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浅理解

摘 要：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升温，无论是高校学者还是政治评论家甚至政府官员都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引发了又一轮讨论热潮。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环境和世界环境方面进行考察，对中国模式加深认识，从而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中国道路

一.“中国模式”的产生背景

中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海内外对于中国飞速发展原因的猜测，许多人总结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应当归功于过去30年的自由化进程，同时也不能忽视拥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政府带来的稳健程序和所实施的独特的改革政策，2002年，卡瓦吉特・辛格首次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也可以看做是西方第一次系统提出的中国发展道路理论。

当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首先始于中国内部，事实上，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模式”，原文表述是“中国的模式”。邓小平回顾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非复制他国的“模式”，因此不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照搬“中国的模式”。之后的1988年，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一文中，他运用了“中国自己的模式”一词，再次表明中国建设的成功经验是“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眼中，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思考，反复探索从而找到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解决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所作的抉择，所走的道路和所用的方法，他反复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海外有关“中国模式”的探究分出了三种派系：一种认为“中国模式”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巨大“引擎”，这种观点多见于海外经济学家，例如世界银行前驻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还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德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还不能被称之为“模式”，而是一种仍处在形成之中的“变体”，甚至更像“东亚模式”和“维权主义升级”在中国的综合改良，而不能单独的成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之所以有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只是“实用主义”和“广泛自由化”的红利。这一阵营不乏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大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例如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沈大伟，美国前副国务卿谢淑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虽然目前看来不能称之为“模式”，但是前景是可观的，从它的组成部分来说――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特殊点，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比较有借鉴意义，他们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无论是政治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是渐进的量变过程，在这一过渡期内谈论成型的“中国模式”，显然为时尚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例如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教授托马斯.海贝勒等。当然，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只是从政治，经济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虽然他们的观点分歧都很大，但总体上讲仍然属于上述三种的范围内。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

要深入研究“中国模式”的内涵，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其他几个核心概念，“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道路”。

1.“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提出者正是乔舒亚・库珀・雷默，他在《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研究报告中，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拥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有利于国家腾飞的政治经济战略，这种成功在于对发展策略的正确选择和对政府角色传统理论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政策和路径控制已经能够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并且“在许多重要领域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②”

“北京共识”概括为三点元素：基于创新的发展；不是以GDP的增长而是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平等程度来衡量经济的成功；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主性。我们应当看到其中的不符合实际的部分：首先，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是以创新领导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大力促进“自主创新”的今天，我国由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也是不理想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海外的先进技术支持。其次，虽然我国的目标是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作为发展的评判标准，但在改革时期，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分配的公平性也并未得到保障，表现为区域差异较大，贫富差距明显等社会问题。

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北京共识”的积极意义：首先，证明了改革的巨大进步为世人瞩目，这是我们30年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邓小平关于国家建设思想正确性的证明。其次，在谈到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自主性时，雷默的看法是正确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③”这就是“北京共识”中蕴含的“中国模式”思想，“中国模式”在此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这种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来分析问题，将马列主义活的灵魂贯穿于整个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结合中国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得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