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拉美国家外交政策

摘 要：拉丁美洲传统政治文化既具有专制主义和集权特征又具有分散和反叛特征，其政治行为方式则表现为考迪罗主义。传统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的关联性可概括为国际一元主义、庇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受此影响拉美外交政策形成了若干特点。由于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势必会导致拉美外交政策发生新的变化。

关键词：政治文化，外交政策，考迪罗主义，庇护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4-0047-06

拉美地区文化特征鲜明，许多学者研究了拉美文化对其现代化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影响。①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仅影响国内政策也影响国际政策。但很少有人研究过拉美政治文化与其国际政策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学界一般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属于主观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②另一位政治文化研究的先驱悉尼·维尔巴（Sidney Verba）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体系是由经验主义的信仰、表达性的符号和价值观构成，它们界定了政治行动产生的情形，它们提供了政治的主观取向。”③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政治行为也纳入政治文化概念中。罗伯特·图尔克（Robert C.Tucker）认为，将行为包括在政治文化中，增加了将信仰与行动加以比照的价值，因而也就区分了“理想的文化类型”与“实际的文化类型”。④之所以将行为纳入政治文化含义，是因为态度、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含糊不清和相互纠结的，例如，大多数拉美国家政治所具有的考迪罗主义特征既可以是一种心态也可以是实际的行为。美国杜伦大学教授罗兰·H.艾贝尔（Roland H. Ebel）和雷蒙德·塔拉斯（Raymond Taras）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即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式。政治价值观是关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应该如何建立和运作的理想化准则。政治态度是人民基于现实的对政治进程的取向，这常常被称作政治文化“模式”。政治行为方式是个体和集团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态度运用到具体的政治情境中。①

一、拉美政治文化辨析

关于拉美国家具有共性的政治文化，国内外学者有过大量历史性研究，他们总结出拉美的政治文化特点包括：等级制（hierarchy）、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精英主义（elitism）、②职团主义（corporatism）、③庇护主义（clientalism）、④考迪罗主义（caudilismo）等。⑤研究者都是从西班牙对美洲的占领和殖民历史的特点为起点对上述文化因素在拉美形成的历史逻辑层层展开。多数学者认为，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统治方式由于多种因素作用既是高度集权的，又是分散灵活的。占领时期西班牙采取了二种自相矛盾的政治组织方式：一是在国王牢牢控制的地区实行集中化和单一制的政策，二是在新拓展地区采用当地自我管理和分散化的军事组织形式。于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特性同时出现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一种是被称作政治一元主义（monism）的集权化和专制主义文化，⑥一种是对权威的抵抗和反叛文化。第一种是马德里政治文化，第二种是边疆政治文化。

马德里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至少从理论上来源于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政治哲学。⑦它对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日后延伸到拉美。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好的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制社会，它由政府许可的社会成分构成，在一个社会有机体中每一成分发挥适当的功能。这套制度强调自上而下的精英统治、秩序、有机体论、以及承袭主义。这些思想也构成了拉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另一面，即还存在一个反叛的、地方主义的、无秩序无法律的一面。以研究拉美政治文化著称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莫尔斯（Richard Morse）将其称为托马斯主义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那一面。⑧西班牙统治者无法做到在距离欧洲遥远且广袤、情况十分复杂的殖民地始终实行有效的统治，对权威的地方反抗甚至反叛成为殖民地大部分地方的政治生活方式。因此，殖民地从形式上看是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高度分权和管理松散的。托马斯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在拉美独立后200多年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形式和内容。从保守派考迪罗到自由派考迪罗，从民众主义精英再到官僚威权主义领袖，他们往往从反叛和暴动开始其政治生涯，而在掌权后又将专制的、具有等级结构的一元主义体系强加于他们的社会。

