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生态学与绿色变革

[摘 要]作为自然生态学在20世纪以来的新进展，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学的方法、原则与观点运用于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因而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或视角。本文尝试通过梳理社会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社会生态学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并通过着力分析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探索，来揭示社会生态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然后，围绕着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流派的理论框架及其与论敌之间的交互辩论，描述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大致历程与最新进展;最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明社会生态学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化;社会生态学;绿色变革;环境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与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生态自治主义及其批评研究”（2012SJD72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江苏南京 210037）。

随着生态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与人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社会生态学应运而生。早在冷战时期，社会生态学就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苏联和美国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社会生态学在美国、英国、挪威、奥地利等国依然影响重大。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在美国被视为与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同等重要的激进犹太人①。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主张在批判工业文明和实现绿色变革、走向生态社会的双重维度上，对我国环境政治学理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社会生态学

从词源上看，生态学是以自然生物及其所居住的栖息地为考察研究对象的。1865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赖特（Hans Reiter）用希腊词“Οικοθ”（Oikos，家庭、住所）和“Λογοθ”（logos，学科、研究）合并而成“oekologie”（ecology），用来指称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了生态学的经典定义：“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从17―19世纪的创建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代生态学时期，无论是经典生态学着力于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是现代生态学着力于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学研究都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对象的。

直到1923年，生态学在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探讨人类与环境生态问题，为生态学研究拓展了视野。社会学学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首次提出了“人类生态学”概念。随后，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给出了人类生态学的定义。1985年，国际人类生态学会成立。这不仅是人类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更意味着生态学的研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的人类生态系统纳入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

早在1953年，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者欧文・古特金（Erwin Gutkin）就使用了“社会生态学”这一概念。其后，默里・布克金和进化论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分别于1964年采用它来命名自己的理论。1972年，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弗雷德・艾茉莉（Fred Emery）和埃里克・特李斯特（Eric Trist）合著出版了《走向一种社会生态学》。但是，社会生态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19世纪末期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已经为社会生态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①，如法国地理学家以利沙・雷克吕（Elisée Reclus）、苏格兰植物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他的美国学生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社群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le）、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在苏联，生态学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考虑社会因素，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不能被纳入到普通生态学之中的、现代形式的社会生态学。由此开始，苏联的社会生态学研究蓬勃发展并在80年代因马尔科夫出版的《社会生态学》②而达到鼎盛时期。苏联社会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和延续。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并努力尝试建立起包含工程技术研究、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哲学在内的社会生态学学科。

尽管美国与苏联―中国的社会生态学流派审视生态问题的社会视角、从社会整体层面寻求构建生态社会的思路都是一致的，但二者在理论分析的具体方法上却各有侧重。苏联―中国的社会生态学流派立足于系统论方法，主张既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和规划，又要对社会经济、行政组织机构等社会结构进行改进和完善。前者需要诸如构造地理学、自然保护生物学、生态工程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后者则要求建立和发展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生态经济学、人类生态学等。因此，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流派将社会生态学定位为一门包括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部门哲学的完整的学科。

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则更强调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布克金认为，自然本身和有机社会具有差异性、整体性和互补性，只是当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制之后，自然与社会才被视为分裂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存在。因此，要创造一个生态和理性的社会，就可能而且有必要提供一种行动纲领性的计划方案――自由进步的市镇自治主义。总体来说，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一种基于生态哲学理论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

虽然各流派对社会生态学的含义有着各自界定，但都是基于有机整体世界观、对人类理性（科技力量）的信心，并且具有人类社会的与自然生态学的双重视野。相应地，社会生态学既力图从一种社会视角来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与解决之道，又坚持从生态学的视角、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则来分析与应对社会现象，指导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于社会生态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布克金作出了详尽的阐释：其一，虽然社会根源于自然，连西塞罗也说自然是“第一自然”而社会是“第二自然”，但二者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不能将社会简约为自然或将自然等同于社会。其二，社会等级制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人类支配生态的根源，当今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于人类社会本身。其三，要想解除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走出生态困境，根本的出路在于，依据生态学的原则与方式重新组织社会并通过生态哲学培育生态感知，帮助人类最终进入到一种生态社会。

