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0 14:13:48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邹兆辰(以下简称邹)：郝老师，您好!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历史系工作，对您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这次我们不谈其他，主要谈一谈您在学术方面的经历和成果。首先我想问的是，您在学生时代是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为什么从一开始您的学术方向就选择了敦煌学呢?
郝春文(以下简称郝)：的确，我一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就选择了敦煌学这个方向。1983年我正式考取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一入学，宁先生就让我和李德龙同学在通读敦煌文献的同时，协助他搜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这样就开始与敦煌文书打交道。您问我为什么选择敦煌学，那就要先说明敦煌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敦煌文献研究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它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批研究资料，而且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与正史资料不同，它们是没有经过史家处理的，因此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材料数量不少，有5万多件。当然，其中与历史有关的不占多数，但还是有相当数量，可以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中大约90％左右是佛教典籍，其题记及背面所抄写的内容与世俗有关，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我们对这些资料里面史料信息的发掘会越来越深入。这些资料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记载敦煌地区的资料，不能完全反映全国的情况。时间是公元9－11世纪这二百年间。这部分材料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大，反映的方面也比较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等等方面都有。我们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进行得比较深入。第二个层面是敦煌文献中一些不仅能反映敦煌地区，而且能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比如一些法律文书，是中央政府颁布的文件，就不仅反映敦煌地区，也能反映中原地区的情况。再如，反映均田制的文书，对于了解全国均田制的情况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敦煌文书实际上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一批资料。这样的资料的价值就更高一些。再一个层面是敦煌保存了一大批记录敦煌地区民族问题的资料，包括汉族的资料，也包括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资料。其中还有古藏语及回鹘文的资料。因为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并没有实际控制西北民族地区，所以正史中留下的资料很少，且往往不准确。所以，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就更显珍贵。
敦煌文献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保留了一大批中国古代中外交通史的材料。敦煌地区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一个通道，中原文化通过这个通道往外传播，国外的文化也通过这个通道往里传。敦煌保留了这些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比如，记载宗教的材料就是异彩纷呈，不仅仅是儒家的、佛教的、道教的，还包括景教、摩尼教、袄教的记录。利用这些资料，有助于推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现在，我们对这几个层面的研究程度不大一样。学者们对敦煌文献中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研究得比较多、比较细，如对律文书、均田制的文书等等。但对敦煌地区的资料研究成绩还不够，需要进行整体上的整合，撰写出《敦煌中古史》这样的专著，为研究中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史提供一个“模型”或“标本”。
当然，我在开始学习敦煌学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认识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深化的。
邹：您对敦煌学的研究包括哪些方面呢?
郝：首先是参与了整理刊布敦煌文献的工作。这项工作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整理刊布图版。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大部分被先后掠至英、法、俄、日等国，这无疑为我国学者全面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资料造成了极大困难。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的缩微胶片。70年代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80年代，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推出黄永武先生编辑的《敦煌宝藏》，这是依据已公布的英藏、法藏和北图藏敦煌文献缩微胶片影印而成的大型文献图集。但是，上述缩微胶片及影印图集，由于拍摄和印刷方面的原因，佛经以外的文献有很多模糊不清，难以释读，其中部分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更是如此，非常不便于利用和研究。
1987年，张弓和宋家钰先生受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委会”委托，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达成了重新拍摄、合作编印英藏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汉文文献的协议。我有幸被邀参与这项《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不仅参加全书的讨论定稿，还担任其中12－14卷副主编。这套大型文献图集采用最先进的摄影和印刷技术，图版上的文字、图像大多清晰可辨；另一方面，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和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全书所收文献都进行了定名。上述工作为利用和研究这批文献提供了方便，引起学术界和出版界重视，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唯一的一等奖。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我建议他们适当吸收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参加其他部分的编纂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邀我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参与部分敦煌文献的定名工作。我们曾对《俄藏敦煌文献》中部分文献的定名提出意见，大多被采纳。
邹：这就是说，整理敦煌文献。第一步是要把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进行拍摄，刊布图版，使研究者能够直接看到这些文献本身。那么。后来您与宁可先生进行敦煌社邑文书的辑校，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郝：在整理刊布了敦煌文献本身之后，接下来就要分类整理敦煌文献录文了。因为敦煌文献绝大部分为中古时期的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要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利用、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
邹：即使是搞这段历史的人，也不一定能完全看得懂敦煌文献?
郝：是这样。对一般历史研究者而言，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阅读敦煌文献所需的知识。这就需要敦煌文献研究者运用敦煌学的方法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将其录校成通行的繁体字，以便于一般史学工作者利用和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和导师宁可教授也置身其中，在“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搜集、整理、录校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工作。
邹：这里我要插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什么是“社邑文书”?
郝：关于“社邑”的问题，宁可先生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过“社邑”条目，后来又写成《述“社邑”》一文，对自先秦到明清社邑的发展过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作过论述。他对敦煌写本中的社邑文书与文献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社邑”是遍及城乡的一种私社，是朋友之间从事共同事业、进行互助和教育的组织。多数是按地域组成，通常是部分居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也有一些打破地域界限，按阶级、职业、性别结合。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的兄弟关系，摆脱了全体村民参加、共同活动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社邑文书”就是关于这些结社活动的文书。
邹：搞社邑文书辑校，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敦煌文书都搜索一遍?
郝：那是一定的，而且不只一次。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要通读敦煌文献缩微胶片，挑出其中与社邑有关的文书。然后分类进行整理，释录初步录文。在对社邑文书有了一定认识以后，再次通读敦煌文献缩微胶片，结果又发现了一些第一次通读过程中漏收的社邑文书。这些漏收的社邑文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第一次通读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发现；另一种则是依据该文书与已发现的社邑文书之间的关系或据有关社邑文书的知识新比定出来的社邑文书。这就启示我们，在从事历史课题研究时反复研读基本史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反复阅读不仅可以发现上一次阅读时由于疏忽而没有发现的资料，还能发现第一次阅读时不能发现的资料。经过两次通读敦煌文献，我们共搜集到近500件社邑文书。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对文书录文进行反复修改，一些文书的录文修改了十几次。其中大部分录文与原件进行过核对。最后在看校样时，又将校样上的录文与该文书之图版或缩微胶片进行了核对，以消除在书稿抄写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学术界一部比较接近文书原貌的录校本。在反复修改文书录文的同时，我们还对文书的年代进行了考证，新考出一百多件文书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这部书作为《敦煌文献录校丛刊》的一种，于199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邹：看来，您的敦煌学研究首先是从资料本身的工作着手的。有了资料才谈得到研究。是这样吧?
郝：不仅仅是资料本身的工作，我们还进行了搜集研究敦煌文献的资料信息的工作。因为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逐渐增多。时至今日，不仅一般学者无法对每号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了如指掌，即便是专门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也不能凭印象说出每号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另外，搜集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又比我们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时调查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情况要难得多。因为对某项课题研究信息的调查，可以通过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来解决；但对某号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检索，光靠查阅书目和论文却不能解决。因为对各号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多数不能从书名和论文标题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要了解每一号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就必须仔细阅读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著作和论文。
邹：您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是不是因为如果不了解敦煌文献的研究信息，就可能大家都去研究某一号文件?
郝：是的。正是由于调查研究信息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曾经造成了在敦煌文献研究中重复劳动增多的现象。于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对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敦煌文献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在摸清每一号文献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敦煌文献系号研究资料索引”。在北京，比我更早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我的好友荣新江教授。现在，国内的研究信息我搜集得比较齐全，国外的研究信息他搜集得比较多。我们起初搜集这些信息，主要是为了自己研究时参考，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大规模录校敦煌文献做准备。在学术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和新江曾经打算把我们两人调查收集的成果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扩大，正式编纂一部《敦煌文献系号研究资料索引》。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后来停顿了。
另一项工作是参与编纂敦煌文献目录。如所周知，目前人们使用的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著作已经出版了几十年，不能反映现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早有编纂一部新的敦煌文献目录的呼声。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宋家钰先生曾在1986年组织我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几位朋友尝试编纂一部“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文书目录”。我承担的是法藏敦煌文献部分。我曾用一年多的时间，终日坐在缩微阅读器前，把法藏缩微胶片仔细研读了一遍。同时完成了约30万字的目录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编纂的目录至今也没出版，但这段编目工作的经历大大加深了我对敦煌文献的认识，积累了很多资料，对我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邹：您和您的学生还进行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最终出版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可以谈谈这项工作的情况吗?
郝：这个工作是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一至三卷于2001年立项，2003年10月结项；四至十四卷于2004年立项，计划2010年结题。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刘屹、史睿、金滢坤、赵贞等。其最终成果为专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七卷。第一卷200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至七卷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至2010年陆续出版。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指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佛教典籍以外的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敦煌文献主要收藏地点之一，藏有敦煌文献13000多件，其中主要是佛教典籍，社会历史文献也占有相当比重。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敦煌文献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其中的社会历史文献，而这类文献的主体部分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工作，是按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将数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90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全书预计30卷，现在完成的1至7卷包括1000余件社会历史文献，共200多万字。
邹：这可是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了，以往没有出版过这类书籍吗?
郝：以往出版的整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书籍，大都是分类释录本。这些书籍虽然为学术界了解、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一个是敦煌文献内容复杂，不少文书目前难以进行分类和归类，所以分类录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再一个，由于多数分类录校本的作者是依据目录调查某一类文献，而现在有关敦煌文献的各种目录极不完备，因而这些分类录校本很难将所要搜集的文书收集齐全。第三个，分类录校容易忽略各类文书之间、各个专题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开展对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研究。由于我们这个项目是按各收藏单位的馆藏流水号依次整理、录校的，所以最终能够收录全部的敦煌社会历史文献，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分类录校存在的种种不足。
我们的工作原则，一是要全面吸收学术界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为此我们已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积累了数万张卡片备查；二是文书释文要反复核查，精益求精，每卷释文在定稿前都要经过反复核查。对于影印图版不清楚之处和黑白图版未能显示的朱书文字，采用赴英国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敦煌文献原件的办法解决；三是尽可能地为读者多提供一些文书的背景情况和研究信息，以便于一般研究者使用。
邹：这个项目不但规模大。难度也是很大的吧?
郝：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的重点和难点是对文书文字的释录与对文书年代、名称、性质的考定。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当时的俗体字、异体字保存甚多，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释读这些手写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阅大量工具书，另一方面更需要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又由于敦煌文献大多残缺不全，整理者还要对那些没有名称、年代等的文书进行考证，而考证清楚文书的性质往往是正确释读文书文字的前提。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这里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正确地释录敦煌文献原件上的朱书文字和朱笔校改，还有一批现有图版模糊不清、极难辨认的文书。
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郝：我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资助下，曾于1999年至2000年赴英国伦敦，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一年。这样我就可以依据原件来核查释文，不仅解决了文书上的朱书文字和朱笔校改以及现有图版模糊不清的问题，还发现了一批现有图版遗漏的社会历史文献。由于项目最终成果中刊布的大部分敦煌文献释文都与原件核对过，这就使得本项目的最终成果在对所涉及的敦煌文献的定性、定名、定年和文字释录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对文书原件上的朱书文字、朱笔校改及模糊不清图版上的文字的释录，取得了较大突破。
邹：这样看来。这个项目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郝：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不仅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经过认真整理的研究资料，也为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了文字上的障碍，每件文书后所附的说明和研究信息还可以直接将读者领到该文书的学术研究前沿。这对于充分发挥该文献的作用，提高利用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为以后全面开展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作摸索经验，提供范例。所以，《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7卷是全面整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开端。我们准备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完成《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全书乃至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从已出版的七卷来看，这部书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已经成为学术界了解、使用敦煌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
二、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历史
邹：这真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设想。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出版工程。近年来。您不仅做了大量敦煌文书整理工作，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历史问题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请您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郝：我们在整理某类敦煌文献的基础上，总要进一步结合其他材料对这类文献进行梳理、说明和研究。在这方面，我主要从事两个专题的研究。一个专题是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寺院的关系。在整理社邑文书的过程中，我在宁可先生指导下，利用经过整理的社邑文书，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材料，对隋唐五代至宋初社邑与佛教寺院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以后宁先生又命我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要求把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社邑的资料与隋唐五代宋初的有关资料包括敦煌社邑文书全部贯通，并且把他以前搜集的有关这一课题的资料全都送给我参考。我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宁先生的安排是促使我把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放到中古时期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前人关注不多的石刻资料，即把石刻资料、传世文献和敦煌社邑文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收到了较好效果。我对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寺院关系的专题研究先后撰写了几十篇论文，这些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另一个专题是研究敦煌僧人与社会的关系。佛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需要从各个层面进行研究。以往研究者对基层寺院中的僧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视不够，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较多这方面的材料，于是我就利用这些材料考察僧人出家受戒以后的具体情况，考察他们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实态，包括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宗教收入等问题。这个课题的研究为人们认识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邹：我这里有您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这本书是根据您的博士论文写成的吧?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缘起。
郝：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重点谈一谈。在今天已经发现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佛教典籍和有关寺院各方面活动的文书。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敦煌的佛学和寺院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姜伯勤教授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对敦煌寺户的渊源、性质及衰落演变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一些日本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很大成绩。但是这些成果与敦煌文献在这方面蕴涵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我们感到，这一领域里值得下大力气作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在前辈学者的启发和感召下，希望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和相关问题作一个新的研究。
邹：您所说的“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什么内容?
