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论文范文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信息对称优势

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农户的逆向选择同时农户资金需求由于农户经济体规模小、数量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于是信用社为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就会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抵押等行为，而这又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农村业务的开展。但对非正规金融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73)。在这种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村民间信息对称。而民间借贷放贷者又大都是村里信用较高的“能人”，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大信息源，对村庄的情况更为熟悉，对借款人的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可以说农村放贷人与借款人间信息对称，这基本避免了放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2．运作成本优势

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网络中，几乎不需要耗费专门成本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其抵押也因两人之间判断灵活而无需多少成本。而贷款后的监管，贷方可以及时催款和调整信贷政策，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减小损失。基于村庄信息充分的把握，贷款人也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处理抵押物品。但正规金融在抵押品的判断时，却要进行评估，处理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耗费的成本极高。这保证了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低成本特性，是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

3．风险控制优势

农村的社会生活网络天然存在信息对称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风险。贷前，贷款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后了解借款人的资金投向、收益情况、还款意向等，这样既有利于借款人谨慎用款，积极运作，还有益于降低贷款人的放贷风险。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是在当前农村严重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金融对人才、制度等的要求较高，而且它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制度安排的本土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问题。

1．资金互助社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合的法律来保障互助社的权益。已通过的合作社法否定了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但是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显然是不健全的，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当前生产要素流出农村，而农业有利润的流通领域和深加工领域又由于进人门槛提高和集团利益化的原因，金融权利的利益部门垄断只会加速农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使农村高利贷盛行，加速农村的贫富分化，强化当前二元经济体制。这无疑与国家以民为本、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趋势背离。政策表明，农村金融全面开放迫在眉睫，全国人大立法会力排“利”议，通过合作金融法，给予中国九亿农民金融合作权。

2．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安排有待于进一步本土化

在利率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及农业生产异质性特点，农村信贷必然表现为较高的利率。据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全国27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民间金融的全国平均利率为16．4％，大约是正规金融的3倍。孟加拉银行及我国大量小额信贷实践也表明，高利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和可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的利率浮动仍然有严格的管制。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

从目前资金互助社的微观层面来说，互助社资金规模太小，根本不能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

四、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设想

1．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目标，统一调整对农政策

在前期，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微观组织的建设倾斜，财政政策要向金融政策转移，以支撑金融体系的重建。

2．赋予合作金融“金融特权”

据奥尔森集团行动理论，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体根本不可能与小而能量巨大的工商资本阶层争食农村金融蛋糕，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开放很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的工商业资本与特权资本垄断，使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农村不稳定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授予“金融特权”，提供金融低息无息财政贷款，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积极进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给予合作金融利率浮动与存贷优惠等政策。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共同面对农村的金融需求，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

3．大力推动保险扩大农村市场份额，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医保，进行教育“两免一补”，农村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此，大力推动保险行业在农村的市场份额，降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以应对可能的挤兑风险，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4．逐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

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同时，以姜柏林资金互助社模式为范本，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最终形成以合作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为辅助，有农村保险支撑的农村金融体系。

5．实施农村大金融战略

(1)合理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尽快确：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金融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眼前农民合作金融运作状况的需要，而且还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长远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和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人股村镇银行被拒的遭遇已经证明，农民金融合作权法律地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造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要“规范民间信贷”，银监会并进行了农村金融试点，但是，确立其法律地位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2)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扩大农村利率的浮动幅度与范围。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实践证明，市场调节情况下，要想满足农区的金融需求，必须实行更具弹性的放贷利率。这不仅是弥补农业高风险的需要，更是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农村，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措施。

(3)修补体制漏洞，增加农村资本配给。国家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的比例，堵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村资本外流；同时，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基建领域投资。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协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稳步增加财政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配给，增加对农村资金的供应量，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这也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有效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措施。

(4)积极引导，大力鼓励建立社区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必须积极引导农村自有金融组织，建立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自发秩序的优势。但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面临着资金、人才、管理和规模效益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其在正规化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内部管理与监督上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人才培训、优惠补贴、注册以及内部的监督与管理上积极引导，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监管，鼓励农村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戈登-塔洛克．寻租一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朝贸易对朝鲜的贡献非常大，对中国却较小。2011年，中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67.14%，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0.2%还不到。同时，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朝鲜是一个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规模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银行与朝鲜银行进行金融合作的主动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中朝贸易的特点：以人民币为主要结算货币，以现钞结算为主要方式。中朝两国目前的金融合作水平已无法有效支持中朝“两岛一区”项目和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顺利开展。因此，中朝金融合作应立足于中朝经贸合作的长远规划，并关注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加强中朝双方中央银行的沟通与合作中朝两国央行应搭建起长期、稳定、有效的金融合作平台。1.中国央行应采取积极措施，与朝鲜央行建立合作关系，定期召开两国央行领导会议，加强两国央行间的协调与沟通，形成信息交流与互信机制；2.两国央行应在已签订的银行间支付结算协议框架下，有步骤、分阶段建立人民币业务清算渠道和资金回流机制。目前，中国央行应就建立和完善银行间人民币资金跨境管理制度与朝鲜央行进行磋商，为两国商业银行间的合作营造适宜的环境；3.两国央行应积极组织业界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就人民币跨境流动、资金划拨与清算、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与沟通。同时，朝鲜也应积极探索金融改革之路，吸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有益经验，突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强化商业银行业务职能，提高金融综合服务水平。推动双方边境地区的金融合作中朝边境贸易合作已比较成熟，为两国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金融合作的具体操作环节和合作内容的落实应主要在两国边境地区展开，以边境地区为试点，探讨金融合作路径、合作机制，逐步推广至全国。一方面，可以吸取前期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经验，特事特办，运用于金融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利因素对全国经济层面上的影响。朝鲜金融机构布局向特区倾斜，已有的合作成果也分布在边境地区，为开展金融合作积聚了一定的金融服务基础。因此，两国应继续加强边境地区的金融合作。1.在现有金融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合作；2.扩大金融合作区域，建立吉林白山地区与朝鲜惠山地区的金融合作关系，论证在中国建设银行长白支行与朝鲜惠山市的银行建立行关系的可行性；3.逐步将中朝金融合作地区扩展到对朝贸易额度较大的其他省份。发挥双方银行结算主渠道作用中朝贸易主要以现钞方式进行，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中朝两国应加强银行间双向人民币结算关系，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尽量将银行体外运行资金纳入到银行结算渠道之内，发挥银行结算主渠道作用。首先，加快账户行和行建设，开办双边结算账户。1.建议在朝鲜光鲜银行和金三角洲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建立双边结算关系；2.增加朝鲜在辽宁丹东地区的行数，拓宽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丹东分行的业务范围；3.拓宽朝鲜金三角洲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的业务范围；4.继续为通过朝鲜平壤经港澳地区行、清算行转汇的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业务提供支持。其次，拓宽银行业务种类，明确资费标准，提高双边金融服务水平。1.开展多种方便快捷的资金汇兑方式和工具，如电汇、信用证等，由存款和结算业务逐步向征信、咨询、融资、担保等业务发展；2.协商资金清算、头寸调拨、中间业务等收费标准，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降低银行和企业成本；3.鼓励和支持朝鲜尽快加入SWIFT系统，加快资金划拨速度。第三，鼓励朝鲜居民或企业在中国境内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我国商业银行应对朝鲜居民或企业身份及其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加强对其银行账户资金流动性的监测。第四，适当发挥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地方性商业银行在朝设立分支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是独立的一级法人，其经营环境受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享受地方特殊政策，在对外合作上有一定的自和灵活性。例如，吉林银行控股的珲春村镇银行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在开城工业园区内设立韩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做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在“两岛一区”内设立分支机构，为不断加深的中朝经贸合作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双方金融监管合作中国应以人民币跨境流动作为金融监管重心，在边贸结算、人民币出入境、反洗钱等领域与朝方密切合作。1.完善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体系。建立以居民和非居民跨境资金流动为监管内容的管理框架，从制度安排及监管设计上将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作为金融监管重心，全面掌握边境地区人民币需求变化和交易规模，适时调控和疏导人民币异常跨境流动；2.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交换与核对机制。人民银行和海关履行监管资金与货物的职责，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授权和监督指导下负责跨境人民币收付的贸易真实性审核，各方应监测资金流与货物流的一致性；人民银行与国家税务总局应尽快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信息传输机制，把试点企业的相关数据清分各地，做好出口退税和预警评估，严防骗税发生。人民银行、海关、外汇管理局、税务等部门应加强合作，信息共享，建立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数据库，实现数据交换与可核对；3.突出重点，制定大额现金出入境登记、备案和报告制度；4.将人民币现钞结算纳入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系统；5.督促中朝有关银行之间建立双边数据交换和统计监测协调机制，把边境地区建设成为反洗钱的前哨站，促进两国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以“两岛一区”经贸合作带动双方金融合作2011年6月，中朝“两岛一区”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中朝金融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2011年6月，朝鲜正式批准了中朝合作开发“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计划”，并决定首先从黄金坪地区推行开发计划，向中方租借黄金坪50年，可延长50年，并转让开发权。2011年7月，吉林省与罗先市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朝罗先经贸区（2011～2020年）规划框架的协议》。［13］目前，黄金坪和威化岛上有少许居民，没有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罗先经济贸易区是朝鲜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中朝合作开发“两岛一区”首先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产业园区建设等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等投入以及后续流动资金的跟进。这些都需要庞大的金融支持。如果不加强金融合作，中朝任一单方面的金融服务都无法独立支撑“两岛一区”开发合作的金融需求，甚至还需要引进“外援”，吸引其他国家的资金投入。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朝鲜解放思想，实施持续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争取朝鲜尽早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为中朝“两岛一区”项目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环境和金融环境。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东亚;金融合作;问题;对策