那么，应如何理解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基于何种理由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呢？如果把“生态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试图超越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以及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超越的智力展现及其实践成果①，那么，社会生态学尤其是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流派对等级制、资本主义和现代城市的社会与生态后果的批评，和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建努力都表明，它是一种主张和致力于绿色变革的生态文化理论。

布克金认为，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根源于人对人的支配;人类等级制提供的压迫性感知，把其对人类的自我想象扩展到了外在自然，视自然为支配的对象。在《生态地思考》一文中，布克金写道：“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类社会内部，源于社会制度化为一种青年人屈服于老年人的老人制，以及女性屈服于男性的的父权制，而不是源于任何对自然或自然力量的控制。只有消除根源于等级制和身份地位，而不仅仅是消除阶级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之后，支配才能被消解。”②

资本主义正是等级制的现代化身。二战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获得空前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商品关系已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及其二战后新特征的分析，布克金从社会关系经济化、共同体都市化、标榜民主却充斥着精英权力、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等方面，系统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布克金看来，以竞争和增长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最终将吞噬自然，如同不医治的癌症最终将吞噬其寄主那样。一种“要么增长要么死亡”的经济体系，必然是与自然界相冲突的③。所以，冠以“生态”或“绿色”前缀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可能建立生态社会④。

鉴于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环境问题中的重要性，布克金将城市重建视为社会重建的空间载体和突破口。早在1965年，布克金就出版了关于现代城市问题的专著《我们城市中的危机》⑤，对二次大战后推行城市扩张的城市主义带来的问题作了揭露和批评。布克金认为，历史上的城市作为伦理共同体，无论其内部的社会关系还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都是和谐融洽的，但现代盛行的城市主义主张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引发了现代城市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和危机。以古代历史上的城市为参照，布克金对现代城市作了全面的批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重建现代城市呢？布克金给出的方案是，首先，应从制度上并最终在物理上对城市进行“分散化”重建，重新赋予城市以合乎人性的规模，也只有在分散了的、适当规模的城市中才能实施面对面直接民主的自由政治和“解放性”的生态技术。同时，在伦理方面秉持真正的平等原则，对那些天生不平等的人予以补偿，追求“不平等中的平等”以培育城市的伦理责任，把现代城市重建为伦理共同体的城市。最后，城市不仅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不公，还将克服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超越人与自然的二分，超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进入到“自由自然”。

依据布克金1974年创建的美国社会生态学研究所（ISE）在其网站上所给出的介绍①，社会生态学研究指向两个基本方面：（1）对当前社会、政治及其反生态趋势的逻辑连贯的激进的批判;（2）关于社会重建的生态的、社群的和伦理的方法，依此，倡导一种关于社会与环境议题的重建性和革命性观点，并推动一种直接民主性的、邦联性的政治;构想一种超越稀缺与等级制的道德性经济，并通过保持与弘扬自身的多样性、创造性和自由，走向一个人类共同体与自然世界重建和谐的世界。

正是在上述双重意义上，社会生态学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解构和对未来生态社会愿景的建构，因而是一种着力于社会经济架构及其观念基础的绿色重建的较为激进的“红绿”生态文化理论。

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及其最新进展

虽然社会生态学有两个流派，但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在苏联解体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沉寂。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却因为布克金笔锋刻薄犀利且门徒和理论对手众多，受到了持续的讨论和关注。

梳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丰富庞杂的理论著述，我们可以将其核心观点和理论立场大致概括如下：等级制是人类社会压迫和支配自然的根源，但是等级制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命运，自由与等级制曾经是人类社会的“双重螺旋线”，社会生态学的目标和理想就是阐释和重申自由的遗产、消除等级制进而实现生态社会。

