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写作

这个专题我想让写作者自己说话，他们是写《十四家》的陈庆港、写《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的梁鸿、写《上课记》的王小妮，他们的职业分别是职业摄影师、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兼诗人。本来还邀约了写《冬牧场》的李娟，她还在遥远的新疆做一个真正意义的“劳力者”，我不想因为我的约稿改变她的生活节奏。作为这个专题的主持人，我还是想，他们说他们的，我说的我的，这种主持不“主”的方式，也许倒可以有一种各说各话的嘈杂。

本专题针对的是近一两年中国当下文学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还有夏榆、桑麻、塞壬、雷平阳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传统的“新闻”加“文学”的所谓报告文学，而是融合了个人经验，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田野调查、见证或实录，其作者也不耽于书斋，而是有一种强烈的参与现实、介入现实的行动意识，我们把这种新的写作现象命名为“行动者的写作”。这种写作现象其实在当下文学中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前几年的“作家走黄河”、这两年的“原生态”散文、“在场散文”以及《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期刊力倡的非虚构写作等等。

事实上，做这个专题是一次极其私人的“自我清洗”的过程。我的选择包含了我对自己的日常生存状态———亦即所谓大学教师（回避使用“学院知识分子”这个词）围绕着课题、论文、晋职等展开的工作和生活现场———的不满。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拘囿在书斋里的知识生产的意义何在。它完全不能使我和日日新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常识”和“真实”的联系。反而让我感到和世界的断裂、脱节，每当枯守书斋，听着楼下由远及近的卖米、收旧、清洗煤气灶的喊声，生活就像空气中的浮尘飘起来。参与到我这个专题的王小妮、梁鸿有着和我一样的大学老师的身份，和我不一样的是，王小妮实录自己的“上课记”，梁鸿干脆让自己“在路上”了，写作拓展了他们生活的疆域。从下面的日志约略能看到梁鸿写作《梁庄在中国》走过的路遇到的人。

2011年1月和7月初，我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

2011年7月10日—18日，到西安。采访福伯家的大儿子万国、二儿子万立和其他梁庄人15位。他们在那里蹬三轮车，卖菜或做其他小生意。采访穰县、吴镇和其他县的一些老乡40余位。

2011年7月22日—26日，在信阳。采访梁庄老乡10人。他们在此地蹬三轮车，做工人。

2011年7月28日—8月4日，到南阳。采访梁贤生一家9口人，韩小海一家4人及其他老乡12人。贤生的大弟弟贤义在现代都市做了算命者，韩小海传销发财，都是传奇般的当代故事。

2011年8月13日—20日在穰县周边县城做调研，考察南水北调工程和湍水，考察穰县传统戏剧。

2011年8月25日—27日，到广州、东莞虎门。采访开服装厂的梁万敏一家，服装厂工人，采访在虎门开各种厂的和做工人的吴镇老乡18人。调查虎门小型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

2011年9月28日—10月7日，在内蒙。采访韩恒武一家1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10人。

2011年10月24日—30日，在青岛。采访梁光亮一家3人，王传有一家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23人。梁庄人前后约有40多人在青岛的电镀厂打过工。福伯的小儿子，我的同岁的堂弟小柱，在此地得重病，最后去世。

2011年11月25日—30日，2012年5月8日—11日，在郑州。采访富士康工厂和在富士康上班的梁平。采访梁东、兰子和其他梁庄人10人。采访大学毕业在郑州打工、居住在城中村的年轻打工者5人。

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在北京。利用周末，在北京郊区采访梁庄和吴镇老乡55位，举办工友座谈会，采访年轻工友30余位。

2012年1月14日—2月14日，北京—郑州—南阳—梁庄。采访梁庄打工者60余人。

2011年1月20日—25日，2012年4月22日—24日，厦门。采访安兜村，“国仁工友之家”，几家科技电子厂。采访工人约40余人。

2012年4月24日—5月2日，到台湾。考察台湾农村农民的生存、精神和传统文化状态。

2012年5月3日—5月7日，在深圳。采访梁磊等4人。

说老实话，每年我遇到的人并不比她们俩少，但她们却通过“走”和“写”的切实“行动”，让这些人和自己内心有了一种隐秘和贴近的关系。仅仅就表象而言，中国作家似乎“动”得并不少，“下生活”“走基层”“采风”……但这些热闹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对他们所抵达的世界就洞悉了然。当然，我并不认为作家的写作都建立在自己的私人经验之上，我也承认有的作家是有一种借助知识通向冥想和想象的能力。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家，如果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生活的当下构不成彼此激发的关系，这样的文学生态不能说是没有缺陷的；进而，如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知识者，他们所有的生活都被框定在他们的专业以内，我们听不到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声音，这样的知识界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因此，我说的“行动者”是有能力重组自己世界的人，他们拒绝被生活裹挟、安排和驯化，主动质疑和追问世界的“理所当然”，批判性地打碎和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从这种角度看，因为“行动”，《上课记》里王小妮和自己职业对象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中国在梁庄》里梁鸿和故乡的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子和故乡的关系。“行动者”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写作者知识人的内心尺度。“行动”使他们的世界滋生出新意义，而“写作”则是在叙述中再造新世界。

