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道德论文：领导人道德美良论及中性论综述

作者：李冲锋 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孔子关于“正”的言论，力求说明领导者“正”才能够正人心、正风气、正社会，领导者的“正”是人心正、风气正、社会正的前提条件，“正”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孔子所谓的“正”其实正是多种美好品德的体现，比如公正、公平、正直、诚信等等。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反对用杀戮、暴力的方式为政，而且认为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还有比杀戮更好的为政方式，那就是道德教化、道德引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1]（P115）（《论语•颜渊》）领导者如果是“善”的，那么民众也会是“善”的。“善”是道德的高境界。《大学》说大学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1]（P1）在孔子看来，领导者的德就是风，民众的德就像草，风刮过，草必倾倒，所以领导者有德，民众就会跟从，就会有德，民众有德，社会自然有序、稳定，也就不需要通过杀戮或暴力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和社会。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以德治国，以德教化。在他看来，德治是最为理想的治理方式。因此，他提倡君子、领导者应该努力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行为，因为化民的根本在修身。领导者德行高尚、可资标榜，国家、社会、风气也就好了。柏拉图：哲学王是美德与智慧的化身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理想国》中探讨了培养哲学王成为国家统治者的问题。[2]在他那里，领导者同样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柏拉图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政治领导的，人民不能自我领导，他们没有充足的美德和才能，必须由“专家执政”才能确保团结和忠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人只能是那些有金子属性的极少数的人。在理想国里，最高等级的是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们人数很少，却具备人类最高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而是一些被号称为哲学王的人。他们具有美好的公德、自律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是惟一能够被人民委托国家绝对权力的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他应该最不热心于权力，但最尽心于为公共利益服务。柏拉图认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3]（P281）因此，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3]（P280）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拥有“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3]（P281）这样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在柏拉图看来，领导者应该是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的人。他们具有终身保持护卫国家的信念。他们是坚持原则、孜孜不倦地为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人。他们不易受诱惑和欺骗，不忘原则，能够护卫自己所受的文化修养，维持那些心灵状态在他身上的和谐与真正的节奏。柏拉图通过地穴囚室的比喻，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现实世界）与“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3]（P276）柏拉图那里的“善”不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一切事物最高境界的根源，具有根本性的特征。统治者因为追求“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所以需要不断地学习，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看见了善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3]（P309）哲学王即国家的统治者拥有“善”———充足的美德与智慧的合一，才能“善治”国家。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充足的美德与智慧是哲学王必备的素质，他需要以此来为国家服务。伊拉斯谟：良君需具无可指摘的品性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9-1536）也主张领导者应该具备良好的德行。柏拉图以培养“哲学王”为最终目的，伊拉斯谟则以培养“良君”为最终目的。在《基督君主的教育》一书中，伊拉斯谟阐述了如何培养一位“良君”的思想与方案。他认为，国家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一位良君，因此强调对年轻君主或储君的教育，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为良君。伊拉斯谟认为，应该尽早、从小就对王储进行道德的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人们所谓之）襁褓之始，当其仍保持开放、未经发育之时，即灌输以健康的思想。从那时开始，就必须在他那尚为婴儿的灵魂的处子地里播撒上道德的种子，以期随着年事渐长，阅历日丰，这些种子会逐渐地发芽、成熟，一经播下，便可以深植于君主内心，伴其终生。”[4]（P9）伊拉斯谟强调，教育者首要的、特别的关注的一点是：从其学生的心智之中根除所有可能已在一定程度上扎下根了的那些可耻、粗鄙的念头，移植入那些配得上基督君主的健康观念。有三种高贵的身份，第一种源于德性与善行，第二种源于受过良好的教养，第三种是根据列祖列宗的肖像、家世谱系或财富来判断。伊拉斯谟指出，君主如果只是基于第三种也是最低一等的高贵身份而沾沾自喜，却忽视了最高一等的身份，是不恰当的。第三种高贵身份鄙俗不堪，若非本身源于德性，根本就不值一提。而第一种高贵身份超凡脱俗，严格地说，只有这一种才可以说是根本上的贵族。[4]（P22）与君主相称的是最高一等的高贵身份，即源于“德性与善行”的身份。伊拉斯谟所要培养的是基督君主，他从基督教的角度指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有义务始终远离一切堕落，而以其无可指摘的品性和智慧秀冠群伦，更是一位君主的职责所在。”[4]（P24）伊拉斯谟把领导者的道德提升到领导者职责的高度来看待。无可指摘的品性不再仅是个人的素养，也不再仅仅是领导活动的参与因素，也是领导者的职责。君主应该成为民众追仿嘉言懿行的榜样。君主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位卓越的君主，就要保证，没有人在睿智、宽宏、节制和正直这些必不可缺的品性上高过自己。伊拉斯谟坚持认为，君主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德行。“君主必须始终警惕，避免在某个方面偏离正道，因为他一旦走上邪路，就必定会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灾难。”[4]（P58）无论何种情况，君主都应该能够矢志不移地服务于其臣民的最佳利益。“只有那些无私地奉献国家的人，而不是让国家奉献自己的人，才配得上‘君主’之名。因为如果某人按照是否适合自己来治理国家，评判一切事情都是看它对自己的便利有何影响，那么，他享有怎样的名位也就无所谓了：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而不是什么君主。”[4]（P33）君主应该具备“一心为国”的品质，而不是“只谋私利”。“为国”、“为公”，这是领导者最为重要的品德。总之，伊拉斯谟认为君主需要受到特别的教育，以便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都认识到并去追求道德上的善，从而有能力代表其民众做出正确的决策。通过教育，要培养储君（王子）具有一种特别的视野眼光和思维习惯，以便把他塑造成一位具备德性的领袖。除上述代表人物之外，现代西方领导理论中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魅力对领导活动成功的重要性。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应该是道德上可以信赖的可靠的人。领导者的道德应该成为吸引人的，即产生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十分重视领导者应具备良好道德。