郝：所谓僧尼的生活方式，是指僧尼居住、吃饭与日常活动所在地点及所采用的形式。这是一个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问题。因为以往人们常把寺院作为一个基本生活单位，认为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因此研究寺院经济问题也就包括僧尼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了。我看到近年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寺院、僧尼生活的著作，都没有对僧尼的生活方式问题进行过讨论。
邹：我没有看过关于中国古代寺院的学术著作，只是从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过去僧尼都是全部生活在寺院里并由寺院供食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郝：人们有这样的认识也不是全无根据。这个根据主要是源自佛教经律中的相关记载，还有就是《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有关规定。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根据经律记载和寺院清规来认识甚至描绘寺院与僧尼生活，但是在文献中常常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些记载和规定不符的材料。这就说明，寺院僧尼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邹：这会不会是个别例子呢?
郝：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敦煌文献中有大量与内律和寺院清规规定的僧尼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资料，这就不能都以特例来解释，同时促使我对内律和寺院清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僧尼的生活实况进行进一步思考。
我觉得，中国僧尼的生活实况历来与戒律规定出入很大。一是佛教是外来宗教，戒律也是根据印度的情况制定的，部分条文不符合中国实际；二是戒律不只一种，分属不同派别，形成于不同时期，戒律本身就存在矛盾；三是戒律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出现一些难以遵守的过时条文。
邹：您是从敦煌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敦煌僧尼的实际生活材料来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而没有拘泥于清规戒律。
郝：是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批反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各方面生活情况的文书，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我反复研读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全部敦煌文献，力求穷尽其中反映僧尼社会生活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尝试主要依据这些具体材料来探讨当时僧尼的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而把内律、清规、佛典的材料作为辅材料。
邹：我看到，您书中第二章专门探讨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第一节是住在寺外的僧尼——散众的生活情况，第二节是住在寺内的僧尼的生活情况。您还通过材料说明，即使是住在寺内的僧众也要自己做饭，寺院并不供给饭食。
郝：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细谈，但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我在这本书里，除研究敦煌僧尼的生活情况外，还用很大篇幅研究他们的税役负担、他们与寺院常住财产的关系、他们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收入、遗产的处理与丧事操办等问题。
邹：您这本书得到季羡林先生很高评价，出版以后曾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关注，并且获了奖。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郝：此书出版后，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有评论者认为，该书“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了我们对整个敦煌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邹：1998年您出版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以后，2006年又出版了《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能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吗?
郝：我前面谈过，我曾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社邑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并和宁可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因此通过社邑问题，对中古时期佛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作过细致的研究。《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被列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十一，因为我是2003年9－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此书的定稿工作的。
这本书分上、下篇。上篇标题为“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包括两篇长文，分别探讨非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和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其中第一篇《从冲突到兼容——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从事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社邑及唐五代从事春秋祭社与经济互助活动的私社也就是传统社邑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日举行“血祠之祀”的问题上双方有着尖锐冲突，但通过寺院和僧人的努力，传统社邑逐渐“止杀存生”，并从事造像一类佛教活动，最终成为寺院的组织。到了唐五代时期，传统社邑活动多在寺院举行，并大量举办佛教斋会、开窟、遗像等佛教活动，而不少僧人加入私社，作为社邑成员参加社邑活动。上篇另一重点是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民间团体及其与佛教的关系，这一部分探讨了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广泛存在的僧尼与在家佛教徒共同组成或仅由在家信徒组成的邑义(或称邑、法义、邑会、义会、会等)，它们的组织形式和首领的身份、作用。我利用敦煌文书探讨了隋唐时期佛教社邑的组织形态和首领名称的转变过程，并讨论了这种社邑作为佛教寺院的社会基础对佛教势力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邹：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上篇是探讨两种不同的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从目录看，下篇包括十篇文章，涉及的内容是不是要更广泛一些?
郝：下篇的题目是“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包括十篇文章，主要是对敦煌社邑文书某些问题的个案研究，也有学术史的回顾和对新出史料的整理校录。这里我简要地提示几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敦煌社邑文书与中古社邑研究》一文，包括对各类敦煌社邑文书的介绍，以及对1938－2006年间中外学者有关社邑文书研究的述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一文，主要指出私社在儒家文化和佛教教化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再论敦煌私社的“义聚”》一文，阐述这种私社公共财产积累的来源、管理和用途等问题；《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一文与宁可先生合撰，具体分析社邑在社人家庭遇到丧事时所做的种种救助活动；《敦煌的渠人与渠社》一文，对渠人的组织、活动的方式和性质进行探讨。还有两篇文章是关于社邑问题与学者争论的文章。最后一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是对该书出版后新发现或者新发表的敦煌社邑文书的校录。
这本书里的文章虽然过去发表过，但在集成本书时各篇文章都做了程度不等的增补，有些几乎就是新的“再论”，不少篇目从内容到观点都有相当程度的改变。所以会有这些改变，不仅与我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有关，也和我一直不断收集新发现、新出版的石刻史料和敦煌社邑文书有关，包括一些比较零散的碑刻和文书。2008年这本书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邹：我看到下篇中有一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女人结社”是怎样的情况。您可以简单说一说吗?
郝：好，我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在北朝至隋唐五代的造像题记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组关于女人结社的资料。1917年至今，这批材料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北朝至宋初女人结社的时间分布，始自公元538年，止于公元991年，时间跨度达450多年。空间分布则有原东魏和北齐控制的地区和敦煌吐鲁番。在这450多年中，我们目前能搜集到的资料仅有15件，大约是每一百年有3件，面对这样的资料密度，我们只能说，关于女人结社的记载在四百多年间时隐时现，不绝如缕。而敦煌地区，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保存下来的材料说明女人结社在这一地区自隋代至宋初一直绵延不绝。如果考虑到敦煌文献不可能保存敦煌地区女人结社的全部档案，而且女人结社的区域分布相对比较广泛等因素，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当时女人结社的现象可能比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更加普遍。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人社竟然时断时续地流行了450多年，流行地域遍及中原和偏远的敦煌吐鲁番，这当然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邹：女人为什么要结社呢?
郝：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从女人结社的文本内部是无法找到女性结社的原因的，只能从外部来索解。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种因素值得考虑：其一，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流行，应该与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北朝至隋唐五代间妇女社会地位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正是在这种“妇持门户”的社会条件下，女子以独立身份结成女性群众团体才成为可能。其二，女人社的成员大多应该是在家庭中地位较高的女性。第三，比丘尼僧团的存在和有关“优婆夷”经典的翻译与流行。出于禁欲的宗教需要，佛教规定男性出家人与女性出家人以性别为标志分为比丘和比丘尼两种僧团，佛教律制规定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在空间上要严格分开。男性出家人和女性出家人分开修行和生活本是宗教的需要，但长期的女性群体独处必定会增强与唤醒她们的性别意识。为了便于扩大和发展女性佛教信徒群体，佛教僧团还翻译了有关“优婆夷”的经典，这对女性在家佛教信徒队伍的扩大应该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女性信徒，应该就是最初的女人社成员的主要来源。所以，在中国古代佛教出家僧团中，实际实行的是男尊女卑制度。这种宗教的性别歧视在唐代被扩展为对一切女性的歧视。唐代的比丘认为，女人和比丘尼不如男子和比丘，有的寺院甚至规定不许女人人寺。由于自身“不净”，必然会使一些女性信徒感觉在男性信徒面前抬不起头，如果与同性在一起，大家同是“不净”之身，同病相怜，不仅可以找到平等的感觉，心理上也会更舒服一些。这一心理应该是部分女性在家佛教信徒乐意与同性组成佛教团体的原因之一。
邹：您是从社会心理因素来说明女人结社现象的。
郝：我认为，对女人社出现与流行的意义，不能做过度阐释，更不能拔高。她们只不过是在佛教歧视女性信徒的文化诱导下，在比丘尼僧团的启示下组织起来的女性，她们组起来并没有要改变女性信徒被动局面的愿望，不过是一群处于弱势(不净)的人同病相怜而已。所以，女人社在中古时代的出现与流行，在思想文化史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当然也并非毫无意义。参加女人社的女性毕竟是性别意识觉醒的行动者。一群中老年妇女组织起来，从事造像、写经、燃灯供佛和互助活动，对当时社会中的女性和男性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让敦煌学走向社会和世界
邹：除了整理敦煌文书和利用敦煌文书进行学术研究之外，近些年您还做了大量对敦煌学的宣传介绍工作，从大陆到港台，从国内到国外，力求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和敦煌学。有一本《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是您写的吧?
郝：敦煌宝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它研究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同时，也希望国内外对这批遗产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些年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敦煌学的宣传普及工作。您说那本小册子是1993年我和宁可先生联名出版的，由我执笔，新华出版社出版。同类著作以前也曾出版过，但我们这本书与其他介绍敦煌的著作有所不同。已往出版的著作着重点在介绍敦煌的文化现象，其结构一般是分为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三部分。我们的书则以敦煌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将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条件。用敦煌的历史来说明敦煌的石窟艺术和文献，又以敦煌的石窟艺术和文献来印证敦煌的历史。最近这本书要重印。
邹：敦煌学应该是与国外和港台学者交流比较频繁的一门学科，是不是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郝：由于种种原因，1900年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大多散失到世界各地。这当然是巨大的损失，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外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所以，从一开始敦煌学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大陆召开学术会议就开始邀请海外学者参加，大陆的敦煌研究者也开始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80年代后期，台港学者也到大陆来交流，90年代以后交流就更频繁了。1983年，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去法国参加学术会议，以后又到日本、香港、台湾，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由于敦煌文献散藏在世界各地，所以，大的项目必须有国际合作才能进行，这是敦煌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我们搞中国史的某些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搞，但敦煌学是不能关起门来搞的，没有巴黎、伦敦的东西是不可能搞敦煌学研究的。所以，这门学科天然就具有国际性的特点，需要具有开放性的心态，需要具有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作法。
1999年9月至2000年9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北京市的共同资助，到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访学一年。我在英国期间，得到那里学者非常热情的支持，和他们进行了非常友好的合作。后来，他们也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访问。
邹：这些年您在国内外讲授敦煌学。对于敦煌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是否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郝：这些年，我曾经到内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甘肃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阳师范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等高校和学术单位去讲过敦煌学。同时，也到台湾的中正大学、中兴大学、逢甲大学、淡江大学、法光佛学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进行过学术演讲。还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等影视媒体参与过一些宣传敦煌和敦煌学的工作。
此外，我还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实际主持以书代刊的杂志《敦煌吐鲁番研究》编辑工作，这是一本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的杂志，每年出版一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我还主编《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以发表前一年的学术信息为主，也是每年出版一本。在我看来，编辑杂志也是宣传敦煌学的方式之一，当然，也是团结国内外敦煌学学人的方式之一。
邹：近年您还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敦煌学，请谈一谈去美国讲学的情况。
郝：这些年，我也到过国外和港台一些地方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美国、英国、俄国、加拿大、日本、泰国和台湾、香港等地。除参加学术会议外，还应邀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国立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伦敦大学、孟特利尔大学等国外高校做过学术讲演或参加国际交流。
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世界。我们在自己努力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应该欢迎国外学者对这门学问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的胸怀和气度。《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人的研究，从选题、方法到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都有我们可以学习之处，我始终积极参与并推动敦煌学的国际交流。
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和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您不仅是这个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而且现在成为敦煌学会的负责人。从史学界整体情况看，您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利用敦煌文书进行研究的情况怎样呢?
