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中生的中国学年

4月18日上午，北师大二附中的一间教室里，55名十六七岁的美国高中生上了一堂不一样的中文演讲课。他们演讲的话题从中国的高考、孔子、中国和缅甸的关系到新加坡的惩罚制度，以及一个日裔美国孩子在中国的特殊感受，真实展现了他们在中国短暂的8个月里的所见所闻所思。

这是美国海外学年项目的一部分。在过去的48年里，该项目每年都会把200多名美国中学生送到其设在海外的学校，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学习，并组织旅行考察。这些人大多来自私立学校，其中约40%可以拿到奖学金。今年5月底，海外学年中国分校第18届学生，将结束他们在中国为期九个月的学习生涯，返回美国。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进入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

“这并不是结束，我一定还会回来。”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不止一位受访学生这样表达对中国的好感。

“从笼子中解放了出来”

赵子龙来自威斯康辛州的Shorewood Public school，―所公立中学。赵子龙当天演讲的题目是《方言》。他向他的美国同伴介绍中国方言的差异，认为方言是中国文化里最有意思的部分，可以通过方言来了解一个人、一个地方，―段历史。他即兴说了一段东北话和北京话，赢来台下热烈的掌声。

很难想象，这个戴上眼镜像极了哈利・波特的17岁男孩，在他八个月前落地北京的那一刻，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中文，连词语也只会讲最简单的“饿了”、“吃饭”、“睡觉”。

在街上，人们总会对这位金发小伙子投来异样的目光，他也乐于回答好奇人士的疑问：“我来自美国，我是北师大二附中的学生。”

刚来中国时，很多美国学生脑子里通常带着这样那样对中国的偏见。墨子文那时最害怕北京的空气污染。几乎每一个人听到他要来北京，都会说：“小心点，北京的污染太严重了。如果你在外面待太长时间，你会患上一种特严重的病，甚至很快就会死掉。”

飞机落地后，他紧张地走近舱门，慢慢地吸一口气，等一下，又吸了一口，结果，他确定自己没事――设有咳嗽，身体也没问题。

墨子文脑子里的那个北京有点落后：房子都是古老的，跟故宫一样漂亮；路上车比较少，出行必须走路或者骑自行车。结果来了以后，他发现北京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从中关村――“一个高科技的地方”坐车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圆明园，只需要花五分钟。

生活一段时间后，几乎所有学生都会纠正对中国的误解，但他们的美国朋友仍会好奇地问：“在中国骑熊猫是不是一种交通方式？”“你需不需要每天按的指示做事？”“只能用愚蠢来形容这样的问题，虽然几年前我也可能那样问。”赵子龙说，很多美国人还保留着上世纪60年代中国留给他们的印象：大家都唱《东方红》、穿列宁装。在来中国前，他的同学非常担心――他从中国回去后会不会变成一名共产党员。

赵子龙看过一些中国电影，大多是功夫片，与现实中国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荆轲刺秦王》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那部电影其实跟现在的中国是有关系的。那个人被杀死了，原因是如果他活下去，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危害。这和美国不同。美国人一般来说比较重视个人，但中国人可能会更重视整体。”他说。

而在安火山和贾瑞娜的想象中，中国人都没有自由。贾瑞娜听说中国人看电视的时候，电视经常黑屏。安火山从他妈妈的中国学生那里了解到，在中国没有办法上Youtube和Facebook。这些传言被部分印证，但他们都认为，“没想象的那么严重”。

安火山想象中的中国还包括：北京非常脏乱，路上都是垃圾，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到处是交通事故，空气污染很严重，每天都看不到太阳。半年多后，他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明媚的阳光，笑着说：“又是谎话。”他的同伴伊申明则说，与美国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把他们“从笼子中解放了出来”。

有中国家人惦记，感觉真好

美国海外学年项目最早设立于1964年，由美国菲利普安多弗中学、菲利普艾斯特中学和圣保罗中学联合创办，目前成员学校已经发展到28个，其宗旨是开阔美国高中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生活习惯。上世纪90年代初，该项目决定成立中国分校，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北师大二附中。

