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路到北京

从敦煌，到北京，中国美术馆迎来了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临摹品，也引来了一场跨年的“敦煌热”。

闭目沉思，面若微笑，长15余米的涅佛赫然横陈在眼前，一览无遗，让人为之震叹。左侧面是一身立像，为过去世迦叶佛，其右侧是一身倚坐佛像，为未来世弥勒佛，它们与主尊涅像共同组成三世佛像――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屋顶和四面墙壁则是以棕灰色为主的壁画。绘着十方净土、佛和赴会菩萨，左披画普贤变，右披画文殊变、菩萨、罗汉、梵释天人、天龙八部、佛弟子及散花飞天等画面――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千里迢迢被搬了中国美术馆，虽然是4/5比例的临摹品，但让人有身临敦煌之感。

身临敦煌

“这尊‘涅佛’，拆成四部分运送，光佛头就差不多有两吨重，这尊佛整个占了近1/3个火车车皮。”负责此次展品运输的盛龚海说。从去年10月开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就着手拆装展品，10个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包装。他们细致地在箱子里和箱子之间的空隙填充着敦煌出产的天然棉花，以保护展品。

“敦煌研究院的人从40年代起就开始复制洞窟，用了60多年的时间才复制了12个洞窟，这次搬来了10个。”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说，“敦煌研究院的临摹是一种传播敦煌文化的方式。”此次展览的陈列品多为临摹之作，部分临摹于上世纪40年代，本身也成了文物。

2007年12月28日，敦煌下着大雪，盛龚海和同事们把这批珍贵的展品运往火车站。120多个包装箱，足足装了5个车皮。2008年第一天，一路向东的火车到达北京。

从年初开始的这场“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掀起了场跨年的“敦煌热”，甚至因观众太多而不得不限制每日参观人数。美术馆的g个展览空间按照敦煌石窟的模式，被分隔成了多个小空间。西魏、北魏、隋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西夏、元代等不同时代的临摹作品都呈现眼前。其中，莫高窟第220窟、榆林窟第29窟更是第一次离开敦煌展出。敦煌特有的棕灰色成为展厅的主打色，某些洞窟的飞天莲花藻井也悬挂在头上，而特意从敦煌提取的沙子、石材也成为设计元素。整个展览空间充分营造出敦煌氛围。

1937年10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文物委员会委员的李丁陇，独自一人前往敦煌探险，用8个月时间临摹了一百多幅壁画。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这是敦煌临摹艺术的开始。1941年春，留法归国的画家王子云，率民国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对敦煌莫高窟各时期的壁画作了初步的考察，并对部分代表作品进行了记录性的临摹。并在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地举办了“敦煌艺术展”。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弟子家人离开成都，远赴兰州。他已下了决心“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一呆就是两年零七个月，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期间，他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并临摹壁画300多幅。敦煌之行，对张大干的画艺帮助巨大，其画风的第一次变化，自敦煌之后开始。

张大干离开敦煌后，在成都举办了“张大干临摹敦煌壁画展”，同时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此次展览影响了很多画家和文艺青年，促使更多的青年画家前往敦煌。

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段文兴，在看过张大干的展览后，决定前往敦煌学习人物画。“1945年7月国立艺专毕业考试结束后，便和三个同学奔赴大西北，目的是沙漠中的艺术天堂――敦煌莫高窟。……我抱着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决心，等待，整整等了一年，终于等到我的老师陈之佛教授传来的喜讯――常书鸿所长重返敦煌。7月中我搭上了从重庆开出来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斯提倍克，迎着瀚海的烈日和风沙，向敦煌进发。”段文兴在《临摹是一门学问》的文章中讲述了那段干辛万苦的敦煌行记。

当时，从法国归来的常书鸿负责筹备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刚刚成立，他带着妻子儿女迁往敦煌，并招募了一批自愿前往敦煌临摹研究的美术工作者。几年前，他还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一次，在一个旧书摊前，他好奇地打开一个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从此，他的艺术之路和人生之路发生了转弯。当常书鸿来到敦煌时，张大千正要离开。

伟大的临摹匠

展览中的黑白照片记录了当年临摹工作的艰难情景。“上洞窟要全幅‘武装’，背着纸墨笔砚、颜色和水瓶水缸，提着画板、凳子，没有凳子抱几个土块一堆就成，有的洞窟光线不好，最先进的办法是用镜子把日光反入洞内的白纸板上，这样整窟都亮起来了，麻烦的是要随着太阳的脚步移动镜子，以适应日光的折射角度。在无法反光的洞窟里，只有秉烛(或煤油)作画，高处看不清，则架起人字梯，爬上去看看，再下来画画。临摹不仅用脑力，还要用体力。有人说洞窟里冬暖夏凉，但它是潮寒阴冷，夏天要穿棉袄，冬暖是与洞外冰天雪地相对而言，大窟小洞都是滴水成冰，三九寒天洞窟里无法临摹，只好在画室里锻炼临摹基本功――描线，突破线描关。”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段文兴临摹了《维摩诘经变》、《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天宫伎乐》等大型壁画临本。

“解放前，敦煌生活之艰苦是难以想象的。这些美术工作者，从鱼米之乡的江南来到荒凉的塞外，住在清代的破庙里，吃着不合习惯和口味的简单粗糙的饭食，既要忍受‘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荒凉寂寞，又要抵御。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三九严寒。由于交通极不方便，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没有台用的画板画架、笔墨纸张，甚至最普通的马利牌广告色都不易买到。全靠个人从内地弄来一点连史纸，自己动手加矾、裱背，自己动手改造画笔，工余时间还得自己动手磨制颜料。上洞临画没有灯光，只好在洞口放一面小镜子把日光反射进来，还得随着日光的移动而移动镜子 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坚持不懈的工作，把一些通史性的代表作和专题资料临摹下来。”1952年来到敦煌的李其琼，描述了第一批敦煌临摹美术工作者的艰难。她自己也同样经历过艰难岁月。她和丈夫孙儒间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

“我就觉得到洞窟里面，我什么都忘记了，那是最好的，所以说临摹我不怕。”在敦煌的几十年里，她临摹了百余幅作品。在临摹《吐蕃赞普礼佛图》时，李其琼对吐蕃赞普的女王身份提出了质疑，细心的她发现，壁画上的吐蕃赞普其实有两撇胡子，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这幅中唐壁画的临摹品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上。

在长期的自然变化中，风雨沙蚀对5万平方米的敦煌壁画皆构成侵害。所以，自敦煌保护机构成立伊始，专家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敦煌壁画。而壁画复制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一个洞窟的整窟临摹复制一般需要4年左右。1954年，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整窟临摹复制完成，这是我国首个完成的敦煌石窟整窟临摹复制。如今，临摹的颜料也发生了改变，近年刚完成的榆林窟第29窟是首个全部用矿物质新颜料临摹复制的敦煌石窟。60多年过去了，几代敦煌美术工作者总结出了起稿、线稿、上色、画面整体调整、完稿等一整套临摹技法和一套敦煌壁画临摹体系。

“有人瞧不起临摹工作，但我们认为临摹是一门学问，临摹过程中要经过反复研究，掌握规律，锻炼技巧，才能如实体现原作精神。”段文兴曾如此说过。而李其琼则说“我心安理得做个临摹匠。”

走出“敦煌”，回望立于美术馆前的“莫高窟”牌楼，发现美术馆的飞檐设计恰好和莫高窟九层飞檐的传统造型相吻合，干年时光在此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