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6 20:21:23
关键词 博弈论 课程教学 经管类本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博弈论课程教学的特点
博弈论原是现代数学的分支之一，因此博弈论和数学的结合非常紧密，博弈论通常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研究现实中理性决策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它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基本的元素，以集合的形式描述问题，以函数形式刻画关系，并通过严谨的数学证明得到最终的结果。因此，一般来说在学习博弈论之前需要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微积分和概率论知识。另一方面，博弈论是一门实用性、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其应用领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到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领域中的冲突与合作。博弈论综合了大量的一般原理，这些原理在不同背景和应用中是相通的，而通过博弈论的学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本质，还可以丰富学生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
2博弈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学手段单一
由于博弈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而博弈论学习过程中复杂的博弈分析过程往往和数学推导过程交织在一起，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很容易将博弈论作为一门数学课对待，授课方式采用讲授式，课堂教学变成了数学推导，学生听课倍感吃力，无法与老师形成良性的互动，这很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同时，课堂教学如果过分强调数学推导，也会使学生的注意力过分地被吸引到数学推导上而忽视博弈过程的分析，进而影响学生对于博弈思想的理解，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2.2理论教学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撑
博弈论是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的一门学科。对于经管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博弈论课程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将所学习的博弈论基本思想、理论及方法，应用于分析现实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博弈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各种应用，不仅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掌握博弈论抽象的数学模型，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博弈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目前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理论，重视数学推导，案例分析相对缺乏，这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博弈论的兴趣，更不利于提高学生应用博弈论的能力。
2.3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验教学
经济学类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教学方法，都可以引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和探索精神，培养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就博弈论课程而言，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和组织适用于教学目的的实验，让学生作为被试参加实验，的确是有助于学生理解抽象的博弈理论，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但是，目前很多教师认为经济学类课程作为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做实验，而且博弈论的课程内容是理论性的，实验教学可有可无，以致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学呈现出“填鸭式”灌输状态。
3完善博弈论课程教学的建议
3.1注重思想传授，简化数学推演
学习博弈论的经管类学生大多为文科生，其人文知识比较丰富，但数学知识相对薄弱，因此他们往往对定量分析不感兴趣甚至抵触。因此，对于博弈论教学中一些较为复杂的数学推演，只需要简单介绍其基本过程。譬如，对于博弈论中的一些核心理论，如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和多重性等，要进行阐述或证明对于经管类学生而言是极为复杂的，因此在教学时完全可以弱化复杂的数学表述过程，尽可能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这些理论的含义，避免学生因为复杂的数学运算而降低学习积极性。
3.2丰富案例教学，加强与学生互动
就从本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要求而言，博弈论的教学应该将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基本建模方法和基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博弈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案例的选择要尽可能多源化，覆盖更多的学科，来自经济、管理、军事、历史、体育等方面的博弈事例都可以作为案例进入教学。同时，可以结合当今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医患关系、食品安全等问题也都进行案例教学，从而使学生感觉到博弈论是能够解释并解决现实问题的。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尽可能地围绕教学主题寻找可供学生参与的游戏，如运用“猜数字”游戏让学生体会博弈中的奥妙，进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3.3引入实验教学
博弈论是实验经济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经济学家对博弈论中许多著名的模型都进行了实验，出版了很多实验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博弈论课程中的实验。一般来说博弈论课程中的实验都属于验证型实验，即为检验理论所设计的实验，通过实验环境的控制，揭示出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选美博弈实验、公共品供给等著名的博弈实验的引入，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博弈论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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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囚徒困境 规则 主体间性 理性
一、关于理性人和囚徒困境的介绍
囚徒困境这个事例常常在有关博弈论的讨论中出现，它最主要贡献是突出反映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并且在目前学界的讨论下，这一冲突似乎尚未能得到完美的解决。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该博弈的前提――理性人假设出现了问题，而是基于囚徒困境中或者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定在不同条件（规则）下的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分清这一前提在不同背景知识下的运用，一方面保证了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能够用逻辑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方式解决（找到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事件的解决结果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条件与知识背景）。“‘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是博弈论的公设，然而理性人的假定存在许多博弈困境。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反映的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潘天群《博弈论中理性人的假设困境》，《经济学家》2003.4，）。