在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中，等级制是文化、传统和心理上的屈从与命令制度，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阶级概念和政治上的国家概念。布克金对等级制演进的阐释，向我们展示了等级制的发展历程。人类最早出现的等级制是老人制。老年人作为史前共同体中依赖性最强的成员，在食品短缺的情况下会首先遭到遗弃，所以，被物质不安全感笼罩的老年人对他们失去生物学力量的一种应变，就是获取一种社会性权力，从而形成老年人享有特权的等级制。其后，老年人与萨满教僧以及武士的联合，缔造了准宗教、准政治的等级制，以及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再后来，从萨满教发展而来的教会组织和军事首领，分别在宗教活动领域和世俗领域进一步侵蚀有机社会，使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伴随着阶级统治的需要和权力的转让这一政治行为的出现，作为制度化暴力强制体制的国家也就出现了。最后，支配的遗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功地把公共权能的信念从社会话语中驱除，使公众对社会的控制无法与国家官僚制度相抗衡，支配的遗产达到顶点。

布克金认为，等级制不仅是一种社会条件，还是一种认识和感知框架。与有机社会走向等级制和阶级结构相伴随的，是泛灵论的自然史逐步让位于希伯来人圣经中上帝意志的社会史。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意志就是上帝本身，不需要宇宙演化论来解释它，而人类的责任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主创造的世界充满了等级制，人们陷入了一种支配关系当中。这就为统治阶级和国家提供了一种通过意志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希伯来人基于信仰推动统治认识论的同时，古希腊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基于理性分析成了等级制认识论的主要设计师。柏拉图依据人们生而具有的灵魂质地存在着“金”“银”“铜”“铁”的不同，主张把城邦组织成为一个遵循等级制结构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依据女性和奴隶“低等的”理性，奠定了奴隶制和父权制的理性基础。此外，等级制还通过一种内疚和自我规制的“现实原则”，深入到人类心灵的核心，使支配内化为被统治者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克制”。

然而，等级制并非人类历史的必然，支配的遗产也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遗产。相反，自由遗产与支配遗产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冲突，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双重螺旋线”。布克金认为，自由是自然和社会进化的潜能与方向。自由并非只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价值或关切，它还以萌芽状态呈现在宇宙当中。因此，布克金反对随意使用等级制的术语来描绘自然。他认为，某种动物被称为其群体的“首领”或“王”的做法，只不过是影射了人类价值，而并非科学的客观事实。

虽然自由的遗产随着有机社会的衰落而式微，但自由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在主观层面上，它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中作为理论和理想再次浮现在人类意识的表层。在基督教徒对一个人类不被置于控制之下的、物质充裕的“科基恩之乡”的描述中，在基督教派哈特派追求的各尽所能地劳动、按真正需求分配的共产主义生活理想中，在诺斯替教马西翁、奥菲特教派中，个人与社会自由想象都得到了延续和扩展。在物质层面上，自由的理想和想象，激励了古代“黑色再分配”运动、中世纪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社会运动，甚至是后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正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抵触和反抗支配遗产的自由遗产，向我们提供着解决问题的某些线索。通过对双重螺旋线――支配遗产和自由遗产的历史考察，布克金提出了“自由市镇自治主义”这一行动纲领性的计划方案。在经济上，自由市镇主义主张共同体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重申和重建有机社会的用益权原则、不可简约的最低保障原则和不平等中的平等原则，也延续中世纪自由遗产中的自由理想。在政治上，自由市镇主义追求直接民主原则，用以消解等级制中国家对个体的支配。在伦理上，自由市镇主义吸取了生态学多样性中的统一原则，强调互补性、差异性，用以消解老人制和男权制引发的社会支配。

