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写作

从梁鸿的写作实践，我们能够捕捉到知识界的新动向。而且对我个人而言，读梁鸿的《梁庄在中国》以及她此前的《中国在梁庄》也是一次极其私人的“自我清洗”的过程。这样的阅读能够回应我对自己的日常生存状态——亦即所谓大学教师（回避使用“学院知识分子”这个词）围绕着课题、论文、晋职等展开的工作和生活现场——的不满。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拘囿在书斋里的知识生产的意义何在？它完全不能使我和日日新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常识”和“真实”的联系。反而让感到和世界的断裂、脱节，每当枯守书斋，听着楼下由远及近的卖米收旧清洗煤气灶的喊声，生活就像空气中的浮尘漂起来。而梁鸿干脆让自己“在路上”了，写作拓展了他们生活的疆域。从下面的日志约略能看到梁鸿写作《梁庄在中国》走过的路遇到的人。

2011年1月和7月初，我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

2011年7月10日-18日，到西安。采访福伯家的大儿子万国、二儿子万立和其它梁庄人15位。他们在那里蹬三轮车，卖菜或做其它小生意。采访穰县、吴镇和其它县的一些老乡40余位。

2011年7月22日-26日，在信阳。采访梁庄老乡10人。他们在此地蹬三轮车，做工人。

2011年7月28日-8月4日，到南阳。采访梁贤生一家9口人，韩小海一家4人及其它老乡12人。贤生的大弟弟贤义在现代都市做了算命者，韩小海传销发财，都是传奇般的当代故事。

2011年8月13日-20日在穰县周边县城做调研，考察南水北调工程和湍水，考查穰县传统戏剧。

2011年8月25日-27日，到广州、东莞虎门。采访开服装厂的梁万敏一家，服装厂工人，采访在虎门开各种厂的和做工人的吴镇老乡18人。调查虎门小型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

2011年9月28日-10月7日，在内蒙。采访韩恒武一家12人和其它吴镇老乡10人。

2011年10月24日-30日，在青岛。采访梁光亮一家3人，王传有一家2人和其它吴镇老乡23人。梁庄人前后约有四十多人在青岛的电镀厂打过工。福伯的小儿子，我的同岁的堂弟小柱，在此地得重病，最后去世。

2011年11月25日-30日，2012年5月8日-11日，在郑州。采访富士康工厂和在富士康上班的梁平。采访梁东、兰子和其它梁庄人10人。采访大学毕业在郑州打工、居住在城中村的年轻打工者5人。

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在北京。利用周末，在北京郊区采访梁庄和吴镇老乡55位，举办工友座谈会，采访年轻工友30余位。

2012年1月14日-2月14日，北京-郑州-南阳-梁庄。采访梁庄打工者60余人。

2011年1月20日-25日，2012年4月22日-24日，厦门。采访安兜村，“国仁工友之家”，几家科技电子厂。采访工人约40余人。

2012年4月24-5月2日，到台湾。考察台湾农村农民的生存、精神和传统文化状态。

2012年5月3日-5月7日，在深圳。采访梁磊等4人。

说老实话，每年我遇到的人并比她少，但她却通过“走”和“写”的切实“行动”，让这些人和自己内心有了一种隐秘和贴近的关系。仅仅就表相而言，中国作家似乎“动”得并不少，“下生活”、“走基层”、“采风”……但这些热闹的“行动”，并不意味作家们对他们所抵达的世界就洞悉了然。当然，我并不认为作家的写作都建立在自己的私人经验之上，我也承认有的作家是有一种借助知识通向冥想和想象的能力。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家，如果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生活的当下构不成彼此激发的关系，这样的文学生态不能说是没有缺陷的；进而，如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知识者，他们所有的生活都被框定在他们的专业以内，我们听不到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声音，这样的知识界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因此，和我们沉湎书斋的生活相比，梁鸿是“行动者”，是有能力重组自己世界的人。拒绝被生活裹挟、安排和驯化，而是主动质疑和追问世界的“理所当然”，反思、批判性地打碎和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从这种角度看，因为“行动”，《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里梁鸿和故乡的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子和故乡的关系。“行动者”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写作者知识人的内心尺度。“行动”使他们的世界滋生出新意义，而“写作”则是在叙述中再造新世界。

是的，文学应该有书写和反思当代生活的现场的能力，知识者应该有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智识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怎样的位置？为谁发声？如何发声？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智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写《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的梁鸿，这个衣食无忧的女子，偏偏要“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所以她要“回到自己的村庄”，“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

“穷人”在中国现代史已经缠绕了许多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因此，对“穷人”的声援并没有先天赋予，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具有合法性。但这些书里的“穷人”首先却是应该得到比现在还要广泛的声援的。那么，何为“声援写作”？我考虑的是智识者的身份和责任。“谁”声援“谁”？当然是智识者对沉默“穷人”的声援。为什么要在“穷人”前加“沉默”的前缀。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今天智识者也可能是经济、精神意义上的“穷人”，但却能够“丰富”、“丰沛”的言说。他们是声音、言论的“富裕者”。而沉默的“穷人”，连言说的资格也可能被剥夺了。因此，“声援写作”强调的是能言说者对沉默者的道义、良知上的声援。就像梁鸿思考的：当代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某种误区？文学的“行动力”、“批判性”表现在何处？它与人类整体生活和精神存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希望在文学中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血肉的关联，希望能启动自己内在的精神的痛点，以达到最终的“真实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显然，这不是这几个写作者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行动者的写作”的背景是一批智识者开始自我选择的“上山下乡”（我谨慎地使用“上山下乡”，强调行动者的独立、自由的选择，因为这个词有着太多灾难性集体记忆，对这场灾难的反思迄今远未完成），进行植根中国大地的乡村改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