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关键词]刑事再审制;问题;构想

刑事再审程序是指法院对已受生效之刑事法律评判的被告人进行重新审理,旨在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的诉讼过程。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错误矫正机制,刑事再审程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刑事诉讼也设有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一)章题名称的不准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维持了本章原有的名称即“审判监督程序”的提法。绝大多数教材在论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时,都有“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表述。这说明,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是相互通用的。但笔者认为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原因是:

其一,审判监督在刑事诉讼中含义较广,它既可以指法院系统内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也可以指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还可以指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社会监督。这些都是审判监督的表现形式,单把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的程序冠之以“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难免让人产生歧义。

其二,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其前提条件是“原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也就是说,原生效裁判如果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错误该程序就不可能被启动。但如果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和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情况以及法律的规定,作出的生效裁判无论在认定事实还是在适用法律上都没有错误,而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控方或者被告方发现了新的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开启审判监督程序的要求,这时的法院在是否应开启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上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开启,那么法官根据当时控辩双方提供证据的情况和法律的规定作出的裁判确无错误可言,启动该程序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如果不开启,又与我国追究案件事实真相,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司法传统相悖,并且可能会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如果将该程序重新命名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其三,将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命名,有利于同大多数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接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设有“再审”或“非常上告”程序。如法国、德国、日本的再审程序,专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事实有重大错误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前苏联的再审制度,就是以发现新的事实为提起再审的条件,称为“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

(二)申诉规定的笼统化

所谓申诉,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和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请求。这种请求,与和上诉必然引讼程序不同,它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只是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是司法机关发现错判案件的一条重要渠道。再审与否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规定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任意开启再审程序,既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申诉规定的简单化、笼统化,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关申诉立法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虽然申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一项诉讼权利,但却没有具体规定申诉权人提出申诉应具备的条件,也没有规定提出申诉的期限;对司法机关处理申诉,既没有处理原则也没有处理时限,更没有处理程序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申诉的管辖和处理申诉的时限作了补充规定,但由于其法律效力不高、适用范围有限,申诉问题上基本“无法可依”的立法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没有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三)再审理由的实体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关于再审理由包括:“(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这一条款只规定了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理由和有可能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理由,而没有把违反诉讼程序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之一,从而未能体现出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未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理由从程序方面加以细化和补充,反映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还深受程序工具论的影响。所谓程序工具论是指,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只是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方法,其自身并无独立的价值,或者即使有其独立价值,这种价值也只居于从属地位。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存在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只要其未导致适用实体法错误的后果,则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诉讼结果也不应当受到否定。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最突出的表现。在程序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和依法治国方略逐步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观念亟待废除。

从立法技术的层面看,未把违反诉讼程序列为再审理由的做法导致刑事诉讼法存在前后逻辑上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 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一规定是对原刑事诉讼法第138条的修改,将原文中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修改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五种情形。这一修改不仅使该条款增强了可操作性,便于在实践中执行,更重要的是突出了程序的独立价值与作用,使违反诉讼程序成为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理由,反映出立法者从“只注重实体”转变为“实体和程序兼顾”的价值趋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价值趋向并未在刑事再审程序中得以体现,在提起再审的四条法定理由当中无一是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难道说程序公正只是某一个过程、阶段而不是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公正要求,程序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只能在普通程序中得到救济,而无法在再审程序中得到弥补吗?

二、改革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构想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相关立法,提出如下改革构想:

1.将刑事诉讼法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修改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以明确审判的对象范围和审理程序的类别,从而消除目前法律规定与人们习惯理解之间的矛盾,通俗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并且这种修改也有利于同大多数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接轨。

2.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设立申诉之诉,即申诉权人除可向检察院请求提起抗诉外还可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内设专门法庭以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定的方式解决该申诉 能否引起再审程序的问题,从而使申诉问题的处理程序化、透明化。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与原裁判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之内,即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并允许律师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申诉的期限应有所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申诉限定在作出生效裁判后的2年之内提出较为适宜,超过申诉期限提出的申诉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

3.确立“禁止不利被告”原则,一方面使被告人消除顾虑,大胆请求再审,有力维护其合法权益,提高一、二审法院的工作质量,另一方面与刑事再审程序“不得恶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潮流一致。具体而言:

在启动主体上,废除法院可主动开启再审程序的条款,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和当事人是法定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废除法院开启再审程序的主体性地位,符合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和权威性的特征,使控审分离和不告不理原则得到遵循,有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从而使再审程序具备文明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特征。赋予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再审启动权,不仅是维护当事人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而且是当事人的程序性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就明确规定被判刑人享有申请再审权。但为防止不当开启再审程序现象的发生,当事人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应受到法院的严格审查和限制。

在启动的时间限制上,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将再审分为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两种再审,对于前者,提起再审的时间和次数原则上不受限制;对于后者,则应限制在生效裁判作出后2年内提出,次数以1次为限。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上,将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形增加为提起再审的理由之一,并且规定因违反诉讼程序提起的再审不得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不仅消除了刑事诉讼法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之间存在的逻辑上的矛盾,而且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的科学的刑事诉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