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俄藏；敦煌；社邑；教化；尊卑之礼
俄藏敦煌且Ⅱ11038号文书的图版刊于《俄藏敦煌文献》，这件文书是19世纪初俄国探险队从我国敦煌劫去的古代文献之一，一直未公布，与世隔绝已有百年，在国内学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艰辛的努力下，近年终于以影印的方式两国联合出版了17巨册的《俄藏敦煌文献》。此件文书的图版是一个册页本，有七件文书，涉及遗书、放妻书、放家僮书、入社状、还有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即社条。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宝贵的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有社官对违犯规定的社人进行的处罚，有吉凶往来、婚丧仪礼的约定，也有地方名族的礼教、伦理道德的规范，突出地反映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
一、对俄藏三件社邑文书内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种民间结社，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基层社会组织。民间结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达到兴盛阶段，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百件该时期的社邑文书资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发展。
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便有对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随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又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宁可先生发表《述“社邑”》一文，既综合评论了前人的研究，又对社邑的源流演变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随后宁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尽管没有来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书，但它仍是目前见到的全部社邑文书之集大成者，有比较准确的录文、点校、断代和说明，为学者提供了一部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近年又有郝春文、杨际平、孟宪实等先生发表的论文，而且在对社邑的理解和认识上，还有过许多的讨论，这些都有益于对社邑研究的推进。不过，这些讨论只限于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社邑文书。而俄藏的社邑文书则又可以给我们打开新的视野。
此前的研究，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大多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实际上社邑重要的性质和功能，在于教化人、熏陶人，它所教化的是儒家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至于丧葬互助之类的活动，也是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的。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封建性的群众组织。关于这一方面，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针对这个问题，以Ⅱx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为主，结合《索望社社条》、《社司罚社人判》的内容作些探讨：
(一)Ⅱx11038号社邑、社约文书的特色
投社状实即入社申请书，是社邑组织成立以后，要求加入者向社司提交的申请书。在俄藏axl2012号文书中有一件《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三月王粉子投社状》，现释录文如下：
1．投社人王粉子
2．右粉子，贫门生长，不识礼仪。
3．在于家中无人侍训，情愿事奉
4．三官，所有追凶逐吉，奉帖如行。
5．伏望三官社众，特赐收名。应
6．有入社之格，续便排备。牒件状如前，谨
7．牒。清泰二年三月日王粉子状上(册5，第152页)。这是一件内容简单的投社状，是说自己不识礼仪，无人侍训，愿意人社参加社内的追凶逐吉活动。类似的投社状，已经面世的有六件，有的在内容上与本件相近似，如P．4651《投社人张愿兴王祐通状》载有：
右愿兴、祐通等生居末代，长值贫门，贪计社(邑)，不怪礼节，今见龙沙贵社，欲拟投取，伏
乞三官收名入案，合有入社格礼，续便排备。特赐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有的在入社目的和要求上，略比本件丰富一点。如P．3198《投社人某乙状》(样文)所云：
投社人某乙：右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阙尊卑之礼。况闻明贤贵邑，国
下英奇，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况某乙然则愚昧(以下原缺文)。
此件说的是自己缺尊卑之礼的教养，社邑可以如同父母一样能使自己去俗立智，故而要求人社。这些投社状，就其文字而言，一般都只有七八行，比较简单。
然而，在且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则与上述诸件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此件在起首就标明是属“投社人某专用”的样文，却有文字22行，对于社邑的性质、教化的作用以及自己入社的愿望等等，均用典雅的文学语言来作表达，既形象又充分，可能属于供社会上层使用的一种投社样文。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社邑的性质、社会功能和作用，都有一定的价值。
社条是社邑组织的规约，在敦煌文书中也多有记载，按其性质区分，有城隍社、坊巷社、义社、亲情社、女人社、佛窟社、渠人社等，而规约按其结社性质的不同，在内容上又多有所侧重。x11038号文书中的《索望社社条》，则是以索姓望族所订立的社约，像这类以某一宗族结成的宗族社约，在此前尚未见到。它不仅丰富了敦煌社邑的内容，而且还为我们具体认识敦煌的宗姓社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每个社邑都有自己的社条，但详略不同，有总则、结社目的、立社原因、违反处罚的具体条款等。立社之初制定的社条称“大条”或“条流”，也有的称作“祖条”，要封印保存起来，一般情况下不能开封，除非遇到众社难以裁决的大事才可开条。如果大条不完善或又有要增加的事宜，可另作补充规定。如S．6005《敦煌某社褶充社约》所载：
伏以社内先初合义之时，已立明条，封印讫。今缘或有后入社者，又未入名，……若件件开先条流，实则不便。若不抄录者，伏恐漏失，……遂众商量，勒此备案，……余有格律，并在大条内，若社人忽有无端是非行事者，众断不得，即须开条。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故立此约。
这件补充社约就提到了大条、条流，并对开条之限也作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又如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中所言“更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里的“碎磨格式”与“小段事”都是指琐细的款条，但在此《判》文中把琐细的款条称之为“偏条”。偏条是针对大条、祖条而言，由此得知社条有正条、偏条之分，正条又可叫大条、祖条，偏条则是对具体事作具体规定的临日寸．性社条。这是其它社邑文书中所未见者。社条对社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研究社邑组织的规约、活动情况有重要价值。
(二)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
俄藏x11038号文书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更多地凸显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性质和功能。首先看投社状，没有姓名和具体年代，系投社状样文，样文包含了实用文书的基本内容，因为实用文书都是以样文为范本，它比实用文书应用更广、更具有代表性，它的出现乃至流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需要。
如前所论，此件投社状的内容比见到的其它投社状的内容要丰富，主要体现在投社人对入社的认识高了一个台阶，把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提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来。入社的目的是要在社邑受到教化和熏陶，如一开始就写出社邑的宗旨是“布义贞松守节”，以“异累不辟、土奇诞质、义重二睦、立珍宗而约于时”，来对社邑作出承诺。接着说“断决三章，兢竹清而[载]其语；莲襟绝代，不违向化之心”。即把社邑的章程，都严肃认真一条条地写下来，即使同辈亲近者没有了，都不违背社邑的教化。“向化”二字，也道出了社邑的另一种功能，“化”是指的教化，向化，实际是指心向社邑的教化。用“家顺弟恭、实抱陈重之泰，忠父慈亲，不妄高柴之幸”来表达受到教化的功效。这是在说，尊崇了礼法条规，心中怀抱着陈重那种舍己助人、谦让重义的胸怀，就能迎来门第恭顺，家家昌盛，奉孝敬老。在亲情的扶持下，即使像高柴一类的庸才也能得到重用和好的境遇。这里道出了受教化的目的和巨大作用。又云：“既揽高仁、恳修传劫”，高仁，是指已有高水平仁义道德教养的人。既然延揽到这样的高仁者，就应恳修传劫，即把仁义道德和善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尤其值得注意者，是“恳修”二字，“修”本身就是受教化，而且是“恳修”，还用典故事例来赞扬该社，如“成晓傲半千善业，医方置神街立向，”把社邑的教化用医方来作比喻。这种教化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多有体现，如：s·5629号《敦煌郡等某乙社条壹道》(文样)载：“亦资社邑训诲”12’(第36页)。即让社邑教诲、开导。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记：“敦煌义族后代儿郎，须择良贤，……”；“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又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样文)云：“人情与往日不同，互生纷然，后怕各生己见。所以某乙等壹拾伍人，从前结契，心意一般。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济危救死，益死荣生，割己从他，不生吝惜，所以上下商量，人心莫逐时改转。因兹众意一般，乃立文案。结为邑义。世代追崇”；“亦要一人为尊，义邑之中，切藉三官钤锫”等。这些都进一步揭示出社邑进行温、良、恭、俭、让等礼教教化的功能及作用。