“东亚”是一个泛指,一般指“10+3”国家(地区),即东盟十国(ASEAN,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1997年7月,以泰国货币危机为端倪,继而演变为东亚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东亚几十年经济发展创超的“奇迹”给以致命打击。这些国家汇市暴跌,股价狂泄,利率上扬,外汇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大幅上升,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大量国际投资纷纷外撤,导致一写国家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出现政治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带来的不仅是金融、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给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缓慢进程敲响了警钟。东亚各国从这次金融危机之中清醒地认识到东亚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个国家的经济事实上已经容为一体,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是必须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还充分显示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当前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对于防范和处理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东亚地区应致力于推进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

一、东亚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

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是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等“四小龙”为第二层次,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盟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为第三层次,是正在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最后一个层次则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是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东亚各国在经济实力、资金、技术、产品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

2、政策偏好差异很大

进行金融合作的各个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政策目标越一致,部分放弃政策独立性而带来的成本就越低。一般使用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取向的标准,因为长期内的通货膨胀趋势大致反映了当局的政策偏好。东亚各经济体根据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可分为两组:一组为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另一组为高通货膨胀率组,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水平和长期物价增长差异,暗示着上述国家(地区)之间的政策偏好差异很大,为普遍的合作制造了障碍。

3、经济结构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未能实现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主导产业的确立,于90年代初陷入长期经济衰退。日本的衰退直接导致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链断裂,雁阵式产业结构在领头雁日本出现经济困难时,不可避免地陷入整体困境。

亚洲“四小龙”在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生产工序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后,没能够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处在分工结构较落后一端的国家由于得不到前面国家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投资方向。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市场工业品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依然对原有行业进行过度投资,或投资于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结果形成泡沫经济,并最终形成金融和经济危机。

4、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差异很大

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区域贸易条件的需要,所以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东亚各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除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国家的都局限于本国范围内,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较低。最为典型的是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同时东亚各经济体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中国香港、新加坡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障碍;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制度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异增大了东亚各国经济合作的难度,从而放慢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而货币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密切,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二)、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1、合作传统存在严重弊端

多年来,亚洲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种传统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Jeffery&Lewis,1999)。这种非正规、非制度化的合作传统,与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所遵循的原则恰恰相反。虽然在促使关系不甚融洽的国家或地区走到一起共同缓和金融危机方面有一定效果,但却使亚洲区域合作组织一直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也没有谈判机制,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总是处于论坛形式,实质性推进很难。当初东盟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时就提出三个条件:避免法律约束、不设谈判权、未来协定不超过GAIT。这使得亚洲的合作时分时合,矛盾重重,突出表现在汇率联合干预很难统一、区域内自由贸易开放进展缓慢。

2、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障碍

历史的恩怨及遗留问题使东亚各国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对东亚货币一体化也充满疑虑。例如,二战中,日本对中国、韩国的侵略历史,中韩人民记忆犹新,对日本很难释怀,这势必影响到双方合作的进程。此外,东亚地区错综复杂,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的差异不利于彼此间的融合。东亚各国文化也千差万别,语言种类繁多,这为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增添了额外的麻烦。

3、领土问题严重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统一、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日韩的“独岛”之争、中日的之争以及马新的百礁岛之争;泰老关于边界及湄公河航运与水资源问题;泰越关于星罗湾的捕鱼纠纷;越、菲、马在中国南沙群岛问题上的矛盾等等。众多的领土纠纷问题给东亚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必将影响这一区域的合作推进。但是不管怎么说,东亚的领导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性。中日韩三国都和东盟国家签订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承诺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并且不干涉他国的内政;而中国则正在通过东盟区域论坛来协商南海问题。

二、我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对策

21世纪前20年,是东亚金融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要抓住时机,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加东亚金融合作,发展中国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关系,把中国与东亚的金融合作作为中国进入金融全球化的出发通道。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主导作用,从中国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

1、对内发展与改革方面

(1)保持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区域合作是自身实力的反映,只有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加深区域合作的程度。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东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不断促进中国自身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增强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同时使中国得以在世界特别是东亚的政治经济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维护当前良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加快国内经济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2)进一步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的规模,提升中国的世界经济影响力。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金融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逐步实现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进一步健全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等几个方面。此外,还应加快金融市场和国际化金融中心的建设。

(3)积极稳妥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前提。所以中国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步伐,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2、对外协调与促进对策

(1)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契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深化近两年来,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些计划或设想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未取得太大的突破。因此,在“10+3”的合作难以取得突破之际,中国与东盟率先成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不但不会分裂“10+3”的合作格局、阻碍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还将为“10+3”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有效地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发展。所以中国应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一步完善“10+1”机制,从而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深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发展,从而加快“10+3”格局下的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

(2)确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东亚国家的交流,增强彼此的信任合理的外交政策是维持良好经济、金融合作的先决条件。中国应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东亚各国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在与东盟国家合作时,一方面要加强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采取领导人互访、签订互助协议等方式,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申明中国既不想称霸,也反对一切国际霸权主义,并且要勇于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消除“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应坚持“搁置分歧,联合开发”的一贯国策,主动与对方协调与合作,以合理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稳定的外交关系来推动东亚金融合作向前迈进。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首先,要加强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我国应与东亚各成员开展各层面对话,通过平等磋商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冲突。在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官方共同行动及其它相关方面与区内其它成员充分交换意见,寻求深层次的共识;其次,要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中国应推进产业升级,增加产品技术含量,避免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再次,要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在“10+3”的合作框架下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签订汇率调整协议,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

总之,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全世界尤其是东亚邻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区内区外的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将对周边国家发展和地区安全带来威胁。中国需要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响应合作,这将有助于减少在发展过程中的摩擦和阻力。同时,全球化的规则并不都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借助东亚金融合作和其它国家的力量,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采取内外兼顾的发展与促进战略,可以成为潜在的领导者,扮演倡导人和协调人的角色,使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谢世清.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郑海清.东亚金融合作制度设计和效应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3]金容德.亚洲外汇危机与国际金融新秩序—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复发?[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基本属于公共财政范围和公益性项目。但是从2004—2014年10多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来看，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城建与环境。其中，农业项目的增长率达到45.45%，城建与环境项目的增长率达到28.57%（见表2）。从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城建与环境项目排在优先位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有白洋淀生态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小城镇开发示范、林业综合发展、张河湾抽水蓄能、河北节能减排促进、节水灌溉二期等六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城建环保、节能减排、能源等领域，项目实施促进了河北省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社会经济效益并重

河北省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促进了有关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世行贷款“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五个项目区农户养殖业纯收入平均由项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3%，对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贷款5.5亿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运输能力。三是促进节能减排，对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了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河北省教育厅利用世行贷款“贫三”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贫困地区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项目县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显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挥了“引资—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竞争力。一是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我国现在通用的工程监理机制，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采购公开招标制度等多是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实施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得到的。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林权、水权制度改革实践等，对河北省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行贷款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引进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为河北省给、排水价格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提高了项目人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了人力资源结构。国际金融组织为了保证投资效益，每个项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使河北省相关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通过项目培训与实施，人们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本领。

（五）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注重信誉以评促效

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从2008年开始河北省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管理中逐步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聘请专业人员为小组成员。问时，对被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和评价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详细讲解绩效评价的方法、步骤和工作程序等。评价中，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上报的有关资料，采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综合指数等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立项、申报、实施，项目完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根据各评价因素所占的分值和权重进行评分，评出“优“”良”“中“”差”等级，并写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通过绩效评价，学习和掌握了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业务精的评价队伍，建立了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库，确保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的权威性，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