由于政治一元主义体系拒绝政治竞争和改变而导致的脆弱性，在拉美又出现了一些独具特点的政治亚文化传统。所谓政治亚文化，阿尔蒙德认为是指一国内部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阶级各自特有的政治倾向或取向，也就是利益集团的亚文化；或者是指政治系统内不同的角色、结构和次系统本身带有的特殊态度和传统。①艾贝尔和塔拉斯认为，拉美的政治亚文化传统首先是暴力传统。暴力常被作为在选举不奏效的地方打破政治垄断的唯一方法和途径。然而通过暴力掌权的集团在上台后又开始了另一个政治威权主义阶段，拉美政治生活于是倾向于在有序与无序中持续震荡，如理查德·莫尔斯指出的在托马斯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震荡摇摆。②第二种政治亚文化传统，即制度改革和创新。第三种是使用“间歇式民主”来解决政治困境。多元民主常被作为缓解独裁与暴力混乱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虽然在拉美不尽如人意，但常被看成是减轻暴力，获得外援，或摆脱独裁体制的需要。对间歇式民主的追求可以解释为什么拉美民主呈波浪式发展。

最后一个因素是普遍性的依附问题。显然，经济不发达和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拉美国家对外部压力和影响更加脆弱，迫使许多国家归顺美国，冷战时期的古巴则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摆脱依附的努力常使拉美国家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因为为了达到或保持经济独立，它们必须从外部世界获得援助，但这往往又增加了陷于依附关系的机会。因此，经济不发达和依附在国际行为中加强了拉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庇护主义。①

三、政治文化对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艾贝尔和塔拉斯的上述理论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理解拉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桥梁。该理论最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另外考察了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的三个大的环境因素，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拉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和长久以来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拉美外交决策和行为不仅发生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区和国内文化背景下，也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文化背景下，即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性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拉美外交政策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西半球考迪罗对拉美外交决策有强大影响

诺曼·贝利（Norman Bailey）在70年代的一篇名为“作为考迪罗的美国”一文中指出，“‘强大’但仁慈的领导人是拉美人在国内追求的一个理想”，“庇护情结”已贯穿拉美几个世纪。但“如果这个政府或考迪罗侵犯了他的自由或私有财产，他便会反抗。”贝利指出，庇护思想进入国际范围，便是拉美国家希望一个强大但并不过分烦扰的庇护主，这个庇护主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国际生活不确定性的危害。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承担了这一角色，20世纪美国承担了同样角色。②虽然美国从未把自己称作西半球考迪罗，但从19世纪“门罗主义”出台以来，美国一直以西半球的保护者和霸主自居，将拉美视为自己天然的后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通过泛美体系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形式最终将它在西半球的考迪罗地位制度化合法化。美国自诩有能力营造泛美安全和稳定，为西半球人民谋取福祉，但实际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干涉拉美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这势必不断激起拉美各国的反美情绪。

第二，追求与自主的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拉美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

拉美民族主义经历了从克里奥尔人的本土意识和美洲情结，到独立运动英雄们的美洲主义思想，再到19世纪末知识精英和爱国者们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二战后作为推动发展与变革力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古巴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漫长的演进历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从这时起，美国日益强大并不断加大对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干涉，拉美民族主义越来越具有反美主义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拉美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并在许多国家掌握政权，主导现代化进程，它们也更多地采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国有化、限制外资、激烈地抨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渗透、采取多元化外交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等。

第三，努力摆脱经济依附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依附对最发达的拉美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在拉美摆脱经济依附的愿望产生了对自主的诉求，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发展。纵观拉美自独立以来采取的每一种现代化发展战略，无论是19世纪后期的出口导向战略，还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及8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均伴随着对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调整，也就是说，拉美外交决策和国际行为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直接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和私人部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者敞开大门，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确创造了一些发展的奇迹，但它也导致了更大的对外部世界的依附。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在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影响下，拉美大国纷纷开始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追求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对外部世界更大的独立性。伴随这一发展战略的外交政策是多元化外交，即不希望从对美国的依附转向对另外一个大国的依附，而是努力与日本、欧共体、太平洋沿岸等多个国家发展关系，开拓美国以外的新市场、新的资金和技术来源。进口替代战略部分取得了成功，但拉美仍没有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其表现就是80年代末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再一次开始发展战略的调整，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又导致拉美主要大国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

第四，外交政策机构的相对封闭性

受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拉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拉美外交政策机构呈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远离国内政治进程。国际体系的现实，即权威的缺失，要求外交人员能够熟练地掌握一些外交技能如谈判、妥协、联盟的建立等，但这些素质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中都不突出。在拉美，外交决策传统上是精英阶层的特权，总统以及相对狭小的一部分官员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哪些是国家外交主要的问题哪些是次要的问题。因此，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个人偏好和主观随意性。而且拉美国家传统上对外交使命的界定也比较狭隘，并不包括一些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事务，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科学技术等。但各国外交机构与国内政治的隔离程度并不一致，在古巴基本不存在，在巴西则最高。在巴西，外交人员是高度精英化和职业化的，他们是外交部创立并指导的“里约·布兰科学院”（Rio Branco Institute）精心培养出来的，该学院的毕业生大多来自社会上层，长期职业化训练培养了他们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

