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睦木挈对图书文化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朱睦木挈；儒学经典；藏书；史志

摘要：明周藩宗亲朱睦木挈是明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他在儒学经典的校勘、整理与传承方面，在图书典籍的收藏、编目与刻印方面，在明史、周藩史及河南地方志的修纂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图书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8-0138-03

朱睦木挈（1518～1587），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字灌甫，号西亭，又号东坡居士，学者称西亭先生。朱睦木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七世孙，是藩王朱的六世孙，祖籍濠州（今安徽凤阳县）。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将其第五子朱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周王，命他与燕、楚、齐三王同驻凤阳。洪武十四年（1381）朱就藩开封，以宋朝故宫为府第，其后世代就在开封居住。朱睦木挈作为周藩宗亲，就生长在开封。 他的父亲朱安河是周藩的奉国将军，以孝行闻名，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朱安河死后，周王及宗室数百人请求为他建祠堂，得到朝廷批准，并下诏赐给匾额曰“崇孝”。由于朱睦木挈不是周藩王的嫡传子孙，所以没有资格继承王位，只做了周藩的镇国中尉。明朝对于皇子皇孙的封王建藩，主要是利用皇室宗亲的血缘关系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但是，为了防止各个藩国图谋不轨，朝廷对各藩国的监视和戒备也是非常严厉的，藩王及其家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除了严厉的监督，朝廷还积极引导藩王宗亲读书治学，每逢藩王治国，朝廷都要赐给他们很多书籍，其中包括劝诫类图书、律令、礼仪制度、儒学经典和文学作品等，希望借此约束他们的行为，软化他们的心志，转移其注意力。各藩的有识之士，为了避免祸端，消除朝廷的猜疑，也自觉地把读书、藏书、著书、刻书作为韬光养晦的人生策略，这大大促进了各藩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朱睦木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朱睦木挈在图书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朱睦木挈的学术活动及对儒学经典的校勘、整理与传承

朱睦木挈从小聪颖好学、品行端庄，曾受到同郡名士李梦阳的器重。“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经》，尤邃于《易》《春秋》。”[1]当时有一位几乎与王阳明齐名的大学问家叫吕，曾与朱睦木挈讨论《易》学，被他深厚的学问功底折服后，感慨而去，足见朱睦木挈对于经学造诣之深。朱睦木挈的学问和品行在有明一代藩王宗亲中，堪称第一。《明史・列传・宸传》在称赞朱谋时说：“诸王子孙好学敦行，自周藩中尉睦木挈而外，莫及谋者。”[2]说明朱睦木挈的学问和品行在朱谋之上。所以《明史》不仅给朱睦木挈单独立传，而且篇幅也较长。朱睦木挈去世后，“宗人颂功德者五百人，诏赐辅国将军，礼葬之，异数也。学者称为西亭先生”。[3]朱睦木挈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对儒学经典的校勘、整理与传承。他认为本朝的经学都是秉承宋儒的体系，宋儒把古人对于儒学经典的注解已经弄得残缺不全，散乱无章。为了恢复古人对儒学经典注解的传统体系，他遍访海内通儒，对于见到的有价值的儒学经典，他都要不辞辛劳进行缮写收藏，对于像李鼎祚《易解》、张洽《春秋传》这样的著作，他都要写出叙录，介绍著作内容、特点和价值，以达到传承的目的。他还在家乡的东坡建筑学舍，招揽天下名士学者，共研学术。由于他在学问和德行方面的卓越表现，万历五年（1577）被推举为周藩宗正，总领宗室子弟的教育工作。他约定，凡宗室子弟入学者，每逢三、六、九日上午讲习《易》《诗》《书》，下午讲习《春秋》《礼记》，虽盛寒酷暑不可间断，可见其传承经学的良苦用心。不仅如此，朱睦木挈还有大量的著作传世。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说：“藩王宗室别值得提出的，有三位博学多产作家。”[4]朱睦木挈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宁献王朱权和他的七世孙朱谋。《明史・朱睦木挈传》说朱睦木挈的著作有8种，《明史・艺文志》著录有10种。然而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说，“实际可考者有三十八种”。在朱睦木挈众多的著作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就是他整理和传承儒学经典方面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要有《五经稽疑》《春秋诸传辨疑》《易学识遗》《授经图传》和《经序录》等。其中又以《五经稽疑》最具代表性。朱睦木挈在自序中说：“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即《明史・艺文志》所载《春秋诸传辨疑》），余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批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中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5]从其自序可知，朱睦木挈先写成《春秋稽疑》，后又对其他四经进行考订辨疑，最后合成《五经稽疑》，这应该是朱睦木挈校勘、整理和传承儒学经典最重要的著作。而《易学识遗》，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很可能是从《五经稽疑》中析出说《易》一卷，并冠以此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易学识遗》时说：“是书大旨皆辨论诸家说《易》之异同，虽荟萃不多，而颇有卓见。”[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朱睦木挈对《春秋》诸传的考辨时说他：“旁证曲引，足破穿凿附会之论。”[7]在谈到他对《礼》的辨疑时说：“《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8]《授经图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题为《授经图》）是专门叙述经学传承源流的，是在宋章俊卿《山堂考索》的基础上增定而成的。朱睦木挈有感于汉代以来所形成的经学传承“专门之学”，经过宋儒的窜乱，其授受已经“鲜有次第”，因此要考镜源流，竭力恢复经学传承的正统体系。《授经图传》“首叙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名目卷数。”[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在朱彝尊《经义考》出现之前，“能条析诸经之源流，此书实为之嚆矢”。[10]《经序录》则是采诸家说经之书的序文，合编为一集，以便于读者了解各家经说的梗概。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以上诸书所做的评价可以看出，朱睦木挈在经学传承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是得到后人充分肯定的。朱睦木挈除了对儒学经典的校勘、整理与传承之外，在音韵和训诂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韵谱》5卷，《训林》12卷。