通过这件投社状可以看出社邑在当时是民众精神上的支柱，它是教化人、熏陶人的场所，其指导思想是儒家的纲常礼教。这在《索望社社条》中也有反映。这件文书全文21行，尾部残缺，没有具体年代，遗失部分条目和社人名单，是件实用文书，文中云：
今有仑之索望骨肉，敦煌极传英豪，索静弭为一脉，渐渐异息为房，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
这里提出尊卑之礼没有了，宗亲关系出现松弛，造成的原因是由于家族渐渐地分家、开始追求物质利益，转移了思想感情。然而，长幼都不忍看到这个现状，恐怕有损于先辈的名望和宗旨。针对这个问题，于是制定了强制性的三条规约，以防止“已信後犯”、制止“所有不律之辞”，如“或若社户家长身亡，每家祭箍一个，著孝准前”。社户家长中，若有身亡者，每家都应送祭盘，从表面看，是个互助性的规定，其实际深层含义乃在于，强调血亲宗族关系，严格尊卑之礼，彰显孝道，故而强调“著孝准前”，即按原先的着孝规定办理。“更有贫穷无是亲男兄弟，便须当自吃食”；参与丧葬事宜的人，虽有贫有富，但这里强调的是宗亲友悌之情，即使贫穷，没有送祭盘，也应在一起吃饭。“齐擎攀不得踏高、作其形迹，如有不律之辞，罚浓酞一筵”；送葬对攀棺擎举要齐心，不得对攀棺者不亲近或不礼貌、作出厌恶和嫌弃的样子。如有不按规章的言行，罚浓酞一筵；“或有策凶逐吉，件若耳闻帖行，便须本身应接，不得停滞，如有停帖者，重罚一席”。如有依次逐个转行须办丧事或喜事的帖子，不得停滞，如停滞者要重罚一席等。用这些条约来规范、教化宗族的行为，目的在于加强索望族内部的亲情关系，维护族内伦理纲常的尊卑之礼，同时也是通过强制性的规约来实现社邑教化人、熏陶人的作用，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完全是封建性质的。
违反了社约就要受罚、棒打、甚至赶出其社。如且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就是带有强制性教化的手段，此件首尾残缺，主要条款基本完整，是件实用文书，从残存的九行判文看，有三种处理内容，第一种是：“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末名趁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社司对犯有无中生有、蛮横跋扈、不遵教化的社人进行“开条检案”，即把入社之初制定的社条开封，将章程规定的条款打开进行对照，对违约者痛打七棒，进行除名，赶出社外，毫不留情，这是一种处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兼有放顽不乐追社，如言出社去者，责罚共粗豪之人一般，更无别格”；即对不受约束，扬言要出社者，处理情况同处理“妄生拗拔”者一样，不另规定。第三种是对“更有社人枉遭横事，社哀憨而行佐助者，一任众社临事裁断行之，不可定准”；乃是指有社人发生冤枉或死伤的事，社人要有仁义怜悯之心，同心去帮助，对这类情况可酌情做出决定。除以上这些规定外，还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是指琐细的条款，在偏条中都有规定。类似的处罚手段还见于S．5830《社司罚社人判》，此《判》残卷是实用文书，只存2行内容，但也能说明社邑对违反条规的人的处罚情况，如“准条案合罚酒壹瓮，合决十下，留附”，这是说按以前的条款规定，罚酒壹瓮，痛打十棒，留附在社内。这里表明社邑组织对社条的规定是严格认真执行的，而且一丝不苟，同时也表现出社邑的组织手段也是封建性的。
通过以上的社司判文，还能看出，社邑组织虽属民间自愿结合而成，一旦加入后，便有严格的行为规范，违背了尊卑之礼，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都体现出了社邑是在用封建性的强制手段来贯彻社邑的教化。
这种教化在法藏、英藏文书中也有反映。如P．3198—2《投社人某乙状》说：“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训俗，实指训化风俗，去掉鄙俗的东西。立智，乃指接受儒家思想教化，社邑在这方面的指教，如同父母的教育一样。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也有言：
窃闻敦煌胜境……凤化人伦，籍明贤而共佐……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
坊巷礼传於孝义……。
这里强调的是尊卑，是礼传于孝义，反映出社邑教化提倡的内容，其目的是“风化人伦”，是“恩义大行”。社邑在正面教化、熏陶人的同时，总是要辅之以强制性的手段，在本社条尾部，又规定：
局席斋筵，切懑礼法，饮酒醉乱，凶悖粗豪，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大者罚球腻一席，少者决
杖十三，忽有拗戾无端，便任逐出社内。立其条案，世代不移。
局席斋筵，实际也是社人的一种聚会，也须“切蜃礼法”，如果不遵礼法，就要受到处罚。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规定：
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如有醉乱拔拳冲突，三官及众社，临事重有决罚。立此条后，於乡城格令，便须追逐行下。恐众不知，故立此条。
这是在正面教化的同时，对不存礼的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处罚。s．5520(<社条(文样))中也有规定：社内人身迁故，赠送营办葬仪、车辇，仰社人助成，不得临事疏遗，勿合乖叹，仍须社众改口送至墓所。
这是对送丧礼仪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必要的，一户出事，众社人齐心帮助，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并能加强社邑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护纲常礼教的表现。
从以上几个方面都说明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而且是辅之以封建强制性手段的教化。其教化的内容是忠、孝、仁、爱、温、良、恭、俭、让。其指导思想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尊卑之礼，如“置社为先，弟互适奉尊卑，自后承传轨则”，“若不结义为因、焉能存其礼乐?所以孝从下起，恩乃上流”，“夫立义社，以忠孝为先，……尊卑须之范轨”，唐五代的社邑，正是靠这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
(三)社邑结社的目的是先尊卑之礼，后丧葬互助、追凶逐吉
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对社邑的性质和功能有多种反映，如崇奉教化、丧葬互助、祭祀社神、设斋建福、修造佛窟、修渠劳作……等等，其中则以崇奉教化、尊卑之礼为首要功能，其它均为具体事务性功能，这在俄藏社邑文书中表现得很明显。
X11038—5号《投社状》一开始就写有：“鸿(鸣)沙盛族平张，结号父子之乡，布义贞松守节。”反映出让义广布于他人、坚守贞松之节操是社邑的主要宗旨和意图。其入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恳修传劫”，要把“布义贞松守节”的传统传承下去，以求得“家顺弟恭”、“忠父慈觏”的局面，在这里可以看出，它始终围绕着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忠、孝、仁、义的纲常礼教。
《索望社社条》体现的主体思想，也是针对“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而提出的，核心问题还是尊卑之礼。在此前提之下，再谈“社户家长身亡”等丧葬互助的事，即使在运作丧葬时，也要“著孝准前”，“不得踏高作其形迹”，严守尊卑之礼。在《社司罚社人判》中：“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抹名赶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对违背了尊卑之礼所受的处罚。
从法藏、英藏敦煌社邑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宗旨。如P．3989(<景福三年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中言：“今且执编条，已后街衢相见，恐失礼度，……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第9—10页)，仍然是以礼为先。在P．3730V《某甲等谨立社条》中对此说得最清晰：
敦煌胜境，地杰人奇，每习儒风，皆存礼教，谈量幸解言语，美辞自不能宾，须凭众赖。所以共诸英流，结为壹会，先且钦崇礼典，后乃逐吉追凶。
在这里，习儒风，存礼教，“钦崇礼典”等摆在主要地位，而后才是“逐吉追凶”，一先一后的次序，表述得十分清楚。前引P．3198—2《投社人某乙状》：“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缺尊卑之礼。”道出了这位投社人是为了追逐“尊卑之礼”才来投社的，明显地衬托出社邑以教化为先的性质。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义，……所以某乙壹拾伍人，从前结契”。所谓“从前结契”，是指依据前面的不失于尊卑，礼传于孝义的宗旨而结社。
透过这些社条、投社状的内容，不难看出，尊卑有序、孝义传家等纲常伦理思想是指导人们结社的基础，也是敦煌社邑结社的灵魂。社邑结社首先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而后才是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一类具体性事务。换而言之，社邑的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活动都是在伦理纲常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
