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动斡旋叙利亚内情

一位来自叙利亚的稀客，让全世界的镁光灯再次聚焦北京――应中国外交部邀请，2015年12月底，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阿利姆首次来华访问。在京期间，他对外界释放出和平而积极的信号：叙利亚愿意参加一个月后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并希望谈判可以帮助其组建全国统一政府。这是叙政府首次同意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和谈。

这样的惊喜只是开始――叙政府代表前脚刚走，后脚落地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就送来了叙利亚反对派。在五年持续战乱、各种因素交织的叙利亚问题上，中国首次一改低调，主动担当起和平斡旋角色，令外界颇为好奇：这一次是怎么了？ 2015年12月24日，外交部长同来华访问的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举行会谈，重点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顺势而为

处于危机漩涡中的叙利亚多年战火纷飞、动荡不安、难民成群；而其之外，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势力以及其他中东大国、加上不断崛起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国”，在此展开激烈的利益角逐。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反对外部武力干预的原则立场。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连续四次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由此也招致西方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不解和责难，并被形容为“态度暧昧”或“边缘位置”。

因此，这次中国突然高调地担当起如此重要的角色，令不少人大吃一惊。就在穆阿利姆访华第一天，西方媒体纷纷以《中国愿意担当叙利亚调停者》为题报道此事，埃及《每日新闻》更提出疑问：中国在叙利亚的主动反映其外交策略变了么？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据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大家觉得惊讶，是因为外界对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努力不熟悉，其实中方一直保持着与叙利亚各方的接触。“此次穆阿利姆的访华是2015年10月叙利亚总统特使塔伊娜・夏班访华时向中方提出的建议，他也是来华叙利亚政府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中国与叙利亚反对派的交往也从未间断。2014年4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主席杰尔巴一行来华访问；2013年9月，叙利亚反对派“全国对话联盟”代表团受邀访华。而在2012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先后邀请“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副总协调员、海外部门负责人哈桑・马尼阿，“全国委员会”主席加利温，“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总协调员阿济姆等反对派团体领导人率团访华。

由于叙利亚反对派派系众多，此次中国进行斡旋的对象主要是叙利亚国外最大的反对派“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在众多反对派中，该组织势力最为强大，态度也最为激烈，认定当局政府必须下台。”吴思科说，但叙利亚政府军对捍卫其合法席位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即使是参与谈判，他们也会坚持选举路线。“目前政府军对未来的民主选举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其认为选举结果最终会倒向自己。”

俄罗斯卫星网则引述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维诺戈尔茨基的话说，中国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参与调解叙利亚危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调解叙利亚冲突的决议，为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调解国际冲突事务中的威望。”2015年1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罕见达成2254号决议，各方达成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共识，明确了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人民决定叙前途命运、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等三大原则。

同一天，叙利亚反对派和谈领导机构总协调人里亚德・希贾卜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表示，该机构选举产生与叙政府进行谈判的领导架构，产生了总协调人和谈判小组，成立了相关法律、国际关系、新闻、行政和财务委员会，并制定下一阶段与叙政府谈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该机构准备从2016年1月开启谈判，并就谈判细节和程序与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开始沟通。

“中国顺势邀请了叙利亚双方访华，”一位不具名的联合国资深外交官告诉《凤凰周刊》，中国一直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热点争议问题的解决，这次也不例外。“此次中国斡旋的目的是推动叙双方就政治过渡进程紧急展开正式谈判，以实现危机的解决。”

介入仍须谨慎

由于此前在南苏丹问题上，中国派遣维和部队和政治斡旋或与自身在南苏丹的石油利益相关，因而，外界有质疑声音认为，中国这次是否在联合国的保护伞下，借机维护其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

对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直言：“谈起中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是‘不重要’”。来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与叙利亚的贸易额为22亿美元；叙利亚开战后，2012年两国贸易额下降到11亿美元。“对叙利亚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进口国，但对中国来说，这些贸易量只是‘毛毛雨’。尽管中石油和叙利亚幼发拉底石油公司（AL-FURAT）有合作关系，但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才是中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国。”

实际上，与美国、俄罗斯等国不同，中国与阿萨德政府此前并没有太深的交往，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野心或是军事利益。

在中东地区，中国这类带有和平愿景的“积极有为”并不是头一次。早在2013年5月，中国就担当过巴以冲突的“调停者”。相比叙利亚问题，巴以冲突更为长期和棘手。与此次类似，当时中方也邀请了双方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同的是，由于巴以领导人访华时间上稍有重合，故安排前者在北京，后者在上海分别会面。

另一个相似点是，中国在斡旋这些热点问题时都会提及一系列和平主张。在斡旋巴以冲突时，中国提出了“五点主张”；此次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先后提出过“四点主张”、“六点主张”和“五点主张”。从可查的报道来看，这些最后被提炼为“三点主张”。据悉，其中的一些核心思想还被时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采纳，成为安南“六点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相比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与中国自身的政治利益更为相关。“中国一直强调叙利亚问题由叙利亚人民自己解决；更大程度上，中国倾向于阻止外部政治实力干预叙利亚危机。对中国来说，外部主导的阵营正在这些动荡的地区进行政权更迭，这是中国绝对不愿看到的。”日本《外交官》杂志副主编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分析称。

在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中国项目分析师乔尔・乌斯诺看来，中国希望国际危机能在它可以发声的机构内解决，他们更青睐自己具有否决权的论坛。“北京的战略是防止另一场伊拉克战争。”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在中东的外交范围日益扩大。除了巴以冲突和叙利亚危机，中国也在伊朗核谈判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2015年12月底，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首次对华访问，中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签署了有关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承诺“建立能源领域特别是油气领域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呈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和目前我们的整体外交思路息息相关。”吴思科解释道，“加上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之一，从长远来看，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乎中国海外利益。”

此外，这一系列举动也是为了给2016年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采取的新一轮外交做铺垫。据吴思科透露，今年是中国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建交60周年，也是新中国开启同这个地区交往的60周年。“到目前为止，中东是唯一（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踏足的地区。早在去年4月就有传言称，中国领导人将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但因故推迟，我想今年若能出访，会是个好机遇。”不过，这位资深外交官也提醒道，“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应当谨慎，不要在危机漩涡中牵涉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