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取得快速发展。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发达东道国的先进技术，获得了技术溢出，促进了母国的技术进步。本文主要围绕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针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尤其是与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现有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OFDI 逆向技术溢出 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取得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渠道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统计，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超过84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位列于美国和日本之后。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具备特定优势的情况下才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具备技术、管理及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优势，因此关于OFDI的已有研究多是基于发达国家视角，这方面的经典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r）、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和企业内部化理论（Buckley和Casson）、国际生产折衷（OLI）理论（Dunning）以及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小岛清）。然而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具备的特定优势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不具备技术、管理、销售等特定优势的情况下开展对外投资并取得快速发展，它们通过开展对外投资接近发达国家，获得了技术溢出并带来了母国的技术进步。Kogut和Chang（1991） 最早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投资行为开展了实证研究， 他们以1976-1987年日本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297个产业为研究对象， 发现日本企业通过与美国建立合资企业，获得了美国较为先进的技术。第一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行为的存在。

国际R&D技术溢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给出正确的定义。目前国内关于OFDI渠道技术溢出研究中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度量方面，尚缺少理论方法的综合比较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另外，本文在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结合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从而拓宽了研究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以Coe和Helpman（1995）（C-H模型）的理论模型为基础，他们主要考察的是OECD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所获取的国际R&D研发技术溢出的程度，技术溢出效果的衡量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虽然未引入OFDI作为技术溢出的渠道，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Lichtenberg&Pottlelsberghe （2001）（L-P模型）以C-H模型为理论基础，以1971-1990年间的美国、日本和欧盟等11国数据为样本，改进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检验了进口、FDI与OFDI三种途径所导致的国际研发资本投入对TFP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和OFDI促进了母国技术进步。国内研究方面，杜群阳与朱勤（2004）将这种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要素、研发机构、信息等研发资源为目标的对外投资方式定义为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对外资本输出行为通过新建或并购海外研发机构，提升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竞争力。

（一）C-H模型的理论基础

作为理论基础的C-H模型如下：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Yt=AtKtαLtβStγ。开放经济体中，知识S的获取来自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积累以及国际R&D研发资本存量的知识溢出。据此，将其定义为Stγ=（SD）tλd（SF）tλf。根据全要素生产的计算公式TFP=Y/KαtLβt，可得如下回归模型lnTFPit=Ait+λdlnSDit+λflnSFit+εit。其中，TFPit表示第i国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Dit表示第i国t时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Fit表示通过不同途径传导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Ait为截距项，λd和λf表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TFP弹性系数，εit是误差项。

（二）技术进步的度量

关于知识溢出所能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绩效衡量，主要有以下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基于技术溢出所带来的生产结果的视角。即把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把OFDI作为其中一个解释变量来测度溢出效应。二是基于技术溢出所带来的知识产出的视角，即以可度量的专利指标作为技术溢出的效果来进行测度。目前，在研究中大部分采用TFP作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度量标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测度方式，一种是增长核算法，源自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通过测算出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再计算生产率；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该方法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具体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国内外学者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TFP影响的研究也据此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核算TFP的方法。Coe和Helpman（1995）、白洁（2009）、刘宏和张蕾（2011）和李梅（2012）等采用的是增长核算法计算的TFP来度量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张宏和郭庆玲（2011）、李梅和柳士昌等（2012）则采用的是Malmquist指数法计算的TFP来度量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由于采用经济计量法测度TFP，可能存在参数估计不稳定的问题，而增长核算法能够克服以上问题，因此成为了OECD（2001）生产率手册推荐的方法，也是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下文，主要针对以增长核算法作为TFP计算依据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归类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对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面存在不同研究结论。白洁（2009）以L-P模型为基础，以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R&D研发资本存量通过OFDI渠道逆向溢出的知识对本国TFP产生的影响。研究结论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母国TFP增长产生积极效果，但这种效应目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刘宏和张蕾（2011）依据我国1987-2009年对外投资存量等数据，运用了Var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积极贡献。而李梅（2009）利用200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对其吸收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现阶段对外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尚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实证研究中需要测度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通过OFDI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而测度的标准尚未统一，其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度量是难点。