北师大二附中给美国学生提供教学场所、部分师资，协助他们获得留学签证，提供部分接待家庭资源，并为两国学生的交流提供机会。和其他中国学生一样，美国学生要穿二附中的校服，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两年一度的文艺节表演等。

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赵子龙都会在北师大二附学楼六层上课。中文课由有经验的中国老师教。根据不同的中文水平分成六个班，每班不超过10人。每个星期二，他会有一堂小班中文课，学生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英文、中国历史和数学课则由美国老师教，所得学分将会受到美国高中的认可。此外，由海外学年中国项目主任白茜授课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课，面向所有学生，内容包括中国当下时事。赵子龙还选修了古筝，在一次晚会上，他和同学表演了一曲《渔舟唱晚》。

每个美国学生都有自己的中国家庭。根据海外学年的要求，接待家庭距二附中应在骑车25分钟车程以内，得给美国学生安排一个单独房间，家长不经常去外地出差，而且每天下班以后能及时回家，让美国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家庭的生活氛围等等。入选的接待家庭每月可以得到2600元人民币，作为美国学生的生活费。

每天―放学，赵子龙便骑车回家――对他而言，那是比学校更重要的地方。他的中国妈妈叫周玉芝。8年前，周的女儿赵雯在北师大二附中读高二。她有一次看到美国学生们上课，课桌都围成圆形，和中国孩子大不一样。怀着好奇心，她没和妈妈商量，就填写了海外学年接待家庭的申请表。这让周玉芝有些措手不及：“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的家庭一下就国际化了。”

周玉芝至今记得那是2004年8月27日下午，当石老师喊到凯丽的名字时，一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深眼窝、高鼻梁的漂亮女孩向他们跑过来，和她拥抱。这个女孩，正是赵子龙的姐姐。

开学前夕，周玉芝决定为凯丽买辆自行车作为见面礼。她和先生专挑商店里款式新、价格贵的山地车，凯丽却坚持选择款式简单、价格便宜的普通车。“真没想到一个美国孩子能有如此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理念，原来我们的独生子女，全是被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惯坏了。”周玉芝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观。

第一周，周玉芝每天都接送美国女儿凯丽上下学，教她沿途车站名称，让她学写站名。她甚至模仿售票员报站的口音，帮凯丽练习听力，唯恐凯丽坐过站而迷路。一周之后，她让凯丽自己坐车上学，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带好家里的地址和联系电话，还告诉她万一迷路就找交警求助。凯丽却笑着安慰她说：“不必担心，迷路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经历，通过问路，我正好可以练习用中文和中国人打交道。”周玉芝听后，惊讶极了。“在中国，孩子走失，那简直是塌天的事，而凯丽对待困境，却能积极面对，利用每一个机会挑战自己，锻炼自己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父母对凯丽的细心照顾，有时候甚至会让赵雯心生醋意，但每当听凯丽叫自己“姐姐”时，她又从心里萌生出一股怜爱之情。凯丽也从周玉芝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中，体味着东方式的家庭温暖，她说：“有中国家人惦记着的感觉真好。”她也常常在放学途中给中国家人买一些水果，周末给家人和邻居做一顿美国饭。

“美国家长对孩子是推出家门式的爱，让孩子在各种环境中挑战自我，提高独立生存能力。而我这样的家长是搂抱式的爱，甚至不愿意孩子到北京以外的高校读书。”通过和凯丽的交流，周玉芝开始调整对女儿的教育方式。

在九个月的相处中，凯丽真正变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直到她离开后，赵雯的爸爸还常常坐在凯丽住过的房间的沙发上发呆。凯丽后来考上哈佛大学念英国文学，如今正准备升入医学院。一有时间，她便回到北京看望她的中国父母。赵雯大学毕业后也去了美国阿拉巴马留学，并得到凯丽一家的照顾，称呼凯丽的父母叫爸爸妈妈。两家人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中国孩子“好厉害”

