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空间特点分析论文

摘要：对舆情空间的研究是舆情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讨舆情发生的具体情境。任何一个具体的舆情或民意，在其发生和变化过程中都会受到有形和无形空间因素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影响交错复杂，给舆情本身的认识和判断既带来提示也带来障碍。对舆情空间构成要素和主要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对舆情自身的变动方向和轨迹的认识。

关键词：舆情空间；有形和无形要素；主要特点

一些学者在科学研究中提出或使用过“场”及“场域”的概念，它们作为一种情境空间与舆情空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场”本来是物理学和数学中的概念，但它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些领域很有用，于是，也被引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研究中，一般是指相互作用的物质的或观念上的空间(有的还包括时间)。考夫卡发展了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社会场论，提出“环境场”、“行为场”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我国舆论研究学者提出了“舆论场”的概念，认为“舆论场”是“包括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同时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用“场”的范式研究社会舆论，能认识“舆论”产生的环境机制，“场”不仅是舆论形成的条件、空间，而且是推动舆论发展的契机，甚至制约着舆论的正负方向。“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说：“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

一

舆情空间要相对具体一些。舆情空间与“场”及“场域”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相比而言，舆情空间和“舆论场”要描述的情景都比较具体，两者的可比性更大。特别是“舆论场”概念的内涵与舆情空间概念的内涵有更多相似之处，因而对舆情研究的启发更直接和更大。舆情空间与“舆论场”的相通之处在于：两个空间容纳的主体都是民众或公众；在这两个空间里产生和存在的舆情和舆论，都是来自于有些因素刺激的产物；舆情和舆论都与空间或场内存在的影响因素之间发生互动，等等。这两个空间又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是各自的核心事物不同：对舆情空间而言，其核心事物是舆情，或者说，是民众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刺激而产生的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对“舆论场”而言，其核心事物则是舆论，是具有导向性质的言论的传播。

在一般意义上，舆情空间可以被划分为“硬空间”和“软空间”。舆情的“硬空间”指的是舆情发生的各类有形场所，包括组织或团队空间，如教育场所、工作场所、朝觐场所等；地域生活空间，如居住区和社区等；设施空间，如社会场馆或其他社会场所；日常生活空间，如家庭、日常交往、文娱生活、商品或服务买卖场所。部分交通工具，等等。自古以来，集市、商场、庙会、团体、帮会、会堂、茶馆、酒肆等，都是人群高度密集的地方，是社会群体生活中易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地方，当然，也是作为舆情的民众社会政治态度产生和表达较多的地方。舆情的“软空间”，对软空间的理解不像对硬空间的理解那样容易。罗斯在他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社会控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统治。社会控制可分为三类：对于意志的社会控制、对于情感的社会控制和对于判断的社会控制。其中，罗斯将社会控制手段分为两类，一类是舆论、暗示、个人理想、社会宗教、艺术和社会评价之类的控制手段，罗斯把它们称之为伦理的控制手段，它们的形成是由于感情的力量；另一类是法律、信仰、礼仪、教育和幻想，罗斯把它们称之为政治的控制手段。这两种“手段”就相当于舆情空间中那些无形的或非物质的内容，可以称之为舆情的软空间。但是，结合舆情研究的一些理解，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划分这个软空间，即，秩序规定、角色规定、目标规定和部分民族文化传统等无形的或非物质的内容。

