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成长中的“应当”和“必须”

《语文学习》2015年第12期刊登了杨先武先生的《从〈孤独之旅〉看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以下简称“杨文”），从人物的成长角度，杨老师认为人为制造的苦难，给杜小康带来的是摧残；孤独给杜小康带来了精神折磨。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杨老师认为，杜小康的“不抵抗”泯灭了人的抗争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沉沦”。从教学行为的角度，杨老师认为，许多授课老师在“苦难使人成长”的主题影响下，或误读，或诱导，会使学生在人生道路上重蹈“孤独之旅”的悲剧。笔者认为，杨老师首先否定了苦难和孤独对于成长的意义，只是探寻苦难和孤独的现实来源并对其进行表象批判；其次抬高了小说中人物的使命，认为“不抵抗”就是弱者，这一单向性的认识，过于简单，否定了人生境遇中退却的存在意义。甚至预见“挑战困难的训练”的意义大于“孤独”本身，“不该遭受的苦难”不应该重演，将孤独简单定义为苦难，并提出挑战和战胜，这种美好的愿景，剥去了小说内在的合理性，让小说成为某种教育意义的来源，实为不妥。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正视杜小康们成长中的“应当”――“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

在杨老师看来，杜小康辍学放鸭子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杜小康的辍学是因为杜父的过失和自私，以及杜母的不愿承担。这种迁怒于他者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断章取义的阅读方式所致。试问，杜小康在“红门”显赫一时的时候，锦衣玉食的生活，“男神”般的存在和骄傲，他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长启蒙中有无过失和自私？在芦苇荡杜父温情地和儿子谈着“胸中的未来图景”，连杜小康也开始“非常喜欢”那一群可能重振杜家的鸭子，杜父是面目可憎的？小说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的动态变化，人物性格在环境局限性中真实暴露，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生活的必然。其次是简单的因果推论所致，“这场灾难全部是因为杜雍和的过失酿成”，什么错误？杜雍和就是个油麻地的小商人，喝酒导致撞船，精明过度，只能靠红门撑足面子？事实上，油麻地的这一代人的身上或多或上都有这样的时代的烙印：桑乔的喜功，白雀爹的贪慕，谷苇的世俗。我们更应该引导学生理解小人物的命运，反思人生存的意义价值，而不是用这种寻章摘句般的寻找杜父杜母“罪证”的思维方式，对杜父杜母进行口诛笔伐，藉此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如果语文课堂多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意义重建，是意义颠覆，还是意义丧失？

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去了解杜雍和这个人物对杜小康的影响，但是不可以去过分强调这个人物对于杜小康的“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杜小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更是一个与周围世界联系的人。他的成长意义在于他的独立性的获得，他如何与曾经熟悉的唾手可得的丰富的物质世界隔离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获得什么？他会失去什么？他的生活意义在于他的联系性，他和油麻地的小伙伴，和油麻地的大人们，和学校书本课堂都渐行渐远，他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自己如何认识这种得与失？这也许才是重点，也未尝不可以成为开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草房子》中的孩子都在承受“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秃鹤的秃头让他曾经失去整个世界，纸月的身世让她飘落江南，细马一度拼了命想离开，杜小康的突变境遇，桑桑的恶疾……大人们何尝不是在承受呢，蒋一伦的爱情伤逝，白雀遇上了俗不可耐的提亲者，桑乔不愿意启齿的猎人经历，秦大奶奶的栖息地失而复得，温幼菊的“药寮”，杜家的天灾人祸……这些是经历，是故事，是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的必须？曹文轩先生在《追随永恒（代跋）》中说：“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①曹文轩认为，即使在当下，人在生活中，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在杨老师看来，书写者和解释者对生活的悲剧性理解都成了一种“宿命”论。那么，带有悲剧意义的生活价值在何处？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苦难就是一种宿命呢？首先，缺少“我配不上我的苦难”（索尔任尼琴语）之自省意识。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直面苦难的人生往往与世俗社会成仁成圣的价值观相对接，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就是草芥人生的代名词，在人生苦难中找到了外界的精神认可和精神评价，苦难才配得上意义和价值。其次，我们忽略了人成长的过程中苦难与成长的自觉生发的过程。大江健三郎在《致新人》中讲述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处情节的设想，“发表深切怀念死去少年的石头旁演说的阿辽沙，十三年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听演说的少年后来怎么样？”②，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回忆带到生活中去，他会一辈子得救”。③