郝：当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我想建议唐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更加重视和更多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资料。长期以来，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相比，学术界对它的了解太少了。很多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仅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在搜集研究资料时可以遍读与唐代有关的所有文献，但将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列入自己阅读范围的人却不多。结果是其他方面的有关材料几乎被网罗殆尽，惟独遗漏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这是有些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
还有，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了唐史研究者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分流的趋向。我们的父辈和前辈唐史研究者多是在对唐代历史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涉猎敦煌吐鲁番文献。而“”后成长起来的唐史研究者，大多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了解不够；少数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学者则日益专门化，唐史的素养远不及我们的父辈和前辈。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绝大部分是唐五代时期的史料，如果唐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分流，从宏观上看，对两方面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希望唐史研究者今后能更加重视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材料，最好能参与一些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能够为唐史研究提供更多经过整理、录校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从事一些唐史研究，特别是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解决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邹：您认为，21世纪敦煌学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
郝：如果从1909年算起，敦煌学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一百年来国内外学者辛勤耕耘，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目前国际敦煌学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1.公布原材料的任务还很繁重
公布原材料包括敦煌文献的图版和释文两个方面。在敦煌文献图版公布方面，英国国家图书馆S，6980号以后的佛教文献的图版至今还未公布。另外，在日本的一批敦煌文献藏在私人手中，国内也有少数散藏品尚待公布。就数量而言，尚待公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已经不多，但编辑和出版这些敦煌文献图版的难度却不小，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和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
2.全面录校工作亟待进行
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图版的公布虽然十分重要，但其使用者主要是专业研究者。一般研究者阅读敦煌文献主要使用释录本。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缩微胶卷和图版价格昂贵，发行量较小，不便于大多数读者阅读。二是敦煌文献中有许多俗体字、异体字和别字，还保留了不少河西方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即使有条件读到敦煌文献图版，也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要想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最根本的还是要将其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这些释录本不仅文字应该力求准确，还应有对文书年代、性质、名称等有关情况的说明，并附有相关研究信息。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在分类录校方面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符合标准的还嫌太少。所以，我们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强分类录校工作。
但是如上所说，分类录校工作也有其局限。一是分类录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二是分类录校本目前很难收录齐全；三是分类录校容易使人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这样看来，编纂、出版一套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录校本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正在主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全面录校工作，就是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项工作预计大约需要30年才能完成。
3.编纂各类工具书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应该承认，我们目前使用的敦煌文献目录都已老化。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於1931年(北图藏敦煌文献新目录编纂工作已完成，但尚未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於1957年，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不仅不全，且是60年代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自70年代开始出版，至今还差一卷，即2500至3000号。目前仍在发挥作用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於1962年。可见，现在我们使用的几种主要目录至少已出版30多年了。而在这期间，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有了极大进展。施娉婷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在原书基础上吸收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仅靠修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已经远远不够，应该编纂一部具有新观念、使用新体例、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敦煌文献总目》，这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分类目录的编纂工作也有待加强。过去在馆藏分类目录(如北图藏、英藏、俄藏等)和分科分类目录(如道经、法华经等)方面作过一些工作，但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分类目录可以说用力不多。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因为只有分类目录才能纳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三是编纂新的敦煌俗字索引。以前出版的《敦煌俗字谱》和《敦煌俗字典》等工具书，为人们阅读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限於当时的条件，所收俗字有限，很多俗字未能收入。所以，依据现有条件编纂新的《敦煌俗字谱》或《敦煌俗字索引》，不但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四是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等。与《敦煌文献系号研究信息索引》相类，按窟编制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也会给研究者提供很大方便。其他如《敦煌文献人名索引》、《敦煌文献地名索引》等都有待进行，这些工具书的编辑不仅会给研究者提供方便，在编辑过程中还能发现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
4.各领域各专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近20年来，我们虽然在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深入、具体、细致地研究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专著或系列论文还嫌太少。有些领域如少数民族语言、佛教文献都有待加强，否则将会影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
5.综合、宏观的研究有待展开
这类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敦煌文献，开展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石窟艺术遗存及其他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黑城文献及其他地区同期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敦煌文献与汉晋简牍的比较研究。其二，各专题、各学科、各语种之间的综合研究。打破学科界限，深入研究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敦煌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深入、具体地了解中古时期社会提供一个模型。其三，把敦煌资料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放到中古世界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
6.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注意引进新的研究观念，如利用电脑、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等都有待加强。
我相信，敦煌学在21世纪将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创办的参与者，《敦煌研究》从试刊开始就陪伴着我，度过了35周年的岁月。我看着这本杂志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水平，赢得了声誉和地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敦煌研究》是一本学术杂志，是一本以敦煌历史文化为主体内容的特色刊物，是一本地处人类古代文明十字路口的高端杂志，也是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阵地的创新杂志。我们在这里总结以往的经验，探索未来的发展，将这份杂志越办越好，我认为还需从这四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方面是学术性。既然是学术刊物，就得以学术论文来支撑。一定要是学术论文！也穿插必要的学术人物评传、学术成果的评介、相关的学术信息等。要坚守学术的纯洁与神圣，对一些非学术性的、甚至不科学的概念要慎重使用。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敦煌学”这个词，是一个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这么叫，源于约定俗成；但做学术研究不能依赖于约定俗成。再说，所谓的敦煌学，其实就是敦煌研究，我们的杂志就叫《敦煌研究》，没有必要再用“敦煌学”这个词。约定俗成的概念有很多不科学，我们必须坚守学术性和科学性。再如“丝绸之路”，是一个形容词，也不是一个学术概念。100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人对它的表述是否准确提出质疑。况且，学术研究不能以一个形容词作为主题，不能100多年守着一个表述并不是太准确的概念来左右我们的学术研究。即使在今天它已经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口号的前提下，作为学术研究，也绝对不能追慕时尚、趋赶潮流，丢失学术的本能。
《敦煌研究》这些年也反映出学术规范的问题，有作者本身的，也有编审方面的。现在数字技术比较发达，尽可能地利用起来，及时发现问题，避免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的事情发生。关键就是选用稿件一定要以质量为标准。
和许多单位一样，当年创办《敦煌研究》的初衷，主要是发表敦煌研究院内的成果，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内稿要占到70%。但目前大概连倒过来的比例也占不到了。我想这一点还应该坚持，鼓励本单位的研究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敦煌研究院现有中级以上专业人员150多人，而《敦煌研究》每年的用稿量不足120篇；如果每人每年提交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保证70%就不是问题。杂志办得好，是展示研究水平的一个方面；但再好的刊物，老是发外稿，展示的就不是办刊单位的研究水平了。初创时代，院内有些作者几乎每期都有论文，这种情况也不好，不能把一本学术刊物搞成“三家村”、“四家店”或者是“个人专集”；但作为院刊不能没有内稿。我想参照其他单位的办刊经验，可以这样规定一下：内稿的同一作者一年之中发表不超过2篇；外稿的用量控制在同一作者两年1篇，这其中也包括优秀的博硕士的论文章节精选。
《敦煌研究》是块学术平台，是国际敦煌研究的前沿阵地；通过刊载学术论文，也起到了培养人才的作用。因此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学人的优良传统，注重为人治学、道德文章。从事敦煌研究的学人们，应该具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像创造了敦煌文化的列祖列宗那样，发扬包容、奉献和创造精神，担负起这份历史使命，让敦煌文化发扬光大，让敦煌精神代代相传。《敦煌研究》作为高端学术杂志、国际名刊，也需要掌握作者们的相关信息，对一些私欲熏心的“专家”的文章谨慎刊用，以坚守学术尊严和正面品牌，维护学术事业的神圣。
第二方面是特色性。《敦煌研究》是一本独具特色的学术刊物，这个特色就是她姓敦，不管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农医，所研究的都是历史上的敦煌文化。当然，也要考虑适当地拓展研究领域，如世界范围内的石窟艺术考古、中外佛教艺术史、佛教典籍、历史古籍、民族古籍、民族史地、中外交流等，前提是与敦煌有关的。可以根据需要开辟一些临时性的项目专栏，从院级课题到国家重大项目，无论文理，只要是能做出有重要价值意义并且具有一定数量的阶段性成果，可以在某一期上开辟专栏专门刊载。这一方面在以往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可以继续提倡和鼓励并提供园地。
大力挖掘敦煌的新资料也是《敦煌研究》的特色。石窟宝库不用多说。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虽然目前已经公布了很多，但还有一部分保存在民间，或者下落不明。希望对这方面的信息特别关注，一有发现，尽早刊布。同时对新发现的与敦煌相关的资料、遗迹遗物等，也需要足够重视。
第三方面是高端性，即所刊论文的高起点、高水平。敦煌文化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与象征，研究敦煌就是研究人类古代文明中心的历史文化；姓敦的，和与姓敦相关的，必须是代表全世界全人类的！这就是高起点。《敦煌研究》从这个起点出l，对论文的要求就不能低了；要集中展示敦煌研究的最高水平，确保所刊论文一定是敦煌研究领域内最高水平的论文；虽然在整体上不一定和部级权威期刊相比，但一定得要求所刊每一篇论文不能逊色于权威期刊的敦煌类论文！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能，把好自己的论文质量关就可以，毕竟我们是专业刊物，比其他任何综合性刊物或大学科刊物都有更大的优势。
敦煌的资料，无论是石窟图像还是写本、印本文献，许多的记载和描绘，都可以向传世史籍挑战，改变人们对历史的一些传统认识。比如一般认为在中国宋代才有的东西，在敦煌唐代的壁画和文献里就已经出现并且很成熟、很完善了，在时间上早了一个时代、百年左右；又比如敦煌有好多个世界第一、中国之最，等等，已经有好多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还可以继续做。而《敦煌研究》就承载着这样的重大历史任务！对这方面的论文要及时发现，及早刊登，并且从各方面给予优惠和鼓励，多吸引这一类论文在我们这里发表。
第四方面是创新性，主要是在内容方面，在学术前沿、特色和高端的起点上开拓创新。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成果，二是新领域。要不断发现敦煌研究的新信息，考证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但一定要有敏睿的洞察力，避免一些耸人听闻的瞎扯充斥进来；要不断开拓敦煌研究的新领域，除了敦煌本身的博大精深之外，包括与国际新型学科的接轨，以便对敦煌文化得出更科学、深刻、合理的认识。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敦煌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自先秦以来，这里繁衍生息着众多的古代民族，著名的有西域三十六国，有河西走廊的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战国秦汉之际，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匈奴、丁零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柔然、铁勒（敕勒、高车）、突厥、葛罗禄、突骑施、粟特（昭武九姓）、吐蕃、?炷?⑺张?ㄋ锊ǎ┑让褡寤钤居谡馄?阗蟮耐恋亍?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黠戛斯、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X）等相继登上了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着祖国的大西北。
由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沿线地区的各多民族带来了不同的先进的文化因子。在来自东西方多种文字的交互影响下，丝路沿线地区的不少民族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文字就有17种之多，用于书写24种语言，可见当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文字的多种多样。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写本与刻本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回鹘文文献也有数百件之多，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等多种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除了境内民族古文字外，还有用?衣?摹㈣笪摹⒐挪ㄋ刮摹⑿鹄?俏牡韧夤?淖中闯傻奈南住U庑涔蟮睦?肺南祝??颐茄芯坷?飞隙鼗图爸鼙叩厍?髅褡宓睦?肺幕?疃??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5_1.shtml>社会经济状况及语言文字、等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为了促进对丝路沿线地区古代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于2005年8月1至4日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北京、内蒙古、广东、江苏、辽宁、湖北、四川、新疆、宁夏、陕西、福建和东道主甘肃12个省市区的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组织部分学者赴敦煌进行了学术考察。开幕式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致欢迎词，由杨富学博士代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的讲话。随后进行大会发言，会议主要议题为：
1. 敦煌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研究；
2. 西域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研究；
3. 丝路沿线地区其他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
4. 敦煌学研究。
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59篇，其中，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3篇，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有23篇，敦煌学及其它方面的论文有13篇。发言者及其题目如下：
8月2日上午
第一场 9：20—10：35
主持人：李正宇、聂鸿音
发言者：
1．陈炳应：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
2．李翎：“引路菩萨”与“莲花手”
3．杜斗城：从考古文物看陇山左右的金代佛教
4．马德：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
5．王庆：敦煌文献所见梵语影响汉译佛经句式之一例
第二场 大会发言（10：45—12：00）
主持人：陆庆夫、孙伯君
发言者：
1．王梅堂：《元史》记载的部分典籍编译始末考
2．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
3．穆鸿利：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
4．刘戈：回鹘文三种文字的译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5．黄盛璋：再论汉(龙家)、于阗(Dum)、吐蕃(Lung dor)皆为“龙家”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
8月2日下午
第一场 大会发言（14：00—15：30）
主持人：杜斗城、张铁山
发言者：
1．吴迪、赵丽明：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字
2．嘎日迪：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
3．蔡伟堂：佛教造像——敦煌佛教造像的君权意识
4．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
5．李树辉：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
6．杨富学：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
第二场 大会发言（15：40—17：10）
主持人：赵丽明、杨铭
发言者：
1．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
2．高启安：“饼”源“胡”说
3．张延清：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
4．李并成：昆仑地望考
5．金滢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
6．王志鹏：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
8月3日上午
第一场 大会发言（8：30—10：00）
主持人：黄盛璋、陈炳应
发言者：
1．陆庆夫、陆离：试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2．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
3．王晶波：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考
4．杨森：漫谈西夏家具
5．王继光：古代西北民族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6．聂鸿音：《吕注〈孝经〉考》
第二场 大会发言与会议总结（10：10—12：00）
主持人：郑炳林、杨富学
发言者：
1．芒•牧林：匈奴文字初探
2．李正宇：“曲尤”考
3．夏雷鸣：从?衣?奈氖榭篡飞乒??说纳缁嵘?