二

秩序规定因素。它具体表现为各种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各类组织和日常生活中的权威等。例如，各种各样的舆情都是现存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其产生和变化都直接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一个社会要想正常或良性运行，就必须制定各项社会制度或秩序规定来加以保障。社会制度有优劣之分。好的或者说以公平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更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更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相反，坏的或者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就可能遭到广大民众的反对，甚至可能带来社会矛盾、冲突和动乱。社会制度是舆情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无形制约因素，它规定着作为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舆情产生和变化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秩序规定因素之一。又例如，社会政策是指国家运用立法和其他手段所制定的影响社会生产、生活行为或活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和规定以及相应措施等。社会政策的变动频率和调整力度较社会具体制度来说都大一些，因此，它们对民众的舆情带来的影响也更直接和具体。再例如，伦理道德是指人类共同创造并共同遵从的，涉及到人伦关系和次序及善恶、是非、正义和非正义评价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总和。伦理道德最初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后经统治阶级的提炼和整理，成为教化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体系。违背伦理道德是严重的社会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内心自责。风俗习惯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代代相传并自觉遵从的行为方式的总和。风俗习惯所调节和约束的社会行为大都是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如衣食住行等。最后，各类组织和日常生活中的权威也是一种重要的秩序规定因素。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成员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组织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扮演一定的角色，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这些组织小至村庄、学校、工厂、公司，大至社区、国家等等，组织生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组织内存在负责人或领导人，他们常常具有组织权威，他们的作用之一就是对组织内成员加以行为约束。因此，组织控制或者组织权威也影响到舆情的产生和变化过程，也属于舆情空间秩序规定因素。在组织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权威，如社区中的某个人物、家族中的年长者、家庭中的丈夫或妻子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人物所发挥的权威作用，也对人们的态度反应和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鼓励、说服、阻止等。

角色规定因素。它具体表现为个人及群体对自身的角色认知、社会角色的某些约束等。人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如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公务员、军人、个体户等，又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男人、女人等。长期的社会生活使各种角色形成了一整套各具特色的行为模式，并要求承担特定角色的人学会特定的待人处世的方法，否则，人们就认为他没有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如教师要为人师表，医生要救死扶伤，干部要办事公正、不谋私利等。另外，每个角色又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总是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从舆情的角度看，当人们面对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刺激。要产生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而在此时人们常常会受到自身角色的制约，如，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自己的角色与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之间的关联。因此，人们的社会角色是制约舆情的另一个重要的无形因素。

目标规定因素。它具体表现为价值观、信仰信念等对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或制约。人生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等之所以被称之为目标规定因素，是因为它们制约或规定着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命目标和行为取向，当人们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的时候，这些目标规定因素会对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的性质、方向和程度进行调节。人的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培养起来的。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会形成人们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很显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作为无形因素，对舆情的产生和变化影响很大。例如，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仰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非现实力量或某种价值体系的信服和崇尚，甘愿受其支配甚至为之献身。信仰信念的典型形式是和主义信仰。就而言，它的舆情影响机制是人们对虚幻神灵的臣服和恐惧，以及对超脱现实、追求心灵宁静的向往；对主义信仰而言，它则是人们对某种哲学理论或社会学说的认同和信服，是对某种社会理想或社会目标的自觉追求。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等作为目标规定因素，是另一类舆情空间内的无形要素。

民族文化因素。除了少数舆情可能会形成全球舆情外，绝大多数的舆情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和民族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类文化和各类民族传统的影响特色和印迹。例如，民众对中介性社会事项的评价，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诸如善恶、美丑、是非等。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历史传承性。例如，当我们深入研究舆情时，就不能不深人地探讨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具有的诸多特征对该国家经常产生的各类舆情具有的影响。此外，舆论也是舆情空间的一种文化因素，它的作用不容忽视。舆论除了作为一种公开和公众的意见外，还是主要依靠各类媒体传播的信息。作为民众心声的部分舆论常常发源于舆情，但是，一旦它转化为舆论后，就又会变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其他人对决策者等等产生巨大影响。从舆情空间的角度看，舆论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广为传播的公众意见，造成一种社会氛围，处在这种氛围中的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舆论的导向并受其制约，形成了对某种具体事物或行为进行褒扬、赞赏、批评、谴责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态度。舆论研究常常借助“沉默的螺旋”理论，其实，它也是表明舆情一定要在舆情空间中发生并影响舆情的相关认识。

三

那么，舆情空间具有那些重要特征呢?

