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谢晋的合作

我与谢晋在1958年就已相识。1960年，我调进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虽然从此与他同事多年，却未能得到与他合作向他学习的机会。这局面，在我调往上海市电影局工作时，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1985年春，上海电影艺术中心（后更名为上海影城）的筹建工作终于“上马”。在此以前，桑弧导演与谢晋都到电影局来找过我，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筹建上海电影资料馆和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桑弧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谢晋则与我谈了半个多小时。

当时，谢晋说：“作为电影发祥地的上海，把电影艺术中心的建设计划列进了议程，这是件好事。陈清泉呀，好事你必须把它做好。照我看，这个中心光有几座电影院是不行的，她不应该只是一座大型电影院，她既然是中心就应该拥有一个电影资料馆，应该为举行国际电影节提供场所，不，她应该是为电影节服务的。这个宗旨决不能动摇！”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嗓音还是那么宏亮，话语仍然充满了激情。

他的这个想法与我们的思路完全合拍，于是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张骏祥与我们讨论的意见，他面带满意的神色离去了。

原电影局长张骏祥曾要求在电影艺术中心一侧，建造一座容纳300人的，可接待国际大明星的招待所，但所需资金一时难以落实。经刘振元副市长的指点，我们下了决心引进外资来建一座宾馆。经过几轮谈判，第一位合作对象港商林蕴才先生与我们签订了《合作建造上海电影艺术中心与合作经营银星宾馆合同》，为增加谈判的“筹码”，我们邀请谢晋参加了一些谈判。

在成立宾馆董事会之前考虑董事人选时，我们认为：宾馆与未来的国际电影节关系十分紧密，董事会中应该有电影艺术家，局党委决定由谢晋和凤以及上影厂负责人迟习道为董事。

决定作出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找谢晋谈这件事，当我向他介绍局里讨论的情况后，他问：“让我和凤当宾馆的董事？这不是……”

我知道他一定在想，电影导演、演员与开宾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便没有等他说下去就告诉他，中心与宾馆既然要为国际电影节服务，就不能没有艺术家的参与，何况你们在要求中国银行为宾馆融资作担保等问题上，已经参与了，而且十分积极、主动地参与了。

他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分明是愉快地接受了。由此开始，我与谢晋等人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工作关系，并且在“紧要关头”呼吁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而谢晋与丹凤总是极其慷慨地、全力以赴地帮我们解决各种难题，可以说他是“有求必应”。

在制定方案和进行扩大的初步设计时，他应我们的要求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比如：要有几个小放映间，可供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看片；放映间的一旁应该有小会议室，看片后就可以趁热打铁地进行讨论；要有一个上档次的餐厅，有好菜好酒（请注意，他是一位酒仙，他没有忘记中心应提供好酒），吃了饭加上有好酒助兴就能接着谈事情。所有这些意见，我们都采纳了。

“中心”与宾馆是根据的要求建造的，由上海国际总承包公司对工程实行总承包。而总承包的方式在国内还处于试点阶段，大家都缺乏经验，因此工程总承包造价的计算就可能有所疏漏。但工程造价在合同中是被包“死了”的，绝不允许在中途加以变更，而当时的物价又处于新一轮的上涨过程，公司的盈利不能不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总承包公司和负责这个项目的工程处积极性便受到影响，对这个工程投放的力量明显不足，工程不能按计划进行，工程脱期的现象日益突出。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屡屡向工程处交涉，但收效甚微，他们的负责人也很坦率，向我们叙述了实际状况后竟双手一摊表示无计可施。

我召集筹建处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提出将电影局的唯一法宝祭出来――招待大家看电影；有人建议：将电影招待会办成相互交底、交心，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会；还有人说得更精彩，我们有谢晋董事、凤董事，也请他们出出场，建筑工人对电影导演、电影明星参加一定会十分欢迎的。