4．杨铭、胡静、奇珠：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
在大会发言结束后，学者们就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前景与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杨富学博士做了简要的会议总结。
二、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
对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古文字与文献进行研究，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重点，故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计达23篇。其中，又以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与蒙古文文献的研究较为集中。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博士《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首次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的一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对回鹘文原文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对残叶的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戈教授《回鹘文三种文字的译本及其存在的问题》全面考察了德、日、汉三国学者刊布、研究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现况，认为三种文字译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与回鹘文写本原件照片之间也存在差别。
北京大学东语系王新青女士《回鹘语tängri与qaγan qan语源考——兼谈波斯语对回鹘语之影响》一文本文运用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以古代突厥语文献的记载为依据，论证了回鹘语中的tängri与qaγan qan的演变过程及其演变原因，并阐述了波斯语对回鹘语言之影响。
西华师范大学王红梅博士与杨富学博士合著的《回鹘文藏密经典所见“七宝”考》是二人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藏密佛教经典《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写本的系列论文之一，文中首先对文献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进而对其中的转轮王“七宝”问题进行了考证。
杨富学《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对吐鲁番出土的30余件回鹘文忏悔文写本进行了研究，撷取其中一例进行译释，进而探讨其内容与形式，指出回鹘之礼佛和忏悔是分离的，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常合二为一，忏悔内容也独具特色，很可能曾受到摩尼教忏悔思想的影响。
在吐蕃文文献研究方面，收到的论文有五篇，其一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合撰的《试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一文，文中利用敦煌出土的古代藏文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进行研究，分别论述了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rkang（岗）、吐蕃敦煌部落中的lnga bcu rkang（五十岗）和吐蕃时期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lnga rkang（五岗）等问题。
其二西南民族大学杨铭、胡静、奇珠合著的《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文中主要对出土于新疆安得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23件古藏文写本进行了细致介绍并做了初步的考释。指出其中6件为社会历史文书残卷，主要涉及粮食的借贷等内容，另外的17件残片均为佛经，其中又以《佛说大乘稻杆经》居多，达15件。
其三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张延清撰《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通过对敦煌古藏文写本所见写经生的民族成分的综合与分析，指出其中除吐蕃人外，还有汉人、粟特人、吐谷浑人及其它胡姓人士，几乎涵盖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献中所列的各个民族。就其社会构成而言，既有吐蕃沙门、宰相和王妃，也有敦煌中小官吏和部落平民。
其四为甘肃中医学院李应存《法藏敦煌藏医文献P. T. 1057〈藏医杂疗方〉的科学价值探讨》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出发，综合了藏医、中医、西医的有关研究成果，分结扎止血、内外合治、治喉咽病痛、疗牙龈病变等十个方面论述了该文献的科学价值。
最后一篇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所著《再论汉(龙家)、于阗(Dum)、吐蕃文书(Lung dor) 皆为“龙家”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该文充分利用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写本，以之与敦煌、和田等地出土的于阗文文献及汉文史料相印证，指出于阗文史料中的Dum及吐蕃文文书中的Lung dor，其实指代的是一回事，即汉文史料中所谓的“龙家”部落。
在西夏文文献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收到论文有四篇，其中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研究员《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通过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发现其中2页可能是木活字版印刷品，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所知时代最早的活字版文献；聂鸿音《吕注〈孝经〉考》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吕惠卿《孝经传》西夏文译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吕惠卿《孝经传》仅见史籍著录，原书未见传本，内容久已不得而知。本研究展示了吕惠卿所著《孝经传》原作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该著在西夏的流传情况，为宋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博士《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对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写本残片进行了译释，确认此残片是西夏转译《郁伽长者问经》的一部分，进而探讨了回鹘与西夏佛教交往的史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格侠 张文超《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利用西夏文文献与禅宗大师宗密有关的多种著述，考察了宗密之禅学思想及其著作在西夏中的流传情况，从中窥探出西夏佛教流传过程中的一点共性。
在古代蒙古文文献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嘎日迪教授《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蒙古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其书写年代均为蒙古帝国或元代，其内容，有官方文书、民间往来文书、宗教文书、法律文书等。其中习字和习语文书、一些民间文书等种类的发现比较特殊。同一文献有的出自不同的窟室，如不是后人所为，则说明当时窟室中文书文献的存放不够稳定，或居住人有所迁动。西北民族大学敖特根博士《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B119：7》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19窟出土的保存比较完好的B119：7号蒙古文文献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认为此文书很可能是一件针对商人违犯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
除此之外的论文内容比较分散，但值得重视者却不少，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张保胜教授《敦煌梵文沙符新考》通过对敦煌出土的梵文沙符的重新识读和诠释，将每道陀罗尼（咒文）分作7个层次进行考释：解读、复原（断词、断句和断咒），与汉语佛经对勘查证咒语的音译及其名称、出典、译文（意译）与诠注（逐词逐句）。这一工作对敦煌佛教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亚细亚民族溯源研究所芒•牧林教授《匈奴文字初探》，搜集整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匈奴文字的一些资料，如北欧地区考古遗迹中发现的“匈奴文”符号、蒙古国考古遗迹中及中国境内阴山及河套地区发现的“岩文”符号等，认为历史上匈奴人应该有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后来的突厥卢尼文应与“匈奴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夏雷鸣馆长所著《从?衣?奈氖榭篡飞乒??说纳缁嵘?睢??嫣竿硖浦了味鼗褪浪追鸾痰姆⒍恕芬晃耐ü??衣?奈氖榈目疾煊敕治觯??娴卣瓜至宋航?逼谯飞乒??说纳?蠲婷玻?⒍缘乩砝?返南喙刈柿辖?锌贾ぃ?沂境龇鸾淌浪谆?⒎墙?胫泄?蟮奶厥庀窒蟆［飞乒?浪追鸾痰纳显丛谖鞅庇《鹊墓笏?醭??鼗褪浪追鸾痰闹匾?⒍耸芹飞乒?浪追鸾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王庆博士《敦煌文献所见梵语影响汉译佛经句式之一例》解释了敦煌文献中一些语言不太规范被称为“糊涂句”有一些例句，认为这类句子其实并不“糊涂”，当是受到梵文句式深刻影响的结果。梵文行文的“委悉反复”的特点也影响到了汉译佛经语言的其他一些方面。
此外，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所著《对印度河谷古“文字”的新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继光教授的《西北古代民族文献及其价值》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吴英哲《从“性”语法范畴论说契丹语的数词》等文也都是富有创建性的新作，值得注意。
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这次收到的论文也有23篇之多，涉及的面很广，其中又以对吐蕃、西夏与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较为集中。
就吐蕃而言，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研究员《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提出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后期的以敦煌为中心的陇右地区为“后吐蕃时代”，并列举吐蕃文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的广泛运用和敦煌石窟吐蕃赞普形象大量出现等历史现象加以说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研究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引路菩萨”幡画和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认为二者虽然在造型上、名号上并不相同，但其宗教功能却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甘肃省图书馆党燕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认为自786至848年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莫高窟开窟不止，寺院、僧尼不断增加，兰若数量、寺户数量均猛增，抄经活动频繁，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并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佛教非常流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百岁《唐代吐蕃高僧法成》利用敦煌发现的汉文与藏文文献，对唐代吐蕃高僧法成的的社会活动、佛经翻译与弘扬佛教等事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在西夏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穆鸿利教授《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认为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一般以尚武、重义和耐苦的精神比较突出。但同时亦应看到，西夏官场奢侈之风和民间的一些陋俗长期存在，政府一直未能妥善予以解决。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杨森《漫谈西夏家具》一文通过对敦煌等地所能见到的西夏时期的壁画和出土文物中家具图像和实物的分析，指出西夏党项族通过对中原汉族及其它民族文化的模仿与学习，进而创造出自身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西夏与汉文化、佛教的密切联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崔红芬《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的关系》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西夏原始宗教和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党项人的宗教、文化深受藏、汉民族的共同影响，西夏的原始和佛教信仰并存发展，二者相互吸收、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宗教文化，体现了西夏宗教多元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的特点。
在回鹘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其一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树辉先生著《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认为高昌回鹘是古代突厥语族群中文化最为发达的一支，之所以能够这样，既与其所处的地域——丝绸之路之咽喉地带——有关，亦与其居民的构成成分和文化成分较为复杂，而且善于兼容并蓄外来文化诸因素密切相关。其二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朱悦梅所撰《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认为甘州回鹘地峡人少，国力不足，但所处的位置却正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四面为各大强势所绕，故对身处缝中求生存的甘州回鹘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周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的主导宗旨。
其它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敦煌研究院李正宇研究员著《“曲尤”考》一文。文中对《元史》所载曲尤壕之所在进行了考证，认为曲尤为蒙古语地名，后被写作“苦峪”，在玉门镇以西以南断断续续存在的故河道，很有可能就是元代曲尤壕的遗迹。
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博士《“饼”源“胡”说——兼论数种面食名称的起源》对中国饮食文化中“饼”的来源进行了考证，认为“饼”是作为面粉的古波斯语“peste”或“pist”传入中国的音存和音变；“饼”成为一个食物类的概念，是小麦面粉类食物的总称；汉语的“饼”属于外来语，即中国古代所谓的“胡语”。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沙武田博士《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对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于阗国王供养像以及新样文殊变和佛教史迹画中出现的于阗王画像进行了研究，认为于阗国王的画像是以中国传统帝王的装束打扮形象表现，很有独特性，表明这些洞窟的内容当受到于阗佛教的影响，体现了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王国间密切的政治关系。
国家博物馆王义康博士《中国发现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相关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古文献所载的金银钱，主要应指西亚、中亚的强势货币——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二者作为流通范围广及雍州、太原至新疆等一线，在新疆及西北内迁民族当中使用较多，有明显的地域性货币特征，在其它地区则主要用作其它用途。
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论文尚有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教授《昆仑地望考》、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银冠》、新疆师范历史文化学院阿合买提江•艾海提与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合著《青金石古今中外名称考》、兰州市博物馆郭永利《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画像砖上的披发民族》、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征《库木吐拉GK20窟和北凉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比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戒律的少数民族因素》、姜涛《略论早期（二—四世纪）的龟兹佛教》、尹雁《试论阔端在“凉州会见”前后的问题》、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佛教研究的成果与问题》等撰写的论文多篇，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力作，这里不能一一予以介绍。
四、敦煌学研究
在敦煌学方面，共收到论文13篇，其中，郑炳林教授《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分别对沙州、瓜州晋昌郡、伊州、肃州酒泉郡、甘州张掖郡、凉州武威郡的居民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基本上是历史移民的结果。移民使河西成为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的区域。
清华大学中文系吴迪与赵丽明教授合撰的《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字——〈兰亭集序〉“怏”字考》以敦煌写本为依据，用书录与摹本相比较和形音义训诂之方法，以及人文等角度，加以考证，解决了《兰亭集序》中“怏然”或“快然”之疑，认为可确定为“快然”。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教授《从考古文物看陇山左右的金代佛教》通过对保存于陇东地区的金代铸钟与石窟、石刻之类等佛教文物的研究，论述了有金一代陇东地区佛教的兴盛盛况。从考古文物资料看，金代陇山左右的佛教信徒，主要还是以当地的汉族为主体，而反映女真族的有关资料却很少发现。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蔡伟堂《佛教造像——敦煌佛教造像的君权意识》指出佛教传入中土后，帝王与佛教之间，便有了内在联系，君权神授观念也进入了佛教造像。随着佛教的日趋汉化，敦煌石窟的佛像背后蕴涵着君权意识，反映了“帝王即佛”的主题。
福建师范大学李小荣教授《佛教音乐“契”之含义及相关问题探析》认为：“契”在佛教音乐文献中的含义，实难索解。通过分析“契”在呗赞音乐与佛经转读中使用场合的不同，指出在前者的基本含义是指呗赞音乐的种类，在后者则为“节”、“段”、“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金滢坤博士《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对十多件残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进行了缀合，缀合成七件相对完整的文书，并进行了定年、定名，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志鹏博士《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从敦煌歌辞来研究唐代敦煌的禅宗，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的禅法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南北杂陈、兼容并包，而且有调和发展的倾向。敦煌写卷中的禅籍资料虽不乏高妙深奥的禅理，但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特别是作为宗教宣传的敦煌佛教歌辞，主要是面向广大民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晶波博士《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考》对敦煌保存的5卷许负系统相书残卷的篇目与内容的分析入手，结合其它文献记载，考辨异同，鉴察得失，梳理源流，为进一步认识敦煌写本相书的性质、内容及意义，提供一份可靠的依据。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王梅堂先生《〈元史〉记载的部分典籍编译始末考》根据《元史》中记载的部分典籍，参考有关文献，对其编辑、编译者，及年代、版本进行一定考述，为研究元代典籍的版本提供线索。
此外，敦煌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尚有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王书庆《敦煌佛经写卷古字释例》、兰州商学院徐晓卉《宋代以前“博士”流变考释》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崔峰《敦煌文书中北周时期写经及相关问题探讨》、杨学勇《试释〈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敏春芳《敦煌愿文语词诂解》等论文多篇。兹不一一赘举。
五、小 结
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三家联合主办，各方精诚团结，会议安排紧凑严密，收到了良好效果，正如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致辞中所说：“这种合作方式很好，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
会议规模适中，出席会议的70余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市区。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较多，有59篇，内容集中于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对敦煌及河西地区新近出土民族古文字文献的初次研究刊布，如陈炳应研究员对武威新发现的活字版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张保胜教授对敦煌出土梵文沙符的考证，张铁山博士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残片的研究及嘎日迪教授、敖特根博士对敦煌出土蒙古文文献的研究等，为大家公布了许多新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会议的论文都是各位学人近期研究成果的结晶，有不少新发现、新发明，如黄盛璋先生对汉、于阗、吐蕃文献中所见“龙家”的考证，聂鸿音研究员对西夏文吕惠卿《孝经传》的研究，孙伯君博士对《郁伽长者问经》西夏文译本的确认都是值得称道的发覆之作，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利用吐蕃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的观察，杨铭、胡静、张延清、李应存诸位先生对新疆、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的研究及夏雷鸣先生对?衣?奈氖槲南椎难芯慷加胁簧傩陆?埂C⒛亮窒壬?孕倥?淖值奶教郑?跫坦饨淌诙晕鞅?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29_1.shtml>民族古文献价值的论述，刘戈教授对回鹘文文书的论述以及王庆先生对梵语与汉译佛经关系的探讨也是新见迭出，值得关注。
在民族古文化方面，李正宇先生对“曲尤”壕的探讨，李树辉先生对高昌回鹘文化的系统阐述，高启安博士对敦煌食品的细致观察，都是充满新意的力作。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对吐蕃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马德博士对后吐蕃时代河陇历史的研究，李翎博士对汉藏持莲花观音的研究，党燕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民间信仰的研究都颇有发覆之功。此外，对西夏文化的研究也较为集中，穆鸿利先生对西夏社会风尚的研究，杨森先生对西夏家具的铺排，马格侠、张文超对西夏禅宗的论证，也都是有价值的新作。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郑炳林先生对河西地区居民结构的探讨，吴迪与赵丽明先生对敦煌文字的研究，王志鹏博士对敦煌禅宗的论述及金滢坤博士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考察，都向我们展示了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王梅堂教授对元代典籍的考证，杜斗城教授对陇山地区金代佛教遗迹的确认及李并成先生对昆仑地望的考证，王晶波博士对敦煌相书的研究，都是有创见的新作。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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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基地又有两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项目资助 (33)