二、孤独是人的“必须”――对“孤独”本质理解 和“孤独意义”的合理阐释

杨文认为“对于心理承受较弱的未成年人，最害怕的是孤独”，进而推断出“杜小康在“孤独之旅”中得到了锻炼，但他受到的精神伤害是难以抚平的。他的孤独在于无法与父亲交流，最大的精神打击在于学习权利被剥夺。这里不妨深一处想，孤独只是无法与父亲交流，还是学习的权力被剥夺？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红门（二）》中有关杜小康在“孤独之路”前的内心世界。首先是个人存在感的消失――小卖店关闭，杜小康退学，家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油麻地的中心，自己的地位大跌。其次是寻找存在感――仍然是衣裳整洁，或带父亲看病借钱，或在学校附近大声唱歌唱戏，打听学校的事情，又装作无所谓。再次是自我个性的失去――讨好着帮别人捞书，为了自学而偷书，不再注意外在形象。这里有一个问题，此时的杜小康孤独吗？在“孤独之旅”尚未启程时候的杜小康，活在油麻地的人群之中，也不乏有乡人的同情，有桑桑们的侠义，但他是孤独的，孩子的他，一下子失去了以前的东西，没有人告诉他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失去一个世界并不是孤独的，但是对于渴望回到原来世界中所引发的不可得到的向往和想象，是凄美而忧伤的。而这些无法实现的向往在孩子的内心会酝酿为不可告人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外显形式使得他在人群之中，异常亢奋和反常，甚至产生“坏心眼儿的能量”，这是一种具有破坏力的孤独，让人害怕。在油麻地的喧嚣之中，杜小康用孩子的方式努力寻找失去的世界之时的孤独感和荒漠感，是更大的孤独，这个无法走出的孤独之旅，与人群无关，与自己有关。

与父亲的一同憧憬着鸭场生活，与母亲的凄凉告别，对前方的无限向往，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在人群之中的孤独感。远离家乡只有父子二人的时候，路途中的忐忑不安，与父亲无法交流的痛苦，是陌生，是探寻，并非只有孤独。他忽而喜欢小鸭子，忽而想上学，忽而在风中沉睡，忽而想起油麻地。芦苇荡中的生活，平静单调；有惊喜有失落；有失望有点燃。芦苇荡中有白白的水，也有变幻莫测的暴风雨；有对失群的鸭子的担心，也有对鸭蛋的美好向往；有和父亲的沉默不语，也有和父亲的捡蛋比赛。这些经历中杜小康还是杜小康，有了杜小康自己的故事，此刻孤独是一种个人世界，这种单一性的生活，会让局外人（世俗人）觉得无聊孤单，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这种孤独感中多种生活的图景和生活的幻想，是属于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和体会。人在这个时候是矛盾和孤独的混合体，但是也会成为生活的真正体验者，这种体验远非是在顺境中、喧嚣中是能体会、能丰富的。这里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只有孤独本身的价值。在孤独之旅的行舟中接受生活的真实，抵达生活的另一种风暴，它所呈现的恰恰是走出性格变异式孤独的生命状态。“因为，造成旅行代价的是恐惧。它粉碎了我们身上的一种内在背景，不再可能弄虚作假……远离曾经的生活，失去了一切救助，伪装被摘除，我们整个暴露在自身的表层上”④――最终，杜小康从孤独之旅回来了，带着鸭场覆灭的结局和病重的父亲，在学校边摆摊，这个曾经有点优越有点酷的“优等生”找回了生活中的自己。

乡村之中孩子的孤独感固然有杨文所说的无人陪伴的孤独，这种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中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杨文不赞同“在孤独中完善美丽人格”，但实际上并没有指出一条更好的路。孤独一定会异化孩子的内心吗？《草房子》中的秃鹤、纸月、细马等人物，都一度在封闭的油麻地失落孤独地活着，但是孤独并没有异化孩子的内心。秃鹤不计前嫌，危急时刻扮演杨大秃瓢，“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细马在车开出后一个小时，眼前不断浮现的是马二爷和油麻地，毅然决然地返回。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直言：“我整个儿童时代都是在孤寂中度过的，但是我并没有被惯坏。”⑤