在布克金看来，吸取了生态学教益、消除了等级制和支配且重建了自由遗产的社会，将是一个支配自然观念不复存在的社会，也就是一种“生态社会”。同时，作为隐含了“萌芽状态的自由”的自然，也与人造自然融合为一种更加整体性的自然――一种有意识的、能思考的和有目的的自然，即“自由的自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布克金阐述的理论体系因为对社会等级制的强调、对生态学观点的吸取而称为“社会生态学”（中性意义上）;因为对自由遗产和自由理想的强调以及它的生态学科学依据而称为“自由生态学”（积极意义上）;因为主张消解等级制与追求没有阶级、政府和国家的方案而称为“生态无政府主义”（消极意义上）。

自从布克金明确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以来，关于它的非议和辩护的较量就产生了。也正是这些批评者和辩护者深入研究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并推动了它的了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者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以美国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为平台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流派的追随者，以及理论盟友如生态女性主义者，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对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传播、发展和辩护;第二类是以深生态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通常是基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及其理论依据进行批评与诘难;第三种类型的研究者则是超乎某种理论立场和先见，试图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客观理论研究和实践评价的研究。

第一种类型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研究者，有社会生态学家珍妮特・比尔、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和丹尼尔・乔多科夫（Daniel Chodorkoff），以及生态女性主义者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等。比尔是布克金生活的伴侣与事业的同志。1997年，她从布克金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中摘编出核心段落，围绕着自然观、有机社会观、支配的遗产、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无政府主义架构等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十个核心议题，编著成《默里・布克金读本》①。此书是第一部简练、完整地勾勒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思想的专辑，集中介绍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1997年，比尔还出版了《社会生态学的政治学》，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对国家、权术的批评，对公民城市和直接民主历史的回顾，以及建设自由地方自治主义的自由社会的纲领与途径。2006年布克金去世之后，比尔继续阐释和传播社会生态学的生态哲学与政治哲学思想，并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原创性作了肯定和辩护②。此外，比尔还运用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对深生态学、德国绿党政治和美国绿色政治运动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丹尼尔・乔多科夫是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共同创立者和前执行主任。他主要从社会生态学与共同体、教育的关系，展开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研究。乔多科夫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马克思理论之后关于重建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最为全面的理论。恢复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的重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重建整体性的共同体（holistic community）③。在教育方面，乔多科夫批评美国现在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育，而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和市场培训某种技能的职业训练。它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并使得青年学生屈服于支配和统治。相比之下，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所追求的自由社会，则需要一种能培养学生批评思维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无政府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历史与现实。

布赖恩・托卡是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现任主任。他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对社会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影响，比如对反核与和平运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等的影响，作了系统总结与阐述④。托卡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之所以影响重大而且持久，其原因在于，布克金把生态学这一“颠覆性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主张结合起来，把寻求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解放统一了起来。同时，托卡还密切结合社会现实焦点与热点话题，运用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分析转基因技术和全球气候公正议题。

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内斯特拉・金从批判西方现代世界观中的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认为男性中心论和机械论世界观造成了西方男性同时对自然、女性的压迫，并指出，这两种压迫因为男性统治的心态纠结在一起，所以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的运动必须同时进行⑤。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金研究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认为辩证自然主义为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裂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则为克服社会支配提供了理想愿景。

第二种类型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研究者，由默里・布克金的论敌构成，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作为论敌跟布克金展开的论战性文章和著作中。从1987年开始直至90年代中期，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流派跟深层生态学家，围绕着自然哲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论辩集中体现在《保卫地球：布克金与福尔曼的对话》一书中①。社会生态学家指责深层生态学家的生态中心论，把人的价值等同于非人类生命，并要求人类从自然中撤出以保留更多的自然“荒野”，认为是在推行暴虐的不人道的哲学;相反，深生态学家则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批评布克金把人类视为自然的理性、声称人类是自然进化的“舵手”，认为这一观点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论，是对自然的傲慢无礼。