三、当前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量和投向的约束性增大，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于2015年或2016年前后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加上之后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在2020—2021年前后从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到达“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和贷款投向更为严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国别伙伴合作战略与中国确定了未来几年双方的三个合作重点：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世界互动，世行集团中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将保持年均1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规模，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每年在华投资5亿美元耀10亿美元。世行贷款将致力于知识及知识合作、能源和环境、贫困和质量问题，主要投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亚行对中国2013—2015年的国别贷款分配额度分别是14.45亿美元、14.35亿美元与13.30亿美元的贷款。亚行《2011—2015年中国国别伙伴合作战略》继续加大在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强调合作将更加突出创新、附加值及示范效应，合作重点将突出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城市发展、私营部门业务等五大领域。在贷款总量下降和贷款投向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争取硬贷款的难度有所增大。

（二）对于“举债”有认识偏差，错失项目立项机会

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它不仅风险小、收益大，而且可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伙伴关系，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增进社会福祉。有的相关部门思想解放不够到位，意识不强，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在“引资—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于合理适度利用外债认识不够深刻，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简单地理解为负担和债务，担心项目失败给当地财政带来还贷风险和负担，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动力不足。有的相关部门认为贷款资金量不大，审批程序漫长又复杂，管理制度严格，资金使用起来受限制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机会，导致当地利用外资工作进展不大。二是外债风险意识欠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作为国家外债，按照贷款协议是必须要偿还的。有的部门缺少外债统筹规划，还没有建立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偿债准备金没有完全列入预算。因此，主动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足现象，责任跟踪不能放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涉及申请、实施到还款、持续发展等环节。一是有的部门重项目引进、轻监督管理，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项目实施管理上来，在项目设施与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方面监管不够，缺乏责任追踪相关管理意识和手段及其相应制度配合实施。二是个别基层单位存在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有些项目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相应主管部门没有完全尽到监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高质量工作开展。

四、新形势下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空间的拓展

（一）将知识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长点，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当前，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主要是贷款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和知识合作三种形式，贷款项目这一传统形式已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从客观上讲，传统的贷款合作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毕业政策的限制无法无限期地做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在世行、亚行和国际农发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知识合作将成为工作核心。知识合作不仅通过所提供的分析咨询工作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项目这一载体来进行，通过具体投资项目的示范和试点，帮助地方政府为其各自的发展方向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2008年开始，河北省先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实施了结果导向绩效评价，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项目、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和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等被财政部和评价专家组评为典型案例并收录典型案例汇编。

（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

随着外债业务的逐步退出，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私营业务部门非业务（非业务指的是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与地方国有企业、其他公私主体或私营部门主体作为还款方或被投资方而开展的业务）将逐步成为财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与中国合作战略期间，国际金融公司将适度扩大与中方合作规模，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私营部门角度帮助实现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标。亚行《2020战略》将促进私营部门业务发展列为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开发的非业务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农业和电讯等领域，还包括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提供创新和深化金融服务以及在当地拓展一般业务，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其业务目标。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业务政策指导，做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发展民营经济的总体思路，结合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的特点，探索和完善财政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现有的管理机制和程序，积极探寻加强民营经济管理的工作要点；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合作潜力，积极引导非业务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业融资、节能减排（如能效提高、绿色建筑节能、区域集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发电等）、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垃圾发电、污水和污泥处理等）等领域，引入新的机制和先进技术；需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促进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民营经济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资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接待高访团组等机会，组织开展研讨推介活动，为引进外资和智力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牵线搭桥。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开辟新的资金合作渠道，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在动员和配置全球多边发展援助资源、制定国际发展援助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亚行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业扶贫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资金，促进全球粮食生产和减贫事业发展。全球环境基金通过提供赠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活动。随着“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河北省需要在继续稳固发展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拓展与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其他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紧密结合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根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突出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和民生等领域发展，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项目申报和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准备、对外谈判和签约实施工作。

（四）提升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突出战略性及有效性

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组织。对我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金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改革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摸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提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在技援项目选择方面，要看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节约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否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否有助于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促进结构调整。在技援资金的投向方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结合地方政府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向地方倾斜的力度。在技援项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介绍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主动查清技援合作的潜在需求，提高技援项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技援项目的结果导向管理，促进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务水平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有严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农业、扶贫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新政策，结合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本行业的实际需求，根据贷款支持方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谋划和设计项目，以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在资金投向上，要发挥贷款资金的补位效应，在符合贷款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一般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用途上相统一，重点用于政府应办而限于财力不足未办的公共性项目；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和一般财政预算项目管理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学习与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环境治理与保护、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总结和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示范效应；在合作渠道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领域的合作，包括技术援助资金在内的多种渠道的赠款、贷款资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针对河北省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与外方合作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研究，引进先进知识和经验、介绍河北省实际做法、实现共同发展。

（二）加强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贷款项目管理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主要载体，是贷款管理的核心，项目执行质量直接影响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水平。在与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必须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项目全过程管理，建立“重基础、促创新、控过程”的全过程管理模式。通过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打造精品项目，总结典型案例，提炼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加以宣传和推广，赢得国际社会对河北省改革发展事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一是加强沟通，提高项目的执行质量。在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各个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充分沟通，深入学习并吃透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制度，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效率。二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申报效率。各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必须加强与发改部门的协调合作，通过联合申报等方式减少国内审批环节，提高国内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宣传和推广，实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和领域等信息，提高项目单位申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单位，鼓励其积极申报，从多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加强贷款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在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各个阶段建立全过程参与机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贷款“三查”制度，实行全过程监督机制，规范贷款“借、用、还”每一环节，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实现从重贷款借用向重贷款管理、从重项目数量向重项目质量、从重前期审批向重中后期监督管理的转变，使贷款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同时，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并掌握项目单位各阶段资金的使用，积极与国际金融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做好服务、协调和督导工作，保证贷款资金的使用效能。四是加强债务管理、控制好财政风险。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条件以及外债的严肃性，明确债务责任主体，完善各种法律手续，落实好还款责任；加大债务清偿回收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和有效措施，使项目单位切实履行还款责任，对不能按时还款的市、县，要采取财政扣款的方式强行扣回并加收滞纳金。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以便在项目单位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垫付；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统计监测信息系统，及时掌握基础数据，搞好政府债务风险监控，督促项目单位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按时还款，提升河北省的形象。

（三）立足实际，创新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对贷款业务可以通过贷款批准方式、中间金融转贷、提前收回贷款资金滚动使用等方式，从而达到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例如河北省利用亚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能效电厂）项目贷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特点，为避免出现子项目发生变化，河北省综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贷款转贷流程、贷款资金安全等因素，采取了“财政转贷和中间金融机构服务”项目模式。同时，引入合同能源服务模式，为利用亚行贷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项目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二是创新资金合作模式。探索贷赠款资金与国内预算资金、专项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模式，促进内外资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国际金融组织资金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可以通过发挥财政部门的平台作用，结合国际金融组织非业务的开展，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政府、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领域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申报，协调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以相对优惠条件提供配套资金融资，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发挥资金倍增效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准公共资金的特点，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资金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结合使用。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近年来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鼓励通过PPP模式撬动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利用有限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公共投资的杠杆效应。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管理和运营经验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河北省可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资源，为在省内推广和完善PPP模式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优惠资金，合作开发PPP试点项目，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并借以引入国外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门PPP项目管理水平；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资金开展培训，增强PPP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四）与时俱进，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

我国与世行的合作30多年来，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世行资金，也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从世行获得优惠传统投资贷款额度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行的合作，世行将在我国推行发展政策贷款和结果规划贷款两种新的贷款品种。世行发展政策贷款产品是指通过向借款国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预算支持，促进借款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实现减贫与发展目标。该贷款支持的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等。世行对发展政策贷款的总规模和单个贷款项目贷款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国使用该贷款的规模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确定，并遵守世行国别贷款上限的规定。世行结果规划贷款产品是介于投资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之间的一种贷款产品，主要用于支持借款国某一部门的规划项目，可以是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建项目。该贷款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导向，每个项目均设有清晰完整的结果指标体系。世行贷款资金支付依据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按传统世行项目的提款报账制；世行可提供总额不超过贷款资金30%的预付金。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河北省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搞好与世行的对接，谋划一批既切合当地实际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项目，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早日在河北落地开花。