是的，文学应该有书写和反思当代生活的现场的能力，智识者应该有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智识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处于怎样的位置？为谁发声，如何发声，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智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这个衣食无忧的女子，偏偏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所以她要“回到自己的村庄”，“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陈庆港不是专业作家，他的本业是新闻摄影，类似的例子以前还有拍“麦客”的侯登科、拍“人与土地”的阮文忠。早前陈庆港的《真相》写过慰安妇，这次《十四家》写“穷人”。陈庆港的“十四家”———甘肃省岷县寺沟乡纸坊村六社车应堂、车换生、车虎生家，甘肃省宕昌县毛羽山乡邓家村郭霞翠、王实明家，云南省镇雄县安尔乡坪子社小米多村水井弯社李子学、高发银、王天元家，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公所马四凹子村蒋传本家，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李拴忠家，甘肃省武山县马力县双场村李德元、王想来家，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七组翟益伟家，涉及四省七县七镇。我不需要按着地图找，就知道这十四家都在僻远荒蛮之地。写这十四家农民10年的劳动、收入、迁移、疾病、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精神生态等方面的生存和变迁，对他们的物质、精神极贫极困的真相“报告”，我应该是有着心理预期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他们的赤贫、未有穷期的赤贫震撼了。可以说，《十四家》是我们高歌猛进光鲜时代的“穷人之书”。所谓的“生存”，在这十四家，一方面除了极个别的温饱之家，所有的日常生存几乎就是为简单的口粮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贫瘠的隙地上望天收般讨口粮，或者背井离乡地讨饭、打工。他们，在乡者，忍饥挨饿；去乡者，有的被骗到黑砖窑黑工厂，有的客死他乡。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四家，只有极个别的成员有过偶然起意的盗窃摩托车的罪案。

盖亚特丽·斯皮瓦克谈庶民政治时曾经提出“该（the）庶民不能说话”的命题。一个“行动着”的写作者，他的工作不应该只是归纳、概括，而是要面对“该（the）”的“独一无二”，写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娟的《冬牧场》写了一群真正意义的“穷人”，一群赤贫却尊严地、忍耐地活着的“穷人”。虽然，我们仅仅把“行动者的写作”局限为让“穷人”说话，但在许多大众传媒将“贫穷滋生暴民、刁民”当做当然的逻辑向“穷人”大泼污水的当下，这些写作让我们想起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的：“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还不只是“对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至少首先要选择和正义、良知、尊严、善良、美好……站在一起。在这些写作中间“穷人们”都是我们时代真正干净、纯正的“良民”。“良民”即“穷人”，这使得“行动者的写作”往往有了一种苍凉、不平之气，一种写作伦理上的道义自觉担当。这是“行动者的写作”之立场之关怀所在。正因为如此，“行动者的写作”往往具有“声援穷人”的意味。这种声援不只是物质、道义之上的，而且是他们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人们的内心理解和体恤他们内心的无望和孤独，无论是陈庆港、梁鸿笔下的农民和打工者，还是李娟笔下的牧民，还是王小妮笔下的青年学生们，如陈庆港所说：“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公平地对待他的每一个成员。”

“穷人”在中国现代史已经缠绕了许多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因此，对“穷人”的声援并没有先天赋予，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具有合法性。但这些书里的“穷人”首先却是应该得到比现在还要广泛的声援的。那么，何为“声援写作”？我考虑的是智识者的身份和责任。“谁”声援“谁”？当然是智识者对沉默“穷人”的声援。为什么要在“穷人”前加“沉默”一词？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今天智识者也可能是经济、精神意义上的“穷人”，但却能够进行“丰富”“丰沛”地言说。他们是声音、言论的“富裕者”。而沉默的“穷人”，连言说的资格也可能被剥夺了。因此，“声援写作”强调的是能言说者对沉默者的道义、良知上的声援。就像梁鸿思考的：当代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某种误区？文学的“行动力”“批判性”表现在何处？它与人类整体生活和精神存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希望在文学中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血肉的关联，希望能启动自己内在的精神的痛点，以达到最终的“真实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显然，这不是这几个写作者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行动者的写作”的背景是一批智识者开始自我选择的“上山下乡”（我谨慎地使用“上山下乡”，强调行动者的独立、自由的选择，因为这个词有着太多灾难性集体记忆，对这场灾难的反思迄今远未完成），进行根植中国大地的乡村改造实践。