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或翻译成共同知识）。（潘天群《群体推理的逻辑与群体理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9卷第4期）。
有关囚徒困境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假设有A、B二人，因为偷盗被警察抓捕归案。为了防止两人串供，因此将两人分开审问。这时A、B二人均面对了两种选择，一是招认，二是不招认。例如，对于A来说，A面临着招认与不招认的选择。我们可以假设，如果A招认，B可以选择招认，也可以选择不招认。当A招认B不招认时，A当场释放B判刑8年；当A招认B也招认时，各判刑5年。如果A不招认，B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当A不招认B招认时，B当场释放，A判刑8年；当A不招认B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
同理，当审问B的时候，只需要参考上面的过程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答案。
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一个表，用来表示上述的过程：
以A为例，对该博弈进行分析。
由于参与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且为公共知识，那么A会有如下的思考：
当B招认时，A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招认而A不招认的时候，B被当场释放，A被判刑8年；当B招认A也招认时，B与A各判刑5年。判刑5年远远好于判刑8年，因此，当B招认时，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要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当B不招认时，A也可以选择招认或者不招认。
当B不招认并且A也不招认时，两人各判刑1年。当B不招认而A招认时，B被判刑8年，A被当场释放。A基于理性人假设作出了以上的推理，显而易见的是，当场释放要好于判刑1年。为了使自己收益最大并且损失最小，A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因此，不管B是否招认，A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招认。
同理，作为一个理性人，B也会按照A的思维模式那样作出选择，答案是――毫不犹豫地招认。
两人均招认就是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点。很明显也很抱歉，通过理性手段进行推理，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但是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在我们看来，两者均不招认各判刑1年的损失要远远小于两人各判刑5年，或者单就A或B一个人来说，当场释放的收益要明显地大于个人的判刑5年，因此，在某些人看来，理性的参与人在这个博弈中并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相反的，个人理性在这个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成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难”决策。
二、“囚徒困境”博弈的潜在规则，以及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及其规则变动
应该得出的一个认识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个“囚徒困境”博弈属于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它本身所具备的规则与阿克塞尔罗德所做的实验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与重复性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规则区别。为了便于分辨，我们依次将上文的两个囚徒困境博弈分别简称为Game1与Game2。
G1应该具备以下的这些规则。
（1）对策者（谋求合作的双方）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实施威胁或作出许诺。由于对策者不会许诺他们自己采取某种特定的策略，因此每个人都得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所有策略。此外，每一个对策者都可以使用所有可能的策略。（2）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定对方在某个特定的对局中将如何选择，这就消除了使用元对策”分析的可能。“元对策”允许诸如“选择与对方相同的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消除了通过观察对方与第三者局而形成某种信誉的可能。因此对策者唯一可利用的信息（积累的知识）是他们相互作用的历史。（3）不能消灭对方，也不能放弃对局，因此对策者在每次对局时只能选择合作或背叛。（4）不能改变对方的收益值。这个收益值已经包括了每个对策者关于对方利益的考虑之中。（周海林《“合作”的条件与机理――从囚徒困境谈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软科学》2001年第15卷第3期）
我们可以试着列出一个表格，以更清晰地对几个步骤中的规则的区别作出清晰的划分。
博弈前（step1）博弈中（step2）博弈后（step3）
［?摇?摇?摇?摇?摇?摇一次博弈的完成?摇?摇?摇?摇］
对于G1的第一条规则，G2由于是重复多次的囚徒，将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阿克塞尔罗德所提出的例如宽容性和可激怒性就可以在step3之后体现出来。可激怒性可以简单地看成是规则1中所说的实施威胁。当参与博弈的双方A和B进行一次博弈时，A作出不合作的决定时（第一次博弈），B在step3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是下一次博弈时（第二次博弈），可以选择不合作，对A进行威胁，表示自己是可激怒的。这里的威胁，是分属于两次博弈的，而这在一次性博弈中明显无法做到。宽容性也同样如此，当A表示悔过（在第三次博弈选择合作时），B可以立即在step3中得知，并在第四次博弈时原谅A，作出合作的选择。当然，如果仅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在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次次不合作才应该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次次不合作这个策略的得分明显低于某些策略，并且选择这个策略的人并不是绝大多数，理论和现实有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G1的第二条规则，同样也是如此。一次性的囚徒困境G1作为某个特定的对局（特地被警察隔离开而无法串供），博弈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将采取何种策略，从而致使使用“元策略”的可能性变为0。G2作为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由于能够清楚地知道对方在每一轮的选择（指已经选择过的步骤），因此可以对接下的自我的选择和他人的选择做出推断。甚至像“一报还一报”策略直接选择与对方上一步策略相同的策略。还有的参与者对博弈对手的合作与不合作的次数进行概率计算，并由此作出自己的选择，如道宁策略，这在G1中是无法出现的。阿克塞尔罗德甚至做了两次重复多次的囚徒困境实验，这样对于G2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可以基于与自己的博弈对手相互作用的历史，更可以基于博弈对手与参与这次试验的每一个人的相互作用的历史。道德博弈中所说的个人信誉问题在这里凸显出来。
总的看来，在step1中，作为囚徒困境的博弈参与者A可以了解到B以往的策略选择以及信誉问题，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身策略的选择。例如贪婪的策略在面对比较仁慈的策略时，总是比较占优势。并且在step2中，A与B可以看到对方是如何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到step3之后，选择宽容还是惩罚――合作还是不合作。
从step1到step3就显示出主体交互性在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因为G1中，G1（step1）到G1（step3），A与B做为博弈参与者并没有真正的形成交互（双方被隔离了），即主体间性。而在阿克塞尔罗德的试验中G2（step1）到G2（step3）中，博弈的双方A和B不但互有信息交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我决策的选择。