1996年，大卫・华特森（David Watson）出版了《超越布克金：一种未来社会生态学的序幕》②。该书肯定了布克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左翼分子把生态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从属问题时，对生态批评的强调使得生态议题成为了前沿性的核心议题，但也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批评了布克金对科学技术的信任与乐观，以及人类干预自然的主张。华特森将布克金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和期望，喻为西班牙浪漫主义铜板画家的作品《幻想曲》，认为虽然布克金的一系列著作在左翼、反文化运动和生态运动中引发了关于技术、理性和社会变革的重要讨论，但布克金是一个如此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以至于他看不到当今“浩劫当中的浩劫”。所以，社会生态学需要从“布克金主义”中解放出来。

在政治哲学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批评了默里・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架构③。奥康纳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与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思想作了比较并指出，前者重视从社会的层面分析生态问题，而后者侧重于以技术的方式阐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奥康纳肯定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社会视角，但却批评了布克金政治哲学对国家的否定，认为布克金无视生态问题的区域性需要国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协调，而只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主张取消国家，将无助于现实状况的改变。

第三种类型研究超乎某种理论立场和先见，试图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客观的理论研究和评价。美国学者戴斯・贾丁斯（Des Jardins）对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作了研究④。贾丁斯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从特定的社会因素去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人对自然的支配与破坏源自社会中的支配和统治模式（其中一些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或支配其他人），从根本上不同于深生态学从哲学世界观的抽象因素考虑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这样，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就从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相关的传统问题，转移到了与社会和政治哲学相关的领域。同时，贾丁斯也指出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面临的哲学挑战，比如：到底该如何理解人支配他人与人支配自然之间的联系呢，是一个导致另一个吗，二者互相加强吗，对妇女的压迫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生态女性主义是不是社会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呢？对此，贾丁斯评论说，虽然这些理论问题仍有待于社会生态学加以回答，但社会生态学已经给环境伦理和环境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同于贾丁斯把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当作环境伦理学理论，英国学者约翰・巴里（John Barry）和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把社会生态学作为一种绿色政治理论作了分析和评价①。约翰・巴里指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具有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理论相区别的特征。其一，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由市镇自治主义是一种共同体联盟，限制了共同体的狭隘性，与生态区域主义等无政府主义只强调地方自治和自主不同;其二，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基于城市的无政府主义，不像强调自然和乡村的生态区域主义那么“有机”。此外，巴里还指出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在理论上的不一致性，比如自由市镇自治主义的联盟的本质，实际上类似于布克金自己批评的国家机构。

约翰・德赖泽克把绿色激进主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集中在意识的改变，而另一类则更明确地依赖绿色政治。前者认为，人们体验和看待世界以及他们互相看待的方式，是绿色转变的关键，即一旦意识到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政策、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体制随后相应地转变，所以它企望改变人们的思考和行为;后者则更加直接地针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与实践，致力于社会制度和集体决策层面上的变革。因此，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被德赖泽克划归入绿色激进主义的绿色政治范畴。德赖泽克分析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观、对现代性的态度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认为布克金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方案是一个政治经济战略，关涉到政治制度从地方层次开始的彻底更新。

戴斯・贾丁斯侧重于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环境伦理学意涵，约翰・巴里和约翰・德赖泽克侧重于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政治哲学部分，而美国学者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则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作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考察分析。1998年，莱特主编出版了《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②，对社会生态学代表人物默里・布克金的伦理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技术观以及人类学论据等，作了深入考察和分析。在他看来，社会生态学是绿色思潮中一个很有前途的理论流派，但需要超越布克金个人的思想，而不是使社会生态学成为布克金主义的社会生态学。

21世纪以来，除了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本部及其相关学者的努力，英语世界中有两位学者的工作尤其推进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一是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达米安・怀特（Damian White），另一位是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政治学高级讲师安迪・普莱斯（Andy Price）。