二、唐五代敦煌社邑对封建统治起着辅助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是以儒家的“礼”作指导思想的，荀子对礼的起源，曾分析说：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和恃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要使整个社会在物与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就须用礼来加以规制。故荀子又说：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所谓“皆有称者”，就是尊卑有别。汉朝的师丹说：
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秸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尊卑有别乃是礼制的核心，可以正天地之位，正人伦之序。正因为如此之重要，故通常将“礼”的概念，形象而具体地称之为尊卑之礼。
所谓“人伦之序”，就是指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类关系，即五常的次序。如何来正这类关系的次序?用尊卑之礼、即用“三纲”来正，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提出三纲五常的目的，乃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以达到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社会安定。当然，这种安定是封建统治者的安定，正如唐太宗所言：
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
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炫，乐在其中矣。
人民遵守了封建礼制，就有了封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秩序，君王就能更有效地统治人民。社邑所教化的就是尊卑之礼，指导思想就是封建纲常礼教，这些正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制度所需要的，而社邑正好起了辅助作用。强调尊卑之礼，就不能犯上，就不会反对皇帝，反对地方官和家长。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统治者的利益与社邑的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社邑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起了辅助教化作用，同时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家庭、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这正是敦煌社邑在民间得以长久地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唐朝政府对于这类民间社邑的态度，基本上是支持的。武德九年(626)唐高祖在亲祀太社诏中说：
四方之人，成勤殖艺，别其姓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闹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具立节文，明为典制。
表明了高祖皇帝对“别其姓类”的宗社的支持态度。到了高宗咸亨五年(674)曾经一度下诏
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比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承纠，良有征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以后，宜令官司禁断。
这是对于那些以结社为名，实则“别有聚敛”、“良有征求”行为及其组织的取缔，并非对所有的民间社邑实行禁止。实际上民间的私社也并未完全禁断，唐开元初年“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这个每日设斋的普贤社在同州，距都城长安甚近，也可说明私社在民间的普遍存在。天宝元年(742)十月九日玄宗所下敕文中就说：“其百姓私社，亦宜与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检校。”。这是说的官府在祭祀春、秋二社时，也让民间的私社也跟随同时祭祀。天宝七载玄宗所下的赦文中又说：
自今以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断。
这是令民间私社在宴集时，不要杀生，同样也证明了私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可见，民间的社邑一直存在着，并受到当局的支持和指导。
此处还值得一提的是，社邑有时还具有协助官府征收科税的功能。如S．2041《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中的旧条部分载：
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玉英家结义相和，赈济急难，用防凶变，已后或有诟歌难尽，满说异论，不存尊卑。科税之艰，并须齐赴。巳年二月十二日为定，不许改张。
对此段文字，宁可、郝春文先生认为：自“科税之艰”至“不许改张”，据文意应移至“用防凶变”之后[2’(第8，5页)，此乃属一家之言，因为原文就是如此写的。所谓“科税之艰”中的“艰”字，可以当艰难或困苦解，全句意思是：差科、赋税的困苦负担，并须一齐共赴承担。对此，在旧条中接下来还有一段：
一所有科税，(依)期集所敛物，不依期限齐纳者，罚油壹胜，用贮社。从“依期集所敛物”一语看，此处所言的科税，就是指官府下达的各类差科、赋税。否则，不会说为“科税之艰”。对于不依期限一齐交纳者，社邑要“罚油壹胜”，还特别注明这被罚的一升油，就贮藏在社内，这正好说明科税并不属社内事，而是要向上交纳的“敛物”。在这里，社邑又充当了封建官府征纳差科、赋税的助手。
敦煌文化论文篇2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敦煌文化论文篇3
我是搞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最近一些年主要是用计算机、软件等信息技术支撑文化z产保护和传承。我看了一下，大家都是从事敦煌学相关专业研究的，就我一个人是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我虽然也做了一些文物保护传承相关的工作，但相对敦煌学而言我还是知之甚少。下面我将从我熟悉的信息技术角度出发，简单谈谈我对敦煌相关研究工作和《敦煌研究》期刊发展的一些粗浅认识。
信息技术与文物保护传承相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发展趋势。通过计算机、网络、软件等，可以为文物保护、研究、传承，提供支撑技术、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涵盖对文物数据和知识的探索、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呈现等方面。目前已经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方向，有人称之为数字人文、数字遗产、文化计算等。全球已经超过上百家从事信息技术与人文社科、文化遗产等领域相结合的研究单位。
《敦煌研究》过去两年的11期（不包括今年第6期）中，有10篇论文的主旨是敦煌文物保护传承信息技术方面的。如果将使用了信息技术或方法来开展工作的论文也统计在内，数量将更多一些。这10篇中，粗略分一下，关于数据传输有1篇，数据应用有2篇（考古+彩塑绘制），文物保护有3篇，呈现或传承有3篇，综合有1篇（没有数字化采集的论文，之前很多期都有）。应该来说，基本覆盖了数字化保护传承的各个主要研究方向。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但也存在几个问题。（1）从发表的稿子来看，主要来自院内专家。院外投稿偏少，只有1―2篇，其实除了大陆，亚洲、欧洲、美洲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团队，甚至在公司中如微软都有专家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2）所用技术都是技术应用为主，量身定制的专业方法非常少。现有发表的论文都比较传统，没有反应最新的研究成果。
因此，从我个人的理解对敦煌数字化保护和传承谈谈我的个人想法。
就敦煌研究院来看，数字敦煌战略发展可以有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阶段。
1. 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
（1）将非数字的变成数字的，如敦煌壁画的数字化工作，是追求高保真图像的采集问题。从保护出发，开展这个工作，为了永久记录，客观上也促进了展示传承。但一开始是为了保护、为了记录。另外一部分工作是将已经出版的研究文献数字化成电子版，放到网上去，方便检索和使用。
（2）将非结构化的标注著录成结构化的数据集。例如对所采集的图像进行标注，建设专题数据库。
2. 新型文物专用软件、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使用或设计软件工具和平台解决传统敦煌学问题。工具软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处理低水平重复的工作，将学者们从“体力活”中解放出来，让其将精力放在更重要的问题研究中。
典型的例子，是文本和图像比对工具、文本和图像标记工具、文本和图像检索工具。如何更为有效地拼接全景图，如何半自动或者自动地进行颜色校正，回答莫高窟哪些洞窟的哪些位置什么、哪些洞窟的壁画中有菩萨、哪些洞窟的哪些位置有佛塔。这里计算机视觉、多媒体技术、图形学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等领域已经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通过领域需求的梳理，研发出适用于敦煌自己的工具系统。
由于文物领域的特殊性、专业性和综合性，很多现有软件系统都不能直接满足文物领域的需求，很多也无法购买使用，只能自己慢慢开发，即使明知道很难，也只好坚持咬牙做下去。