三、主体间性对囚徒困境的影响
主体间性从定义上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
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这里就不一一详细叙述。
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奥曼曾经给博弈论下过一个非常描述性的定义：博弈论是“交互的决策论”，其定义十分简洁凝练。展开来说，博弈论是研究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行为者采取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换言之，一个经济主体（行为者）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所以用“交互的决策论”来描述博弈论可谓言简意赅。（张践明《“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知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34卷第6期）
而交互认知是主体间性的具体化例证。在重复囚徒困境这个博弈中，就充分地体现出交互认知的重要性。
如step1的中，博弈的双方可以对彼此过去的决策选择进行详尽的考察，基于生存博弈的道德博弈也可因此而建立起来。双方的私有信息（在这里可以简单地看做自己和对方的博弈历史选择）是否可以交换，交换的方式与程度，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来的决策。阿克塞尔罗德进行第二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建立在双方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合作应该如何产生，知己知彼是源于上一轮的博弈参与者参与博弈并决策的历史。这样就把双方的私有信息公开化，变成了公共知识。
在step2中，G1博弈双方从完全不知道对方做出什么决策发展到G2可以看到对方的决策，这又是一次交互的行为，由于是多次重复博弈，step2的交互致使博弈双方A和B不仅仅看重眼前的利益，更会看中将来的利益，从而使合作有可能发生，当然其中也包括从不合作决策与报复性决策等。
在G2（step3）中，A或者B完全可以借由这个环节来告诉对方自己对于对方的选择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并在以后的多次博弈中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对方同样可以表达出来并由此形成第三次交互。
还是拿一报还一报策略进行说明。A使用策略未知，而B使用的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设在第200次博弈中（我们称为N1、N2、N3……），A选择不合作，B选择合作，G2（N200（step3））中，B发现A不合作，并想表达自身的不满，因此立即在G2（N201（step2））中选择不合作以此来警告A。A在G2（N201（step3））中感受到了B的不满，如果双方进行了重复多次的博弈，A通过G2（N202（step1））回顾双方合作的历史发现，B对于犯错的人具有宽容性，于是立即在G2（N202（step2））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悔过，B在接下来的步骤中感受到A的悔意，在下一次的博弈中选择合作表示自己知道并安慰A……从而形成了重复性的三次交互、信息交换。当然，以上的只是基于交互理论的假想，但是在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中，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双方固有的策略选择看作是电脑程序的自动化，而应该看作是在理性人基础上的信息交互，从而修正自己的策略。
四、结语
可否像人工智能体Agert那样在博弈中具备自主交互的学习参与博弈的理性能力，并由此改变自己的策略？
有关新型智能体Agent的设定，有这么几条可以作为囚徒困境这个博弈的参考：
①能够面向陌生状态与不确定性，积极主动地进行认知与行动。②每个智能体都有自己不同的知识背景、心智品质、能力与个性，甚至具备诸如友善性、真诚性等人类特征。它的这些能力与特征都不是被设定为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能动的自我更新。它不是在一个一步到位的、静态的模式中模拟智能，而是在一系列过程性的、动态连续的进程中发展智能。
如果在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的理性人设定中附加如上的设定，是否可以使G2更加地清楚明白，更容易地走向合作？
当然，以上的附加只是基于多次重复囚徒困境的假设。面对G1的一次性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我们只能持以悲观的态度。
宾默说，理性参与人的独立选择行为又会产生非帕累托效率的结果，这并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囚徒困境的规则不利于实现理性合作，就像把一个人双手反绑之后要他表演手技一样。因此，不要希望在囚徒困境规则约束下理性参与人会成功地达成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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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别对国内外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讨论有关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理论渊源、发展情况及存在的挑战与演化博弈论在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知识型员工 监管激励 演化博弈 研究综述
1 前言
随着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竞争的到来和加剧,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但是,就目前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即如何监督、激励等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正是基于此,我们选择“企业中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演化博弈分析模型”作为研究方向,针对企业中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期望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2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和特征
2.1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即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
概括来说:知识型员工是凭借自己所受教育,实用脑力劳动创造价值,与一般员工相比,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拥有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知识资本增值,并以此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2.2 知识型员工的特征
(1)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愿望,他们往往更加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往往更加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展示自我价值。
(2)对权威的蔑视性,知识型员工由于渴望展示自己的价值,往往表现出权威的蔑视。
(3)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由于知识型员工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本,因此往往主观上不愿受制于人。他们更强调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引导和自我发展。