英藏新疆麻札塔格、米兰出土藏文写本选介（五）——武内绍人《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部分胡静 杨铭 (34)
敦煌学基地郑炳林所长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交流 (43)
关于敦煌写卷P．2133号《金刚经讲经文》校录的一些问题萧文真 (44)
敦煌龙兴寺与其他寺院的关系陈大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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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寨石窟第31窟十一面千手观音及观音救难图张宝玺 (77)
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王剑平 雷玉华 (81)
河西地区魏晋告地文书中道教思想考释陈松梅 (94)
唐“胡部”乐考——兼及胡部与词体的关系亓娟莉 (104)
敦煌学基地研究工作受到教育部的表扬与肯定 (113)
宋前目连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阐释刘杰 (114)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樊丽沙 杨富学 (122)
刘萨诃研究综述尚丽新 (135)
高昌王国贸易史研究综述杨洁 (144)
2007年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李文婷 刘全波 (153)
教育部陈希副部长视察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F0002)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赴京拜访季羡林先生 (F0002)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8年第二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F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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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李军 (1)
敦煌学基地举行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14)
《中国古本识语集录》断代质疑张秀清 (15)
敦煌学基地举行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19)
敦煌写本禄命书《推人九天宫法／九天行年灾厄法》研究陈于柱 (20)
敦煌占卜文献中地势五音占卜法相关问题考析魏静 (28)
五兆卜法考略王祥伟 (39)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编审与敦煌学基地师生举行学术座谈 (50)
“洪崖”考辨贺雪梅 (51)
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来敦煌学基地举行学术讲座 (56)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伏俊琏 张艳芳 (57)
近百年来敦煌地志文书研究回顾屈直敏 (65)
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来敦煌学基地举行学术讲座 (80)
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回鹘文文献综述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81)
敦煌学基地人员赴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9年度理事会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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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碑刻入藏年代的再认识董广强 (125)
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李岩云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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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西峰宝刹碑记》札记吴浩军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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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崔峰 (22)
郑振铎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杨晓华 (29)
郑炳林所长等一行赴四川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33)
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及内容比对校勘张宝洲 (34)
庆阳北石窟寺的研究现状与尚未解决的问题崔惠萍 张多勇 张亚萍 (66)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台北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研究所签署学术合作意向书 (76)
敦煌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图式艺术及其源流试释李茹 (77)
郑炳林所长等一行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83)
《叶净能诗》“喝太阳海水时向逆流”语义辨正王晶波 (84)
敦煌愿文中的“觉”及其相关词语解诂敏春芳 (92)
“色力”佛源解杨同军 (105)
“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在我校举行 (108)
敦煌写本书仪录文校补王勇 (109)
王冀青教授赴巴基斯坦考察犍陀罗佛教艺术遗址 (113)
《敦煌愿文集》之《儿郎伟》校补钟书林 张磊 (114)
“2009年百年敦煌学史专家论坛”举行 (119)
《汉将王陵变》之“绥州茶城村”李正宇 (120)
甘肃古代羌语地名探讨薛方昱 乔高才让 (124)
成纪县治迁徙讨论刘雁翔 (129)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签署交换学术交流协议 (144)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的密切关系张红 (145)
“丝绸之路上的哈萨克斯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杨富学 (150)
“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会议综述张园园 (161)
世界佛教密乘研究学会（筹）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签订学术合作意愿书 (168)
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综述吴炯炯 (169)
敦煌学研究所接收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印第安纳大学邝蓝岚学成回国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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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西部寻根——海峡两岸中国西部丝绸之路考察活动” (184)
2009年“西部寻根-海峡两岸中国西部丝绸之路考察活动” (F0002)
2009年百年敦煌学史专家论坛暨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F0002)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0-01
这次敦煌学研究动态暨《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及时把握敦煌学研究动态，引领敦煌学走向，是《敦煌研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重要任务。
依个人理解，近十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大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新的趋向：（一）敦煌学研究外延的扩大，过去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现在，将敦煌出土汉简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二）随着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献全集成为可能，必将为敦煌学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随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首次开启以考古报告记录敦煌石窟的新时代，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全面开展。与此同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趋向。（四）敦煌学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分析走向综合，利用交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敦煌学新的亮点。（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敦煌为中心，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敦煌学关注的新动向。前面s新江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的发言，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五）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撑。
《敦煌研究》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无可代替的学术刊物，多年来，《敦煌研究》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国际敦煌学界的认可。关于《敦煌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继续保持《敦煌研究》的独特风格，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学术期刊之林，并获得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第三，根据敦煌学研究的新动态，《敦煌研究》期刊要发挥引领学术发展导向的作用，特别是《敦煌研究》多年坚持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撰文讨论，引导学术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第四，培养作者队伍，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网站的编辑及期刊论文数字化工作。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敦煌学；敦煌写卷；佛经音义；俗字；书法艺术；风格演变；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按语：敦煌学一度号称“显学”，即“地位显赫的学问”。然时至今日，其地位仍未有实质性改变。概因懂得此门学问的人屈指可数。其中某些领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本该是个热门，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门研究者也就十数人。卓有建树者仅三五人而已。其中原因也许主客观纠葛复杂，但有一条显而易见：敦煌学不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之列，属于立体交叉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现实特点，即敦煌学家总在各地星罗棋布，除了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批艺术考古类专家，高校、社科院系统都未能将三位以上的敦煌学家有效编制到一个单位。鏊于此．多辟些敦煌学阵地，将散落的敦煌学家通过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的方式联结起来，就尤为必要且具备重要现实意义了。
目前。敦煌学研究的学术科研阵地，主要有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敦煌学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台湾地区敦煌学会主办的《敦煌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唐研究》等。这些对于敦煌学的学术科研进展以至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周期长，倾向性强。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排版困难的考证性论文未能够及时刊发，书法吏、写本笔法特征分析等方面的论文也较难发表。百花齐放，独缺一枝。鉴于此，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艺术百家编辑委员会决定开辟“敦煌学研究”栏目，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征先生敢于担当。勇担责任，不仅为该栏目的创办鼓与呼，且不辞辛劳，热情组稿，四处奔走，同时把《艺术百家》、更把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学术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气魄、“百家争鸣”的宽广胸襟推向了海外。栏目创设伊始，主要刊发与敦煌学相关之艺术、民俗、文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以促成敦煌学研究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共同繁荣之局面，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敦煌学自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江浙学者罗振玉分别发表第一篇论文，至2008年底《艺术百家》创设“敦煌学研究”专栏，恰为100周年。时代意义，自不待言。当此之际，编辑部衷心感谢“江浙散人”黄征教授的大力支持、毫无推脱、热心主持，同时也与黄征教授一道恳请广大学人为本栏目热诚撰稿，企盼支持，共同研讨，共襄盛举。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1]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2]、火烧沟人（羌）[3]、塞种[4]、允戎[5]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6]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7]、粟特（昭武九姓）、吐蕃、?炷?8]、苏毗（孙波）[9]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10]、南山[11]、仲云（众云、众熨、种?X）[12]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13]、党项（西夏）、蒙古[14]及黄头回纥（裕固族）[15]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衣?摹㈣笪摹⒉?奁盼模ㄖ泄挪ㄋ刮模?⑿鹄?俏男闯傻奈南住K?俏?颐侨鲜独?飞隙鼗兔褡宓?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5_1.shtml>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6]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 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7]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在新世纪伊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 吐 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18]建中二年（781）[19]、贞元元年（785）[20]、贞元二年（786）[21]、贞元三年（787）[22]及贞元四年（788）[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名称可考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多称者）；四、经及注疏（尚待甄别者）；五、怛特罗文献（梵文名称可考者）；六、怛特罗文献（已甄别但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待甄别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待甄别者）；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 Catalogues by F. W. Thomas 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尚不包括内容重复太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写本）。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巴黎，1978、1979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 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1989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著，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 T. 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 T. 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239解读》（《研究》1990年第1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 T. 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 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部）研究著作，如：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 T. 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一曰《战国策》）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 T. 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中国藏学》2002年第2～3期）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4期，1982年、第13卷第2期，1983年）、《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研究》1986年第4期）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研究》1984年第3期）、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 2736、S. 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著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 T. 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王尧《P. T. 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 T. 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6，I. O. 751，P. T. 134，P. T. 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诸如此类，都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述及的是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和王尧著《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多部专著，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金针度人，极为有用。最近，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当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927年就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1927年）。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并作过报导。惜未形成研究性论文，故公诸于世的文献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 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43]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765）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781）敦煌沦陷之间。[44]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为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河西重镇张掖、敦煌相继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4年；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中指出，这些诗中，仅有一首为马云奇所写，其余可能为“落蕃人毛押牙”的作品。台湾学者潘重规也有类似看法，并有更细致的论证。[45]与上述将诗集系年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意见不同，著名敦煌学家陈国灿于近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佚名氏的59首诗当为910年金山国张承奉派往吐蕃的使者的作品。[46]这些诗按时间先后编排，记录了作者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其所记地区，当时都已为吐蕃所占，在唐五代史籍上基本上没有记载，故这些诗作便成了研究唐朝中期或唐末五代之交吐蕃历史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珍贵史料。
P. 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是研究唐代唐—蕃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也由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归，惜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82年才由邓小楠整理研究后以《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继其后，陈祚龙在《敦煌学散记》之《新校重订敦煌古抄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中对该文献也作了校录。[47]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S. 2674《大乘二十二问》为长安西明寺僧人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写的。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22个问题，诸如涅??、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P. 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了8世纪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和印度僧侣在吐蕃赞普主持下于拉萨所进行的“顿”“悟”之争，对于研究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以及禅宗教法在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20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著述有《大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些文献中，昙旷所著《大乘二十二问》写成于吐蕃攻陷河西之前，反映了汉地禅宗与吐蕃的早期接触；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则反映了禅宗在吐蕃的盛行；到法成时期，禅宗在吐蕃已几无影响，从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完全是惟识宗的思想。所以可以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48]