3. 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将人文和社会学学者较多采用的定性研究转变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辅助的形式。学者使用或设计这种工具，可以用来解决传统人文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发现新的研究命题。近年在文物保护上，将文物本体监测与环境监测相结合，将文物的赋存环境或者风险与本体裂化通过数据分析结合起来，将文物裂化现象与其实验室机理研究打通，客观上推动了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在展示上，全景图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全息成像技术等数字展示技术在敦煌得到应用，该领域的技术和内容创新推动了敦煌学在全球的传播。我有博士生正在从敦煌壁画抽取线描图，从敦煌监测数据寻找文物裂化机理，利用计算机辅助图像学方法研究敦煌特定主题的演化，也有博士生在利用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在计算机文字和图像之间建立桥梁，以方便专家进行研究，提高效率和效果。类似的做法国内外很多专家已经都在做。
因此，对于办好《敦煌研究》期刊，我有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1）增加定向约稿比重
信息技术与文物保护传承结合，国内外相关团队已经比较多了。可以选择一些主题，例如数字采集、敦煌数字资源建设、敦煌数字资源加工处理技术、敦煌数据管理和分析、敦煌预防性保护、与敦煌学相关的数字化研究专题、展示传播技术等。可以向两端作者约稿：大专家、博士生和刚毕业的学者。刚毕业的学者和博士生有水平，又在第一线工作，能够接地气，大专家高瞻远瞩，能够指明发展的道路。可以出一些单独主题的特刊或者单行本，有很多高水平杂志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
（2）继续紧密学术会议与期刊论文的互动机制
与信息技术和文化遗产相结合相关的杂志有很多，比如一个是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JOCCH），另外一个是Elsevir的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3）多语言问题
建议发表一定量的外文论文。建议将论文和摘要进行多语种翻译，放到网站上。
（4）open access的问题
建议将论文全文放到网站上供公众免费阅读，即使不能公布全部全文，也可将部分重要论文全文放到网上，供大家免费阅读。
（5）网站和审稿系统
过去几年我在计算机领域使用过PCS、Easychair等审稿，感觉都很好用。可以建设一个好的投稿和审稿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扩大论文评审人的数量、范围，甚至可对其评审兴趣、评审数量等进行设置。
（6）新媒体技术
敦煌文化论文篇4
《敦煌研究》自创刊以来，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推动国际敦煌学的繁荣为己任，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2007年至2016年，共出刊60期，刊发论文1210篇，总字数约1100万字。其中考古与艺术类363篇，历史文献类491篇，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科学类193篇，综述与信息类163篇。作为敦煌学研究和相关学科进行探讨的学术园地，《敦煌研究》近年来坚持学科优势和特色，不断提高期刊编校质量，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在国内外敦煌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 实行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
组建高水平审稿专家队伍
《敦煌研究》实行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对于作者来稿，要经过编辑初审、主编复审、专家审稿、主编终审的四审过程，层层把关和筛选优质论文。这种四审制度保证了稿件审理结果的准确、恰当和公正，从源头上保证了期刊论文的质量。
组建一支高水平审稿专家队伍，是编辑部一直以来极为重视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审稿力度和客观性，2012年，在15位编委会专家的基础上，聘请7位学者担任特邀编委，2015、2016年，又邀请10位学者为审稿专家，使每一学科都有相应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椭审稿，严格把关，保证了刊用论文的学术质量，提高了期刊的学术水平。今后将逐步做到每篇论文分别送两位专家审稿，进一步提高审稿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不断提高编校质量
《敦煌研究》实行严格的编校制度，实行责任编辑个人负责制，每位责任编辑负责相应的一期期刊从组稿、编排、校对，到最终出版的所有工作，保证了期刊编辑工作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严格执行编辑出版规范和标准，并聘请专家统校，减少和避免了责任编辑思维定式的失误和个人误区。为有效提高期刊编辑质量，聘请编辑出版界专家叶爱国老师进行全刊审读，实行编校奖惩制度，有效降低了期刊责任编辑的差错率，切实提高了编校质量。同时我们加强了英文翻译的力度，在原本配备专职英文翻译的基础上，又聘请了一名外籍编审，使英文摘要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敦煌研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编辑都有一定的专业科研背景，具备较高的科研洞察力和学术敏感力，学者兼编辑是本刊编辑部的特色。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重视编辑专业技能的提高，每年都派人轮流参加由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下属相关部门举办的编辑规范标准等培训班，2007年至今共派出29人次参加培训，使编辑人员掌握有关编辑出版的法令法规和相关政策，提高编校水平，从而提升刊物的编校质量和学术质量。
三 强化学科优势和特色，
刊发学术研究前沿成果
根据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敦煌研究》目前开设了“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学”、“敦煌史地”、“汉简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栏目，不定期增设“敦煌民俗”、“敦煌乐舞”、“敦煌书法”、“回鹘问题研究”、“敦煌体育”、“敦煌古代科技”等栏目，涉及敦煌学的所有专业，即时反映不同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特色栏目“石窟考古与艺术”以敦煌石窟为主，兼及中外石窟考古与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保护科学是文化遗产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学科，每期设置“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栏目，及时刊发关于敦煌石窟以及其他石窟和古遗址保护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敦煌文献研究、丝绸之路史地研究方面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成果刊发。注意到简牍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历史、考古类学科中兴起并逐步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除了不断刊发相关成果外，还新开辟“汉简研究”栏目，刊发简牍研究的新成果。
本刊十分关注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新资料的刊发，向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特别约稿，刊发前沿性成果，提高本刊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影响力。2012年、2013年两次提高稿费标准，对特约稿件实行高稿酬，以鼓励高水平论文刊发。
四 勇于创新，不断提高
装帧水平和印刷质量
借助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经费的支持，本刊2014年进行改版，在保持敦煌艺术特色封面设计风格的基础上，改变了以往彩色图版与正文分排的形式，增加彩色图版，图随文走，图文混排结合，四色印刷，并增加页码到140页。纸张也由胶版纸改为适合图片印刷的80克轻涂纸，提高了彩图印制的质量，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提高了论述问题的直观性。
封面设计以敦煌佛教艺术元素为核心，2015年的封面以敦煌大漠流沙纹为背景，2016年以敦煌文献为背景，选用敦煌艺术品为主题图案，展现敦煌文化独特之美。图案边缘采用剥落虚化处理，与背景融为一体。封面用200克紫兴铜版纸彩色印刷，覆亚光膜，期刊名则UV处理。刊物整体设计典雅、大气，别具一格，与文中内容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凸显敦煌艺术文化的底蕴和特色，2016年9月被中国（武汉）期刊博览会评为“中国最美期刊”。
五 顺应媒体融合趋势，
建设《敦煌研究》期刊网站
这一点孔令梅将会做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六 追踪学术研讨会，策划组织特色专栏
《敦煌研究》实时关注国际敦煌学研究动态，追踪学术研讨会，并向与会专家特别约稿，策划特色专栏。如赵声良研究员参加洛杉矶敦煌莫高窟专题研讨会，向与会专家约稿5篇，在2016年第5期开设专栏。派员参加2016敦煌论坛并作专题报道，将在2016年第6期和2017年第1―3期开设专栏，选登部分优秀论文，把近期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宗教、考古与艺术、敦煌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及时刊发。
敦煌文化论文篇5