(4)学习愿望强烈,富于创造精神。他们喜欢做前沿性、挑战性的研究,在易变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发挥个人的资质和潜力,创新是他们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3 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3.1 国外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1)提出了知识工作的概念: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知识型员工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型员工本身具有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能力。知识创新能力是知识型员工最主要的特点。此外,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一种思维活动,知识的更新和发展往往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适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知识型员工兼具知识型、创造性、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加拿大的著名学者、加拿大优秀基金评选主审官弗朗西斯.赫瑞比(2000)认为:简而言之,知识型员工就是那些创造财富时用脑多于用手的人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值。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员工监管激励在管理界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出,企业界和管理界就对监管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3.2 国内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张伶,张正堂(2008)认为虽然双因素理论和工作特性理论都说明与工作有关的内在激励因素对于员工行为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双因素理论因素中关于“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划分是模糊的,而不同学者对于工作特性唯独的划分也是模糊的,因此,他们基于知识型员工的特性分析,提出内在激励特性包括工作自主权、晋升机会、上级支持、人与组织匹配等4个方面,并建立了这些内在激励因素对知识员工工作态度、工作绩效影响关系的假设模型和以苏北地区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工作自主权、晋升机会、上级支持、感知的人与组织匹配通过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郝敏怀(2009)从如何培训开发、职业生涯规划和薪酬激励等方面针对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这一典型的知识型员工的人才激励策略进行了探讨,同时认为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满足专业技术人员各个层面的需求还必须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实现多渠道激励。余莉(2009)通过阐述激励的机制和基本理论,在分析研发人员个性特征和主导性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研发人员的激励方法策略,其指出在物质激励中的薪酬激励的设计上,既要注重刚性工资的竞争性、成本性,更要突出激励性因素的作用,加大基于绩效的弹性工资力度,并且在这方面拉开差距。
3.3 对国内外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评价
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监管激励的研究主要是沿着监管激励的作用机理展开,在分析诸如专业技型员工,科技研发人员这些典型的知识型员工的特征的基础上,分析激励因素和激励过程,建立监管激励模型,监管激励模型基本上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以主客体的博弈研究各种监管激励机制。但目前对于监管激励模型的构建大多都是基于传统博弈论 ,传统博弈论假设行为主体都是具有完全理性即行为主体始终以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具有各种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具有在存在交互作用的博弈环境中完美的判断和预测能力,不会发犯错,不会冲动,没有不理智。很显然,现实世界中这种假设通常是得不到保证的。同时,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的情况下,学界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演化博弈机制尚不多见,因而本课题采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行为主体采取有限理性的假设,即行为主体被假设为程序化地采用某一既定行为,他对于经济规律或某种成功的行为规则、行为策略的认识是在演化过程中得到不断地修正和改进的,成功的策略被模仿,进而产生出一些一般的“规则”和“制度”作为行为主体的行动标准。在这些一般的规则下,行为主体获得“满意”的收益,这与现在情况更符合。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面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构建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对企业和知识型员工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类讨论,找出政府、企业和知识型员工三群体类型比例变化复制动态关系,对如何有效监管和激励企业知识型员工提出对策和建议。
4 基于演化博弈论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思路
本课题将通过基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理论,打开对企业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新思路。
4.1 演化博弈论基本理论的概述
在传统博弈理论中,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且参与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的,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人来讲,参与人的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的条件是很难实现的。在企业的合作竞争中,参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环境与博弈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信息不完全和参与人的有限理性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与传统博弈理论不同,演化博弈理论并不要求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要求完全信息的条件。有限理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蒙在研究决策问题时提出的,它是指人的行为只能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达到”。威廉姆森在研究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时,对有限理性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人的有限理性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知认识能力限制,它包括个人在获取、储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人的有限理性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语言上的限制,因为个人在以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语句、数字或图表来表达自己的知识或感情时是有限制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到所必需的词汇,或许是因为这些词汇还不存在),不管多么努力,人们都将发现,语言上的限制会使他们在行动中感到挫折。从这两个方面而言,完全理性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近年来博弈理论的新发展,最初产生于生物学领域。它放弃了传统博弈论的充分理性假说,将生物体视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的当局者,它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进化,合理解释了某些生物习性的形成。随后,经济学家将之引入经济分析中,将人也视为有限理性的生物体,认为社会制度并非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大量有限理性的个人在相互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态,它们不断被保存下来,又不断向前进化,即在所谓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的产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起因于博弈论中关于理性行为人的假设与经济应用中行为人“试验——失误”(即试错法)学习过程相偏离的事实而引发的。