（五）提升素质，打造涉外队伍

人才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人的因素尤显重要。在现有涉外人才资源比较有限的条件下，一是加强调研督导工作，使各级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到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重要性，督促工作落后地区尽快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加强编制，充实人员，迎头赶上。二是以定期培训、轮训会为平台，提升综合素质。涉外队伍要及时了解并掌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信息，加强学习交流是首要任务，因此，要努力打造一批善于思考、有很强政策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具有英语交流能力的涉外队伍，进一步提升河北省人才和引资竞争力。同时，积极争取并利用有关部门的境外培训项目，选派年轻骨干、业务骨干出境培训。三是以互访和研讨会的形式，加强与国内外、省内外的业务交流，积极参与相关会议，学习先进经验，提升管理能力。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泛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区位优势，除个别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泛珠三角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香港的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大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已在内地开设多间分行或代表处，但是，泛珠三角地区银行机构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大部分分布在广东、香港、澳门这些发达地区，其他省份银行结构、上市公司数量偏少。截至2006年末，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各项存款余额9.36万亿元，占全国的26.91％；各项贷款余额6.18万亿元，占全国的27.42％；国内生产总值达6.63万亿元，占全国的31.68％，增长速度为13.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2.6个百分点。而2006年末区域内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共有上市公司501家，约占全国（共A、B股上市公司1434家）的35%，说明泛珠三角地区股票市场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地区发展结构差异大（见图），说明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障碍

制度因素是影响任何区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障碍，影响着其自身发展。我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对两种不同制度下金融体系衔接的深度与广度产生影响。内地的金融体制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造，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色彩较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从这两年的证券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受政府影响大，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偏离实际价格很多，市场的力量还很微弱）。而港澳金融法律体系健全，法规细而全并且符合国际惯例，内地在此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区划壁垒导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源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然而银政壁垒的存在阻碍了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互动的发展。表现为：(1)地方政府实际上过多过少地干预商业银行贷款，控制本地市场的意愿过于强烈，不希望本地区优质的金融资源与他人分享，只乐意资金的流入，反对资金的流出；只欢迎投资本地项目，反对投资异地项目；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一些金融机构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2)目前泛珠三角内陆区域金融监管分属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武汉分行、上海分行，而目前大区分行都是以平衡本区域经济总量为原则，而不是以区域经济的联系程度为首要出发点，金融监管的垂直领导直接导致9省区金融业之间的分割状态的形成，直接导致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市的金融服务都以现有行政区域为主，没有从区域资源和动态角度确立金融服务模式以实现金融资源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因此，从目前看，阻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最大问题是地区间金融合作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合作渠道不够畅通。

（三）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

通过对“泛珠”各省区GDP的比较（见表1），可以把“泛珠”各省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GDP明显超出其他各省区的香港、澳门和广东；第二层次是GDP在7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的福建、四川、湖南3省；第三层为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海南5省区。三大层次间各省区的差距是巨大的：内地2006年GDP总量最高的广东为26204.47亿元，而最低的海南省只有1052.85亿元。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可以通过其它经济指标得到求证，9省区GDP的变动趋势与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的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2006年广东的人均GDP为28332元，是贵州的近5倍；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广东的财政收入为2179.4608亿元，几乎是其它8省区总和（约2963.3831亿元）的73.5%。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的人均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都是遥遥领先，泛珠三角地区明显存在着空间二元性。沿海地带经济发展比较快，内地发展比较缓慢，这也是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难题——地方差异大，发展很不平衡。

从表2的各项金融指标来看，广东、福建、四川、湖南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年末余额都远远高于其它地区，金融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流动活跃；而保费、上市公司家数则是广东遥遥领先（除香港、澳门）。资金流动活跃于第一、二阶梯之间，第三阶梯资金流动缓慢，极大程度地阻碍这些地区的金融合作与发展，导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策略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性金融机构

随着泛珠各项经济合作的深化，建立泛珠经济区的区域性银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整合区域内9省区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泛珠三角发展银行”是一个创新的途径。“泛珠三角发展银行”就像一个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特征，可以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立相应的资金比例，由各省区财政拨款共同组建，也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这一银行的任务主要是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此外，还要注重加强金融机构区域内相互开设网点、增强服务能力建设的金融合作。

（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后，金融制度，金融合作越来越复杂、精细。因此，需要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区域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重点探索建立覆盖全区、资源共享、信息完备、使用便捷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系统。在防范风险层面，建立客户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不良客户黑名单，同时共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和内控，携手打击金融犯罪，确保金融安全，创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

（三）完善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法律体系

一要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优化合作环境，为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二要抓紧完善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市场扭曲，使区域内金融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三要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相对一致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文化制度，使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发明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严格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保护。

（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云南、贵州、四川距离广东比较远，由于空间距离远，经济金融发展梯度明显，使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金融机构在开展异地业务时面临管理难度大、风险管理手段缺乏等问题。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很大程度的影响偏远地区的对外贸易，导致进出口贸易额比较低，经济发展状况欠佳，与沿海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加强信息传递能力，搭建信息沟通的平台。

（五）积极促进双边与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应当以主体间差异性为基础，发挥各方比较优势，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金融业务合作及金融资源共享。以融资为例，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资金充裕的省区，也有资金紧张的落后省区，资金供求的差异性较为明显。但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发达省区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近年来出现了资金从存贷比高的地区向存贷比低的地区流动的现象，资金供求不平衡性状况日益严重。为此，区域的金融合作应当致力于建立双边或多边的资金共享机制，充分利用资金供求不平衡的特点，积极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融通，进而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六）完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

（七）加强人力资源合作

突出港澳和广东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密切人才交流，是深化区域各方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防范潜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加大人才交流培训力度，建立区域内人才交流培训机构，共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互访和出境学习、考察、培训。加强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沟通与联系，实行互派人员挂职锻炼。加强人力资源配置、用工制度绩效考核、人才培养等方面经验交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八）加强区域内物流主要枢纽地的金融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南北东西的跨度很大，要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保障物流的畅通无阻。密切物流主要枢纽地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大型物流企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和发展，畅通物流有利于区域内贸易发展，有利于内陆省(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加快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物流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发展，为大型物流企业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黄正新,李远礼.泛珠三角区域金融联动的探讨与展望[J].广东商学院报,2006(5).

[2]陈燕珊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机构合作机理探讨[J].透视珠三角,2006(6).

[3]李斌等.泛珠三角产业分工合作的空间规划研究[J].热带地理,*(4).

[4]尹优平.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5]吴丽.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

[6]何传添.构建泛珠三角金融合作的保障体系[J].南方金融.2005(7).

[7]李明昌.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础上促进资本流动与融合[J].西南金融.2006(9).

[8]兰小林.广西参与泛珠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9]史永铭,周海燕.泛珠三角经济圈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5(2).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2]李赛辉，《农村金融体制的现状及其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想》,载《中国农村经济》,2005,63.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通过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作模式灵活多样，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达到学校、企业和学生三赢。

（一）重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金融保险专业于2011年末重组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邀请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高管、行业协会及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加入，校企合作形成强大合力，共同完成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定专业发展规划研究专业调整与建设、研讨课程开发与建设促进教学管理、协调学生实习、实训顶岗与就业、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不定期举行研讨会，就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案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委员们对课程的开设门类、职业素质与能力的构造、校内外实习实训等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重组对金融保险专业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搭建了平台，也有助于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对接。

（二）创办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

1、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成立。

2011年11月4日，学院领导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共同为“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揭牌，当两位领导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顿时引起台下一片掌声。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学院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友好合作又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学院创新校企合作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添写了浓重的一笔，更为学院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注入了新的活力。

2、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章程。

为明确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规范学院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合作双方起草并通过了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章程。章程由总则、组织机构、工作内容与形式、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经费来源与财务管理、附则六部分内容构成。

3、企业参与课程考核与评价。

为了让专业人才培养更加符合企业要求，实现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金融保险专业聘请了紫金保险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及销售部、客服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高管作为金融保险专业兼职教师，参与财产保险、保险基础等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课程教学的部分内容转移到了紫金保险公司实地进行，兼职教师对学生进行了现场教学，并根据学生的实地学习表现提供了考核评价意见。同时，紫金保险公司还接纳了金融保险专业毕业班学生到公司顶岗实习，几位高管还兼任了顶岗实习毕业生的实习指导及论文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习表现提出了考核评价意见。由于紫金保险公司兼职教师在考核评价上更重视对学生工作能力与素质的评价，使金融保险专业借助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这个平台丰富了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更趋全面系统。