领导者道德中性论

与领导者道德美良论不同，有些人更注重领导的实践结果，不注重领导活动的过程与效果，视领导者道德为目的实现的手段，为达到目的可以不顾及道德。在他们眼里，道德不存在好坏之分，道德是中性的，需要时就利用它，最终能够达到目的就行。这一派可以称之为领导者道德中性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美国的尼克松、法国的戴高乐等。（一）马基雅维里：必须视情况做不良好的事情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关于领导者道德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人为了能够自我保存，不至于自我毁灭，可以做不良好的事情，领导者亦是如此。“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以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段或者不使用这一手。”[5]（P73-74）在马基雅维里那里，领导者可以不守信义、不用诚实，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他说：“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了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5]（P85）马基雅维里提出的领导者可以不遵守信义，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不利于领导者的生存或目的的达成时。马基雅维里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5]（P74）马基雅维里认为，如果恶行能够挽救自己的国家，君主就不必要因为对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也就是说，能够获得成功的恶行是无需不安和愧疚的，是可以心安理得的。马基雅维里所秉持的是一种典型的“保己弃道”，即为保全自己、发展自己而舍弃道义的观点，与那种“为道义而死”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道德取向。（二）尼克松：领导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MilhousNixon，1913-1994）关于领导者道德的认识，体现在他的著作《改观世界的领袖们》一书中。对领导与道德的关系，尼克松认为：“领导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用来干坏事。”[6]（P362）既然领导者的道德是“中性”的，那么也就谈不上一定要坚持美德，而且“美德不是使伟大的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6]（P362）美德在使领导者成功方面并不重要。他认为，使伟大领袖超出第二流人物的是，他们更加坚强有力，更加足智多谋，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使之避免犯致命的错误，并能抓住瞬息即逝的机会。因此，他不以是否具备美德来看待一个领导者是否成功或伟大。他曾反复说：“伟大的”领袖不一定就是好人。[6]（P2、P362）领导者道德中性论涉及到领导活动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对此，尼克松说：“认为良好的目的证明任何手段都正当，未免荒唐。有时，为了达到某个伟大目标，必须采取一般情况下所不能接受的手段。如果认为这种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那也同样荒唐。”[6]（P356）可见，尼克松对领导活动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采取了一种比较辩证的认识。他还认为，“无论手段还是目的，都不能孤立地用来衡量领导人的好坏。领导人如果没有一个伟大事业，就永远不能名列前茅。领导必须为某个目的服务，目的越崇高，领袖的潜在形象就越伟大。不过，光有目的还不够。还要行动，要产生效果，必须用一种为崇高目的服务的手段，不应采取玷污或败坏这个目的的手段。但是，如果产生不了效果，那就辜负了事业，也辜负了历史。”[6]（P357）可见，尼克松不主张单纯地从目的或手段的角度去评价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或领导活动的成败，而是应该从目的与手段的适切性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尼克松还从“是否有用”的角度来评价领导者的行为。他认为：“在评价一位领袖时，对于他的行为特点，关键不是看它们是否得人心或令人讨厌，而是看它们是否有用。在一般情况下，诡计多端、爱慕虚荣和装聋作哑是令人讨厌的习性。然而对领袖人物来说，却可能是至关紧要的。”[6]（P355）他认为领导者们的诡计多端是施政的需要。也就是说，只要是施政需要的，领导者可以不顾及道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基雅维里是非常相像的。与尼克松一样，法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deGaulle，1890－1970）也主张把领导目的和领导手段分开来看，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伟大的目的，不道德的手段是可以被谅解的。戴高乐写道，政治家“应该懂得何时装聋作哑，何时要诚恳坦白……只有在采用了千条良计并作出种种庄严承诺之后，他才会被委以全部权力。”他还指出，“每个实干家都具有强烈的私心、自尊心、冷酷无情和狡诈的本领。如果他们能以此作为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的话，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谅解。说实在的，甚至还会被看作是优秀品质。”[6]（P355）为达领导目的不顾及道德甚至以缺德的方式获取领导活动成功，是领导者道德中性论的典型表现。在领导者道德中性论那里，领导道德与领导目的是分离的，领导道德是实施领导目的的手段和方式，为达领导目的可以不顾及道德。

