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明清以来嘉湖地区耕牛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 太平天国战争;耕牛;湖州;嘉兴

〔论文摘要〕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及耕作技术。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带来的牛耕,虽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的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道路进行着。

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铁搭替代耕牛是农业史上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陈恒力和王达等学者认为,铁搭的普及是由于耕作技术、小农经济和赋役条件造成的;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原因归结为人口压力。但明清以来江南牛耕逐渐减少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陈恒力与王达还首先注意到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江南犁耕再次普及所起的作用。(1)

明清以来江南的牛耕历史,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其一,从时间上看,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战后耕牛数量的变化,他们根据《乌青镇志》的记载,认为战后牛耕得到普及。实际上,在江南绝大部分地方,以民国和时的材料看,太平天国战前和战后耕牛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二,从地区差别上看,江南各地区由于在地貌和种植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太平天国战前还是战后,耕牛数量分布在各府(州)县差异甚大;就是一县之内,也有差异。既然存在这种差异,就不能笼统地说江南牛耕的变化。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分析每一个县的情况的基础上,重新厘清耕牛数量的区域分布,这样就可以找到各区域耕牛数量差别的真正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湖州府和嘉兴府进行讨论。湖州府和嘉兴西部地区是明清以来传统植桑区,嘉兴中东部则以水稻种植为主。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作物种植结构,也决定了耕牛数量的多少,最终影响了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一、湖州:垦而不耕

《永乐大典·湖州府》记载:“旧编云农家畜水牛……今乡土水牛有乌、白二种,止用耕稼,牸者或取乳。……黄牛角屈向前者呼沙牛,少畜,水乡不用负挽,又不能取酥也。”(2)明代永乐年间,湖州府牛以水牛为主,用于农耕;而黄牛数量很少,并不用于耕地。明末清初,在《沈氏农书》的记载中,描写归安、桐乡之交地区农民翻土的词皆用“垦”,按“牛拉犁翻土叫‘耕’,用人力使铁扒翻土叫‘垦’”(3),故耕地以人力为主,而非畜力。又沈氏详细记载了猪、羊的情况,并对农家饲养猪、羊极为肯定,却未提养牛之事,可见牛在明末清初湖州地区农业上的地位并不重要。清代中叶,耕牛数量也很少。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物产》毛之属下各种家畜的排列顺序依次是“猪、羊、牛、犬”,当地家畜以猪、羊为大宗。该志在“牛”下又注称:“山乡畜以耕田”,言外之意,平原地区用于耕田并不普遍。

农家饲养水牛的主要功用并不是用于耕地,而是作为作坊的动力。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图·物产下》引《南浔志》记载:“浔地用以转磨,油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食者假名鹿肉,虽屡禁不能止也。”耕牛也不是戽水的主要动力,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农事幼闻》记载当地的“水车之制”,内云:“绝大者用牛牵盘以运轴,或三、四人立而踏转之,更用风帆以转轴者。其小者则一人坐而手摇之,吾乡并不经见。吾乡之车辆,人坐而踏之最为适中。”《农事幼闻》成书于道光末年。从中可见,在太平天国战前,畜力、人力和风力是南浔水车动力的三个来源,但以人力为主,牛只用于非常大的水车。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湖州府大量人口死亡。1858年,湖州府人口约298.9万,战后仅存63.2万,损失率高达78.9%。(4)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外来移民的迁入,也引起了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记载:(注: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张氏《补农书》云吾乡田不宜牛耕,盖其时用牛耕者甚少),其耕者具有锄、犁,有水盘。其用锄、犁,以绳系之牛肩,牛负以行,且行且耕,垦土治草并属便利;其用水盘,以水车衔接于盘,而使牛负之旋转以行,蓄水泄水皆极适用,既省费亦省功。乡民近年亦有用牛力耕田者。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

外来移民带来了耕牛,用于犁地和抗旱排涝。由于耕牛省费省功,故“乡民”也逐渐使用。志书编者并推测明末清初牛耕者甚少,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虽然太平天国战争导致当地耕牛较前普及,但其数量不容乐观,从“惟劳力置牛,恒以资租赁”可以看出,由于饲养牛成本高,许多普通农民并没有置牛,而是以租赁为主。