（一）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度量

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技术溢出权重的计算；二是技术溢出国的选择。有关国际R&D技术溢出的计算思路有以下四类：贸易权重法：C-H模型所提出的贸易权重法具体为，其中Sfi是本国i从国际贸易途径获得的国际R&D研发资本存量，mij是本国i从贸易伙伴国j进口的商品量；mi是从除了j国以外的其他贸易国进口的商品总量，Sdj是贸易国j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GDP产出权重法：在C-H模型的基础上，L-P模型提出改进，以贸易伙伴国的总产出GDP作为替代权重。具体计算公式为进口途径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其中Yj表示第j国的GDP产出，其他变量解释同C-H模型。固定资本存量占比法：除了GDP产出权重法，L-P模型也定义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其中OFDIij是第i国向第j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Kj代表的是第j国的固定资本存量，Sdj是第j国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B-K法（Bitzer & Kerekes （2008））扩展了L-P模型，具体方法是：。式中：OFDIi为投资国i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ki 表示投资国国内固定资产存量；∑Sdj则表示投资国以外各国汇总的国际R&D研发资本存量，即通过OFDI获得的国际R&D知识溢出。Coe&helpman（2009）曾针对不同的国外研发资本溢出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目前国内尚缺少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二）技术溢出国的国别选择

由于考虑到世界研发资金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的OECD国家，李小平（2006）选取14个重要的OECD 国家来衡量其他国家的国外R& D资本存量。而李梅（2012）、白洁（2009）则根据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为参考，选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共11个国家（地区）代表中国内地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R&D总体存量。研发溢出国的选择既要综合考虑世界主要研发资金集中的国家，也要考虑OFDI的投资流向国。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东道国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二是有关母国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东道国区位因素对投资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Dunning，1977）。

（一）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东道国视角

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首先需要梳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外学者方面，Buckley（2007）专门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文化相似度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密切相关，另外资源获取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国内研究方面，张宏（2009）采用分量回归法，利用114个东道国数据度量了东道国各个区位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东道国资源禀赋差异、文化距离、制度距离、以及双边贸易对于中国OFDI的流量影响显著。以上研究主要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东道国视角

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概况，如表1所示。蔡冬青和刘厚俊（2012）基于LP模型，一方面测算了OFDI渠道溢出的国际R&D研发资本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东道国公共治理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技术市场体制等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反向技术外溢对本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东道国良好的制度、体制等因素均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反向技术外溢的途径对本国的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蔡冬青和周经（2012）主要基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的视角，考察以上因素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外资制度、政策对我国OFDI反向外溢存在一定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而东道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则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母国视角

母国吸收能力直接影响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能力均能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欧阳艳艳，2010；阚大学，2010；李梅，2011；周应春，2009）。周应春（2009）从影响母国吸收的角度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科研技术人才、对外经济开放度、高技术行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主要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而研发资金投入、技术人员、金融发展、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则未产生影响。阚大学（2010）利用200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目前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相对不足是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中部和西部由于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低也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技术溢出的吸收。

综观以上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综合起来应当包含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东道国以及母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人力资本、东道国以及母国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

评述与展望

综合现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度量标准尚未统一，结论存在差异。溢出效应的度量指标如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存在多种方法，如C-H模型、L-P模型或是B-K模型，如何科学度量尚未取得一致标准。

二是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方面，微观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需要综合宏观和微观的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外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果存在差异，那么何种类型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技术溢出尚未能作出有效区分。

三是由于多重因素都会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综合经济、制度等方面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往往偏重于某一方面，综合分析方面稍显不足。

对于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扩展：一是进一步规范、细化O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度量方法，基于我国OFDI的实践，结合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经济、制度等影响因素，建立符合客观经济环境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度量模型；二是研究视角从宏观拓展到微观，基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特性，研究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效果，有效鉴别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企业投资行为，从而为政府机构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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