4、青年教师到紫金保险挂职锻炼。

在校企合作交流过程中，金融保险专业有数名青年教师在紫金保险公司挂职锻炼、实践实习。在实习挂职期间，通过轮岗学习，分别实习了前台业务、销售业务和理赔业务等，提高了自身实践操作能力，提升了教学水平。5、开设员工培训班。金融保险专业与紫金公司共同开设了两期培训班，开展对紫金保险公司员工的培训，讲授风险与保险、财产保险、汽车保险知识，进行保险营销技能培训，培训后紫金保险员工参加的保险营销从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达100%。

（三）与中国工商银行共建

“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2012年11月27日，学院领导、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及淮安分行领导共同为“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揭牌。“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的成立，是双方共青团组织积极探索服务青年大学生的新途径，是为促进青年员工立功建业、帮助青年学生增加实践机会的益事，也是工商银行和我院金融保险专业深化校企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共建“青年金融实践体验中心”以来，淮安市工行工作人员多次走进校园为师生宣传金融知识、释疑解惑，免费办理网银、手机银行等业务；金融保险专业的学生也多次赴工商银行城南支行体验金融产品，熟悉岗位流程，提高职业能力；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会为培养优秀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1、校内实训中心建设。

近两年来，金融保险专业改扩建了原有的模拟银行、证券实训室、保险实训室等校内实训室，建成了“仿真、集成、开放”的金融实训中心。以金融行业一线操作、客服及营销类岗位作为人才培养定位，本着专业建设服务产业的宗旨，金融实训中心设有银行仿真实训室、银行综合技能实训室、保险仿真实训室、保险综合技能实训室、证券交易实训室等八个实训室，同时在建设规划中的还有理财实训室和货币博览馆。金融实训中心配套了银行柜台综合业务、银行信贷业务、保险综合业务、证券投资业务、银行卡业务、理财规划业务等实训教学软件，充分满足学生职业素养训练、业务流程操作、岗位基本技能和核心技能培养的需要；实训中心充分模拟职场环境、营造职场氛围，实现专业教学过程的“理实一体、学做结合”。金融实训中心同时可用于企业员工培训、继续教育培训、终身学习培训，集成多种功能，是服务社会的基地，是金融保险人才培养的摇篮。

2、强化校外实训基地功能。

通过成立江苏财经•紫金保险学院密切了与紫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同时，金融保险专业与中国人寿淮安公司签订了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向中国人寿公司输送即将毕业的学生参加暑期工学结合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中国人寿对金融保险专业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学生也对这样的校企合作内容非常支持，他们说这样的暑期实践既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目前金融保险专业已拥有15家校外实训基地。

（五）工学结合，推进一体化教学改革。

一体化教学就是说将工作与学习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室与实训室一体化、课堂与职场环境一体化。在金融保险行业专家的指导下，通过核心岗位职业能力分析，进行工作项目与工作任务分解，形成符合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需要的课程标准体系，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以职业能力为目标确定教学内容，以典型的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教学项目，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的仿真或真实环境，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金融实训中心的建设，重组教学环境、重设课堂氛围、重设教学评价等，重构课堂教学，全方位改造原有教学情境和场所，将课程教学设置在学做合一的实习实训场所，实训中心充分模拟职场环境、营造职场氛围，实现训练的仿真，教学的一体。以实训室为教学场地，开放课堂，以专题培训的方式请学生走出教室，将操作性很强，如银行柜台业务、产品营销业务、客户服务业务、证券经纪业务、现场查勘业务等，转移到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校外实习基地实地上课，教学做一体化，实现学习和工作零距离结合，切实做到工学交替。

（六）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使培养的人才能更吻合金融保险行业企业的需求，通过开展市场调研与邀请金融保险行业企业专家座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明确金融保险专业岗位职业能力，明确行业企业技术标准，课证融通，实现专业课程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并在此基础上，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业务骨干携手共同开发建设商业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商业银行信贷实务、金融产品营销、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证券投资实务等6门专业核心课程。在校企共建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校企双向使用的项目化教学（培训）教材，教材内容选取金融企业真实业务，反映“理实一体、学做结合”的培养理念。

二、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与实践的主要成效

通过全面校企合作，广泛搭建产学结合的职教平台，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推进办学模式的创新，增强办学活力。

（一）创新了人才培养。

根据建设行业特点，金融保险专业创新了“课证融通、工学交替、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此模式下金融保险专业大力推进“双证书”制度，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对接；校企合作发展，工学交替，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开展了分段式教学、仿真模拟实训和任务驱动等教学模式。

（二）课程建设与改革开放见成效。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在充分听取和吸收行业企业专家意见，在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必备的专业应用知识、职业核心能力、职业主要素质，从而确定学习领域课程，构建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课程体系。同时，加强了课程开发与建设力度，与行业企业人员，共同开展课程建设，成果有省级精品课和院级精品课、优质课、达标课等。

（三）教师素质得到提高。

利用校企合作平台，按照“能工巧匠进课堂”的要求，初步建立起一支职称、学历、双师、专兼结构合理，教学能力、专业能力、实践能力、职业教育研究能力等全面发展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

（四）实训基地建设多样化。

为加强教师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本着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遵循“校内建企、企内建校”的思想，充分利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资源和紫金保险学院优势，整合校内外资源，组建了多模式的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和学习性实训基地。如与紫金保险合作建成保险仿真实训室、与工商银行合作建成银行仿真实训室；在紫金保险、海通证券设立驻企工作站等。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目前我国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合作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层开：（1）较浅层次的普通业务合作。银行将券商视同接受贷款的普通企业客户与之开展同业拆借、资金清算等信贷业务；（2）在业务分工基础上的深度合作。银行和券商利用各自的优势，将业务进行分拆和组合，通过现有业务的重新整合或金融创新，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A、银行转帐。银行和券商的电脑系统通过联网，完成投资者保证金转账、托管和相关信息查询等业务处理，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的委托电话或网上交易系统等远程交易方式方便地将资金在银行活期储蓄账户和证券公司保证金账户之间互相划转。目前大部分券商均已开展此项业务；B、银证通。投资者只需凭有关证件到银行的任何一个网点就可以开户买卖股票，客户储蓄帐户即是股票清算账户，客户从开户、买卖、存取款、查询到消户均无须到券商处，可以直接通过银行和券商的委托电话或网上交易系统直接进行操作；C、开户。券商的网点相对比较集中，数量也较少，而银行则具有点多面广的优势，券商委托银行网点办理股票开户，可以将业务辐射到没有营业网点的地区，对网上交易等业务的开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3）通过股权交融的集团化合作。券商与银行相互参股或者直接在组织结构上进行重组，如中信、光大、招商等金融集团。

具体来讲目前促进银证合作的对策：

1.商业银行先进的资金汇划清算系统，可以为证券公司提供高效的异地资金汇划服务，满足证券市场资金流量大、汇划要及时的特点，同时也可优化负债结构。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即资本市场的分流会引起社会公众存款（对公和储蓄存款）的减少，而在银行证券清算的体制下，流向资本市场的资金又会流回银行，所以银行的同业存款增加，问题的关键是商业银行能否抓住机会，目前我国上市股票、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要通过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资金清算与交割完成。证券交易所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证券公司就成为证券发行和交易资金的集散地，按《证券法》的规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部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如果商业银行能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三级资金清算，就可实现储蓄存款和同业存款的相互转换，使资金此进彼出，保持相对稳定，沉淀的清算资金和此业务带来的派生存款，将会增加银行的资金头寸，获得大量的低成本负债，带来可观的收益。在证券市场的发行上，商业银行可以为证券承销提供匹配服务，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利用商业银行的网点为证券公司收缴发行资金，远期银行还可以分设投资银行业务部或者成立控股投资公司，为企业改制、上市、资本运营、公司理财服务。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针对证券公司要求保证金账户必须与其自营账户分开的规定，进行创新，推出银证通等金融工具，通过银行的委托系统，借助于券商的席位，为股民提供开户、查询、清算、银证自动转账以及证券委托交易的服务。

2.基金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所有募集资金要在银行开立专门账户，因而基金申购的办理和基金持有人所得红利的发放都需通过托管银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新的证券投资资金将不断出现，基金品种将不断增加，商业银行作为证券基金的托管银行，资金和结算量必然大幅增加，可以给商业银行带来大量的无风险的手续费收入，还可以间接地开发资本市场上存款客户的市场空间。所以商业银行要把基金托管业务作为一项重要的表外业务，认真研究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市场发展趋势，开发相关业务支持软件的开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可以买卖开放式基金，也可以自行设立投资基金，这进一步拓宽了银证混业合作的空间。