上面所说的这些佛教文献，对研究吐蕃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据，结合其他文献撰成的《吐蕃僧诤记》（耿?N汉译本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一书曾名重一时；日本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对《大乘二十二问》、《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著作的研究，都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幸的是，这些文献已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尧通过这些敦煌发现的汉藏吐蕃文献以阐述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49]杜斗成、陈海涛则以之为据论述了法成在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50]张广达、佟德富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研究，探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播及其影响。[51]王邦维则通过对《大乘二十二问》最后一问的深入论述，以揭示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52]
除上述文献之外，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历史、文化、宗教关系甚为密切的尚有释门杂文、王锡致吐蕃赞普奏表、牒状、户籍、契约、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等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发现的为数丰富的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王尧、陈践在致力于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同时，很注意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撰成《吐蕃兵制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笼馆与笼官初探》（《藏学研究》第7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杨铭近期出版的《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就是利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汉文文献撰写成的，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此之前，他一直孜孜??于敦煌吐蕃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先后发表过《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吐蕃“十将”(Tshan bcu)制补证》（《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吐蕃统治时期河陇政权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等文。《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可以说是对其以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此外，相关的论著还有很多，兹简列其要者如下：
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1964年（收入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王锡〈顿悟大乘政理决〉序说并校记》，《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陈祚龙《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校注》，《大陆杂志》第24卷1期，1962年；
——《关于敦煌陷蕃初期的僧尼“牌子历”》，《中国佛教》第36卷第6期，1982年（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苏莹辉《陈著〈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注〉校读记》，《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
——《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幼狮学志》第5卷1期，1966年；
——《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记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辨和尚》，《大陆杂志》第48卷3期，1974年；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
——《突地考》，《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
陈国灿《对未刊敦煌借契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陈庆英《从敦煌出土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载同上；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方广?《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偈颂帙号法》，《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纪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收入《敦煌归义军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 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与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邓文宽《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
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研究》，《研究》1987年第3期；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八至九世纪吐蕃对瓜沙地区汉人的统治》，《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刘进宝《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孙林《敦煌写本S. 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陆离《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论著简括了敦煌遗书中的多种资料，其反映的敦煌吐蕃史事大多为正史所不载。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排比、分析、研究，许多笼罩在古代吐蕃史，尤其是唐代敦煌吐蕃历史上的迷雾逐步得到或正在得到廓清。
在为数丰富的汉藏文吐蕃文献之外，敦煌现存的吐蕃文化遗产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窟艺术品和一定数量的藏文题名[53]。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曾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由来自吐蕃本土的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莫高窟的开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很多，据统计，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近20个，后代重绘约11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的洞窟近90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12、231、237、159、360、261等。[54]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条潇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55]
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在蒙古军进攻河西之前，成吉思汗就向佛教界表示愿意皈依，地方势力也派使者表示臣服之意。1244年阔端王与萨迦宗教领袖班智达会晤于凉州，遂使藏传佛教密宗艺术渐次盛于河西，莫高窟第465窟的金刚乘藏密壁画即为其代表。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窟顶绘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绘各种金刚，有表现男（象征慈悲）女（象征智慧）双身合抱“双合像”，有表现以恶制恶的各种愤怒金刚等。各种形象都很生动细腻。用色变化多样，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不特在藏族密教艺术中堪称上品，即使在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是难得的瑰宝，值得珍重。学界对其多有研究，如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至于该窟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元代洞窟，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窟的开凿应在唐代中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第415～417页）；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8页）、谢继胜《莫高窟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3～4期）等。
[1] 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2] 李聚宝《“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3]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 李聚宝《允戎不是塞种》，《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余太山《允姓之戎考》，《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6] 曹怀玉《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3～4期合刊；陈可畏《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朱悦梅《张骞“凿空”前的敦煌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7]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齐东方《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名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8] 周伟洲《?炷肌罚?段鞅崩?纷柿稀?980年第2期。
[9] 高永久《萨毗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1996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59～267页。
[10]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编印，1995年（又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1] 牛来颖《释“南山”》，《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邵文实《敦煌遗书中的“南山”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6期；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12] 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物的族属诸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钱伯泉《仲云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3] 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之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张久和《河西地区的达怛》，《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谭婵雪《〈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14]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15] 杨富学、李吉和《近年国内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述评》，《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李树辉《Sarï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17] 20世纪国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1～4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18] 马德《沙州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5期。
[19] 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20] 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初刊于《雪堂丛刻》，后印入《永丰乡人杂著》，嗣复刊于《丙寅稿》。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第23卷第11期，1961年；《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第29卷第7期，1964年；《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第41卷第9期，1970年。
[21] 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22] 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第9卷第1期，1971年（收入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23] 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合刊。
[24] 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
[25] [法]麦克唐纳著，耿?N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6]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汉文对照版。1992年又出版增订本。
[27]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
[28] 杨铭《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所见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黄正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关系的译注拾遗》，《研究》1985年第1期；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胡小鹏、杨惠玲《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再探》，《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29] 王尧、陈践《P. 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2期。
[30] 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杨际平《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31] 陈践、王尧《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尧、陈践《有关吐蕃法制的三件敦煌文书译释》，《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等。
[32] 谢后芳《古代藏族占卜》，《研究》1982年第3期。
[33] 黄布凡《〈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986号——〈尚书〉译文证补》，《藏族研究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1982年。
[34] 冯蒸《敦煌藏文本〈孔丘项托相问书〉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5] 郝苏民《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与敦煌手抄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和藏文抄本的比较研究》，《卫拉特研究》1997年第3期。
[36] 王尧、陈践《P. T. 1291号敦煌吐蕃文书〈战国策〉译解》，《甘肃民族研究》编辑部编印，1983年；《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37] 马明达《P. T. 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38] 黄布凡《敦煌〈汉藏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敦煌〈汉藏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984年第1集。
[39] 王尧、陈践《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6年第2期；《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诠校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40]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国上海科学公司印行，1933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41] 宝羊、王健民《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手卷的名称问题》，《四川藏学研究》1994年；陈宗祥、王健民《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42] 杨铭《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初探》，《研究》1988年第1期；陈践《藏语ring-lugs一词演变考——敦煌藏文古词研究之一》，《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bal-po考》，《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马德《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43] 陈祚龙《新校重订敦煌古抄李唐词人陷蕃诗歌初集》，《夏声月刊》第133期，1975年。
[44] 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45] 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校录》，《幼狮学志》第15卷第4期，1979年；《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学》第18辑，1988年。
[46]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7] 文载《大陆杂志》第66卷第3期，1983年（收入氏著《敦煌学园零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8]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2页。
[49]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
[50] 杜斗成、陈海涛《论法成在吐蕃时期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中国佛学》第2卷第1期，1999年。
[51] 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佟德富《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2] 王邦维《〈大乘二十二问〉之最末一问：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2002年3月提交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53] 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文物》1980年第7期。
[54]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敦煌研究》创办于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敦煌学研究振兴之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先生敏锐地看到敦煌学即将蓬勃发展之势，提出了创办敦煌学刊物，为推动敦煌学发展助力的设想。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筹备创办了《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为主编的段文杰先生在发刊词中回顾了敦煌学发展的历程，强调我国敦煌学在国际学术进程中的落后状况，提出以《敦煌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园地、促进敦煌学发展的办刊宗旨，体现了在国际领域展开敦煌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
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创刊。《敦煌研究》从创办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发表新成果和高质量的论文；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成果，使本刊发表的成果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成为敦煌学界的重要参考。
为了适应《敦煌研究》编辑工作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编辑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原编辑室也改为编辑部，并陆续增加编辑人员，1986年已有编辑六七人，编辑部初具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编辑部大体上有10人左右的规模。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可以说是专职编辑，但大多同时进行着敦煌学研究工作，学者兼编辑正是本编辑部成员的最大特色。从历年就职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来看，研究范围涉及敦煌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历史与文化、敦煌文献（文学、宗教、书法、回鹘语言）等，涵盖了敦煌学的大部分专业。本刊的编辑人员在从事繁重编辑工作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地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由于对敦煌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使编辑人员能够从较高的视点来进行刊物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有利于跟各学科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从而使《敦煌研究》的编辑质量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年出版创刊号。1986年起为季刊，2002年起改为双月刊至今，截至2016年12月，共出版正刊160期，此外还出版纪念特刊8期。刊发文章（除特刊外）约5000余篇，内容涉及敦煌艺术与考古、历史文献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等等与敦煌学相关的所有专业，除了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不断刊发最新成果外，在敦煌石窟及全国各地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石窟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成为本刊最具特色的学科领域。本刊登载的论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转载被引用，或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为部级或省部级课题项目的成果，有的还在全国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评奖中获奖。《敦煌研究》不仅在世界敦煌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对于相关的学科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敦煌研究》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广大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包括在座的一些老师，也给我们以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在今天学术发展的形势下，《敦煌研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成绩上，而是要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近年来我们在如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1. 始终保持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影响力
