”“不识国旗”竟然不惜笔墨，大做文章，炒得热热闹闹，那么有谁注意到了香港回归和奥运颁奖中不会唱国歌的众多的官员和运动员呢？我们又有谁去指责和批评他们了呢？与歌手相比谁的负面影响更大呢？难

道能指责这些官员和运动员都不爱国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宽容理解一点儿、实事求是一点儿。

我们再看一下网民对“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事件的看法。有的网民认为，女硕士当时可能心情不好或有不顺心事，其过激行为也可能是长期积攒在内心里的压力在缺乏冷静处理情况下的暴发和释放，否则不会那么蛮横凶恶地顶撞和推搡交警，是“尴尬人”巧遇“尴尬事”，我们应给予一定的宽容；还有的网民认为，“女硕士闯红灯”肯定是不对的，被逮并对其进行教育和罚款也实属应该，但行政拘留、公开道歉和接连不断的媒体恶意炒作实在有些过分，最终给女硕士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毕竟女硕士的言行并没有达到遭受处罚所规定的“情节严重”之程度；甚至还有网民说，交管部门早就扬言要从高素质人抓起，这个事件是有意“炮制出来的”，是交警“杀鸡给猴看”。我们无法判断这些说法的准确性，但从态度中可见出网民的理性和宽容，以及网民的多元化思考和对事件本质的探求。这种成熟表明了一种进步，毕竟他们不是可以随便“作弄”和“拿捏”的“愚民”了。

2.媒体期待与受众反应的错位

传播学原理认为，传媒报道新闻时对传播效果都有一种心理期待，一般来说，传统媒体的期待偏重“社会效益”，网络媒体的期待偏重“经济效益”。从两例报道来看，传统媒体关于公民常识教育和文明素质教育的反思都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双方达到了一致和吻合，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媒体的报道是成功的；而网络媒体“爱不爱国”的政治剖析和“野蛮凶恶”的人身攻击却遭到了受众的抵触和反对，这也反映出网络媒体报道是拙劣的、失败的。因为经过近十年的考验与磨练，网络受众已具有了一定的分辨力和判断力，特别是在网络媒体公信力一路下滑的今天，他们不再是像被枪弹击中一样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的“傻瓜式”阅读，也不再是非理性的停留于事物表面的“感性化”判断，而是能够透过变形的、扭曲的“哈哈镜”去寻找“真相”，去比较“哈哈镜”前与后的虚拟与真实、现象和本质。

3.受众对网络媒体的批判

网络媒体本来是希望进一步把受众引向对歌手和女硕士的谴责和批评高潮中，借此提高自己的点击率进而提高网站的广告收入，但没想到事与愿违：一方面广大受众对两个当事人给予了宽容性理解和充分的同情，当然理解和同情是源于客观事实，而非是无原则的、无根据的；另一方面广大受众终于识破了网络媒体“妖魔化”的用心，因此他们一致将谴责和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网络媒体，使其原本就不太高的公信力再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透过这种宽容与同情、谴责与批评，我们看到了广大网络受众的理性和成熟，也显示出了许多受众正确的价值观和较强的辨别力。这便给网络媒体敲响了警钟：请收起你迷惑人的“哈哈镜”吧，受众不再是任你摆布和宰割的“羔羊”。面对虚假和炒作的新闻，受众不但有权拒绝，而且还有能力和本领“说不”。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①③参见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第2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⑤张天蔚：《歌手不识国旗的深层反思》，《北京青年报》2006年5月15日

④章敬平：《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年月》第253页，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