区政治军事形势、经济文化发展及民族关系演变、丝绸之路兴衰等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掌握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政策演变或制度变迁等，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古代河西的历史，正与中原政局的演变、丝绸之路的兴衰、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突出河西地域特色，有利于对中国古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河西走廊更是丝路交通咽喉。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内地经河西走廊与新疆及更远的“西域”之间就已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Serice)，欧洲学者将这条连接中西方的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并成为国际上的通用名称。尤其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以后，河西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丝路贸易更加活跃，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虽然不同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屡有变化，但河西走廊则是唯一不变的交通孔道。如果以敦煌为界，可将丝绸之路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长安西行纵贯河西走廊至敦煌;西段自敦煌西行，经过今新疆至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东、西两段均有南、北、中三条线路，其中东段北线自长安沿泾河西北行，经平凉过六盘山，西北沿祖厉河而入靖远，渡黄河后再由景泰过武威、张掖至敦煌;南线出长安后沿渭河西行，经秦安、通渭、陇西、渭源、临洮，再沿大夏河北上，在炳灵寺附近过黄河，西北经青海民和、乐都、西宁，北过大通河，由扁都口到张掖、敦煌。中线自长安至临洮段与南线同，此后再北上兰州，渡黄河后沿庄浪河西北行，过乌鞘岭，经武威、张掖到敦煌。可见，不论东段路线如何变化，河西走廊张掖至敦煌段都是必经之地。东段如此，西段亦然。丝绸之路西段分别经由鄯善、伊吾和高昌进入内地的南、北、中三条线路，亦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而且“海通以前二千年来，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几无不取道于此。”［7］267因此，河西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关的。
“由于河西……处在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主干线上，并且是古代各族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它就不仅仅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河道，而且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枢纽站。”［6］270不论是中原文化的西传还是西域文化的东渐，均在河西碰撞交汇。尤其自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东来西往的使者商旅络绎不绝，讲经求法的高僧大德接连不断。他们或在河西短暂停留、补给休整，或者长期定居，他们在衔命出使或从事商业贸易、讲学译经等活动的同时，也将所在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习俗传入河西。这些域外文化既对河西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受到河西本土文化和风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河西就成为各种文化交融汇集和传播之地。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扼守中西交通咽喉，经济繁荣，人文兴盛，不仅各种“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8］288而且东西方多种文化在此交融汇集。正如季羡林先生所云:“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9］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河西不断接纳域外其他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再将带有本地特色的、已经改变或发展了的形式，流向中原或其他地区，从而使河西文化交流枢纽站的地位更加突出。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动荡不安，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河西走廊作为天下“独安”之地，不仅吸引了大量流民，而且有大批硕学宿儒来此讲学传道，以致“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10］卷83《文苑传》他们“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5］卷123，3877河西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汉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保存发扬汉魏以来河西本土文化和中原传统文化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五凉文化”，进而成为北朝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3］41隋炀帝西巡张掖，不仅是河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业初，“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11］卷67《裴矩传》隋炀帝“甘心将通西域”，遂于大业五年(609年)亲巡河右，经大斗拔谷(扁都口)至张掖，在焉支山下接见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首领和使者，随后又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并“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5］卷181，5645隋炀帝不远万里西巡张掖，显示其经营西域和丝路贸易的决心，进一步凸显了张掖居中四向的关键地位。1247年，蒙古西凉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在凉州会谈，见证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蒙元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此次会谈，堪称西藏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并由此从法律上确定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凉州会谈不论在西藏和藏族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二、利用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的平台优势，通过平时作业和学年论文，开展研究性学习自2011年以来，结合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历史学(辅修地理)专业基础上设置历史学基地班，并分别制(修)订了历史学基地班和历史学(辅修地理)人才培养方案，旨在利用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平台优势，强化研究性教学，为学生毕业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在课程设置上，历史学基地班不再辅修地理课程，而代之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专业特点的选修课程，如以敦煌学史、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河西史地为核心的“敦煌学概论”，主要对古代敦煌与丝绸之路、敦煌学的产生与发展、敦煌文书的主要内容、敦煌石窟及其艺术特色、敦煌学与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民族、宗教、教育科技、语言文学研究等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以河西简牍、墓葬壁画与碑铭资料研究为核心的“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着重介绍河西各地(主要是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出土简牍的主要内容、魏晋墓画像砖及各类墓志碑铭资料，以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缺漏;以西北地区民族融合发展为中心的“西北民族史”，系统讲述先秦以来至明清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族、匈奴、氐族、鲜卑、回鹘、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等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交流融合的历史;以历史时期河西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沿革为中心的“河西史专题研究”，则具有明显的研究性，选择的内容都是在河西和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如霍去病进兵河西与河西四郡的设立、张骞出使西域与丝绸之路、五凉政权兴衰与五凉文化、裴矩与隋炀帝西巡、安史之乱与吐蕃占领河西、敦煌归义军政权与晚唐政局、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明代甘肃镇与西北边防等等;以河西走廊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主要介绍古代河西开发与人口、河西水利工程兴废与绿洲农业盛衰、自然环境与交通路线变迁、政区沿革与古城镇兴废等;以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为中心的“中亚史专题研究”则侧重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外经贸文化交流。