2008年，达米安・怀特在英国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布克金：一个批判性评价》③。在该书中，怀特系统研究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观、环境观、社会观、城市观、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还分析了布克金思想发展的背景与演变历程。值得指出的是，怀特总结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四重身份”及其重要遗产：第一，布克金是政治生态学的先行者，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二次大战后最早拒斥马尔萨斯主义而从社会历史角度考察分析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之一;第二，布克金是一名人道主义的生态学家，反对深生态学将人类视为地球癌症的观点;第三，布克金是一名后工业时代的绿色倡导者，肯定人类理性进而科学和技术在人类自由和自然解放中的作用;第四，布克金是一名开放的生态城市乌托邦主义者，提供了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共荣的愿景①。

2012年，安迪・普莱斯关于社会生态学的研究成果《重释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与我们时代的危机》，在挪威出版②。在该书中，普莱斯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思想及其论敌的观点，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该书重点分析了布克金一生中的两次论战：第一次是始于198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爱莫斯特市的全美绿色组织会议中的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之间的论战;第二次是1995年以来社会生态学主张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生活风格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通过对这两次论战双方的大量文献的梳理，普莱斯指出，虽然布克金对深生态学和生活作风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是苛刻无情的，但论敌阵营中的成员对布克金个人的攻击和愤怒，却是离谱到无视布克金著述中的合理内容，而致力于对布克金的学术努力作诛心之论。

普莱斯认为，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确实存在着一些理论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态学构想并没有过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和实践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与抵制，比布克金在世时甚至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在“另一种全球化运动”（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的理论和实践中，比如在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理论家的著述中，在“萨帕塔运动”以及更近发生的西班牙“五月十五日愤怒者运动”等实践活动中，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诉诸宏大历史叙事、特殊与普遍的双重政治视角，以及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原则，都得以清晰显现。普莱斯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与当今反全球化运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将会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通过对“另一种全球化运动”的大量经验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对于挑战现代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当代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启迪③。

而在一篇题为“为布克金辩护”的书评中，伊恩・安格斯（Ian Augus）肯定了安迪・普莱斯关于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分析和评价，认为普莱斯恢复了布克金的学术名声，并将社会生态学介绍给新一代绿色左翼行动者④。

此外，需要提及的还有活动于挪威的、以埃里克・艾格拉德（Eric Eiglad）为代表的“生态公社主义”一派。艾格拉德不仅在进入21世纪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布克金的许多著作，而且反复声明，对“生态公社主义”的最新的系统理论表达，是激进思想家默里・布克金的著述⑤。在他看来，布克金关于社会生态学的阐述，为生态公社主义提供了一种“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的革命性注解，以及一种历史分析、一种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哲学、一种互补性伦理和一种政治经济学。而珍妮特・比尔在回顾默里・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决裂历程时，也特别提到了挪威“生态公社主义”与布克金“自由进步的市镇主义”的同义性，认为是挪威同仁的政治与心理支持促成了布克金和自己长期的意识形态家园（生态无政府主义）的彻底决裂，并且对于前者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⑥

三、社会生态学与绿色变革

社会生态学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理论想象和实践路径，大体上属于“红绿”的意识形态阵营，而无论在“红绿”阵营内外，它都是独树一帜的。从理论层面上说，社会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绿色变革的新哲学。概言之，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不仅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包括一种新的自然观、新的社会观和新的主体观，也是一种全新的绿色变革目标、绿色变革战略与绿色变革路径。

社会生态学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是其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及其观念基础的根本性弊端或危机的表征，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将扩展或膨胀至极致的工商业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大规模主义、集中化和集权化的历时性结果。因此，广义的“绿色运动”，不仅应当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还应当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文化复兴或重建运动。反观现实中的生态环境运动，尽管有着抗议主体的不断扩大和抗议议题的不断拓展，比如第一波绿色运动以保护资源如森林、矿藏等为主，第二波则扩大到反对农药污染、工业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而第三波绿色运动在继续反对前两波绿色运动所提出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同时，把关注对象扩展到了第二代环境问题即全球环境问题，但总的来说，环境主义还是一种相对狭窄的或温和的绿色社会政治动员。因而，社会生态学的重要理论价值之一，是为现实中的绿色运动以及绿色变革主体培育提供理论指南或参照。