陈隆予：论朱睦木挈对图书文化事业的贡献陈隆予：论朱睦木挈对图书文化事业的贡献2朱睦木挈的藏书、编目及刻书活动

由于朱睦木挈自幼好学，所以他对于图书典籍的收藏也是十分热衷。可以说，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丰富的藏书。特别是成年之后，为了研究和传承儒学的需要，他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图书典籍。当时的开封，作为周藩的国都，虽然仍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经过金、元时期的战乱和兵火，其藏书已大为减少，远远不能满足朱睦木挈学术活动的需要。于是他就把收集图书典籍的目光转向全国各地，四处奔走， 专事访求。他在《万卷堂家藏艺文自记》中写道：“大梁又自金、元以来， 屡经兵燹， 藏书之家甚少。即有， 亦皆近代之刻， 求唐以前则希矣。间或假之中吴、两浙、东郡、耀州、澶州、应山诸处， 或写录， 或补缀， 盖亦有年，所得仅此， 信积书之难也！”[11]由此可见其收书范围之广。据史料记载，明初全国藏书之富首推江都葛氏和章丘李氏，这两家藏书散失后，全部被朱睦木挈购去。《明史》本传记载此事说：“益访购古书图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书万卷，丹铅历然，论者以方汉之刘向。”[12]朱睦木挈不仅收得大量的图书典籍，而且在阅览时还做了大量的批注、校勘和系统的分类编目工作，因此学者才会把他比作西汉的刘向。为了很好地收藏这些图书典籍，他就在自己的住宅西侧建起书堂五楹，名曰“万卷楼”。他在《万卷堂家藏艺文自记》中说，仿照唐人的分类方法，将这些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并用各色牙签识别。他还根据自己的藏书编撰了《万卷堂书目》，共著录图书4，310部，42，750卷。其中经部共计680部，6，120卷；史部共计930部，18，000卷；子部共计1，200部，6，070卷；集部共计1，500部，12，560卷。其后代又根据藏书的变化，对其进行不断增补和修订。由此可见，朱睦木挈的藏书规模在当时诸藩宗亲中，乃至在整个大明朝私人藏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明史・高名衡传》说“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他藩”[13]，这是与朱睦木挈大量收藏图书典籍分不开的。虽然万卷堂藏书在明末清兵决开黄河时被大水淹没，但是朱睦木挈大量收藏图书典籍，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校勘整理、分类编目、考镜源流，这对于繁荣中原地区的学术活动，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他的贡献是不会被历史所淹没的。学者们将他比作西汉的刘向，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对他在收藏整理图书典籍方面所做贡献的肯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考证图书典籍时，也经常引用《万卷堂书目》的资料。