通过开设这些选修课程，旨在突出丝绸之路与中外经贸文化交流、西北边疆开发与多民族国家发展、敦煌学与简牍学研究、河西历史及其重要地位等内容，以期进一步拓展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专业兴趣，激发学习积极性，加深对中国古代史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随着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的调整，课堂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形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首先，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再是以知识讲授为主，而是在理清基本历史线索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尝试研究性学习。这就要求教师的课堂教学要与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自修相结合，通过布置课外作业和课堂讨论，引导学生查阅各类资料，掌握基本历史事实，了解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和研究动态，进而培养学生的钻研精神和探究意识，学会在阅读中发现问题，通过交流研讨分析和解决问题，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识水平。其次，改变以往闭卷考试为主的课程考核模式，而代之以课外作业、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相结合。根据教师给出的选题要求，课程论文可由学生“自主命题”，不预设“标准答案”，但求能自圆其说。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提倡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认识，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高度重视学生实践教学与课外学术活动。积极倡导学生结合专业特点、教学内容和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调查，如对河西地区或自己家乡某一古城遗址或文物古迹进行实地调查，进而结合文献记载和碑铭材料等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分析，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加深对区域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此外，还根据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设规划和研究实际，结合本科高年级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及“河西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引导学生围绕丝绸之路或河西历史文化确定论文选题或研究对象，收到了明显成效。自2010年以来，历史学专业中国古代史方向的本科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绝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河西或甘肃范围内。本专业历年入选河西学院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或在全校及全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论文竞赛中获奖者，也基本都是河西历史研究领域的选题。总之，在历史学专业教学中突出河西区域历史文化内容，是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区位优势以及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也是积极响应“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国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初步尝试，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敦煌文化论文篇6
在当今敦煌学研究欣欣向荣、深入发展之际，《敦煌研究》期刊迎来了三十周年生日。古人云“三十而立”，我们希望《敦煌研究》这份学术期刊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关心爱护下，永远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回顾《敦煌研究》酝酿创办之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宽松环境逐渐形成，中国学者振奋精神，决心奋起直追，把敦煌学研究搞上去。当时，地处西北沙漠、长年守护着敦煌石窟的研究者们深感重任在身。随着全国敦煌学研究逐渐恢复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纷纷撰写论文，把多年来对敦煌石窟及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这些成果先后刊登在一些书刊上，如日本平凡社和文物出版社合出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就汇集了本所大部分研究人员的成果，此外本所的研究人员还编辑了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为了尽快地刊布这些成果，并强有力地推动国内敦煌学的发展，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先生敏锐地看到敦煌学发展的契机，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筹备创办《敦煌研究》期刊，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为主编的段文杰先生在发刊词中回顾了七十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历程，认为必须改变我国敦煌学在国际学术进程中的落后状况，提出以《敦煌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园地，促进敦煌学发展的办刊宗旨，体现了在国际领域展开敦煌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敦煌研究》从创办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发表新成果和高质量的论文；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成果，使本刊发表的成果保持在较高的学术水准，成为敦煌学界及相关学科的重要参考。
在试办《敦煌研究》期刊阶段，主要交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作为图书出版，以书代刊，编辑人员也不固定。李永宁、施萍亭、马德、林家平等先生均为《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做出了贡献。随着《敦煌研究》编辑出版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编辑室。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获得甘肃省期刊登记证，并出版了创刊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原编辑室也改为编辑部，梁尉英先生先被任命为副主任，1991年为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为止，梁尉英先生一直负责编辑部的工作，为《敦煌研究》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6年《敦煌研究》定期发行以后，在编辑方面逐渐走向正规化。1988年以后，根据敦煌学研究的特点，设立了一些栏目，如“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保护”、“河西史地”、“敦煌遗书”、“敦煌语言文学”等栏目逐渐成为了本刊的特色栏目。而在其后的十多年中，又根据来稿情况，不时增加一些栏目，如“敦煌民俗”、“敦煌乐舞”、“回鹘问题研究”、“敦煌体育”、“敦煌科技”等新栏目。期刊栏目的分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图书资料的分类，主要是从来稿和研究主题特色出发，通过这样的归类给读者提供一个便捷的路径，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可以查询的通道。同时也树立本刊的一种形象特色。多年来，“石窟考古”与“石窟艺术”栏目中不仅发表了有关敦煌石窟的重要成果，而且还涵盖了全国各地石窟及佛教艺术研究的成果，成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而“石窟保护”栏目所发表的文章也不限于敦煌石窟，而扩展到全国各地石窟、寺院、遗址等方面的文物保护研究，在文物保护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敦煌研究》的出版，不仅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而且对很多相关学科都起到了带动的作用。
段文杰院长作为《敦煌研究》的主编，对编辑部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首先是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编辑部成立后的短短几年，编辑人员从无到有，到1986年，《敦煌研究》开始作为季刊定期发行时，编辑部已有编辑人员6人。由于编辑人员大多没有编辑出版经验，段文杰先生决定派人到出版社学习编辑知识和技能，在文物出版社黄文昆先生和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柴剑虹先生的大力协助下，编辑部先后派人到文物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实习，提高了编辑人员在图书和期刊编辑方面的实际能力。此后，编辑部虽不断有人调离，但也不断有新进人员，编辑队伍稳步壮大。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不仅要编辑《敦煌研究》期刊，还有图书编辑的任务。自编辑部成立以来，经由编辑部编辑而出版的图书总计65种（包括本院的学术著作、翻译著作以及敦煌学相关的普及读物），其中大多数是最近十年间出版。除了编辑整理本院的学术成果外，近年来，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编辑部还有计划地组稿，编辑一些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把敦煌学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文化知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承担编辑任务的同时，编辑人员还分别承担着各种学术研究课题，学者兼编辑是本刊编辑部的特色。多年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不少编辑已成为学术界较有影响的学者。对学术的深入研究，使编辑人员对来稿有较强的鉴别能力。同时，由于身为学者，也更容易与学者交流，从而加强和提高编辑出版的质量。但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不忽视编辑专业技能的提高，近年来，根据期刊出版的需要，编辑部每年都派人参加不同形式的编辑培训班，以提高编辑素质，并了解全国期刊发展的形势。