4.2 基于演化博弈论方法的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思路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的情况下,学界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博弈机制研究尚不多见。正是基于此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构建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行的监管激励措施,从而能最大程度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期望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监管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5 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简要概述知识型员工的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理论渊源、发展情况及存在的挑战与演化博弈论在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演化博弈理论摒弃了博弈论完全理性的假设,比博弈论能更好的解释和分析现实中的经济和管理问题,因此,期望通过对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监管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从而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上迈出更加深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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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进步不再是自然界无目的、无明确方向的演化，而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斗争思想演化成了改革开放，又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演化成了心物二元论的博弈实体文化。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的文化世界。《博弈圣经》对精神作了陈述：“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在每个人精神上的活动会制造一切文明，并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有重要影响，它的各种观念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扎根于人民心中。它为生产力的博弈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它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潮流，迎接全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在具体问题上，它把正理作为经济行为的导向，用道德与博弈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文化融入这个社会的文明之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民族的未来。
我们应该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博弈圣经》对内涵曾这样描述：“内涵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把它的精神内涵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归为一个博弈实体，然后用科学精神、用心物二元论的平行法则实践区分出实体与性质，以此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任何矛盾和斗争的文化形式，都是一次向前，矛盾论却有可能使经济停顿。未来的经济不完全是掠夺经济，而是道德与博弈经济，也是博弈实体经济。博弈实体知识论就是区分，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因而，谁掌握了博弈知识论，谁就掌握了个人的先进生产力。这样，他会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集中起来，展开竞争，追求民族个性、民族自信、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民用道德与博弈的知识权衡利弊，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大小、多少、好坏，从而作出正理的选择。不能再用矛盾论这种简单的方式认识事物，而应该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内涵，识别博弈实体的文化和更复杂的问题，在学习实践中培育高层的知识水平。高层应该不断拓宽科学发展观的帕累托边际效应，更快地利用更多的效应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理解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弈实体，让每一个人懂得和博弈实体的关系，从而更加巩固执政的地位。:
当前，要把科学发展观来自大自然的科学成分更快地形成理论，因为忠诚的民众迫不及待地需要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在应用时变得迟缓、勉强，就会有人在犹豫中给以讥笑。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如果让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解释就会形成理论，如果让一个原始的部落解释就会形成宗教，如果让一帮虚伪的人解释就会形成口号，如果让忠诚的人民解释，他们就会变成实干家。《货币的威力》一书中曾说：“忠诚的价值是让你兴盛的法则。”我们先不要评价民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忠诚和信仰，而是先看高端专家在讲坛上能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用情感、用真诚表现出语言的节拍。《博弈圣经》上说：“诗人的情感，画家的情感都是语言节拍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不是无意的，但人们也不会忘记语言节奏，最终会接近节奏的发源地。也许自然界就是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无声不动的东西也有声乐转化来的效果，刺激着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动作。眼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要借助一种媒介就会产生节拍的效果，节拍是人接受外来信息的最基础形式。”那些自我培育而成的各路科学家，应该用深思熟虑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节拍，表现出生动、鲜活、掷地有声的科学发展观概念，表现出成熟甜美的科学发展观文化，表现出治国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教育。
人类越是朝气蓬勃，需求越是简单。科学发展观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简明的问答形式，即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观念，什么是正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博弈。今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一个创新或纠正偏差的过程，也是文明的发展过程。只有不断地吸收各民族之长，借用各种内容和形式，帮助民众理解和信服简明的理论，民众才有兴趣，才会信仰。
简单地说，博弈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谋取利益而竞争。一般来讲，博弈并不关注目的本身是否正义与合理，而是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和策略，这种达到目的的行为和策略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博弈就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而经济学又是一门与道德无关的学问――事先预测到对方的痛苦后自己做出妥协是道德，事先预测到自己的胜利后决定继续竞争是博弈。
《无知的博弈》是一本关于有限信息下生存智慧的游戏。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讲述有限信息下个人的策略行为，以及基于有限信息下的策略行为来理解社会现象。