这些话，让我茅塞顿开，谢晋与凤的话，对建筑工人肯定比我们有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为我指出了一个运用知名人士、采取“柔性”的办法来解决难题的途径。于是，我拜访了谢晋和丹凤，他们十分愉快地答应“出马”。

这一天，放映场内座无虚席，国际总承包公司与406工程处的领导、中层干部和全体参加施工的人员一千余人都出了席。在电影放映之前，先介绍了两位电影艺术家与大家见面，然后，请谢晋与丹凤给大家讲话。

丹凤的讲话在这里就不赘述了，谢导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和充满激情的语调作了十分精彩的发言。他从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讲起，讲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重要的基地。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电影界人士――包括许多老前辈和当代的电影工作者，都梦想着要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举办属于中国人的国际电影节，与威尼斯、戛纳、莫斯科……等国际电影节相比美，为世界电影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就需要一个为电影节服务的场所。你们现在用双手建造的电影艺术中心和银星宾馆，就是这样一个设施，是几十年来电影界的老老少少向往的，也是作为电影大国的中国不可缺少的文化交流场所。

接着，他的语调便包含了“煽情”的成分，只见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便大声疾呼：“请在座的诸位都想一想，如果在你们亲手建成的艺术中心和银星宾馆接待世界各国的电影界人士，如果把你们的劳动成果放在他们的面前令他们大为赞叹中国人的创造力，这是不是上海、电影界、建筑界和你们在座的诸位的光荣，是不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一件大事？”

这时，台上台下打成了一片，有人说：“对！”有人大叫：“值得我们自豪！”坐在主席台上的我，不仅为他动情的话语激动不已，同时也分明感到这个会议成功了。

谢晋的讲话并未结束，他因势利导地接着说：“现在，工程有点脱期，我们能不能依靠你们把工期赶回来，我看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如期地、高质量地实现目标，按时按质地完成工程量，如期交付使用。”

这番话，将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渗透进在场建筑大军的心田。只过了两三天，406工程处就调来了精兵强将，与工地上原有的人员一道投入了抢进度、保工期的热潮，不到半个月，就将拖延的工期抢了回来。筹建处的同志喜笑颜开，称赞“谢董”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这个工程是提前完工并交付使用，质量一流，并获得了国家建筑工程最高荣誉――“鲁班奖”。

我与他的第二次紧密合作，是1987年的新加坡之行。

1985年，我初访新加坡，与掌管该国最大的电影院线――中侨集团的董事长林日顺先生达成协议，上海市电影局将组成一个“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赴新作访问演出。1987年初，林日顺先生来到上海与我进行深入磋商并由我代表上海市电影局与他签订了组团访新的合同书。

林先生根据新加坡观众对中国电影艺术家的热爱程度，提出了人选方面的要求，他希望谢晋、白杨、刘琼、凤、舒适等人作为团的骨干力量参加。我向局党委汇报了林先生的要求和我的设想，局长吴贻弓当即拍板，由我担任艺术团团长，谢晋、白杨担任副团长，谢晋兼任艺术总监，立即进行筹备，物色参团人选。

我找了几位主要负责人先碰了一个头，传达了局党委的意见，进一步商量艺术团的组成人员。谢晋分明看出了我的忐忑不安，因为白杨等都是我老师辈的人物，有的将成为我的副手，有的只是艺术团团员，我在讲话时明显流露出我的底气不足，但谢晋的此次谈话与艺术团成立时的讲话，将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

就在这个会议上，他说：“局里作出的人员安排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作为团长，代表了上海市电影局，我们会支持你完成任务，这不是陈清泉一个人的事，是事关上海电影界的一件大事，你放开手来干！”

这位副团长和艺术总监一上任，就对团员的结构提出很好的设想。记得他当时说：“老的艺术家已经有好多位了，但程之不能少，他与其他人搭档，可以增加色彩。”他还说：“我们也来个老中青三结合，大家看有哪些合适的人选。”