3.短期拆借以满足券商对短期头寸的需求。证券经营机构因为清算资金在途或承销发行股票而造成短期的头寸不足，商业银行可通过短期拆借满足券商的这种需求，并借以优化资产结构。1999年10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泰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信证券等7家证券公司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短期资金拆借、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同年10月28日，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安信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与中国工商银行成功地进行了一笔国债回购业务，融入资金用于基金安信的投资运作。这是证券投资基金首次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标志着《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已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截至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拆入拆出资金以及股票质押融资，解决短期资金余缺，已经成为银行间市场主要的资金需求者，2000年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净融入资金达到3989亿元，国有商业银行净融出资金5114亿元。同时我国券商总权益与总负债比不到1：10，相对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券商1：27的总权益与总负债比，尚有相当大的融资空间。

4.搭桥贷款。对于一些准备发行股票的公司或者准备配股的上市公司，因为其项目已经立项，开工在即，但是通过证券市场募集到的资金没有到位，这时券商为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作为股票的承销商或者推荐人，以自身作为担保向清算资金的清算银行提出向拟上市公司或者拟配股、增发新股公司发放搭桥贷款，银行为了稳定清算业务、同券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加上此类贷款有券商担保或者投资银行用自有资金也提供融资服务，风险较小，所以也愿意发放此类贷款，但其用途仅限于项目的前期投入和资产重组。投资银行是高扛杆金融机构，搭桥贷款可以有效解决券商在拓展投资银行业务中的资金需求。目前银证合作拓展搭桥贷款业务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有关规定：净资本额达不到综合类证券公司净资本最低标准（人民币2亿元）的证券公司不得为他人提供担保；有条件提供担保的证券公司必须在会计报表附注和净资本情况的说明中详细披露其担保事项；证券公司提供的担保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额的20%；严格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禁止股票承销业务中融资和变相融资行为的行业公约》，禁止在股票承销过程中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证券公司不得为以买卖股票为目的的客户贷款提供担保。

5.银行合作，拓展杠杆融资。在券商的指导下，可以探索收购公司以购并后的资产及其收益作为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来筹集购并所需的资金。目前商业银行还不可以直接参与信托投资和股票投资业务，但是商业银行可以和投资银行合作，开展项目融资、企业财务顾问、资产重组等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通过投资银行拓展项目融资，根据项目的建设周期，分阶段、分批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能源、交通、市政设施提供融资。

6.银证合作推进资产证券化。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银行开始主动经营资产负债表，因为银行核心存款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资产市场发展的需要，银行就通过转移表内资产或者主动负债，通过资产或者负债的出售与购买来主动地经营资产负债表，改变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表内资产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重要工具，截至1998年底，美国有35%左右的消费信贷余额已经被证券化，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小企业贷款、设备贷款等，同时国际融资总额中80%是通过各种有价证券融资的，金融衍生工具品种越来越多，银行信贷资产也逐步走向证券化，使得银行贷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结并交叉在一起。我国资产证券化也在逐步启动，可以积极探索以消费贷款和房地产、大型成套设备等贷款抵押品及其收益作为担保，进入直接融资市场发行证券，降低风险，优化资产负债结构。（1）住房贷款证券化，这是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然要求，因为个人住房贷款期限长达15～30年，而目前我国储蓄存款7万多亿，可大部分都是5年期以下的存款，银行资金来源的短期性和房贷长期性之间矛盾突出，根据国外经验，当该项贷款余额占银行信贷总资产的比重超过25%时，银行将面临流动性风险，而证券化是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流动性的最佳途径。目前我国没有信贷二级市场，贷款在银行之间的转让很困难，随着我国房改的深入，个人住房贷款必将迅速增长，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商业银行可以和证券公司合作，积极探索以抵押担保证券、抵押转支付证券和资产担保证券等方式把抵押贷款标准化、证券化，以证券交易方式转让贷款债权，借以增强个人住房贷款的流动性；（2）不良资产证券化。券商可以发挥其投资银行功能，充当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财务顾问，协助商业银行做好信用增级等前期准备工作，帮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产证券化设计。

7.银证合作，通过资本市场补充和充实银行资本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1），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弥补资本金不足问题；（2）发行长期资本债券，增加附属资本，改善资本金构成；（3）发行短期债券，解决流动资金不足问题；（4）银行委托证券机构承销大额定期存单，推进存款证券化。这样通过主动负债，主动经营资产负债表，供求、资产负债的数量与期限可以有效匹配，削弱资金来源的波动性和支付压力，降低经营风险。

8.券商自营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人民银行与证监会出台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及部分机构投资者以自营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股票质押贷款流动性强，贷款规模受券商资本金比例的限制，风险小、收益稳定，而且利于商业银行和券商建立合作关系，所以商业银行应该支持证券公司以在证券交易所流通上市的自营人民币普通股票或者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

9.其它，银行积极探索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作；与期货商合作，积极开拓面向期货商的和融资；以获得证券承销资格、具有资本市场业务权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桥梁，银证在债转股、股权转让、拍卖、上市等方面进行合作。

二、关于银保合作

随着我国保险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对商业银行的保险存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1）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从原先只能存入银行发展到可以购买国债、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入市；（2）保险公司采取由总公司集中运用资金的方式，要求加速归集各级保险机构银行账户上的资金，保险资金停留银行的时间大大缩短；（3）保险公司为了扩张业务，普遍采取了以各商业银行营销保险业务的比例确定保险存款留存各行的比例。同时，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由于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传统业务盈利空间收缩，迫使银行必须积极发展保险等中间业务，这也是商业银行服务客户和防范信贷风险的需要。因为一方面，具备参保意识的客户希望能够便捷地办理保险手续和交付保费，而这一点通过客户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就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发动信贷客户参加保险，可以减少贷款本息损失、防范信贷风险。

从客观条件上看，银保合作的时机也基本成熟：（1）保险市场正处于高速成长时期，保费年增长率在30%以上；（2）由于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不断得到证明，保险法的广泛宣传，利率的下调和利息税的开征使得人们购买储蓄保障型和投资保障型险种的积极性不断提高；（3）保险法规定企财险只能由保险公司或者符合规定并经批准的机构办理，保险营销员不能办理企财险，保险公司也不能向个人支付企财险手续费，这为商业银行发展保险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4）由于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保险业务量猛增，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人员尚不足以满足保险业务的开展，因而保险公司通过委托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以其代办处或者点的名义保险业务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国内五大保险公司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在内的10家银行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其中大多数保险公司（银行）都有一个以上的合作伙伴。合作的范围包括按揭贷款保险、信贷保险、代收保费、代付保险金、代销保险产品、融资业务、资金汇划网络结算、电子商务、联合发卡、保单质押贷款、客户信息共享等。

目前银保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是：（1）商业银行与保险业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关系，双方对增加收益、争取存款、服务客户、防范风险、增强竞争实力等方面的意义认识不足，保险公司更多的是把银行定位于重要的资金代收渠道和依赖银行发展客户，导致了对相关业务的忽视，比如长期就未把保险业务放在主体业务之内；（2）商业银行在银保合作业务开展上消极被动，缺乏一套激励机制，少数银行员工利用手中掌握的行内客户资源和业务手段，私自办理保险业务，手续费被员工个人拿走或者在小范围内私分，有的基层行办理业务由行里组织，但手续费不入帐，集体瓜分；（3）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人员普遍缺乏必要的保险业务知识和营销知识，对保险法规、准则和管理办法、管理制度、精算知识缺乏了解，对保险产品的功能、特点、标的勘测、操作规程和营销技巧等知识掌握不够，无法根据客户的特点推销保险产品；（4）商业银行未能根据保险法规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进行金融工具创新；（5）以往银行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财产险，而寿险业务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财产险具有法定保险的性质，主要面向单位，加之费相对较高，因而其业务额大大超过寿险。而寿险则属于商业保险范围，客户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不易于推销，且其面向个人的险种一般只侧重于意外险和养老保险，市场的现实需求不大，因而成为银保合作保险业务开拓的“瓶颈”。

目前促进银保合作的对策：

1.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商业银行信誉、人才、技术、网点和资金优势以及广泛的客户资源和业务资源，积极与保险公司合作，发展保险等业务，保险公司收付费，拓展表外业务。银行通过开展保险业务能从保险公司赚取佣金，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佣金将有可能成为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使银行能大量回收网点建设成本。银行通过与保险业开展合作，能扩大并稳定银行自身的客户群，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可以起到提高竞争力与扩大发展空间和领域、支持核心主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双方在消费信贷等领域的合作，使保险成为银行化解一部分贷款风险的有效手段。在将来我国放松混业经营限制后，为银行发展自营保险业务提供人才、业务和制度等方面的储备。

