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治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摘 要】教育作为关乎民生发展的重要领域，其中存在着影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引发社会重要关切的突出矛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领域的治理方式亟须转变，依法治教无疑将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方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需要在明晰教育法治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教育管理实践的现实和问题，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从理念和行动层面共同探索出深化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关键词】教育法治化;理念追求;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3-0031-02

【作者简介】薛婷、魏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纵观历史，从“人治”到“法治”的治理方式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体现出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宏观上把握住“法治”这一关键性路径。教育作为关乎民生发展的重要领域，其中存在着影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引发社会重要关切的突出矛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领域的治理方式亟须转变，依法治教无疑将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方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在明晰教育法治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教育管理实践的现实和问题，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从理念和行动层面共同探索出深化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一、教育法治化的内涵

从字面来看，教育法治化可以理解为将法律规范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依据，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当符合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有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各类教育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教育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在理解教育法治化的内涵时，我们应该注意辨析几对概念的关系：“依法治教”与“以法治教”、“依法治教”和“以罚治教”、“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首先，“依法治教”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并不排斥管理和发展教育中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手段，而是强调综合运用这些手段，但无论运用哪一种手段，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其所强调的是以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和发展教育的依据和最高权威，而“以法治教”则比较强调把法律法规作为工具和手段来管理和发展教育，这并非“依法治教”的初衷;另外，“依法治教”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对教育管理权限的限制，强调相关权利的规范性与不可侵犯，是与行政法上的“控权论”思想相适应的一种模式，而“以法治教”则是与行政法上的“管理论”思想相适应的一种模式，它更加强调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与国家的管理权力，视法律为政府管理公民和行政事务的工具，政府的权力显然高于公民的权利，公权力与个人私权的强弱对比显著，这也并非现代化社会和教育现代化的追求。

其次，“依法治教”不能和“以罚治教”相混淆。鉴于中国传统的重刑轻民的传统，使得人们对法的认识产生误区，实际上，法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处罚， 它还有教育功能、评价功能、引导功能、保护功能等， 在教育领域法律的教育功能更是显著。如果把“依法治教”定位为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简单地以处罚来解决，即“以罚治教（校）”，无疑将依法治教简单化、片面化，颠覆其本质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导向。

第三，“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并非对立关系。“教育法治化”所依之法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良法，其中依然包含着以人为本所追求的尊重人、关心人，而不是仅仅以模式化的条文限制人，只是其所蕴含的尊重、理解、关心、爱护是以“法治”的精神为支撑， 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尺度。因此，可以认为依法治教的治理之路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也都是能够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法治化的制度建设

从法治制度层面看，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教育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教育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教育法治保障体系，即依法治教迫切需要形成教育实践与管理的可依之法、具体法律实施的执行体系以及执行反馈的监管，建构一套完整的支持依法治教的制度框架。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制定了8部教育法律、16部教育行政法规、70多部教育规章，各地制定了数以千计的地方教育法规和规章，我国的教育法律从无到有，教育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众法治意识日益提高，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过于笼统、略显滞后，基层教育实践无法可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教育法律法规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整体法治推进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和需要。因此，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依法治教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追求恰恰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首先，教育立法是教育法治在制度层面的基础。只有具备完备的教育法体系，才能使依法治教工作有章可循。当下，我们亟待出台一些法律来弥补空白，例如规范学校组织机构及管理活动的《学校法》、保障考试公平的《考试法》等。同时对一些现行的教育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学性、适应性。

其次，尽管相关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但囿于教育法律施行渠道不畅通、教育行政执法不足，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没有公正的教育执法制度，还是出现了校车事故、违规招生、经费截留挪用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执法体制不顺、教育执法机构不健全。在依法治教的制度体系建设中，亟待健全教育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在制度条文中明晰各自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改革和调整教育执法权的职能配置，明确哪些教育部门作为教育执法的主体，为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理顺道路。

三、教育法治化的具体行动

教育实践与管理行为是教育法治化过程和效果的最直接体现。在法治理念和制度保障的支持下，教育法治化的本质目标是通过各级各类教育行为主体的合乎公平、公正、正义的法律指向的行为促进教育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不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还是微观层面的学校治理以及教师和学生群体关乎教育的行为，都应符合合法权限、合法程序以及合法行为这一本质要求。当前，由于政府、学校、社会与利益群体权利与义务的混乱而产生的行为是很多教育领域问题的根结所在。依法治教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试图通过“法治”这一途径厘清这几者的权责划分问题。

首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其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行政的行动要求需要其努力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以政府自身的改革带动教育领域改革。对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就要求其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系统梳理职责权限，划定行为边界，减少审批及各种变相审批，把本该属于学校、社会的权力还回去，使行政行为都于法有据;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要把该管的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好，该协调的协调好。教育行政部门在做好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尽可能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赋予教育行为主体创新与发挥的空间。

其次，依法办学作为教育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各级各类学校的行为也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依法治校、依法决策、依法管理，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把依法治校作为学校内部治理的核心价值与要求。学校要充分发挥自，在承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学校章程，并形成以此为基础的学校规章制度，因为章程本身就是一个践行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具体的落实过程，要切实保证科学民主与透明公开。另外，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其行为也应响应依法治教的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带头遵法守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好法律赋予自己及学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学生需要接受系统化的法律课程学习，形成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