相比之下，对现实绿色运动动员影响颇大的“深绿”的深生态学提出“深层的”生态学，主张从个体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层次来分析（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反对浅层的、表层的和零碎的环境主义方法。其优点是突出整体性的自然观，强调人类对生态、生物、生命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尊重;但由于囿于个体价值与伦理意识关注的理论缺点，它对绿色运动的切实性指导作用其实有限。

更有甚者，某些理论观点在伦理和政治上是很难站住脚的或有害的。比如加勒特・哈丁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救生艇伦理”的方案。他认为，有限的地球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地球就像一艘救生艇，只能承载有限数量的乘客。如果让所有落水者都登上救生艇，那么结果就是救生艇不堪负荷而覆没，并导致所有乘客落水丧生。哈丁认为，正是穷国人口的大量增加才导致了今日的粮食问题与污染问题，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因此，富国的“救生艇”不应该去救穷国的正在沉没的“救生艇”，以及那些将要坠入大海的穷人。事实上，哈丁的“救生艇伦理”根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历史性生存权利，以及未来人类后代的生存权利，所以是一种“反人类”的理论。

在推动绿色变革的实践方面，社会生态学主要倡导生态技术和推进绿色社会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克金大量发表文章开始，社会生态学就一直致力于对美国的大众性环境社会运动发挥影响。布克金主张“以根本上激进的生态学替代技术主义的环境主义”的观点，立即得到了广大生态激进主义者的拥护。1974年，布克金与丹尼尔・乔多科夫等人共同创建了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开始参与早期的城市“绿化”行动，并致力于把替代性技术和太阳能技术引入美国内陆城市社区。

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生态学在反核能大众运动中的影响日趋显著。彼时，美国政府在全美农村社区中选定了许多地点，预备用来修建核能发电站。大众性反核能运动联合了“返乡运动者”“经验丰富的”城市行动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反对政府对农村的殖民化行为。1977年，1400名行动者因为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占领新罕布什尔的一处核能建筑工地而被捕入狱，其后，分散化的反核能大众运动联盟遍布全美。这些联盟组织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方式和自下而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组织动员形式，体现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由地方自治主义理念的影响。另外，反核能运动联盟对核能技术的态度，也受到了布克金追求解放的技术理论影响，这一理论促使他们了解到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积极性关联。正因为如此，其中的一百多名青年学生前往地处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考察、学习有机园艺和替代性技术。

进入80年代，布克金开始关注西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绿色政治运动。社会生态学的影响明显体现在其无政府主义主张对欧洲绿党及其政治纲领的影响。布克金非常乐见这种“反对政党的政党”更多地是作为基层“公民创议”联盟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传统一会政治的工具。80年代初，欧洲绿党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人参加竞选，但重大决策由地方基层作出，而且公职与内部职位都需要两年进行一次轮换。西德绿党则从生态主义立场对国家公共政策提出了全方位的批判，包括城市规划、能源使用、交通体系、核武器减裁等。在这一时期，布克金著作的译本对西德绿党政治纲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成员们在组织旨在成立美国绿色政治组织的集会过程中发挥了核心性作用。在这次集会上，关于美国绿色政治的发展规划存在着两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主张推动成立全国性绿色政治组织，以便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联系沟通，并最终创建美国绿党;另一种主张是布克金所赞成的分散化的、基于基层运动的模式，由地方组织授权人在地区性联盟中进行决策。结果是，后一种模式获得了多数参会者支持，社会生态学家在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一种绿色自治联盟。