于是七嘴八舌，提出了一份十分妥帖的名单，形成了坚强的阵容。其中有百花奖、金鸡奖获得者达式常、杨在葆、吕晓乐、刘子枫（后来我将他们称为艺术团的“四大金刚”），中年的还有曹铎、时称“活济公”的游本昌等；而年轻的则有毛永明、王伟平、何麟、张芝华、严晓萍、沈敏等。谢晋则要求我与上海电影乐团商量，除了请七八位有代表性的民乐演奏员参加外，指挥王永吉一定要参加。他还希望能按林先生的要求把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华师大的女高音徐小懿和电影乐团的赵冬兰加盟艺术团。从这个团的人员组成看，称得上群星荟萃、阵容坚强。但怎样能带好这支队伍呢？谢晋主张要让大家先在上海的舞台上加以“磨合”，从上海观众的反应中加以检测，而演出必须按照到达国外的要求进行。

在这位艺术总监的主持下，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提出了四套节目的方案。

林日顺先生曾告诉我们，新加坡观众对白杨、刘琼、舒适、凤、程之等老的电影艺术家十分熟悉，很希望在舞台上一睹他们的风采。于是，在四套节目中，谢晋都安排了他们出场，还安排了一个（老）电影歌曲大联唱节目。这些老歌，都是新加坡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

白杨上次访新曾创作了新诗《我见到了新加坡》，我们请作曲家金复载谱了曲。谢晋说：“如果先由白杨亲自朗诵，再请吴雁泽他们演唱，一定会打动观众。”果然，这首诗作作为每场演出的开场节目，深受人们的欢迎。

谢晋提议几位老艺术家轮流担任演出的主持，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74岁高龄已是满头白发的刘琼，精神饱满，中气十足地站在聚光灯下，主持第二套节目时，现场的情绪十分高涨。正如谢晋的预测，不管是舒适操琴、程之演唱京剧还是凤身穿护士装，高歌一曲“小燕子”时，人们都非常惊叹他们的宝刀“不老”，而“宝刀不老”这四个字就是谢晋激励这些老将“出马”的词汇之一。

新加坡人热情、乐观、富有生活情趣，喜欢欣赏轻松一点的、幽默感较强的节目。当我告诉谢晋这个情况后，他说：“可以，办得到。”果然，经过他与大家的讨论和筛选，节目中列入了游本昌的小品《活济公》，由程之反串、与王伟平、张芝华等合作演出的滑稽《柜中缘》，由刘子枫、吕晓乐表演的小喜剧《招聘演员》，由程之、曹铎表演的相声，毛永明与何麟的小品《剃头》……等形式轻松活泼，内容健康有趣的节目。

经过分头排练和综合排练，全团人员进驻吴淞，在上钢五厂剧场进行了面向工人群众的四场预演。经过必要的休整，又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进行两场预演，请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及市、区各有关方面人士观看，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预演前的彩排时，谢晋在指出成功与不足之处后说：“我们的要求，是人人做到一丝不苟。我们应当把台下的观众当做新加坡的朋友。我们必须成功，我们没有失败的理由，我们也决不会失败！”果然，六场预演都获得了圆满成功。于是，艺术团整装待发了。

在出发前一次全团大会上，我首先传达了局主要领导对艺术团的要求，吴贻弓局长希望我们紧紧依靠我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多向他们请示汇报，大家要保持中国国民的风度，成为宣传中国文化的文化使者。局党委书记马林发指出，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但要潇洒地应对，要注意遵守外事纪律，确保艺术团和上海、上海电影界的荣誉。随后，我宣读了经过全团反复讨论、并经过认真修改的“团员守则”。接着，谢晋以充满激情的语调作了十分重要的发言，他神情并茂地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这一个时期，大家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将要在新加坡得到检验，我相信，我们的劳动结晶会受到新加坡观众欢迎的。”接着，他调转了话头：“出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更不是陈清泉和白杨以及我的事。我们是代表着上海、代表着上海电影界，事关国格、人格。团结是第一条，严格执行外事纪律也是重要的一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维护全团的团结，用团员守则来约束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演出中去，在舞台上，展现上海电影界的风采！”