乌、青两镇的情况并非是特例,南浔也是这种情况,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引《温鼎见闻偶录》记载:(注: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开垦,污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年,湖北人蔓延郡东,凡一圩中,无主荒田无不占踞耕种,搭盖草棚,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

南浔镇约有30%的土地乏人开垦,西山地方荒田尤多,这就给外来移民垦荒提供了条件。只是外来人口补偿并不多,据葛庆华的研究,宣统三年(1911年),移民及其后裔占湖州府全部人口的41.1%。(5)一般说来,移民人口增长速度要高于土着,故太平天国战后移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比这一数字还要低。由于移民的数量以及所占的土地在当地并不占优势,因此牛耕的普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外市场对于生丝和丝绸的需求量依然很大,由于植桑获利更多,同时由于土壤条件宜于植桑,湖州的蚕桑业并未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衰落。民国《德清县志》卷4《食货志·农桑》记载了该县田地土壤和耕作技术,内云:(注:清邑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山多砂石,故近山田地皆硗确;水势流滥少停蓄,故近水田地皆粘埴。地必岁罱泥以培之,田必屑豆饼以粪之,否则不能望地。德之滋生也,以硗确粘埴之故,牛鲜能犁,必人之强有力者尽力耕治。又无水泉灌注之滋,故经旬不雨,必戽车引水而入;无高原放水之便,故数日积霖,必踏车引水而出。)志书指出该地田地,或因贫瘠,或因黏性过大,造成“牛鲜能犁”的现象,而铁搭正可解决这一问题。水稻和桑树对于土壤和耕作技术的要求迥然不同。稻田耕作层下的犁耕层,可以起到保水保肥的作用,而这对于植桑来说却是不利的。湖州桑蚕独甲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壤条件和深耕技术。民国《德清县志》引《西吴蚕略》云:“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属独甲全国(德清次于长兴与吴兴),不独尽艺养之宜,亦治地得其道焉。厥土涂泥,陂塘四达,水潦易消……地利既擅,人功尤备,以桑之喜疏也,垦必数四,深必尺余,以桑之宜培也。”(6)用牛犁地的一个坏处是犁地浅,一般三寸,不超过四寸;而铁搭可以深耕,可达六、七寸,甚至尺余。(7)植桑也不需要戽水,因此对于耕牛的需求也不迫切。从耕作技术来看,桑地耕牛少是自然的事。

湖州民国年间和1950年代初的家畜饲养情况可以证明此点。在德清县,家畜以猪、羊为主,耕牛次之;牛之中,以水牛为主。据1948年统计,武康、德清两县有牛1561头,1949年之后,由于发展生产,耕牛添置渐多,1956年为3846头。(8)没收地主财产进行分配时,洛舍、城关、下舍和新市四区共没收地主耕牛40头,地主耕牛尚且如此之少,更不必说一般农民了。在耕牛稀少的情况下,水田引水和排涝所用的水车,必然以人力为主。在没收地主财产统计中,牛车仅1部。(9)南浔情况类似,“农村家禽(畜)以猪、羊为主,兔次之,耕牛不多。”(10)在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外来移民中的一部分也会如土着一样,植桑养蚕,回归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生产方式上。 二、嘉兴:东西部不同

嘉兴府桐乡、石门两县与湖州府吴兴县一样,也是耕牛稀少的地方。陈恒力和王达认为:“直到清末,桐乡牛耕才渐多。明末清初是多用人力垦翻。”(1 1)光绪《桐乡县志》从地形条件解释了耕牛少见的原因。该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指出:“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亦须人看管”,于是出现“吾地以人耕”的现象。明代后期桐乡人张履祥则认为,出于经济考虑,农民种植不同的作物,由此导致对牛需求的不一样。他说:(注:盖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12)和稻田相比,桑地不需要更多排水、灌溉、劳力和肥料等条件,且获利多,故桑地得到普及。在桑树广泛种植的条件下,稻田经济地位下降,全县所需耕牛的数量自然就少了。张履祥接着比较了桐乡和湖州、嘉兴两府其他一些县在桑地种植面积上的差异。他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明末清初江南各县中,桐乡桑地在全部田地中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桑树广泛种植,其耕牛数量在江南各县中是最少的。

