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载体:播州所见宋明铜鼓

铜鼓是南方民族的重器，也流行于宋元明时代的播州及其周边地区，是本土文化的标志性器物。

1957年，在杨粲夫妇合葬墓的男女腰坑中各获铜鼓1面，被定为古代铜鼓的标型器之一，即遵义型铜鼓。1964年，于马家湾宋墓中获得1面，伴出铁釜1件。1981年，又在刀靶水宋墓中发现遵义型铜鼓1面，置于男墓腰坑下，女墓腰坑则置铁釜；据此推测前述马家湾宋墓的两器亦应分置男女腰坑下。1992年，在德江官坟堡一座至元四年（1267或1338）砖石墓的腰坑中发现1件，伴出铜锣、石买地券各1方。2014年4月，在仁怀五马洪武二十五年（1392）母边墓腰坑内获铜鼓1面，伴出石质镇墓券1方。以上5例俱发现于墓葬腰坑中。

据明李化龙《平播全书》记载，杨氏在明时仍在使用铜鼓。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中，明军就曾从杨氏手中缴获铜鼓（诸葛铜鼓）4面，并发“四川按察司挑选，堪用者俱报起解”。播平后，清人不时于播境掘得铜鼓。道光《遵义府志・金石》：“嘉靖十九年（1814），遵义县永安庄土人掘得，置永安寺，典史陈丙移置桃园山晚香阁中。”郑珍将之置于汉代遗物下介绍，是认为其系汉代遗物。光绪年间，又陆续掘得3件，亦置汉代遗物下。实应系宋明之物。民国《续遵义府志・古迹》：“光绪二十九年（1903），遵义土人于玉屏山麓掘得二枚，时为府幕取去。”又“光绪三十二年（1906），遵义永安里三甲民雷姓于铜尖山掘得，辗转仍存里中。”

永安里即今板桥一带，铜尖山即今永安庄背后的高山。玉屏山，《续遵义府志・山川》有载，在绥阳；出铜鼓的玉屏山疑即此。即清人在永安庄附近获2件（其中1件在铜尖山），在绥阳玉屏山麓掘得2件。既多在山麓所获，则这4件铜鼓亦可能出自墓中。

以上13件铜鼓，除德江1例外，其余均出自时之播州境内，时代涵盖了宋元明各时期。其用途，一类用于丧葬，一类则仍使用于日常（如战争中缴获的4件）。足见铜鼓在时之播州流行的程度。其周边地区亦颇流行，如《宋史・蛮夷传》记载：乾德四年（966），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淳化元年（990），南丹州蛮酋帅莫洪皓袭称刺史，贡银碗、铜鼓。是将铜鼓作为贡赏之器。明万历初，明廷征讨活动在毗邻播州的今高县、珙县、江安、兴文一带的都掌蛮，得鼓93面。《明史・刘显传》记：

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

既失地又损兵，蛮首阿大却最痛心失去了93面铜鼓，在于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且被认为与“蛮运”相关，亦即具有神力。关于前者，更早的《隋书・地理志》记岭南诸僚“有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铜鼓的神力，又见于《宋史・蛮夷》的记载：“雍熙元年（984），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以之祀神鬼而病除，自是认为铜鼓与沙锣具有神力。此亦可补充解释铜鼓与铜锣出现在墓葬腰坑中的原因。鼓与锣两者并出，见于德江官坟堡元墓，而在铜鼓消失后，铜锣（或铜锣状盆、盒等）仍在腰坑石中被继续使用，当与之相关，或者可以反证腰坑石代行了铜鼓的部分功能，而又营造出天圆地方的宇宙意象。四川新津嘉靖四十四年（1565）张氏买地券中“天圆地方，律令九章”的铭文反映“天A地方”的宇宙观在明代的流行程度。

总之，无论杨氏出身华夏抑或是明人所认为的“被我冠裳”的“夷种”，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甚至可以娱神的铜鼓，在杨氏乃至宋元明时期播州居民的精神世界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