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

摘要：自汉代以来，我国就已经将科举考试作为了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明、清两朝大致相同，考试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其阅卷制度也十分严密，建立了锁院制度、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程式化，并且八股文数百年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

关键词：科举考试；阅卷制度；八股文

一、科举考试制度

我国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始于汉代，以后各朝，在此基础上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

清朝学子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在学宫肄业后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朝廷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的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级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或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实际上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从中选择一定的题目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有一定的格式。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二、科举阅卷制度

唐朝时，科举制度尚属初创，当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阅卷制度，批卷的方式也比较简单，考官只在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批一个“通”字，对于回答错误或没有回答的则批一个“不”字。而且，考生能否录取，在很大程度上与卷面成绩没有关系，而是由他平时的业绩、声望以及社会关系来决定。因此，考生也很重视在考场外面下功夫，在考试之前就带着作品去拜访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行卷”风气。但它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阅卷在当时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实在非常有限。到宋朝以后，随着取士名额的扩大，科举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科场中的种种舞弊行为也随之滋生。舞弊主要发生在考试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一是考生在答卷时作弊，如挟带、冒名顶替等等；二是考官在阅卷时作弊。前一种作弊行为容易防范，所造成的危害也不是很大；科场的舞弊常常发生在阅卷过程中，后世的一些科场大案也往往由此产生。自宋以后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渐完善，这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建立了一套相当严密的阅卷制度。

首先，建立了锁院制度，对阅卷官员进行限制。科举考试与现在的高考不同，考官同时兼握命题和阅卷两项大权。在唐朝，主考官开始时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担任，后来改由礼部侍郎担任，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他们的活动也不受限制，职重权大，行贿者，说情者，考试前，考试后，门庭若市，很多科场中的弊情往往从这里产生。到宋代，主考官员改由临时任命，而且一经任命，直到考试完全结束前，就一直住在贡院，与外界杜绝往来，禁止闲杂人员出入，被称为“锁院”。这就减少了考前漏题与考后说情的可能性。锁院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沿用下来。此外，还规定考官的子弟及亲朋故旧必须回避，他们要参加考试，就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被称为“别头试”。

其次，建立了糊名制度。糊名制度又叫弥封制度，或称作封弥，就是把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等内容密封起来。这种方法的创始人是武则天。当时在官员选拔的过程中殉情舞弊的情况非常严重，她为了公正起见，命令在吏部考试中使用糊名的方法。但她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应用到正式的科举考试。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的方法是五代以后。后周太祖时曾在省试中实行糊名，但这一做法侵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引起很大的争议，最后不了了之。宋朝以后，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很多政治上的革新措施也被雷厉风行地推行，糊名制度即是其中的一项。宋朝的科举考试分为殿试、省试与州郡发解试三级，糊名的方法开始时只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实行，后来逐步推广到省试和地方的考试中，成为定制。而且方法也日臻完善，把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密封后再进行编号，加盖印章。糊名制度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同样被沿用下来，历千年而不绝，直到今天，我们在一些比较正规的考试中仍采用这种方法。

再次，建立誊录制度。在阅卷中实行糊名制后，极大地提高了阅卷的公正性，但这种方法仍有漏洞，考官可以根据笔迹或事先商量好的记号来辨认。为了堵塞这个漏洞，在宋朝时又创立了誊录之法。所谓誊录，又称作易书，就是把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后再交考官评阅。为此，专门设立了誊录院。后来，为了防止誊录官作弊，在誊录时改写试卷或调换试卷，又设立了对读官，负责校对誊录的试卷与原卷子在文字上有没有出入。誊录之法也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试卷都是经过重新誊写的。

到明清时有关阅卷的规定更加细密。

首先，随着阅卷过程中一些新问题的出现，有关弥封、誊录、对读的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尽管宋代的阅卷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生与考官仍可以通过卷面的其他信息来暗通信号，如明清时考八股文，如何行文，如 何措词，特别是在文章的起承转合等处如何使用虚词，作弊的考生常常是事先就与考官商定好。为了杜绝这类弊病，康熙时曾规定凡开题、承题、开讲部分的虚词誊录官一概不予誊录。乾隆时甚至命令考官出题时就预先拟定虚词。此外，为了防止考生与誊录官互相勾结，由誊录官调换或改写试卷，严禁誊录官携带笔墨入场，严禁他人冒名顶替，改写试卷，查出治罪。