石门县和桐乡同处嘉兴府西部,与湖州府毗邻,地理环境和农业结构完全相同。太平天国战争前牛也甚少,光绪《石门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就记载:“徐王熙曰:农人戽水全资人力,不若他邑之借力于牛。”和周边地区不同,农民戽水以人力为主。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嘉兴府65.7%的人口损失,和湖州府一样,同属外来移民迁入地区。(13)如桐乡乌镇区民东乡第三村,该村的特点是来自台州、温州、绍兴、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的外地人多。这些人在前没有土地,只能租一部分田耕种,后才分得了土地和“少数的耕牛和农具”。(14)前引陈恒力等指出桐乡清末牛耕较多,事实并非如此。在桐乡永新和保思两乡,1950年调查共有水牛323头,农民一般养不起牛,有牛者大多是绍兴籍。(15)可见,和吴兴一样,外来移民虽然带来了牛耕,但并未普及。不仅是永新和保思两乡,1950年代的调查显示,桐乡许多村也没有耕牛或者数量极少。(注:直到1960年,桐乡城郊生产队也没有耕牛,石门公社王家弄生产队1949年前只有半头牛。见桐乡档案馆藏档案,编号9-1-143,1960年,37页;9-1-144,1960年,81页。)石门公社(崇德)也是这种情况,“本公社是水稻蚕桑区。饲养绵羊较多,平均每户2-3头。但耕牛和生猪数量较少,特别是耕牛,非常缺乏,全公社只有361头。”在这种情况下,“常年均以人力翻耕为主。”(16)因此,时崇德全县没收地主耕牛仅10头。(17)桐乡全县(桐乡和崇德)都是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耕牛全县共2600头,都集中分布在洲泉、大麻、石门、灵安、炉头、濮院、乌镇等公社的10个管理区,用畜力耕种还不普遍,绝大部分地区靠人力翻掘,故在农忙季节,劳力就显得很紧张。”耕牛少见造成戽水以人力为主,“全县农田都用人力戽水,部份用机械灌溉,共有水车19486部,3174匹马力抽水机361台”。(18)

光绪四年《嘉兴府志》卷32《农桑》对嘉兴府属各县耕作情况记载如下:(注:案嘉禾农事,嘉兴、秀水大略相同,至嘉善、平湖,或用牛犁牛车,海盐亦间以牛戽水,石门、桐乡二邑不甚相远。盖土壤稍殊,事力各异。旧志所载特言其略而已。)从“旧志所载特言其略”可知光绪府志所记载的情况是对以前志书的汇总,因此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情况。府志指出,嘉善、平湖使用耕牛较广,海盐次之,嘉兴、秀水、桐乡和石门耕牛较少。府志并解释了各县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土壤稍殊”,故“事力各异”。植桑和种稻对于翻土深度有不同要求,这决定了农民采用牛力还是人力,府志的解释是很独到的。

海盐县的情况证明了府志记载的正确。1949至1954年,海盐耕牛数量分别为8400、5952、5399、6806、8153和9189头(19),比同时期桐乡、石门两县多许多。境内耕牛分布差别很大。明天启四年《海盐图经》卷4《方域篇第一之四》记载:“近水者单车水,稍远者双车,悉用人力;高阜者戽水间用牛车,而耕仍用人云。”只在高阜地区戽水时才使用牛车,这种情况正是光绪《嘉兴府志》所说的“间以牛戽水”。

万历二十四年《秀水县志》卷1《舆地·风俗》记载:“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光绪四年《嘉兴府志》沿袭了上述的记载。从“或牛犁”来看,耕牛用于犁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桔槔即水车,“端有车轴,驾牛或用人力,激水上升”(20)。崇祯《嘉兴县志》卷10《食货志·物产》记载:“本地牛最贵,用以打油、车水,非病不宰食,故本地少食牛肉者。”(21)牛的主要作用是“打油、车水”。由此可见,嘉兴、秀水有部分耕地用牛来犁地和戽水。

新编《嘉善县志》对该地牛耕的历史这样认为:“《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本地还没有牛耕。清光绪后,由于宁、绍、温、台等地客农大量入境,牛耕开始传入境内。”至“清朝末年,境内始有牛市场,然后出现牛力水车。民国初年,风力水车出现。”(22)《补农书》所记载的地区并不包括嘉善,从上引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看,明末清初耕牛数量并不少见。新编县志对于战后移民情况的记载是正确的。嘉善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甚剧的地区之一。由于人口锐减,战后浙东大量人口迁入,也带来了耕牛和耕作技术。光绪十八年《嘉善县志》卷12《物产》记载:“牛,贩自浙东,土产为少”。其实,太平天国战争之前,该地牛耕应用就较广,耕牛就从浙东输入。