2.商业银行通过与保险公司在资金拆借、推出保险贷款新产品等方面的合作，可以优化资产结构，开拓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空间，大幅度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贷款质量和经营效益。

3.银保合作拓展保险业务时，要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合作中的手续费费率、保险存款留存比例、业务统计制度、成本核算办法以及其他服务项目，互惠互利，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商业银行要建立起保险业务的内部激励机制，建立保险手续费收入和营业费用支出、个人收入挂钩的办法，从费用支出机制和个人收入上推动基层行大力开展保险业务。建立行内协调、各部门联动的保险业务组织管理体系，使此项业务与其他业务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商业银行可以从多渠道引进保险专业人才，同时与保险公司合作，借助其力量培训本行从事保险业务的员工，从人力资源上保证银保有效合作。

4.商业银行可以扩大保险业务的品种，把企财险和储蓄保障型、投资保障型寿险列为发展重点；继续加强为保险公司和客户的服务，在代收保费的基础上，把服务项目扩大到代付保险金、子女教育婚嫁保险金等；开发信用联接型保险产品，比如可以与寿险公司合作，推出寿险保单质押贷款业务，允许商业银行的寿险单作为贷款的权利质押凭证，借以达到既发展消费信贷服务，又促进保险业务的“双赢”目标，也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与信用卡有关的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为信用卡持有者提供免核寿险保单，持卡人可用信用卡支付保费；可以从企业理财、个人理财业务的角度，结合本行业务对保险业务进行组合包装，以“套餐服务”的形式推出更多的保险产品。

5.银行和保险公司可以合作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比如可以探索推出保险贷款。在保险公司承保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如果借款人失去了清偿能力，银行根据贷款5级分类确认为损失后，由保险公司按约定比例代偿本息。这种贷款担保方式与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相比，在发生贷款损失后，银行更容易从第二还款来源收回贷款，所以能更好地满足银行资产风险管理的要求，这是在保险业务和商业银行贷款业务领域内的工具创新，有利于商业银行保全资产、优化信贷资产质量、减少不良贷款、提高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拓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时，银保可以积极合作，进行业务创新，比如对抵押物的财产保险、对抵押人出现意外伤亡丧失还款能力的人寿保险、对借款人因保险合同约定的因素而不能履约借款合同的保险，尤其是履约保险等都是很有前景的业务。

三、关于银行与财务公司、担保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合作

1.银行与财务公司的合作。我国的财务公司主要为企业集团服务，负债业务以接受定期存款和拆入资金为主，同时也发放贷款、从事证券业务、进行外汇买卖、提供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业务。从业务范围看，财务公司是企业集团的内部银行。近几年，大型企业的集团化组建带来的资本聚集效应，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强化了公司资本从银行业的游离程度，更多的大型企业集团将逐步建立财务公司，取代一部分银行业务。但是，对于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来说，由于其内部治理结构复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资金清算和销售货款回笼等对银行的结算业务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尤其是随着经营风险的增大，企业集团将资金从下属公司逐步集中到总部，实行收支两条线，对资金实行集约化管理，商业银行以其结算网络和结算经验的优势，可以与财务公司合作，建立一套严密科学的核算管理体系。同时，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大型企业集团对以存贷款为主的传统金融业务的需求呈现下降趋势，而对以项目融资、债权保理、法律顾问等知识密集型投资银行业务需求上升，商业银行必须从简单的信贷服务转向综合性的公司理财，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产品。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为了分析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影响，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视角，借助于生产函数传统分析框架，设计了一个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在该模型中，把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农村物质设备作为“投入”，用于培育过程，这样，就得到农民生产合作社培育发展函数模型：Y=f﹙F，L，K﹚﹙1﹚其中：Y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状况，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F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投入；L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劳动力投入；K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物资投入。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的影响，因此，借鉴温涛等﹙2005﹚，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和农村物质设备投入加上一个容量限制L和K，从而得到：如果不考虑分配政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税收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利用这一模型，同样可以考察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的影响机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所需金融支持既有来自于合作社内部的，也有来自于外部的。外部金融支持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政府或社会组织的金融补贴，一般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因而这部分金融支持一般具有通用性；另一是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融资，这部分金融支持一般具有针对性，只是对本农业组织﹙企业﹚服务，因而具有很强的专用性。一般而言，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和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能力的提升弹性不会大于1，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农业本身具有需求弹性较小的特征；另外，银行对农业投资的报酬率相对于其他行业较低。因此，增加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能力提升的影响是呈边际递减趋势的。命题1：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随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的增加而提升，同时也随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都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为了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最优，专用性金融支持随着金融禀赋的增加而增加，金融机构会根据合作社成员的私有金融大小判断其信用程度，从而提供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如果有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技术条件，新型经营主体会通过增加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来扩大经营规模，但由于存在边际能力递减的趋势，经营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遵从“适度规模经营”原则。根据式﹙9﹚可以得到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与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为：命题2：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与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边际替代率较小。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虽然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但也不是无限度地提供，应限定在适当的额度范围内。这是因为两者的替代性并不是无限制，两者的金融支持力度在数量上应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样才能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最小社会成本约束条件下获得培育能力的最大提升。根据式﹙9﹚及成本约束条件，可以得到：I=γR﹙γ+β﹚。当β0时，I≈R，此时，FS0，这意味着向银行贷款所获得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减少，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获得培育能力的提升。反之，当β的值较大时，由于FS与FG具有一定的替代性，FG的增加会使FS有所减少，在资源约束条件R=FS+I下，意味着I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当FG增加时，同样的FS可以满足更多的I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于是，得到：命题3：如果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的弹性较小，那么随着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的增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会趋于缩小；如果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弹性较大，那么随着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的增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将趋于扩大。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原因是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及高成本性制约了对基层农户的微观研究。为了深入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实践，我们对山东省胶州市李哥庄镇、胶莱镇、胶西镇、铺集镇、里岔镇、洋河镇等地的农户进行了实地调研。之所以选择胶州市作为调查地点，是因为胶州市为山东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并且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化，已经培育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先按照重点调查法选取3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调查对象，然后在每个合作社随机选取6~8个成员作为调查样本，共发放问卷585份。在统计过程中有些调查问卷信息填写不完全，甚至有些被调查者回答不真实，为了防止计量结果产生偏差，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删除那些问答有缺失的或者前后矛盾的问卷，最终得到486份有效问卷，占总数的83.08%，达到模型所需样本的最低需求。调查主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完成，样本成员的基本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其身份特征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调查样本中，成员身份有的是农业企业家，有的是家庭农场主，也有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民，其中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民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成员，达到77.9%。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性别以男性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0~40岁和40~50岁阶段，文化程度主要是高中水平，占46.3%，大学及以上学历占到了19%，相比传统小农户，文化水平明显较高，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水平的提高。

（二）变量设定农村金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重要要素，为了具体衡量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的影响，需要选取适当的变量，并且采用合适的计量模型估计农村金融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做出估计，具体变量选取见表2。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设定为社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Y﹚的满意度。培育效果是个抽象概念，很难用数量来直接衡量，因此，在问卷调查中采用成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发展效果的满意度来间接衡量，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采用此方法使得抽象的评价变成了直接的数量评价。2.解释变量为了解释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影响，结合理论模型，以X1代表政府支持的通用性金融支持变量，反映政府对合作社的政策支持，是农民合作社金融支持的外部来源，在问卷中用政府是否给予培育补贴来衡量，“无”=0，“有”=1。以X2代表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专用性金融支持，这部分金融也属于合作社的外部金融支持，在问卷中用是否从金融机构贷款来衡量，“无”=0，“有”=1。以X3代表成员自身专用性金融支持变量，反映社员自有资金对合作社培育的影响，属于合作社的内部金融支持，在问卷中用社员的年收入表示，“20000元以下”=1、“20000~25000元”=2，“25000~30000元”=3，“30000~35000元”=4，“35000元以上”=5。前面两个变量没有从绝对数值上来衡量，但是可以将其作为选择性变量来评判，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因此，本文认为，为了数量化衡量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的影响，采用间接性评价也不失为好的处理方法。3.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因遗漏变量而造成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有偏和大样本下不一致，本文对如下变量进行了控制：一是控制社员自身特征方面的变量。包括：社员的文化程度，用X4表示；年龄，用X5表示；健康状况，用X6表示；性别，用X7表示；成员身份，用X8表示。二是控制社员生产方面的变量。包括：种地年限，用X9表示；种地规模，用X10表示；对粮食生产的依赖程度，用X11表示；当地交通条件，用X12表示；农业技术指导情况，用X13表示。三是控制合作社的制度变量。包括：合作社产权制度，用X