凯丽一家堪称美国的“海外家庭”。40年前，她爸爸就曾参加海外学年的法国项目，至今每周仍和法国父母通电话。“西方国家发展逐渐减慢，中国却正处在上升期，到中国生活，有利于相互影响，增加对彼此的尊重，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恶性竞争。”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凯丽从中国发回的照片，让她的弟弟Hans非常着迷。凯丽还给他描述中国乡村和的生活――在那里，人们都信佛教，生活方式也和其他中国人不一样。早上8点，凯丽在看太阳升起，这一幕令Hans至今记忆犹深。

2009年8月，赵雯第一次造访这个美国家庭，给他们带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礼物，她教Hans认象棋上的汉字，给他讲棋盘上楚河汉界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有人的生活跟我大不一样。”Hans决定高二时参加海外学年项目，到中国去！

Hans的决定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姐姐的鼓励。来到中国后，中国妈妈周玉芝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赵子龙，并告诉他，赵子龙是三国时代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无论多忙，周玉芝都会抽时间陪赵子龙练中文。最初，赵子龙常常被一个句子憋得脸都红了，如今，他已经完全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们的话题从遥远的中东，到中国历史上的“”，无所不包。

这些美国孩子还和中国父母经常谈一些国际上有争议的话题，比如台湾和。贾瑞娜的中国母亲叫郇靖，她心里老绷着一根“民间外交”的弦。“我得告诉他们，普通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在她的影响下，贾瑞娜开始觉得，“”时期中国政府拆毁藏族人的寺庙是不对的，但如今，如果出去，对当地的经济和藏人的生活，都没有好处。

海外学年会给每一期学生安排三次旅行，一共30天，目的地大多是云南、贵州、甘南、福建等地的农村，学生们和当地的农民一起吃住，体验农村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他们还和当地学生一起学习。他们还一起过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放鞭炮、逛庙会、走亲戚，艾雪豹甚至跟他的中国妈妈学得一手包饺子的好手艺。

周玉芝每天都要抽时间和美国儿子一起读10页《许三观卖血记》，赵子龙读得很认真，书上做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他说，从这本书里，他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真不容易。

经中国爸爸介绍，赵子龙认识了一个河南的同龄人――他的父母在北京，以做琴为生，他却因为户口不在这里，不得不十几岁就离开父母，一个人回河南老家念书。他告诉赵子龙，河南是一个没什么机会的省，他得非常非常努力，否则就没有办法离开河南。“他好厉害，”赵子龙同时觉得，自己的运气非常好，这辈子也不会吃他那样的苦。

中国妈妈在“”中的经历也带给赵子龙极大的震撼。周玉芝的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中被打为“白专”典型，9岁的周玉芝被赶回河南洛阳农村。“那是Hans无法想象的。我们那不是物质上的苦，是对未来的迷茫。别人走到你面前时候，会吐你口水，因为你是‘黑五类’子女，你爸爸是枪押着回去的。我始终在找一条突围的路，但个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她时时处处表现，努力学习，做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恢复高考后，她为了去县里听课，早上4点多就起床，走两个小时山路去占位置，没有书，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

在赵子龙看来，周玉芝曾经遇到困难，比他这辈子可能要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大得多。“我的美国爸爸妈妈，到现在为止，甚至到他们死的时候，也不会经历那么乱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月，赵子龙和同学安火山要做一项研究，他们领到的题目是――外地人在城市的贫困问题。但去哪里找那些穷人却成了问题。在美国，无论多大的城市，总有穷人的聚居区，在北京，他们却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因而非常纳闷――“中国的乞丐都住在哪里？”

赵子龙直接去餐厅找服务员或者工地上的工人，问他们住在哪里。他还逮住任何一个可以和中国人聊天的机会，问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结束采访时，他反问记者，“你觉得中国会不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像西方的民主国家？”（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外学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