以谢晋在艺术创作人员中的影响，他说的这番话产生的作用要比我来说大得多。这个团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没有发生任何纠纷，没有发生一件违反团员守则的事情，这当然与这些团员们的素养有关，但谢晋那番颇有感染力的发言显然起了不小作用，这大概是我带团出国的经历中最省心的一次，而这一次却是人数最多、任务最复杂的一次。

在我们的四套节目共十二场的演出结束并举行了闭幕仪式后，中侨华团的林董事长在散场后却向我提出：“你们的演出让我们‘欲罢不能’，新加坡观众想挽留你们再演三场――虽然这是合同规定之外的。”

当时，我有些踌躇，我知道连演了十二场之后，演员们的确有些疲乏，但我又不忍心拒绝这个请求，我不能损害新加坡朋友的美意，所以还是答应了他，但留了个尾巴说：“我要与谢导他们商量一下。”

谢晋正在后台开全体团员大会，与大家商量返程事宜，我将林先生的意见对他说了以后，谢晋说：“这是人家的好意，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我看应该同意，大家说呢？”团员们七嘴八舌，意见几乎一边倒，有人说：“谢导说行，就一定行！”我见谢晋听了这话也笑了，便趁机问：“我们拿什么节目上呢？”心里想，总不能“炒冷饭”吧。

谢晋的点子多是出了名的，这时，他不慌不忙很有主见地对大家说：“我看可以组织三台节目，一台是幽默晚会，让新加坡人集中地欢笑一次；第二台是民族音乐会，以《三个和尚》――电影音乐现场录音纪实为压轴，把器乐独奏、合奏组合在一起，让中国民族乐器显一次神威；第三台是音乐、相声、小品晚会，将我们带来的节目中的精华集中起来。”

大家一听纷纷赞好，既有新意与原先四套节目不同，又避免了兴师动众地另起炉灶。后来，加演的三场，被新加坡新闻界称为“豹尾”，受到了欢迎。

在这次合作中，我不仅亲身感受到他对我的提携和支持，而且他的民主作风和亲和力、他的点子之多和对艺术的严格要求，以及他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都使我内心十分敬佩。

我从未与谢晋同在一个摄制组、一起为拍摄一部影片而合作过，但我却与他有着另一种意义的，也是为弘扬电影文化而进行的合作。其实，在这样的合作中他是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的，而我则在其中学到不少他的长处，因而我内心中将他当做师长。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2005年左右与他的“不期而遇”进行的对话。那一天，我到华东医院看病，迎面碰上了他，彼此有一个时期没见面了，便在走廊上聊起来。

话还没有说上多少，他便告诉我：“我摔过一跤！”然后指指自己的脸：“缝了几针，今天我是来复诊的。”

我这才注意到他脸上的疤痕和针脚，便问：“怎么搞的？”

他说：“不是到浙江看外景吗，怪自己不小心，绊了一下就脸朝下摔着了，还好，没伤到眼睛和脑子！”说得十分轻松。

但我却不轻松，便恳切地劝道：“毕竟上了年纪，要给自己减减负，多加注意了。”

他对我的话虽无反感，但却大不以为然：“不行，闲不下来的，下个月就要到浙江出外景，手头还有三部戏要抓哩！”话语中仍和过去一样地充满激情。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在这样一位实践着“生命不止，战斗不息”这一箴言的艺术家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只是喃喃地：“那还是要注意点，那还是要注意点！”于是，大家伸出了手紧紧相握，然后他进了外科诊室。

我凝望着他的背影，这背影在我眼前是那么的高大，我玩味着“闲不下来的”这句话，这短短五个字凝聚了这位电影艺术家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他对电影事业永远保持着火一般的激情。

又过了几年，我在他被鲜花拥簇着的遗像前，虔诚地鞠了三个躬，献上了一朵鲜花，心中仍在想，他的确是一位把生命与电影紧紧地糅在一起的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