王小妮的《上课记》、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娟的《冬牧场》近乎“实录”，如果我们把它们看做散文，这些“行动者的写作”也是在重建散文文体的尊严。它们既没有对中国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也没有嗜痛炫痛般妖魔化中国，而且尽可能地褪去了“文人腔”和“文学腔”，去“实录”中国之一角的一些人一些事。“文人腔”“文学腔”里总感到和生活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隔膜。书斋里编故事，从江湖上看去，终是一派书生意气。不粗、不野，没有一股狠劲和杀气，很“贵族”很“山林”。当然，这差不多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病”。所以，我曾经多次重提“人道主义”，我认为：“人道主义”是好东西，知识分子的悲悯也是好东西，但那都是要有坚硬的骨、浓烈的血，才能撑得起，才能蓬勃和活顺。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记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混淆是当下中国文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比“慈善主义”更退步的是，“穷人”“底层”“弱势群体”在今天频繁地被知识界所劫持和征用，有时还不是智识者真的对“穷人”“底层”“弱势群体”抱有悲悯和同情。我不惮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如果不沉浸到“穷人”“底层”“弱势群体”中间，不是“声援”的精神立场，在今天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去谈论“穷人”“底层”“弱势群体”，远比讨论“富人”“上流”“强势群体”安全得多，也容易博得更多的掌声，当然也可以树立起更多的“知识分子”之“公共”名头。因此，那些“农村”的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式的过客是很难抵达今日中国“农村”之真相的，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予以穷人有力量的声援。

新世纪中国文学写“底层”写“穷人”弥漫着廉价浅薄的同情。这种庸俗化的“慈善主义”的文学表达在中国现代文学是有着自己传统的。从五四“问题小说”的“爱”与“美”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再到今天的“向往温暖”，现实主义一直没有能够被贯彻到底，甚至沦为作伪的“现实主义”。“慈善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因此，对于我们当下心系“底层”和“穷人”的知识人、写作者们，我们能不能先收起浅薄的“慈善主义”，而是精准、到位地将底层的真相说道一二？在这方面“行动者的写作”不约而同地都对源自智识的议论和抒情保持足够的警惕。“它是一个记录，虽然我会议论会抒情，但这次所谓文采，要让位于踏实真切的记录本身。”（王小妮）“议论容易陷于空泛，容易有观点和一元化和绝对化，当然，也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陷。”（梁鸿）“《十四家》整个文字中没有加入论议，一切外显的主体解说被弱化或者抽去，这样做只是想对叙事进行客观的原色呈示。书中的每段内容，都是正在行进着的生活的一个切片，不加附着物。”（陈庆港）

中国智识阶层一向有一种藏掖不住的居高临下的“得瑟”气。从这种意义上，夏榆所强调的“自我清洗”就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夏榆是当下作家中少有的把“黑暗”作为自己一贯文学志业的作家。此前我读过他的《白天遇见黑夜》，在夏榆看来：“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更多地像是某种清洗行为。我试图通过写作清洗生活和境遇加给我内心和精神中黑暗，以回复我作为人的本性的光亮；通过写作我清洗虚假的知识和伪饰的逻辑带给我的非真实感。让自己行于真、坐于实是我给自己的生活要求。”夏榆写人在矿场的劳作，写人在漂泊中的命运，也写强权对人的奴役，资本对人的剥夺，写底层生活的喑哑和无权者的屈辱。如他说：“是把它们看成是‘自由的试金石’，‘繁华的检测体’，‘文明的显示剂’。……我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从个人的境遇和经验出发，从个体的人类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光影和时间的刻痕。”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理解梁鸿所说的“行动的前提是谦卑。”而“行动之后”呢？李娟是自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微弱。李娟的《冬牧场》本来是《人民文学》资助的一个“非虚构写作计划”，这种计划本身就带有“下生活”的意思。在2010年至2011年的冬天里，李娟跟随一家熟识的牧民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生活了三个多月。这三个月里，李娟所体验到的不乏中国文学中惯于招摇的“边地”“异域”“他者”“传奇”，但李娟的《冬牧场》却只朴素地记录了她为这个家做的“背雪、赶小牛、赶羊、绣花毡、缝补衣服、解说电视内容”这些平易的事情，记录牧民困苦的生活；记录男女主人内敛隐匿的爱与忧伤；记录“我不能理解他，他也不能理解我”的深沉隔断。李娟的《冬牧场》说：“在这样的生活中，并不是‘体验’的时间越长，就越理直气壮。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犹豫和迟疑，越来越没有勇气……日日夜夜的相处，千丝万缕的触动，一点一滴的拾捡……知道的越来越多时，会发现不知道的也正在越来越多。这‘知道’和‘不知道’一起滋长。这世界从两边为我打开。”“总之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眼下的生活，谦虚谨慎，尽量闭嘴。否则一开口就是废话、蠢话或梦话。”或许这就是“行动者的写作”的最终意义吧。

得瑟的智识者们何时能够少说不说“废话、蠢话或梦话”呢？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编号10YJA751023）和2010年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编号10JZD0010）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