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标准化的历史

2016年3月9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刊载了托马斯・米内关于瓦内萨・奥格勒的新书《时间的全球转变》的书评，题为《日历与资本主义：中世纪至今》。

奥格勒的新书，试图重新阐释十九到二十世纪全球范围内对于日历和时钟的标准化，在她看来，时区、时钟和日历的标准化，并非整齐划一的历史，也并非直接与资本主义利益相联系――毋宁说，科层、宗教和文化等一系列力量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起来，并对标准化进程投入巨大精力，比如夏令时和标准平均时间等。奥格勒认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即使是对于立法者以及至少受到一般教育的官员来说，要将时间想象为空洞且抽象的，那也是极其困难的。对于大多数当代观察家来说，将民众从日出和收获的日常节律中连根拔出的尝试远远说不上成功，因为要强制民众改变其与太阳和季节的关系，乃是不可能的。

根据奥格勒的解释，时间标准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列车时刻的同步。但在她的解释中，列车并没有被作为重要的资本主义利益，这多少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语。另一方面，奥格勒指出，时间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害，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十九世纪末，天主教科学家四处游说，试图使耶路撒冷成为本初子午线，而许多国际主义者则倾向于未曾沾染民族主义的加那利群岛中的最小岛屿：耶罗岛。但格林尼治最终胜出，因为英国铁路公司处于统治地位，它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开始用标准化时间来组织运营。同时，战争和安全问题，也是采用标准时间的主要动力：德国在1870年代将时间标准化，以作为统一进程的一部分。奥格勒还关注了殖民地的情况。在某些殖民地，当地人民将夜灯、钟楼等殖民物件摧毁，以保留当地的时间秩序；1860年代，面对西方化的威胁，明治日本短暂地回到过传统的纪年方式以划定时间，而不是采用公历；当英国统治者想在印度实行标准时间时，孟买市民起来文明抗议。即使在西方，针对标准时间的抗议也时有发生：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将格林尼治天文台选作攻击目标，因为认为它与国际联盟和大国势力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式的国际主义有关。当然另一方面，奥格勒也强调指出，中东和亚洲的改革者们也不仅仅只是抵制时间标准化的进程：他们也试图使其为我所用，增强自身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在米内看来，奥格勒此书的重要教益，在于指出了二十世纪的全球时间变革进程，是如何因应了不同方面的不同需求的，而所有各方也都认为自身将从新的整合和连接方式中获益。也因此，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过程，在奥格勒看来也就是各方势力运用国际力量来解决民族或地方问题的进程。

（方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