三十年来，《敦煌研究》出版了正刊136期，特刊7期（截至2012年底），共发表敦煌学及相关专业论文3118篇，其中包括石窟艺术与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925篇，敦煌相关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167篇，石窟保护科学论文310篇，以及相关信息资料稿件716篇。涉及敦煌学的所有专业，在敦煌石窟及全国各地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石窟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成为本刊最具特色的学科领域。同时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成果。本刊登载的论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转载、被引用，或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在全国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评奖中获奖。《敦煌研究》不仅在世界敦煌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对于相关的学科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敦煌研究》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广大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也得到了敦煌研究院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成绩。1994年，在甘肃省首届社科期刊评级中《敦煌研究》被评为“甘肃省一级期刊”。1995年，《敦煌研究》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评选的“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1997年，荣获首届中国期刊奖。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一级名牌期刊”。1999年，本刊再度荣获“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奖”并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2002年《敦煌研究》进入中国期刊方阵“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双高”期刊之列。2005年，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2007年荣获“中国北方十佳期刊奖”。2008年被评为“甘肃省品牌期刊”。2012年本刊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三十年的历程中，值得欣慰的是《敦煌研究》始终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标准，这是从前任主编段文杰到现任主编樊锦诗都坚持的。即使是在敦煌研究院最艰苦的时期，也要保证办刊的经费，保证发表文章的学者有稿酬，坚决反对向作者收取费用。也决不因为社会上的某些需求而降低标准，从而保证了刊物的学术品位。
2006年，在《敦煌研究》出版100期的纪念专号上，主编樊锦诗回顾了二十多年来《敦煌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
今后的敦煌学研究必将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朝着更深入、更细密、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不同专业学者间的合作研究，古代文代艺术与当今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相结的研究，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管理研究等等将成为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时随着国际性敦煌学研究联络组织的成立，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发展，国内外学术信息的沟通将会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候，敦煌学必将在世界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闪耀出新的光芒。《敦煌研究》期刊也将在新的时代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新时代的敦煌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樊锦诗主编提出了《敦煌研究》期刊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与时俱进，承担起时代重任，为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将是《敦煌研究》期刊在新时代的奋斗方向。
敦煌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季羡林；敦煌学；研究；贡献；文化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J03文献标识码：A
Master Ji Xianlin's Academic Contribution to Dunhuang Study
QI Hao, ZHANG Qiao-mei
一、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
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献，理所当然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人把敦煌学看作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奋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学领域里打个翻身仗。显然，敦煌学的范围极其广泛，我们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阗语、粟特语、藏语文献方面，都和国际学术水准相距甚远，而国内庞大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中，仍然有许多人固守那些汉文世俗文书，炒冷饭，使得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正在日益走进困境。
所以，一直以来就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回归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之类的话，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中心”。虽然也有一定内涵，但是不够开通，积极意义不足，以至于学术界往往会有些无谓的争议。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的讲话中，季羡林先生则首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种看法获得国内敦煌学人的认同，一下子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解疙瘩，凝聚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力量。但要真正去体认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不妨读一读季先生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语言障碍，用国际通行的英文，解读“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文献，在向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域古代语言文字中心的德国出版这本专著，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季老高瞻远瞩的见识，博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他的这个主张，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做老大，不可能做“敦煌学中心”。从此，敦煌学突破了狭隘的研究思潮,对加强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敦煌学研究从此由各自地域性狭隘研究变成世界性合作研究的一门显学。
二、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的理论