其次，阅卷官员有了内帘官与外帘官的区分。主考官是内帘官，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则被称为外帘官。内帘外帘，各司其职，彼此之间不得交接。考试结束后先由受卷官收集每场试卷，在卷面戳上自己的印章，然后每10卷一封送弥封所糊名。弥封官糊名后对试卷进行编号，钤印后送誊录所。誊录所将试卷用朱笔重新抄写一遍，录出一个副本，因为是用朱笔写的，称为朱卷，而考生原来的答卷是用墨笔写的，称为墨卷。誊录完毕，在卷面上签上自己的官衔、姓名，戳上印章，再送对读所校对。凡有出人的，对读官用黄笔改正。对读完毕，对读官与誊录官一样在试卷上具名戳印，然后将朱卷、墨卷一起交收掌官。收掌官负责保管墨卷，朱卷则分包分批送提调堂，经监临官盖印后送人内帘。内帘也有收掌官，接到朱卷后，将它分成若干束，而阅卷官员则按《五经》分成若干房，分房阅卷。先由主考官与副主考抽签，主考官抽房签，副主考抽试卷的签，然后根据抽签结果决定将哪一束试卷分给哪一房批阅。各房阅卷官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是把那些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主考官，这被称为荐卷，俗称出房。那些特别出色、得到特别推荐的则被称为“高荐”，而那些没有得到他们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考官对这些落卷也必须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这被称为“搜落卷”。清代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也有很严格的规定，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誊录官用朱笔，对读官用黄笔，正、副主考官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可见整个阅卷的过程已经相当程序化了。

其三，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复阅措施。宋朝时，为了防止阅卷官员，常常在考试之后对一些考生特别是官员子弟进行复试。但这只是复试，则不是复阅。清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复阅制度，尤其是乡试试卷都例行复阅，被称为磨勘试卷。磨勘的范围包括从考生答卷到誊录、阅卷的全过程，它不仅是针对考生，同样也针对阅卷官员。一旦发现问题，考生固然要受到停试的处罚，考官也会被罚俸或革职。又如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名义上也是由皇帝阅卷，下面真正参加阅卷的官员反而不叫阅卷而被称为读卷。由于殿试的成绩关系到考生最终的名次，因此每份试卷都要经过全体读卷官批阅。考生的成绩分为五等，分别用、、、、丨、×符号表示，读作圈、尖、点、直、叉。有时同一份试卷，不同读卷官给的成绩可能相差悬殊，为此还要另派大臣进行察看。经此层层复阅后，最后才由皇帝决定考生的名次。

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从唐到清，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细密，也越来越程式化。这种制度对于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性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要维持这场考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如以誊录而言，古人使用毛笔，书写速度慢，所需人手多，如清代所雇的书手一省就常常要数百上千人。又如会试中各房考官荐卷，卷多人少，时间有限，往往是“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林则徐《请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并防士子剽袭诸弊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4)。首场试卷可能还认真一点，二场、三场试卷的荐阅往往敷衍了事。主考官虽有“搜落卷”的责任，但事实上常常不能认真执行。再如殿试中的读卷官，他们人数有限，面对这么多的试卷，工作量也是相当巨大的。这样，随着阅卷规定越来越繁琐，阅卷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科举制度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发展倾向：是阅卷而不是答卷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环节，一切规章的制定似乎都是为便于阅卷，而不是为了便于选拔人才，阅卷的重要性甚至压倒了科举考试本身。有时为了加快读卷速度，往往只注重文章的程式、书法的好坏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清代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虽然中了进士，但因为楷法不中程式，不能列入优等。又如八股文，在数百年来不知束缚了多少人的思想，扼杀了多少人的创造力，对它的批判多有其人，但为什么它能在科举考试中一直盛行不衰呢?有人认为这是统治者在有意控制人们的思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八股文考试是一种所谓的标准化考试，以《四书》为考试大纲，有固定的题型和程文格式，便于考官阅卷。就像今天的高考，难道客观题比主观题更能体现考生的能力和水平吗?又如高考阅卷中的采点得分制，有些学生别字连篇、文句不通、思维混乱，但因为采到了几个点就获得高分；而有些学生洋洋洒洒，写得很有新意，但仅仅因为没有采到点就得分很低。其中的弊病谁都明白，但因为客观题与采点得分制便于阅卷，至今也未能废除。八股文流行的理由与此也有相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