朱睦木挈不仅自己藏书、校书和著书，而且还亲自刻书，是真正集藏、校、著、刻于一身。朱睦木挈家中建有“聚乐堂”，专门作为其刻书之处，据《中国藏书家通典》统计，“聚乐堂”共刊印宋、明时期的著作20余种。根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统计的明周藩刻书，可确切知道朱睦木挈刻有如下几种图书：朱睦木挈自著《韵谱》5卷；《苏文忠公表启》2卷；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洽《春秋集注》；朱睦木挈自著《中州人物志》16卷；王教《中川先生集》。后世学者对于明人刻书多有诟病，说“明人刻书，率喜窜乱旧章”，甚至说“明人刻书而古书亡”。然而明代藩府刻书却是个例外。明代藩府刻书多是为了学术目的，与追求商业利益的坊刻和书贾刻书不同，尤其注重图书的校勘和印刷质量，所以后代学者对于明代藩府刻本称赞有加。如著名文献学家李致忠先生就称赞藩府刻书“翻刊有据，校勘有凭，历来多为版本学家所称善”。[14]朱睦木挈作为明代藩府中学问德行最为知名的学者，以他深厚的学问功底和精审态度，其所刻印的图书自然堪称质量上乘，因而受学者青睐，这在当时经济文化已经走向衰退的中原地区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3朱睦木挈在史志方面的重要贡献

3.1关于帝王世系或事迹的

主要有《圣典》（《明史・艺文志》著录34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24卷。该书记述明太祖开国事迹，分为81目。模仿《贞观政要》体例，比宋濂《洪武圣政记》所载更加详细，是研究明初历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明帝世表》1卷（《明史・艺文志》作《帝系世表》）；《建文逊国褒忠录》2卷（此书至少有三个不同书名：《明史・朱睦木挈传》记为《建文逊国褒忠录》，《明史・艺文志》著录为《逊国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革除逸史》。实为一书。该书记述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被燕王朱棣篡夺帝位的事迹）。

3.2关于周藩世系的

主要有《周国世系表》1卷；《周乘》1卷；《镇平世系录》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镇平世系记》），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封周定王第八子朱有为镇平王，朱睦木挈是他的五世孙。因为明代玉牒对于正德以后诸藩世系的记述比较简略，所以朱睦木挈才撰成此书，专门记述朱有以下八世支系的家族谱系。

3.3关于河南地方文献的地方志和人物志

主要有《河南通志》45卷；《开封府志》8卷（《明史・朱睦木挈传》记为《开封郡志》）；《中州文献志》40卷；《中州人物志》16卷等。明代《河南通志》是在朱睦木挈的主持下，由朱睦木挈与邹守愚、李濂共同修纂。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这样的评述：“河南之名，宋代惟属洛阳一郡。故宋敏求作《河南志》，仅记西都典故，而不及他州。自明初设河南布政司，所属八府，实跨河以北。封疆于古稍殊，故郡邑虽各有偏记，而未有统为一书者。嘉靖中始创为之，亦仅具崖略而已。征引未能赅洽，考证亦未能精确。国朝顺治十八年，复加续修，条理粗备。”[15]所谓“嘉靖中始创为之”，指的就是朱睦木挈等人于明嘉靖年间修纂的《河南通志》。尽管朱睦木挈主持修纂的这部《河南通志》还比较简略，有征引不详、考证不精等问题，但对于河南地方志的修纂却实有创始之功，清代及以后的《河南通志》正是在此基础上续修而成的。因此，朱睦木挈对于河南地方志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所修纂的《河南通志》《开封府志》《中州人物志》《中州文献志》等地方志至今仍是研究河南地方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4结语

明周藩宗亲朱睦木挈，在儒学经典的校勘、整理与传承方面，在图书典籍的收藏、编目与刻印方面，在明史、周藩史及河南地方志的修纂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这对繁荣明代中晚期中原地区的图书文化事业、丰富中原地区的地方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参考文献：

[1][2][3][12][13]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5] [6] [7] [8] [9] [10] [15]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1]孟昭晋.明代刘向朱睦木挈[J].图书馆杂志，1986（2）： 60-63.

[14]赵前.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明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编校：周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