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一体、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季老的论断对于回答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据以认定：敦煌文化并不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专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是专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敦煌文化所在地敦煌地区虽然也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明显表现，但这里的文化内部构成并不同于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中心的西域，而是中原传统文化及其体系始终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季羡林先生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对敦煌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
三、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
自从1983年开始，季先生就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除了在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推动敦煌学的健康发展之外，季先生还身体力行，推进敦煌绘画和文献的保护，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加速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传布，并以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季老的领导和带动下，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可以看出，敦煌研究的繁荣时期，是近20年来，也恰恰是季老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时期，显然季老对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编撰敦煌研究文献
可以说，敦煌文化是季羡林先生毕生研究的课题。
1998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与出版工程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发起，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全书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其色图片100余幅。内容涉及各个时代敦煌艺术的综述，几十个代表性洞窟的逐一介绍，关于敦煌文献的介绍等。全书以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及其编写的经过等，并将近几年来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在内。《敦煌学大辞典》是一部专业性大辞典，重要的词条注释字数往往超过千字，全书首个词条“敦煌”更长达1．4万字，而“敦煌学”一条系季羡林先生亲自执笔。书中还附有一批颇有价值的附录。敦煌学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敦煌学包含众多的学科。敦煌石窟艺术，举世闻名。
“《敦煌学大辞典》的编写和出版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研究成果和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生自1983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终身会长以来,为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悼念文中追忆了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事业中所做的杰出贡献。
2002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学研究丛书》，季老是该书的主编，该书从敦煌名称的含义入手，依次从史地、千佛洞、宝藏发掘与被盗情况、遗留文献谈起，直至阐述敦煌学的产生与发展。由12部专著和论文集组成，作者多为学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20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该书成为国家“十五”重点规划图书并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敦煌学研究丛书”的相继面世，使国内学者对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增强了信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也是季老终生从事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结晶。
五、留下散文杂记
季羡林先生曾经在《一生的远行――季羡林自选集》中收录描写了自己驱车进入敦煌时的文章――《在敦煌》，这已经成为季老珍贵的敦煌散文遗稿，可以说是作者的一手调查研究材料，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敦煌研究资料。“我在书里读到过敦煌，我听人谈到过敦煌，我也看过不知多少有关敦煌的绘画和照片。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一下子看在眼里，印在心中，我似乎有点怀疑，这是否是事实了。”这把季老初到敦煌的欣喜表露无遗。
进入洞窟后，季老用优美简单的语言，向我们呈现出了他眼中的敦煌壁画：“我们走进了洞子，尽管洞内洞外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雕塑，特别是看到墙上的壁画……在敦煌，在千佛洞，我就是看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餍足的。有那样桃源仙境似的风光，有那样奇妙的壁画，有那样可敬的人，又有这样可爱的影子。现在就让我把自己的身躯带走，把心留在敦煌吧。”
“把心留在敦煌”，这也是季老的一生对敦煌学研究的一个诠释，是一生心寄敦煌、关注敦煌、研究敦煌、发展敦煌学的最好写照。
“三冠加身何止五车富学教后人皆羡,千秋树范本为万斗高才看大木成林”。一幅幅挽联表达虔诚的尊敬和景仰,白花如雪倾注着无尽哀思。毋庸置疑，季老二十六年来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在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的理论、推动敦煌研究的繁荣、编撰研究文献、留下散文杂记等方面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敦煌文化论文篇8
2012年8月11—13日，由中共敦煌市委、敦煌市人民政府、甘肃敦煌学学会、阳关博物馆联合举办，主题为敦煌历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的“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与文化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敦煌文化的圣地——甘肃省敦煌市隆重举办。
会议邀请了来自省内外敦煌学专家、历史文化学者、文博专家、文化文物部门领导、文化艺术工作者、参与敦煌文化产业开发的企业人士、媒体记者等近90人。会议收到研讨论文39篇，内容涉及敦煌文化产业发展、敦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敦煌博物馆发展、敦煌艺术产业发展、敦煌饮食文化产业发展、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
参加会议的知名专家学者有：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颜廷亮研究员，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研究员，敦煌研究院李正宇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教授，兰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高级建筑师赵金铭，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甘肃敦煌学会理事纪忠元，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所长高启安教授，甘肃画院院长马国俊，甘肃省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郑本法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甘肃敦煌学学会会长罗华庆等。著名敦煌学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提交了学术论文。
20名专家及领导在研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詹顺舟《打好敦煌文化牌，建设敦煌文化城》、李正宇《敦煌文化产业开发的若干思考》、颜廷亮《关于敦煌文化价值的一点新思考》、马国俊《敦煌画派：一个诞生在中国美术殿堂的新主张》、李并成《敦煌历史文化的内涵、比较优势和特色论略》、纪永元《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郑本法《敦煌文化的旅游价值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高启安《敦煌文化产业化开发研究论纲》、郑宝生《如何认识现代的敦煌》、赵长安《敦煌宴研究》、杜永卫《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彩塑制作记忆的保护与传承》、秦川《敦煌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探索与发现》等学术演讲，从不同的学术侧面和领域，进一步廓清了敦煌文化的含义，研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梳理出敦煌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探讨了敦煌文化事业发展等问题。与会代表和敦煌市直机关干部约500多人聆听了主题演讲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