第一，空间内容的多样性和彼此互动。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和国家管理者都存在于舆情空间内，各类承担刺激舆情的中介性社会事项也发生在其中，同时，在这个空间里还包含了前述的各类有形和无形的制约因素。于是，舆情空间在内容上就形成了多样要素并存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这些要素是活动着的，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变动都促使这些要素之间发生着彼此的互动，而这些互动不是简单的杂烩，而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看，这些互动会经常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首先，它的基本状况应该是多种有形和无形的制约因素围绕在舆情的主体和客体周围，当中介性社会事项产生并起到刺激作用时，这些制约因素就规范着和调节着舆情主体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同时规范着和调节着舆情客体的态度和行为。其次，一个中介陸社会事项产生刺激和一种社会政治态度产生，在表面上就是一个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单元。在这个单元的周围，各类有形和无形的制约因素“风起云涌”，其作用此消彼长。正是舆情空间的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认识舆情时，必须坚持用动态、全局的视角看问题，切忌刻板化和片面化，既要看到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也要看到影响民众态度和行为倾向的硬软空间因素，还要看到制约决策的种种有利和不利因素。

第二，空间内容的变动。在舆情空间内，民众、国家管理者、中介性社会事项和前述的硬软空间因素，都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带来舆情空间自身形态的变化，当然，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有关的空间要素也会保持其暂时或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那些无形的软空间因素，其中的很多内容稳定性很强。

第三。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和边界相对模糊。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刺激和舆情反应，会存在一个相对有界限的作用环境。例如，一个包含舆情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在一个村或乡镇或县或市的社区内。相对整个舆情空间来说，这个发生情况的空间是相对独立的。这时候，在这个相对独立空间的，会自然地形成一个比较明晰的地域界限和事件影响界限。对于硬空间来说，尤其会如此。但是，如果事件继续发展，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也会加大，原来作为这个独立空间的部分会被划入进来。在这个时候，舆情空间的边界就会变得相对模糊。

此外，舆情空间相对独立性和边界相对模糊，还是特定民众的存在和作用的一个结果。在大社会中，每个人又都生活在聚集着一个利害相关、联系较多的小社会里面。一般来说，产生具体的舆情的民众往往是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一个群体，当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发生刺激作用时，这些人会群起而应对之。除此以外的个人和群体，也可能对此事件发表观点或看法，但是他们的观点或看法由于与其利益关系不大而减轻“强度”。这样，从具体的舆情发生过程看，舆情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就更加明显了。从此来判断，就具体的舆情来说，大的舆情空间常常又可以被划成一个个小的舆情空间，但要依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更加凸显出舆情空间在构成上和变动中的复杂性。

第四，空间的多层次。具体的舆情空间不仅大小不一，而且在层次上也不尽相同。这主要与中介性社会事项的“级别”或涉及范围以及背后的国家管理者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舆情空间的层次随着中介性社会事项涉及的层次变化而变化，随着事项背后的国家管理者等级的变化而变化。举例来说，假如某村农民由于征地问题与该村村民委员会发生冲突，该村村民对村委会征地后对农民相关权益的具体处理办法有各种态度，这些态度构成了这个村庄村民的舆情。以征地这一具体社会事件为刺激因素，以这个村庄的村民为主体，以村委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为客体，在该村形成了一个具体的舆情空间。但是，假如征地问题涉及到全县，舆情的民众主体就会扩大到全县的农民，舆情的客体也随之改变为县政府。这个时候，舆情空间的层次提高了。当征地成为中国整个农村都面临的问题时，舆情的主体成为全体农民，客体就成为中央政府。可以说，舆情空间的层次就变得更高了。很明显，中介性社会事项涉及的范围是一个决定因素。在上面的假设中可以看出，正是征地涉及的范围从一个村到一个县再到全国的变化，才带来了舆情空间的层次上的逐渐变化。同时，舆情空间的层次变化也体现在国家管理者管辖范围上，国家管理者行政级别由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到县政府再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变化，带来了舆情空间层次上的逐级提高。根据以上的假设，可以去观察和寻找影响舆情空间层次变化的各类因素，这对于应对具体事件和理顺不同社会群体的舆情具有实际意义。

总之，上述对舆情硬空间和软空间的一般分析，旨在说明舆情的发生和变化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和多变的“情境”之中。当人们处于舆情空间中时，不论他们所面对的中介性社会事项是什么，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既会来自事项本身的刺激，也会受到空间中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调整。其结果是，在出现了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刺激后，在各种“硬”和“软”的因素制约下，舆情的产生和变化将会有一个自己的“模式”和“轨迹”，甚至出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反应结果，是既包含必然性也包含偶然性的结果。认识这些结果，需要我们在探索舆情变动规律时同时深入认识舆情空间的种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