就耕牛数量而言,1933年统计全县有牛8320头;1947年水牛3097头,黄牛1851头。1950年,全县总户数5.34万,总人口20.34万,耕牛10188头,水田数55.15万亩,旱地数2.26万亩。(23)据此计算,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82亩,每户10.75亩,有耕牛户占19.08%,每头牛负担耕地56.35亩。耕地时无牛户多系贫农、雇农,采用铁搭耕地,或者和有牛户换工;有牛户多系中农以上,用牛拉木制犁、耙、耖。对有牛户而言,用牛耕田和使用铁搭是相互配合的。戽水时无牛户采用人力踏步车,中农以上则用牛车。(24)

按照光绪《嘉兴府志》的记载,平湖也是耕牛数量较多的县份。光绪十二年《平湖县志》卷2《地理·风俗》记载:“(采张志)凡种田,初春锹沟舂岸,入夏刈麦,遂垦田,或以牛犁,戽水亦多用牛。”张志是张力行所编纂的《平湖县志》,该志刊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年间平湖耕牛较多。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也是这种情况,1936年平湖县有耕牛2.59万头,1949年有2.57万头,耕地60.46万亩,(25)平均每头牛耕种23.53亩耕地,可见耕牛数量是相当多的。

杭州府海宁县与海盐和嘉兴毗邻,其耕牛情况可和这两县相对照。乾隆《海宁县志》卷1《土产》载当地家畜有“牛、马、驴、骡、羊、猪”等。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1《物产》记载要详细许多:“按黄牛水牛二种,用以耕稼,水牛为多;用以转磨油车,亦用水牛。面坊或用黄牛。私宰鬻肉者,假名死牛,盖屡禁不能止也。”该地以种稻为主,故水牛在当地水稻生产中得到了较广使用。

综上,海盐、秀水和嘉兴耕牛主要用于戽水,耕地则主要使用铁搭;嘉善、平湖和海宁耕牛不仅用于戽水,也用于耕地。嘉兴府属植桑以崇德、桐乡最盛,海盐、嘉兴、秀水次之,平湖、嘉善植桑不多。(26)各县植桑面积越大,耕牛越少用于犁地。三、结论

从明初一直到1950年代,桑地耕牛的少见以及水田水牛的较广使用,构成嘉湖地区耕牛的分布景观。这种地理分布的形成,受制于各地区不同的水系情况、土壤条件、作物种类和耕作技术。具体说来,太湖南部地区出于植桑的需要,耕牛以犁地浅而不被广泛使用。稻区由于犁地和戽水的需要,耕牛一直广泛存在。虽然铁搭广泛使用,替代耕牛犁地,但戽水却是无法代替的。另外,农业生产中铁搭和牛耕是配合使用的。(注:嘉善和松江府都是这种情况。嘉善的情形参见唐彩生《嘉善文史》第10辑《嘉善风俗小志·生产·农业》,1995年内部印行,84页。)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当地人口锐减和外来移民迁入,移民带来牛耕,但受自然条件和耕作传统的制约,人口锐减和外来移民并没有改变江南的自然条件、经济结构和耕作传统,江南的发展依然按照战前的轨迹进行着。人口压力造成江南耕牛变革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移民对于江南牛耕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直到1 950年代,还有相当部分移民一直保持用牛犁地的习惯。牛耕的输入还带来其他一些问题,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表明,一些百姓认为当地的血吸虫病即发生在太平天国战后。

〔参考文献〕

〔1〕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M〕.农业出版社,1983.11,26;李伯重.曲辕犁与铁搭〔N〕.光明日报,2002-05-08;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农耕技术的缩影〔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李根蟠.中国精耕细作的两种类型和牛耕使用的变化——关于传统经济再评价的两个问题〔J〕.史苑,2005,(8).

〔2〕永乐大典·湖州府〔C〕.153.

〔3〕〔7〕〔11〕〔12〕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M〕.11,27,103,101.

〔4〕〔13〕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局对浙江人口的影响〔J〕.复旦学报,2000,(5).

〔5〕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80.

〔6〕吴翯皋,程森.民国德清县志·食货志·农桑〔Z〕.成文出版社,1970.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