90年代，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学生在绿色阵营中组织了一个青年核心会议，后来该组织从绿色阵营独立出来更名为“青年绿色阵营”。1990年4月，地球日的第二十周年纪念日，青年绿色阵营动员青年激进分子发起了一个大型直接行动活动，组织活动分子涌向华尔街，以阻止股市开市。以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为基地的活动分子，准备了内容很丰富全面的行动手册，介绍生态学观点，申明此次阻止华尔街开市活动的用意，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的关系。同时，布克金在佛蒙特组织了“伯灵顿绿色阵营”，以表达他们对城市动员事件的态度立场，并参加了地方选举。该组织最终获得了市委会的若干席位，其候选人也在全市范围内的市长选举中对市长职位发起了挑战，并引起了全美的关注。此外，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全球正义运动等运动中，也都有社会生态学的声音和影响。

2006年，布克金不幸离世，但社会生态学的影响因其研究所的努力而持续甚至有所扩大。例如，在布克金去世的那年，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启动了一个气候正义项目，开始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生物燃料、核能和碳交易等路径进行持续批评，进而主张一种以社区为中心的替代性变革方案。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布赖恩・托卡2010年出版的著作《走向气候正义》中得以展示①。2010年以来，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在全美各地至少举办了4期短期培训班（每次8―10天），主题从社会生态学的哲学、政治学到社会变革的策略、方式、技能，等等。虽然培训班并不授予学位，但依然吸引了各种背景的人士的参与②。

因此，正如达米安・怀特和吉迪恩・科索夫（Gideon Kossoff）所言③，社会生态学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影响广泛，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可持续城市和绿色城市的讨论中，总能够发现布克金等社会生态学家的观点及其影响。甚至于，布克金关于科学技术和农业创新方面的许多主张，已经成为一种当今主流性的看法。另外，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在清洁生产、低碳发展、生态建筑和再生能源方面的实践探索，也都显示了社会生态学及其蕴含的深刻的绿色变革价值。

当然，从一种更一般性的理论维度和更广阔的地域视野来看，以布克金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及其实践探索，又是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的。就前者而言，社会生态学对于绿色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作了一种社会文化层面或视角下的理论阐释，强调了无论是深生态学主张的个体价值观念改变，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经济阶级结构变革，都不足以独立地消除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成因，这当然是有其独到与深刻的一面的。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与意识的根本性变革，其发生并不会更容易，而且与其他领域的其他形式绿色变革也不应该是一种对立或替代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包括布克金本人与其他绿色思想（活动）家之间的激烈论战的内容，并不具有外表上看起来那样的强烈对抗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甚或社区的狭隘视角的偏执或热衷，或多或少妨碍了一种更为综合性的绿色变革思路或共识的达成以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经验似乎也值得包括社会生态学在内的生态（环境）主义来借鉴吸取――理论本身的纯洁性或逻辑自洽性，不应该与政治变革战略上的包容性或互补性相混淆或冲突。

就后者来说，至少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及其政治实践想象，是有着强烈的新英格兰地区背景的。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或缺陷，恰恰相反，任何卓有成效的社会生态学流派，都只能是特殊生态系统条件和特定社会文化形态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没有对特殊生态系统客观规律及其要求的正确认知与遵循，就像缺乏对特定社会文化系统及其传统的正确认知与遵循一样，都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应该说，对这方面的阐述与强调――“自由进步的市镇自治主义”――是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重要贡献。但是，从整个美国、尤其是整个世界范围看，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社区）重建”的实现，首先面临着的困难是一个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一体化的全球性经济、政治与社会。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一体化的全球性经济、政治与社会，是统一（臣服）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制度结构与话语的。应该说，布克金晚年与生态无政府主义的决裂和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部分性回归，多少是缘于他对大众反全球化运动所面临现实挑战的感触与反思。在现实中，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社区）维度的强化，虽然是限制与约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权力扩张的根本性举措或方向，但却在明显呈现为一种政治联姻的资本与国家霸权面前成为日趋弱化的力量一极，而不是实质性的挑战者或替代者。相应地，执著于基层市镇的生态民主化重建这一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优势”，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它的内源性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