三、“自然”意义的价值以及对命运“不抵抗”的本质探讨

杨文认为“为了烘托杜小康的成长，作者以文学家十分擅长的笔法描绘了杜小康找到失散的鸭子后雨霁天晴的美景”，还认为“作者刻意安排了鸭子下蛋的情节”，认为杜小康的成熟是以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换来的。

首先，我们要思考自然启示与成长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先回到《红门（一）》之中，杜小康更多的是生活在人情的社会中，同伴们羡慕他有自行车，怕他是因为家里欠着杜家的账，围着他是因为他家里有好吃的柿饼，因为杜家能够提供演戏的道具，连老师都有求于他……在人情社会中杜小康骄傲的生活着，从来不用去思考与自己无关的任何事情，在人们的赞扬声中精致地长大。这种精致，容易塑造，更容易摧毁。在自然世界中，杜小康可以充分地打开生命的器官，享受一个乡村少年的自然生活：“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用劲嗅着。”他还可以在自然世界的陌生之中，更好地体会和父亲的亲密的关系：“他紧紧地挨着父亲，并且迟迟不能入睡。”“他们各自创造和共同创造了许多消解孤独的方法。”他可以在自然世界中，在对鸭子的生存关爱之中找到生命的喜悦，自然对人的成长启示的意义价值，是缓慢的但也是恒久的。大自然会使用经常不断的“诡计”和巧妙的节约办法，把启示给人，又把成长的人据为己有，这便是“自然之子”。“在那里，我感觉生活中的任何不幸都无法降临到我的身上――没有自然不能修补的耻辱和灾难。”爱默生高度赞美自然给孤独灵魂的启示。自然对人的启示，怎么就只是景物描写的背景，甚至成了廉价的命运安慰？蒋梦麟先生在自传体著作《西潮》中写道：“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可能完全改观。”⑥缺少自然训练和自然生活的孩子，导致“一块石头引发的血案”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对于杜小康，学校教育究竟给他了什么？孤独之旅给了他什么？杨文中一再提及学习的权利被强行剥夺，对杜小康是致命的。“如果没有这场苦难，谁能说杜小康不成为某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姑且不提杜小康曾经用贿赂的手段重新夺回班长的经历，单来看什么叫做出类拔萃的人才？杜小康摆摊谋生时，桑乔就在廊下说：“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当初整日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的孩子，在家庭变故后，能够正视家庭的变故，承担家庭的责任，在孤独之旅后，竟然没有一丝卑微的神色，抓紧了好朋友桑桑的手，“使得桑桑都感到一丝温暖”。成长，不仅仅在学校发生。学校在窗外，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事实。杨文中说“杜小康缺乏和不合法的行为大胆抗争的勇气……人格被严重扭曲（由反抗到顺从到满足）”不反抗就是不健康？这种批判性思维，令人费解。杜小康是不是应该到相关部门状告父亲杜雍和不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用童工才算得上反抗呢？成长不是简单的学会反抗，更不是生出一股子戾气。成长小说的魅力在于揭示出成长过程中的生命价值。奥兹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生长在犹太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经历了痛苦的家族记忆、战争、走失、丧母、半奴化的复国教育，但是“和解与宽容”“沉默与惭愧”让主人公逐渐体会到“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的意义价值。体察人心，体察他人的价值与自我成长之间的关系，是成长的必修课。“不抵抗就是不健康”的简单归因，正是长期以来斗争意识的简单化标语化所致，更是“忽略他人价值”“否认他人价值”的意识导致的。

批判性思维是以理性和开放性为核心的理智美德和思维能力的结合，在教学价值与文本价值的合理性中建构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立场，寻找理性和开放性之两翼尤为重要。《孤独之旅》的文本价值何在？“1962年8月的这个上午，油麻地的许多大人和孩子，都看到了空中那只巨大的旋转着的白色花环。”这是一个寓言性的结尾，是告别和铭记，是曹文轩对成长的另一种意义阐释――正视成长中的“应当”和“必须”。也有曹文轩对成长这一话题的永恒期待――“从前”也能感动今世。通过体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贴近文本本来的价值，反思这种存在的“应当”和“必须”在当代困境，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关注《孤独之旅》的教学价值。

参考文献

①曹文轩：《草房子》，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287页。

②③[日]大江健三郎：《致新人》，竺家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④[法]加缪：《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页。

⑤蒋梦麟：《西潮》，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⑥[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巴金 、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作者通联：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