20世纪6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W. Anderson）提出了“活博物馆”这一概念来形容20世纪拉美的社会冲突。他认为20世纪以来拉美成为各种政治思想汇集的一个“活博物馆”，旧的政治思想从未消失，它们仍以不同方式存在着，而新的政治思想又不断涌现。①上述现象说明，拉美政治文化不仅是连续性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些变化势必会反映到拉美的国际政策和行为上来。

① Roland H. Ebel，Raymond Taras，James D. Cochrane，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Cases Studies from the Circum-Caribbean Stat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10.

② 精英主义，在拉美，指源于西班牙政治文化中的基于等级制和社会分层思想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即推崇由精英领导、决策、命令，或可称为精英治国。精英主义成为拉美威权政治实践的重要基础。

③ 职团主义，又称统和主义或法团主义，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及拉美，主张按照有机的、自然的职能或社团将社会和政治进行统和，强调强大政权、一个有序且整合了的社会，以及资方、工会和政府间的三方合作，职团主义所主张的有机的、集权的、组织管理严密的、整合性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是与拉美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的。

④ 庇护主义，指拉美自殖民地时期便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类型，这种关系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及之后在乡村逐渐发展，形成庄园主和雇农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也指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教父教母与教子之间的干亲关系，独立战争后的考迪罗与其追随者之间也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形成了这种主从制模式。在拉美等级制和特权盛行，物质贫乏的情况下，庇护主与扈从之间互有需要，前者可以通过这种关系赢得忠诚和服从以及合法性，后者可以获得生存和安全感。20世纪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庇护主义从乡村转到了政府和现代城市生活中。

⑤ 考迪罗主义，盛行于19世纪20年代后至20世纪前期拉美的一种强权人物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持统治的行为和政治制度，考迪罗的合法性基于超强的个人魅力和军事实力，他们精心编制庞大的庇护关系网，实行家长式专制独裁统治。考迪罗主义作为拉美传统政治文化其影响延续至今。

⑥ Glen Dealy，"The Tradition of Monistic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in Howard Wiarda，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The Distinct Tradition，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4；Claudio Veliz，The Centralist Tradition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⑦ 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被誉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家”。肯尼思·W.汤普森：《 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⑧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奠基者，他在《君王论》等著述中提出的一整套政治权术，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王福春、张学斌：《 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美国学者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把马基雅维利列为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之父之一，称他“是运用政治手腕方面最权威的发言人”。更有人认为他是“心肠最硬的现实主义政治家”“邪恶行为的老师”。《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第71页。Richard Morse，"Toward a Theory of Spanish Governme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4（15），pp.78～82.

① 湖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② Richard Morse，"Toward a Theory of Spanish Government，" pp.78～82.

③ Roland H. Ebel，Raymond Taras，"The Latin American Tradition，"in Howard 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eds.，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 in Latin America Still A Distinct Tradition？ Fourth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Praeger，2003，p.61.

④ 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第570页。

⑤ John Gilin，"Some Signposts for policy，"in Richard N. Adams ed.，Social Chang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0，pp. 4、28～47.

⑥ Glen Caudill Dealy，The Public Man：An Interpreta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Other Catholic Countries， 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7，p.7.

⑦ Glen Caudill Dealy，The Public 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Latin American and Other Catholic Countries，p.34.

① Frank O. Mora and Jeanne A.K. Hey eds.，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Foreign Policy，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Oxfor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pp.1～9.

② Roland H. Ebel，Raymond Taras，James D. Cochrane，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Cases Studies from the Circum-Caribbean State，p.49.

① Roland H. Ebel，Raymond Taras，James D. Cochrane，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Cases Studies from the Circum-Caribbean State，p.51.

② Norman A. Bailey，"The United States as Caudillo，"Journal of Inter American Studies，No.3，Vol .5，July 1963，pp.313～324.

① 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昝涛、郑振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