按照作者的意思，《无知的博弈》可以概括为“机遇”、“信号”、“真相”3个词。就像作者在谈到“真相”时指出的，许多看似简单的现象，其背后可能都另有真相。那么，在我看来，这3个词背后的真相又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勇敢，二是智慧。简而言之，博弈就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勇敢和智慧的较量。
但是，勇敢和智慧的背后，又各自另有真相，绝不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勇敢的本质不是性格，勇敢是一种知识；而在人性基础上，善良就是一种智慧。
先说勇敢。
一次战争中，战壕中趴着两个士兵，这时，冲锋号吹响了，两个人都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对方阵地的子弹如暴雨般从战壕上面射过，这时冲出去，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但是一个士兵想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和职责，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他还是毅然跳出战壕，冲了出去。另一个士兵也非常害怕，于是趴着没动――这就是勇士和懦夫的区别。
“无知的博弈”绝对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使得选择的难度大大增加，往往要凭借一些信号来进行判断，然后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绝不是建立在“无知者无畏”的基础上，因为勇敢绝不是性格，勇敢来自对内心懦弱的克服，勇敢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关于“敬畏”的知识，即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知识。
就战争来说，真正有效合理的战前动员，不是鼓励士兵多杀敌人，而是向士兵充分阐明这次战争的必要性以及我方的正义性。因为关于战争必要性和正义性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信念，才是保证士兵在充分敬畏生命的同时，又不怕牺牲勇敢作战的基础。只有如此，无论是胜利还是牺牲，才算是最有意义，自己和对方士兵的生命价值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彰显。因为无论是对于哪一方，生命本身都是值得敬畏的。不懂得敬畏生命的人，就不配谈勇敢。
“知识即美德”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苏格拉底已经揭示出，人的一切品质，包括勇敢、公正、正义、慎私、友谊等，如果没有知识，都可能是恶的，通俗的说，一切能力都可能用来做坏事。所以，人类的一切品质，都需要知识的约束和指引。博弈论前提是一种对人性的判断和假设。在博弈论的基本假定看来，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就是研究作为理性的人之间如何做出行为判断和策略选择的。
如何处理道德与博弈之间的二律背反，这就涉及智慧。
智慧不是天资的聪颖，智慧的本质是善良。
下面这个故事是关于日本歌舞伎大师勘弥的。一次，正当勘弥大师准备去表演时，一个学生突然提醒他说：“师傅，您的草鞋带子松了。”勘弥大师低头一看，鞋带果真松了，他充满感激地对学生说：“谢谢你的提醒。”然后立刻蹲下系紧鞋带。但是当他走到学生看不到的舞台入口处时，却又蹲下，把刚才系紧的带子重新松开。
这一幕被旁边一个记者看到，表演结束后，这位记者问大师这是为什么。勘弥大师回答说：“我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走了很久的流浪汉，鞋带松开这个细节更有助于表现流浪者的长途跋涉。”记者在赞叹大师卓越的细节表现的同时，又继续追问：“那您当时怎么不告诉那位学生，指出演戏的真谛呢?”
勘弥大师回答说：“如果我当时就向他指出真相，他一定会感到班门弄斧一样的羞愧，日后就不会再向我提建议了，这样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对我也是损失。别人的亲切关爱与好意必须坦然接受，要教给学生演戏的技能，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但是在今天的场合，最重要的是要以感谢的心去接受别人的提醒，并给予回报。只有如此，维护了学生的尊严，他才愿意不断地给我提建议。这样，对他、对我不都是一件好事吗?”
这就是善良，而这种善良就是智慧。
关键词：学校体育；球类教学；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6-0082-03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ball games
DAI K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orm current modes of teaching of college ball games which are lacking in specific application type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author, proposed to apply game theory to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ball games, to redesign teaching modes, teaching content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college ball game classes by applying game theory to such basic concepts as people, behaviors, information and strategies, to turn ball game teaching process into game theory practice process, whereas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initia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aming of ball game competitions, boost student’s participation, compet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gaming and operation abilities, fully exert the functions of ball game teaching with distinctive gam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humanistic qualiti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of college ball gam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teaching of ball games；game theory
1球类教学的博弈论特征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直译为“游戏理论”(Games Theory)，是研究具有竞争性活动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1]。博弈论指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约束下[2]，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行为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型博弈和非合作(竞争)型博弈。合作博弈，指人们达成合作而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非合作博弈，指人们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局势中如何确定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即策略选择问题[3]。
体育中的博弈，较早的实例是田忌赛马，随后是围棋策略的记载。关于现代体育策略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有大量文献，最著名的当属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袁伟民《运用哲学武器过关夺隘》和伍绍祖的《谈谈学哲学》等，这些虽不是博弈论专著，但都从哲学高度上去研究有关胜、负的策略问题。从竞技运动的历史发展上看，其起源之一为游戏，它的本质属性为游戏。因此美国学者休密茨说：“竞技运动从根本上讲是游戏的延长，它的基础在于游戏。它的主要价值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
球类竞赛一般具有以下4个特征：
第一，规则。参与者在竞赛过程中必须按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或者按什么次序做，在什么时间结束以及犯规的处罚等等。第二，结果。所有的比赛项目都有胜、负、平或有所得等等，其结果能用正、负或根据规则评出多少分数等。第三，策略。参与者的开始、过程、结果等各环节都必根据比赛进程制定、修订不同的战略战术以达到目的。第四，相互依存。在所有项目的竞赛过程中，每个参与者得到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策略的选择，同时还取决于对方的策略选择[4]。