随着敦煌学的发展，我们依托敦煌研究院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约请世界知名学者为我们投稿。近年来，我们得到了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知名学者的来稿，如日本著名学者宫治昭、高田时雄、英国学者韦陀、魏泓、美国学者王静芬以及台湾著名敦煌学专家郑阿财、王三庆等都先后给本刊投稿，国内著名敦煌学专家荣新江、郝春文、柴剑虹、方广、张涌泉等学者也不断给本刊投稿，使本刊所刊发论文保持在较高的水准，持续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联系国内外敦煌学专家，刊发最新学术成果。
2. 从严审稿，质量第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内学术界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呈现空前活跃的状态。而国内不少大学相关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在敦煌学领域选择其论文的重点，历史、艺术、语言文学、宗教等学科的专家们也开始关注敦煌文献或敦煌石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因此，《敦煌研究》期刊的投稿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来稿质量也参差不齐，精粗杂糅。面对新的形势，本刊编辑部首先在审稿上下功夫，所有刊发稿件均由相关专家审稿，严格把关。2012年起，在原有10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的基础上，又聘请院内外7名专家学者为特邀编委，协助本刊审稿。编委和特邀编委的学科涵盖了敦煌学相关的各学科，此外，对一些特殊专业的来稿，我们还专门请该学科的权威专家进行审稿，以保证用稿质量。
由于《敦煌研究》是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涉及较广泛的学术领域，对编辑的要求就比较高，我刊编辑人员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也从事敦煌学研究，发表敦煌学专业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为提高编辑人员的编校能力，还轮流派编辑人员参加由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下属相关部门举办的编辑培训班，以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
4. 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良好的审稿用稿制度以及编校制度，是保证刊物水平的关键，本刊坚持编委（专家）审稿制度，凡是采用的稿件一律经过专家匿名审查，不合格的稿件坚决退稿，杜绝人情稿。同时，一贯坚持不收版面费，不以刊物谋利益，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交融与创新；敦煌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13-08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the Dunhuang Academy held“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at Mogao， which received 109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heated discussion 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ave archaeology， cave art， Buddhist history， ancient sites， ancient tombs， research of ancient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Dunhuang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aves，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Dunhua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This confere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onvergence； innovation； conference； summa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研究院携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50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堪称收获丰硕。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一扼要的综述。
一 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方面。
今年是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有多篇论文探讨莫高窟的历史及其价值。柴剑虹《“时”、“地”、“人”――莫高开窟因缘述略》认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必有其因。对敦煌而言，时、地、人最集中之体现，莫过于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其“咽喉之地”。乐V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其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并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体现出儒、释、道开始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认为西晋时代在莫高窟创建仙岩寺，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推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又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联合国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驻使团团长法宝博士《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敦煌是多种文化、传统和丝绸、黄金、钻石等多种商品、语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谐、宽容和尊重佛教教义的一个典范，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的贡献，充实了佛教的荣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选题。奥地利史瀚文（Dr.Neil Schmid）《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对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研究。伊朗纳思霖（Zahra Dastan）《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家采用摩尼教的波斯风格绘画创造艺术品，波斯绘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李凇《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将敦煌这个“文化特区”嵌入中国艺术史之中，检索不同信仰的产生、传播、延展、冲突、接纳、转换与互融的现象，以“雷电风雨”这个特定图像体系的成立，来描述文化演变的轨迹――零碎图像（观念）如何被逐步系统化整合的趋势。
二 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敦煌文献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热烈讨论的又一重要方面。学者们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论题。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李并成《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范例》认为敦煌不仅是丝路上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枢纽重镇，而且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整合、孵化衍生的创新高地。敦煌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底色与格局。敦煌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开放性p多元性p浑融性、创新性。刘再聪《华夏先民“西游”之举与汉唐引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认为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华夏先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大前提，汉唐等中原王朝对西域各国的经营与招引是“丝绸之路”持续运行的原动力。比利时铁力・马海思（Thierry Marres）《假如论“乐”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之〈伦理学〉在敦煌对话》以一个外国哲学学者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讨论了沙漠绿洲敦煌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意义。
宗教史文献研究。荒见泰史《敦煌三危山考》认为敦煌信仰具有重层型，即在原有的信仰与陆续进来的新宗教的结合或调和中，很牢固地保留着对三危山或西王母信仰，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仰不再是主流，但是一旦出现某种机会时，从内部保存下来的信仰也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情况。吴浩军《河西墓葬杂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六》将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至后唐诸如铭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间过所、砖铭、墓表、题记等难以归类的墓葬文书归为“墓葬杂文”，认为这些墓葬杂文同样是考察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郑阿财《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认为敦煌高僧因缘记写本提供了考察有关高僧“因缘记”在佛教弘传时运用的窗口，透过此一窗口可见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a括其内容以备宣讲参考之用，此即所谓“因缘传”、“因缘记”。湛如《居家律范――从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仪形态》认为以敦煌出土的戒牒、受戒文等材料为基础，有助于重现敦煌当时的居家律范，还原中古佛教的民众生活。崔中慧《北凉书吏樊海书〈佛说菩萨藏经〉初考》认为俄藏敦煌文献Φ066号佛经残片《佛说菩萨藏经》的书法风格与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北凉高昌一件有纪年并题款“书吏臣樊海”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相同，此二段残卷应是可缀合的同一佛经写卷，为同一写经生书写。从署名可知樊海是沮渠安周政府的官方书吏，反映北凉官方已经开始抄写并收录不同佛经译场所出的佛经。杨学勇《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认为三阶教非常重视《十轮经》，非常重视地藏菩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阶教是建立在末法根机上，而《十轮经》正是宣扬末法的经典，与三阶教强调的第三阶正好相符，所以可用《十轮经》来论证三阶教的某些教义。勘措吉《从哲蚌寺藏〈|蚌经〉看敦煌藏文〈般若经〉誊抄年代》认为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和哲蚌寺所藏“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据此可知敦煌藏文《十万颂般若经》誊写年代至少从赤德松赞时期开始。魏迎春《敦煌写本〈敦煌诸寺僧尼问想记录〉研究》认为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99号文书是当时敦煌佛教教团面试僧尼的试卷，有助于搞清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剃度出家的过程以及僧尼身份如何取得等问题。陈大为、王秀波《敦煌三界寺再研究》从建置沿革、寺院建筑、僧人状况、寺学教育、宗教活动以及受戒牒六个方面研究敦煌三界寺，认为以三界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成为敦煌地区各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深刻影响着敦煌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陈于柱、张福慧《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对多件敦煌文献缀合而成的俄藏敦煌写本《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进行了重新衔接缀合，认为《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册与学界此前对相关书叶的排布均有错乱，忽视了各书叶彼此的写本学关系以及卜辞文例的衔接性，这些文献应系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的作品。戴晓云《敦煌文书中的水陆文献略考（一）》认为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献是水陆仪文或水陆斋文（宋元后世称为杂文，是供水陆法会举办时在斋会上宣读的），这些仪文或斋文，由于明确出现了水陆、无遮、水陆会、无遮会等等字样，可以明确其性质就是水陆文献。
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张俊民《对汉代之时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测》将敦煌写卷与悬泉汉简记载的内容相结合，探讨了汉代敦煌的水利工程及其能效。陈国灿《试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自耕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郑炳林《瓜沙地区疏勒河原名黑水考》认为直到唐宋时期疏勒河仍然称之为黑河，其原始名称很可能从《禹贡》记载而来，经考证黑水就是今之疏勒河。杨宝玉《〈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根据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探讨了两件文书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张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体问题。李宗俊《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利用最新出土的李行素墓志及有关敦煌文书，探讨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事与晚唐归义军与炷┑牧怪葜争及河西政局等问题。刘进宝《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从税收、贸易、借贷等方面探讨了当时敦煌的商品贸易情况，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缺乏商业经济。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对敦煌织物借贷契约的借贷原因、借贷期限、借贷数量和借贷利息等方面做了讨论。赵大旺《敦煌写本P.5032〈渠人转帖〉研究》对P.5032中一组八件《渠人转帖》进行了校录，考察渠人劳役参与情况和渠社局席参与情况，讨论了渠人与渠社的关系。梁咏涛、唐志工《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职官变化》认为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府职官，为曹议金时期按后唐同光二年宣敕，对归义军使府内部职官进行的改置，其题记又具有节度使府“本局公事”内容之职官的性质。杨秀清《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史意义》在研究敦煌文献及考察敦煌石窟图像的基础上，从大众思想史视角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思想内涵，探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意义。
古代民族文献研究。德国茨默（Peter Zieme）《对一首回鹘文诗歌，即B464：67号敦煌文献的解读》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464：67（背）原定名为回鹘文佛经残片进行了全面解读，认为该残片非佛经内容，而是一首回鹘文诗歌。张铁山、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辑录了莫高窟北区第465窟内的多种民族文字题记，认为仅从题记来看，该窟至迟应建于唐839 年，被称作“独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废弃不用，被称作“秘密寺”。松井太《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Or.12380/3948文书残片再考》认为Or.12380/3948文书残片并非黑水城出土资料，而属于今新疆和田市东北约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出土资料，是八世纪古突厥语、汉语对译词汇集，是可与突厥鄂尔浑碑文相提并论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语资料。白玉冬、杨富学《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抗击喀喇汗王朝新证据》认为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文书是记录突厥语弱小部落与于阗王国携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真实写照，足以弥补相关史料空缺。杨铭《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vbal）考》结合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与相关汉文文献，探讨了苏毗王族末氏（vbal）在吐蕃和敦煌西域等地的活动，揭示了隋唐及五代时期，末氏在苏毗被征服以后，逐步融入吐蕃的历史轨迹。白玉冬《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达靼与沙州西州的丝路互动》指出十世纪时期，九姓达靼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保持互通使者关系，并与回鹘商人及其故国西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
敦煌文学文献研究。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考证S.2717第一首《帝京篇》作者为李羲仲。王志鹏《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述论》探讨了敦煌佛赞与我国传统论赞的异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指出敦煌佛赞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视赞叹传统的因素。黄京《文人干谒：敦煌悟真出使长安之酬诗》认为悟真出使长安与当地各位高僧大德、朝官互相酬和的诗歌，似可归类为唐代文人的干谒诗文。伏俊琏、王涵《敦煌本伤蛇曲子与施恩必报的民间信仰》认为伤蛇故事在敦煌写本中以唱词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世教和“报应”观念融合的民间信仰。林仁昱《敦煌观音歌曲的应用与表现意义探究》对敦煌文献中以“观世音菩萨”为歌咏主题的歌曲（赞歌及曲子）进行分析探究，期望借此明了敦煌“观音歌曲”具体表现方式与应用意义。张勇《中古民众的灵魂观念――以敦煌变文为研究中心》梳理变文中有关灵魂的内容，并参照其他敦煌文物文献，以期勾勒中古民众心目中的真实的灵魂观，深化古代民间信仰研究。
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郝春文《敦煌写本中形近字同形手书举例（二）》列举了“免”、“兔”，“弟”、“第”，“服”、“眼”，“坏”、“怀”，“君”、“居”，“损”、“捐”，“形”、“刑”，“素”、“索”，“苦”、“若”，“禾”、“木”和“示”同形十组容易混淆的敦煌写本字例，指出对这些不易区分的文字应主要依据文义来确定这类字的归属。黄征《漫谈古籍整理的规范问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论述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中有关古今字、俗字、借音字、形误字、避讳字和武周新字、隶书和草书、选择底本等8个方面的规范问题。黄正建《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认为有意识地从古文书学的视角，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书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书式”的文书，是今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以期使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升华，反过来促进中国古文书学的进步。
敦煌文献收藏流传研究。朱凤玉《陈z旧藏敦煌文献题跋辑录与研究》介绍了民国初年任职甘肃的陈z收藏敦煌写卷情况，整理了散藏于多家博物馆写卷中存有陈z题跋者14件，并逐一辑录、析论。韩国郑广`《韩国藏敦煌本及其所藏过程》介绍了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藏《大般涅经卷第三》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两件敦煌写卷；并倡议韩国的收藏单位应公开敦煌资料。
三 敦煌艺术的传承研究
有关敦煌艺术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弘扬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话题。
谢振瓯《敦煌莫高窟――断崖上的丹青文脉》认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经典性、包容性、丰富性，成为当代绘画艺术创新的敬畏与珍惜的历史典范。卓民《再论敦煌壁画中的“色面造型”和“线描造型”――从维摩诘经变看图像风格及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从“维摩诘经变”这一题材入手，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同一内容题材不同图像风格的考证研究，描述敦煌壁画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指出“色面造型”是在佛教传入之前，以汉画像砖石为资源的、中国本土绘画造型基本语言形态的传承和发展；“色面造型”和“图底同构”是中国原创期绘画造型形态样式的两个新的语义表述概念。侯黎明《敦煌美术研究七十年》回顾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发展72年来不断探索美术临摹、研究、创作的历程。马强、吴荣鉴《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临摹为例》介绍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临摹工作在继承前辈传统临摹研究技法的基础上，全面使用矿物颜料，进一步采用数字化高密度点云数据技术介入壁画修稿、洞窟模型设计制作，完成莫高窟第320窟、285窟两座原大洞窟模型临摹工作；认为临摹是研究工作，整窟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汤珂《试谈建立“敦煌美术学”的意义》认为敦煌是在中国文明的主流影响下，所内涵的、属于中国本体绘画语言的关键部分，敦煌美术学的建立，是对中国美术史（汉唐段）最重要的支持。赵栗晖《从敦煌石窟艺术现状看与中国绘画材料与技法研究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认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价值在于提供给美术界一个完整的中国绘画体系，可给研究者获得指导未来艺术发展的力量和启迪。陈舒舒《论壁画艺术专业的学科性――对高校壁画专业教学和实践的思考》认为壁画艺术作为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拥有广泛现代社会需求的艺术门类，在当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话题。如敦煌科技研究。英国罗维前（Lo.Vivienne）《传播的医学：艾灸来自印度王土？》以研究大量敦煌医学文献为基础，认为艾灸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喜马拉雅一带使用的藏医药与中医融合发展而来，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石V晴通《从纸张材质及造纸技法看敦煌汉文文献的地位》从敦煌文献全貌考察出发，说明了在科学分析纸张材料的基础上探索敦煌文献特征的研究方法，从手稿学（Codicology）学的观点来阐述敦煌汉字文献。王进玉《丝绸之路上胡粉的应用――以中国甘肃、新疆石窟考察为例》通过古代文献、出土文物记载，以及新疆、甘肃石窟汉代以来“胡粉”作为化妆品和颜料的应用事实，对丝绸之路上“胡粉”的来源进行新的解读。