领导者道德的择取

领导者的道德素养应该成为领导教育的重要内容。领导教育者需要做出一种道德选择，使之成为领导教育的目的，从而使领导者具备良德或具备为领导目的不惜道德或牺牲道德的品质。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我们认为，领导教育应该选择领导者道德美良论，以培养领导者良好的道德作为一种教育目的。这样的选择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基于领导者道德美良论的优良传统领导者应该具备良好道德，是古今中外许多人所认同的观点，具有长久的传统。在中国更是一直保持着领导者道德美良论的良好传统。在领导者道德方面，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大学》追求“止于至善”，《易经》奉行“厚德载物”。在儒家看来，仁、义、礼、智、信等都是成人之本，也是成为领导者的重要品格，领导者不具备良好的品德，不仅不能很好地进行领导，而且会把社会人心搞乱掉。因此，领导者“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成为领导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才能使“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7]（P1）（《学记》），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领导哲学尚德不尚力，“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1]（P42）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争”，其实质在“尚德”与“尚武”的分野。主张行“王道”者，认为“王者之道”在“以德服人”、“以德治国”、“以德施政”，良德才能有良政，良政才能长治久安。主张行“霸道”者，则不顾及“道德”的力量，重视武力征服、以权治人、以暴压民。领导者道德美良论者强调“德治”，主张行“王道”弃“霸道”。领导目的与良德是一致的，两者不可分离，失德者失道，失道者即无法取得领导活动的成功。中国古典领导理论倡“王道”反“霸道”，即是对领导者良德的选择。在新的历史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也是与传统的领导者良德论一脉相承的。李源潮同志在今年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开学典礼上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做“思想道德的模范”，也是从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美良道德的角度推动干部道德建设的。可以说，领导者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以德来从事领导活动，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观点。虽然，领导者道德的内涵可能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以良好的美德从事领导活动的观点和实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基于领导者道德中性论的理论空间在领导者道德中性论者那里，他们并非完全主张领导者可以不顾及道德而肆意乱为。他们仍然认为领导者要保持良好的品德，不到迫不得已，不能做失德或缺德的事情，这一点不论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尼克松都有所论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仍然倾向于用良德来维护良好的领导活动。马基雅维里认为：“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的。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5]（P40-41）此处能力的涵义包括道义上的优越性。虽然，马基雅维里认为在于己不利时，领导者可以不遵守信义，但他同时也强调：“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5]（P84）如果环境是好的，领导者是不应该不遵守信义、不遵守道德的。马基雅维里还教导领导者即使做了违反道德的事情，也应该学会掩饰，做一个“伪装者”和“假好人”。[5]（P84）为什么还需要掩饰呢？因为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道德的良善者的。所以，领导者道德中性论者的讨论里，其实还是需要道德良善支撑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提醒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5]（P85）最后，基于领导活动成败的经验教训领导活动取得成功和维持成功都离不开领导者良好道德的支持。同样，领导活动的失败也多与领导者道德相关。历史上的许多领导者，因为实施“德治”和“仁政”，而取得成功，比如汉文帝和汉景帝，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出现了“贞观之治”等。相反，那些横征暴敛、奴役人民的暴力统治、专制统治则受到人民的反抗，最终被政权。比如商纣王劣迹斑斑，“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8]（P35）结果终成亡国之君。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概不鲜见。虽然有些无德的领导者取得了领导活动的成功，但这些活动往往由于违背道德、违背人心而不能持久，或者即使持久也受到世人或后人的诟病，从根本上来说，不能算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成功的领导者是那些“以德服人”的领导者，成功的领导活动是那些以德为治的领导活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培养领导者良好的品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成为领导教育的重要构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