球类竞赛的特征完全满足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即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人是指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的选择。球类课教学具有博弈论的特征，因此，可用博弈论指导球类课教学。高校球类教学考核，包括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和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希望自己的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希望能得到理想的成绩，假设考核能正确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那么，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均存在或竞争或合作的博弈关系，组成博弈体系。从这个角度说，教学考核的过程也是博弈论实践的过程，球类竞赛具有博弈的本质，球类竞赛的过程就是博弈论实践的过程。
2球类教学模式的博弈论设计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充当的是为“参与人”提供喜欢和有兴趣的球类比赛博弈方式，为学生“行为”制定博弈规则，给学生提供参加博弈的机会。现代竞技球类比赛规则，对参与者身体承受的运动负荷、技术、战术、身体素质等，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主要适用于竞技运动发展，脱离了球类运动初期娱乐和健身的目的。所以高校球类教学不能完全运用现在竞技球类比赛方法，应根据学生的基础改造竞技球类比赛方法，充分体现这些运动的游戏本质[5]，减少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则，降低比赛难度，达到学生既喜欢又很容易参与比赛的目的，如篮球半场和足球小场地比赛等。在此阶段，除了对学生进行基本技术教学为参与比赛做准备外，还要对学生进行博弈认知和进行遵守规则、锻炼自谦、尊他向上、提高自身价值等教育。
设计公平、合理的博弈规则，为学生参与博弈提供准确信息。以某班28人，进行4对4半场篮球比赛为例，首先对学生篮球技能进行综合测试，按水平分为高级、中高级、中级、初级4组，每组7人。教师运用蛇型排列方法组队，根据学生参加比赛需要，设计不同水平、不同位置、技术、教学内容的菜单，供学生选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位置和今后比赛中要使用的实用技能，如篮球的中锋、前锋等等。采用针对性强、有效提高比赛水平的教学方法，在具备参加比赛能力后，各组进行单循环比赛，使学生充分了解队友和对手，比赛结束后各队根据比赛结果调整实力过强或过弱的队，使各队比赛水平更加接近。在此阶段对学生进行博弈论的实践教育，总结博弈在比赛中的经验，同时进行独立思考和与人沟通以及友好相处的教育。
战略是博弈理论的核心问题，每个参与比赛团队组队后，在充分了解比赛规则和本队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理性行事，采用最优反应战略，力争在比赛中获胜。最优反应战略，就是在其他参与者战略已知或可预测的条件下，给参与者带来最大收益的战略。首先，教师根据每个队的特点设计各种战术、教学内容等供学生选择，每个队为了共同利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交流个人在比赛中运用技能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精神，在比赛中逐步完善提高整体技能水平，促进队友之间情感交流，提高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其次，组织单循环比赛，每个队成绩作为学生体育课的考核成绩主要依据。第三，教师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对本队和对手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用谋略打球，制定参加比赛的最佳策略，不断提高每个队的比赛能力，战胜对手，获得优异比赛成绩。这个阶段，主要对学生进行积极拼搏、坚强意志品质、团结合作、抗打击能力的教育。
3球类教学结果的博弈论分析
1)教学过程。
传统球类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过于注重技术理论和运作规范化，大部分时间用在单一动作重复练习上，练习方法枯燥，把非周期性特点突出的球类运动变成周期性运动。教学手段主要采用集体统一练习，没考虑现在大学生球类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对学习技术要求不一样的现状，缺乏对学生参加比赛的针对性。教学比赛采用竞技运动方法繁杂难行，比赛过程失误多，进行不连惯，游戏性不强，使学生在短时间内不能进入比赛中[6]。没有比赛的球类教学不能进行博弈论实践运用，是现在高校球类教学缺少具体应用型人文教育模式的主要原因。
新的教学模式，采用蛇型排列分队，给学生选择队友和交换队友的机会。这种组队方法，各队技能水平相当，所取利益相等，这样，博弈比赛不可预知胜负，比赛进行中攻守平衡，可以有效提高学生技能、体能、心理素质，充分发挥拼搏精神和意识。比赛前，教师用菜单式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技术、战术内容，学生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有效地消除学生对球类课厌倦与抵触情绪，把集体练习改变为小团体练习，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赛中，每堂课分别对个人和各队教授一招战胜对手的博弈计谋，使双方对抗激烈，提高教学的博弈效果。同时，始终进行遵守体育道德和博弈规则的教育，对违反规则和道德的行为及时纠正，提高承受比赛失败和委屈的心理素质。新教学模式，使博弈规则游戏化、对待对手人性化、与人相处和谐化，有利于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群体价值取向，使球类比赛丰富多彩，使学生很快具备参加博弈比赛的能力。新的教学模式，可以进一步提高人文教育的基础，可以促进学生溶入社会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2)考核方法。
以比赛为主要形式的考核方法，放弃了学生单独考核评价的传统方法，代之为小团队集体考核方法，如团体比赛第1名，所有成员成绩获优；团体比赛第2名，所有成员成绩获良，依次类推用这样方法详定考核成绩。
首先，小团体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有团队的赢和输，获胜的团队获得积分，而没有获胜的团队没有积分，所以说这个博弈是“零和博弈”(双方利益之和为零)，对每个团队来说，战胜对方都是唯一的选择。
其次，每个团队内部的成员之间，如果没有竞赛的存在，他们可以选择协作，也可以选择不协作，此时可以表示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协作可以使双方感受球类运动的乐趣，但不协作，双方也没什么损失；但由于有比赛的存在，此时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协作可以使双方在比赛中发挥特长，从而战胜对手，进而获得理想的考核成绩。所以，以小团队比赛为主要形式的考核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参与竞争，自发的相互协作的精神。考核评价的功能通过以上阐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考核评价的确是教学的重要环节，考核评价方法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整个教学质量的好坏。考核评价应该从单一的评价视角转向多角度多方法的综合评价，应该淡化考评的选拔、甄别功能，强化检验、反馈、必要的约束和激励的综合功能，这样才有利于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4结论
根据球类运动作为一种博弈特点突出的运动项目，应用博弈理论对高校体育球类教学进行改革，具有现实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应用博弈理论，充分体现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对教学内容有适当的选择空间，针对球队的不同位置，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学生在选择的过程中，体会球类运动的拼搏精神，以及团队合作和竞争的含义，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发挥体育教学作为人文教育的功能，考核评价从评价个人改为评价团体，具有创新意义。本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有效提高球类运动技术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Roger A McCain. 博弈论战略分析入门[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 罗智波，陈文胜. 论博弈论在体育比赛中的运用[J]. 湖北体育科技，2004，23(4)：433-435.