再如敦煌学史研究。车守同《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依据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等大量史料，较完整地说明了1941―1949年国立敦煌研究所的史实。张宝洲《张大千、谢稚柳莫高窟编号与考察成果述评――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七）》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校勘学方法，对张大千、谢稚柳两人莫高窟记录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得出谢氏著作应为“底本”，张氏著作为“抄本”的结论，继而分析了莫高窟“C”编号产生影响力的原因及学术价值，认为“C”编号缘起于张大千个人行为，但成果的最终完善则是诸多敦煌学者们历经努力的结果。王慧慧《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介绍了李浴先生《莫高窟艺术志》、《敦煌石窟内容之考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多份调查手稿，认为手稿忠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边遗址的状况。
石窟照片档案研究。美国经崇仪（Dora C.Y.Ching）《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照片与罗氏档案》介绍了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寄梅先生1943―1944年拍摄的部分敦煌石窟照片档案情况，指出其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史》以编年史的方式，对1907―948年的莫高窟摄影史进行梳理。认为1907―1949年莫高窟摄影的价值体现了对于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莫高窟艺术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传播，对于莫高窟的营建史、石窟文物的流失、石窟保护、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
总括而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次国际学术会集中展示了近期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敦煌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大家交流了学术，互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
其次，本次会议显示出国内外学者在宗教史、考古、美术史、敦煌文献研究等学科领域努力寻求新角度、新视野，在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西北区域史，特色课程，本科教学改革，历史学特色专业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69-04
特色专业建设是实施国家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将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如何在强调通史教学重要性的基础上突显区域史教学的内容，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区域史教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将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有机结合?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中课程体系如何设置?现有的师资队伍如何朝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方向优化组合?如何开发既有通史内容又有区域史特色的系列教材?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中如何体现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特色?等等。这些均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依托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敦煌学》国家精品课程，积极从事教学改革与实践，根据地域特色和传统优势，走出一条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新路径，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对今后进一步推进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突出西北区域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特点
历史学是西北师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我们一直强调科研和教学并重以及科研和教学的协调发展。百余年来，西北师大的史学工作者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西北民族史、敦煌学、简牍学、丝绸之路文明史等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将西北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本科教学活动之中，是西北师大历史学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本科生教学中，我们始终坚持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学作为本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将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紧密结合，开设与西北区域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在中国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方面，开设有《敦煌学》《简牍学》《西北文化史》《西北经济史》等。通过这些课程，使学生在拥有扎实的中国通史知识基础上，对西北历史有较深入的掌握和全面的了解；在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中，侧重于丝路文明史、中亚史、西北跨国民族史、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教学，使学生将世界通史的掌握与西北区域史的学习较好地结合起来。
立足西北区域特色，大力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课程，是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切入点。在课程设置方面，坚持通史课程与西北区域史课程的有机结合，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期教改工程，持续强化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进一步突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的课程特色。在强化《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通史主要课程的同时，加强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建设，优化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置，将《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列入必修课，将《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西北经济史》《西北边疆考古概论》《西北民族史》列人选修课。同时淘汰《甘肃经济史》《甘肃史》等课程。其中《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是最具西北区域文化特色的课程。《敦煌学》立足于甘肃敦煌文物大省这一资源优势，作为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和骨干课，既是一门颇富特色、具有地缘优势的重要的专业知识课，又是从事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生动的思想教育课。现该课程已经建设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足以代表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和优势的国家精品品牌课程。甘肃是简牍的故乡，开设《简牍学》既宣传甘肃简牍文化遗产，又培养本科生基础的简牍学专业知识。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境内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丰富，《丝路文明史》课程的开设，就是在向本科生传授丝绸之路的历史知识，传播丝绸之路的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等。
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强调教师在进行通史教学的同时，还必须进行西北区域史的教学。教学团队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只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特色专业建设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求教师从事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础教学，每位教师至少要讲好一门中国通史课或世界史课程；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必须从事西北区域史相关课程的教学，每位教师要讲好一门西北区域史课程，从而形成一课两人或多人承担，改变了因人设课或一人一课的局面，以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运行。
二、编写填补空白的西北区域史教材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教材建设要反映教学内容改革的成果，积极推进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课件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教材建设，选用高质量教材，编写新教材。”为了体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的特点，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重复编写教材，而是定位于填补空白的教材建设，开发新教材，走出一条特色教材建设之路，我们先后编写的特色教材有：《敦煌学教程》、《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甘宁青考古八讲》、《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等。其中《敦煌学教程》为国家精品课教材建设的重要成果，内容主要围绕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国内外敦煌学主要研究动态；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敦煌历史及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收藏和有关追讨、回归等问题；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研究；敦煌学与民族史和古代民俗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教育、科技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研究；敦煌学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研究；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简牍学教程》对简牍及简牍学、我国简牍的出土历史简牍文字流变、简牍中的政治法律、简牍中的经济文书、简牍中的军事活动、简牍中的民族关系、简牍中的典籍与思想文化、简牍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了较为明晰之阐述，并附简牍图版多幅，图文并茂。本教程的编撰，将有助于促进本校简牍学的教学，并希望带动国内高校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发展。《甘宁
青考古八讲》分别为甘宁青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商周遗存、秦汉遗存、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隋唐遗存、宋元明遗存等，系统阐述了每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发掘状况、文化类型、文化内涵、研究现状，理论贯穿于材料之中。《西北边疆考古教程》主要论述西北边疆地区百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状况。西北边疆考古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划分，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教程在内容安排上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部分。在各章节，分别叙述了考古发现和发掘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发现作重点介绍，对于不同观点和学术争论也加以梳理；教程配备插图，以便于直观地掌握遗址和遗物。
目前，我们正在编撰的西北区域史教材还有《丝路文明史教程》《西北民族史教程》《西北历史文化遗产教程》《简牍学文献导读》《敦煌文献导读》等。
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除《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弥补基础课教材建设的不足之外，《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甘宁青考古八讲》等均为首次编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高度重视西北区域史的教学研究
国家高等学校本科特色专业建设要求“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一直是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年第2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4篇：《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刍议》《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中国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总体论述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理论意义、教学方法、实践价值等重大问题。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在西北师大开设“敦煌学”课程具有较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已有国家精品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好“敦煌学”，努力扩大课程受益面，《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从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树立精品意识等方面提出，要把“敦煌学”课程建设成为既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又有西部特色的国家精品课程。西北师大对简牍学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目前，简牍学研究已开始进入黄金阶段，开设“简牍学”课程，既是通史教学的深化，也是充分利用西北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以扩大学生知识面的重要途径。《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议刍》中就简牍的出土、简牍的内容及价值、简牍学课程大纲设计及教学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是西北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也是影响当今西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北民族史内容丰富，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就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课程内容设置等展开讨论，进而提出必须予以重视和加强民族史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3篇：《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一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建设初探》《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西北师大位居丝绸之路重镇兰州，较早开设了“丝绸之路文明史”的课程，特色鲜明。《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认为，在具体教学环节中，应重视课堂教学和实地考察的结合、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和学科建设、重视思想性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此推动“丝绸之路学”课程建设。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在我国考古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西北边疆考古通论)教学初探》认为，开设“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对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西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尊重客观的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习，要结合适当的课外考古实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养成。中国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与教学，西北师大起步较早，且薪火相传，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就如何将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推动“西北历史地理”课程建设展开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
以上教学研究成果，足以说明西北师大历史学教学团队对本科教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长期以来西北师大对西北区域史研究和教学高度结合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四、强化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学生实践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目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积极开展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利用生产实习、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各种形式，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根据西北师大历史学学科特色，我们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实践，包括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程；要求三年级撰写学年论文，优秀论文必须答辩，答辩后获优秀成绩者，在推免研究生专业成绩计算时加权计人；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全部参加答辩；编辑学生学术刊物《文史管窥》等。《史学论文写作》课程从史学论文的选题人手，按照论文的构成要素，对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进行详细的讲述，就如何写作规范的论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并从丰富、翔实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如何写”，所讲的方法大都是从这些案例中推导出来的，清晰明白，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西北师大文史学院青年文史学社创建于1986年，在教师指导下社团以“营造学术氛围，展现学子风采”为宗旨，社刊《文史管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学术水平的平台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拓宽实践教学渠道，积极与社会、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共建实习实训教学基地，推进学生赴企业与联合实验室参与前沿研发项目与毕业设计(论文)，增加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哦们的做法是，注重学生实践中的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包括赴西安、敦煌、炳灵寺等地考古实习和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在甘肃省历史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西北师大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等；开展甘肃文化遗产现状、西路军口述史调查等。我们组织本科生开展《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的社会实践，撰写了20余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炳灵寺石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甘肃庆阳北石窟寺保护现状调查》《陇东窑洞文化保护状况调查报告》《莫高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秦安大地湾遗址保护现状》《永登鲁土司衙门保护状况调查报告》《庄浪县云崖寺石窟及陈家洞石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永靖傩舞戏调查报告》等。2009、2010、2011年连续三年组织本科生开展“寻访西路军足迹，弘扬革命者精神――西路军口述史社会调查”的社会实践活动，利用假期前往河西走廊参访西路军红军战士及其相关人士，搜集珍贵的有关西路军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学习西路军战士“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团结一致，同仇敌忾；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组织学生开展“寻根历史遗迹，再访红色故土――庆阳红色文化口述史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利用假期参访庆阳老区老红军、老战士，搜集整理大量革命文献资料。
课堂教学是传授基础知识的重要渠道，社会调查和实践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西北师大历史学教学改革在学生实践方面的特点是既注重课堂教学，又注重实践探索。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使学生动手能力大大增强；论文写作从选题到写作更加符合学术规范，论文质量大大提高，优秀比例从5年前的10％提高到25％；学生教学能力大大提高，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学生每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活动，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