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宜主动

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理直气壮地大声向对方说出我们的要求，提出我们主张的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协商机制。为了筹备6月份即将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已经展开了密集的磋商，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已经为此于4月初到访。保尔森来访之前，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Alan Holmer）已经表示，除了与中国新一届政府主要成员会晤以建立联系、筹备6月份的战略经济对话之外，保尔森此行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特别是今后10年的合作内容。那么，除了能源和环境之外，双方又应该具体讨论些什么话题呢？

在对外经贸谈判中，特别是在对发达国家的经贸谈判中，我们总体上仍未摆脱被动局面，表现在主要议题都由对方提出，我方多半只是被动地应对，这种特点在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们不宜指望在短期内彻底扭转这种局面，但我们绝不能对这种局面安之若素。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理直气壮地大声向对方说出我们的要求，提出我们主张的议题。我认为，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应当提出以下议题：

汇率议题

与众多机构习惯性的思维相反，笔者此处所谓“汇率议题”指的是美元恶意贬值问题，并非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问题。鉴于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人，而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债权多数又是以美元计价，即使不考虑美元恶意贬值对全世界几乎其它所有国家带来的价格混乱，山姆大叔的这种行为也已经构成了恶意赖账。在为美国债权人向外国债务人索偿时，在外国遭遇金融危机而向美国请求救援贷款时，美国极为重视保障己方作为债权人的权益：债务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整顿国内经济；需要为救援贷款支付巨额服务费；需要将石油或其它可靠的出口收入作为偿付的担保；需要修订国内《破产法》以便赋予外国债权人优先受偿权；……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是，美国对自己的债权人又是一副什么嘴脸呢？提出法案，要求对方货币对美元升值27.5%，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对方把自己对美国的债权贬值27.5%，否则将对对方实施制裁！这要求是如此无理，而山姆大叔提出得又是如此气壮如牛！按照中国网民习用的语法，“史上最牛债务人”称呼，山姆大叔实至名归，而中国又是这个“史上最牛债务人”的“牛气”的最大受害者。中国的美元资产是全体中国国民的血汗，中国政府有义务保全，没有权力坐视其缩水而无所作为。既然财长先生来京安排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事宜，那么，我们完全应该要求将美元汇率纳入议题。

财富基金规则议题

财富基金行为规则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界的热门话题，有关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正努力从双边、多边渠道制定实施通行的财富基金规则。美国是对此主张最力的国家，3月20日便与新加坡、阿布扎比的两家财富基金就在美国市场的投资准则达成一系列协议：3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会议批准对财富基金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开展进一步分析研究，并批准向基金组织提出提案，与各财富基金和相关方合作制定国家投资机构最佳行为规范。

财富基金的巨大规模及其迅速增长决定了有必要探索制定国际通行的财富基金投资规范。这不仅有利于东道国，也有利于为财富基金自身开辟更好的投资环境。但是，要形成公正、可行的行为规范，规则制定者们必须与主要财富基金开展充分的合作，因为可行的投资规范从来就不能仅仅诞生于寥寥数名政治家的密室之中，而必须是市场参与者们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而且，针对财富基金的透明度标准必须适度。化解疑忌的方法通常是公开，但财富基金在此问题上面临相当程度的两难选择，因为与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商业性投资机构不同，财富基金信息披露伴随着对其母国经济安全威胁的上升，且信息披露与财富基金投资盈利性之间存在矛盾，因为财富基金规模巨大，信息披露标准过高，致使其他市场参与者们能够得知基金的投资趋向，乃至具体的投资决策，将导致基金投资进入和退出的成本激增，从而实际上丧失盈利可能。我们不应当片面要求财富基金承担过高的透明度标准，这无异于要求他们沦为东道国“地头蛇”们肆意宰割的对象。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公认的规则在透明度、母国经济安全、盈利性之间求得理想的平衡。

同时，财富基金行为规则有必要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行为规范的发展同步，因为这些基金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力不亚于财富基金，其缺乏透明度则比财富基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一直不受新监管规则的监管，也不遵守所谓的最佳行为守则。双重标准从来就无以服众。

次贷危机情况及时说明

这项议题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和扩散对包括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冲击正日益明显。如果危机深化到迫使西方金融机构、企业大量抽回海外资金救济总部，中国市场将遭遇严重冲击。其次，讨论这项议题也是美方应当履行的承诺，因为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双方已经声明：“双方欢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近来美国次级债市场和其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引发的挑战进行评估。双方同意继续就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经济和金融动态及时进行沟通和信息共享”。

美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问题

进入美国金融服务市场对中国金融机构有着重要意义。《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已经提到，“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申请都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并承诺与中国开展金融监管人员的交流”。而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拿出了批准招商银行美国分行的具体行动，并接受了比上次更多、更详细具体的承诺约束。如何督促美方落实承诺，并对中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双方有必要认真探讨。保尔森本人在3月31日提出长达218页的全面金融改革计划。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有可能剧变，我们就更需要加强督促美方兑现承诺了。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