13表示；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用X14表示；合作社民主管理制度，用X15表示；合作社自由退出制度，用X16表示。

三、检验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检验模型现代经济学分析中经常面临许多决策选择问题或者效果评价问题，即人们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满意的一个方案，或者对某项行为给“好”或“坏”判定标准。这些问题不同于经典的计量经济学，被解释变量通常不是连续变量，而是用离散的数据表示。如果被解释变量有两种选择，称为二元选择模型；如果被解释变量有多种选择，称为多元选择模型。如果被解释变量有﹙J+1﹚个，那么多元Logit模型可以表示如下。这里，J=3时，为四元Logit模型。多元Logit模型可以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整体效果进行评估，并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借鉴孙亚范、余海鹏﹙2012﹚，本文采用四元Logit模型评估农村金融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效果之间的关系。

（二）检验结果及分析基于调查数据，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分析，在给定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若统计量所对应的对数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性指标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则自变量总体上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得到最终各变量系数的估计值﹙见表3﹚。为了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试图寻找一个工具变量来控制，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本文研究样本数据是离散数据，并且是截面数据，不能用滞后变量来代替工具变量，但是由于本文的控制变量涉及了个体特征变量、生产特征变量和制度变量，已经对内生性问题作了很好的控制，并且通过相关性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所以可以认为内生性得到了较好控制。根据表3的计量结果，可以发现农村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1﹚政府通用性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促进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实施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节水灌溉补贴、良种补贴、农业技术补贴等多项农业补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目前仍然是以普通农民和种养大户为主，主要还是进行农业生产作业，政府补贴在某种程度上从资金上进行了间接支持，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对合作社购买机械时给出一定的政府补偿，有利于机械化的实施；节水灌溉补贴、良种补贴和农业技术补贴都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户收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2﹚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运行中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投入、设备投入和技术投入，这部分投入一部分来自于成员自有资金，另一部分则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借贷。金融机构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对合作社的培育具有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政府部门应积极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放贷金额，同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将土地作为抵押物进行融资贷款，这将有利于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3﹚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有资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自身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一方面，成员自身收入提高，其会把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用于良种的购买、设备的采购、人员的培训以及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所以，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金融合作，社员把自有资金放在合作社中，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红，有助于达到融资的目的。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良好的发展也会促进社员自身收入的提高，从而形成融资良性循环，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4﹚社员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有显著正向影响。调查样本数据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达到“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到12%，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一个组织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的高度，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结果显示为正，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重视文化教育，通过文化教育促进成员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健康状况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具有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仍主要从事农耕作业，身体健壮的主体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其优势。因此，农村金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支持重点要放在文化教育的投入和身体素质的提高方面。﹙5﹚交通条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农业技术培训和种地年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交通条件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目前的交通条件还不能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需求，合作社规模逐渐扩大，需要农业机械作业，尤其是从事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作业成员，其对机械化要求比较高，更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给予支持；农业技术指导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业技术在农业增产增效、节约成本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继续加大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提供技术支持；种地年限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正向影响，这说明种地年限越多积累的种地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创新，越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种地规模和对粮食的依赖程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影响不显著，但是从种地规模影响系数的正负号可以看出，种地规模的大小要适度，这也和理论分析相一致。﹙6﹚盈余分配制度和自由退出制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产权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影响不显著。社员参加合作社主要的动机就是规避风险和获得盈利，盈余分配制度不完善会造成社员积极性下降，甚至退出合作社，影响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另外，自由退出制度也是保障社员参社安全感的重要措施，如果不能自由地退出，有的社员就会产生入社的不安全感，影响合作社成员的扩大和发展，从调查数据来看，目前实行自由退出制度的已经占到了87.63%，基本保障了社员随时参加和退出合作社的权利。除此之外，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目前仍不健全，其中，设立产权制度的合作社占到16.35%，设置经营管理制度的合作社只占32.57%，从计量结构来看，虽然系数为正，但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调查地，采用多元Logit模型对农村金融支持是否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和银行贷款提供的专用性金融这些外部金融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社员自有资金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结果都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过程中的内部金融支持和外部金融支持具有共性。另外，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交通条件、农业技术、种地年限、盈余分配制度和自由退出制度也对合作社培育具有重要影响，说明应把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农业技术的指导、社员的文化教育培育、社员身体素质的提高、合作社制度安排的完善、交通条件的改善上面。研究结论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必要性的宣传教育，尽快提高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了解和认识，帮助传统农户掌握参与和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第二，落实和完善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政策，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类补贴支持力度，让补贴真正服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还要加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信贷方面的支持，降低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的门槛，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土地信贷政策，同时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吸纳民间资本进入合作金融领域，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对资金的需求。第三，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水平，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有资金水平，鼓励和支持其向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第四，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文化教育培训和农技推广的支持力度，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教育培训和典型示范，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掌握专业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形成培育过程的良性循环。第五，要加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建设的资金投入。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和壮大，农业品物流逐渐繁荣，交通条件是农产品物畅其流的基础。第六，完善合作社的制度设计。要加强盈余分配制度和自由退出制度的设计，完善产权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保障社员的盈利水平，增强其风险规避能力，促进合作社规模的扩大。总之，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能力对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科学发展观这一丰富的内涵如果充分运用到农村合作金融的具体实践中,将会更好地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永州实际,可从以下七方面下功夫: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现代金融企业要求培育高素质人才。

首先,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要制定人才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的建设,深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重点的选人用人、人才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实施人才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工程,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投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事业。其次,要积极开展金融职业培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岗位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快培训各类金融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特别是要造就一批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高级管理人才。再次,要继续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要继续推进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市场化方式用工。全面推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此外,要切实提高职业道德素质。从业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促进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是理顺产权关系,发挥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机制优势。

体制机制问题是困扰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重大瓶颈,当前农村信用社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来抓。要以督促理事会、监事会设立办事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认真履行决策、监督职能为突破口,逐步推进解决理事会、监事会与经营层职能重叠交叉的问题。要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大胆进行管理创新,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提升核心竞争力,如实行扁平化管理创新和绩效管理创新等。

三是鼓励探索创新,提升农村合作金融市场竞争能力。

首先,要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要按照《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继续完善小额信用款和联保贷款,将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信贷品牌。要积极研发和引入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创新担保机制,拓宽服务领域,积极支持现代农业,逐步将在城市开发、开办的保险、、租赁、保管、担保、个人理财、信息咨询、银行卡等新产品推广到广大农村。创新利率定价机制,推行差别定价和风险定价政策,通过风险利率覆盖风险,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其次,要创新业务合作,实现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要正确认识形势,更新经营理念,转换经营机制,革新业务流程,细化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地缘、人缘和网络优势开展竞争。

四是强化风险管理,确保农村合作金融实现稳健运行。

首先,要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要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的清收和处置力度,建立不良贷款清收和处置责任制,切实将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并严格实行目标考核和奖惩机制,努力提高新增贷款质量,确保新增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抓好贷款五级分类工作,全面真实地反映贷款质量,缩小分类偏离度,严格控制大额授信,切实防止贷款集中风险,继续推行大额贷款台账制度,加强大额贷款风险管理。其次,要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加强对同业拆借、存放同业、票据业务、债券投资业务的管理,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再次,要加强对单体高风险机构管理。

五是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后劲。

要高度重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工作的领导,多关心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发展,并针对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把农村信用社早日办成资本充足、产权明晰、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财务良好、服务高效,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地方性现代金融企业和现代银行机构。

六是增强服务观念,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工作放到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支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为本、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增强做好支农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加大支农信贷投入,改进服务方式和水平,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完善信贷、资金、结算及为客户提供信息技术和保障等服务功能,提高支农水平。

七是改善金融生态,为农村合作金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积极改善金融法治环境,加快金融立法,健全民商事法律制度,加大对银行业犯罪打击力度,从严打击逃废债行为。要大力培育诚信环境,加快信用村、镇制度建设,推动打造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农户,尽快建立包括覆盖所有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征信体系。要积极推进信用文化建设,引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培育优质企业文化,不断凝聚员工向心力。此外,还要加强与工商、税务、司法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沟通,共同推进金融机构经营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4,(06)

[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4,(02)

[3]全国省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理(董)事长联席会议召开[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08)

[4]臧景范.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监管与发展问题[J].中国金融,2006,(20)

[5]伍绍平,韩俊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危机处置[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