[3] 余良华，魏旭波，周智杰. 体育与博弈论的关系[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0，34(5)：23-25.
[4] 王成夫. 试论体育博弈论的理论基础[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0，34(3)：16-18.
[5] 戴珂，迟化，姚波，等. 普通高校球类专项课教学大纲新模式探讨[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3)：110-112.
一、科学发展观唤醒创新基因的特征 创新是一种观念，观念没有理性。 创新是二特性对局，对局中间有一个创新的第三空地。 创新是博弈中的常数，常数是人的创新潜能的价值体现。 文化创新是大自然中的无性繁殖，文化创新又类似嫁接，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独特形式进行文明的创造，当最终看到创新的结果时，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文明了。 人与他物的合成都属于未来，未来基于欲望，人的生存道路就是与他人一起用欲望创造未来。 《博弈圣经》中说："博弈的结构，不仅需要自己，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和一个观众，这是博弈存在的三条件。"任何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是除自身条件之外，还有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因此创新的文化基因也一定是一个三元结构，这样才能构成遗传与生态的文化遗传基因。任何被优先唤醒的科学与博弈的基因模式，都是一种观念思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 优先唤醒的特征就是开发自己的欲望，将情感和价值观传播给对象，融入对象的文化中成为新的基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能从对象那里实现欲望都是唤醒，是创新，是进步。《博弈圣经》中给出了"进步"的定义："就是你在传承的方向上播撒的欲望，反应在他者的思维中。"其实生命进步的奥秘就是在危机中不断地将活着的优势基因取代低效的模式。生物行为创新的现象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移动、奔跑才不会被捕食。 科学发展观就是被唤醒的大自然的基因模式，它不是一个人的文化，里面不存在个人理念，它是大自然自身发展的一条道路。《博弈圣经》中说到："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发展"一词就是战略里的持续性特征，也是科学的自然属性。在自然实体中生物与自然的优先快照，就是观念，"观念是自身知觉、意识、思想、理智的对象"。我们的观念一定符合以上的科学与发展，沿着大自然铺设好的这条无形的道路前进，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任何政治家利用这一点都是找到了对政治、经济、军事及对智者文化的开放，都是找到了一个博弈取胜的非同步时间空间概念，就是让人们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偶然和秩序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博弈圣经》中得到启示：人的头脑越热，越冲动，越显示出时间的紧迫和空间的狭小，那么，开放的时间使人在自由的空间里冷静思考科学的理性，使第三空地得到扩充，也使创新空间得到增长。不难想象，创新一定是多元化、多态式的双赢结构，根据《博弈圣经》中的国正双赢理论，双方对抗无双赢，"国正双赢理论可以用于日常所有的事物，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双赢概念的理论，只有大于两个以上的合作，才能谈双赢。《博弈圣经》里的国正双赢理论，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多元化合作，双方才会出现双赢"。只有通过遗传交流合作才会显得庞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为自己打开一条崭新的道路。众多人的合作是一系列共同进化中的实验，假如不能取胜，你就要放弃自己，选择合作，继续博弈。合作就是放弃自己旧的博弈主张，在第三空地里形成新的梦想，只有合作才会永远改变着双方。众多人的合作在飞秒瞬间分出的信仰形成的生物蚁团行为是一种能源，它又为精神高涨的情绪制造更加开放的背景，以及把社会变成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园林。
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命题和一个民族的复兴宣言，一定会形成东方人的主题观念，就像火红的年代，将东方红化。我们把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用国正论、自然哲学的非绝对对立的观点区分出层级和远近，科学发展观离人们越远，被红化的人数比例越大。根据被唤醒的概率和主题远近的关系，得出结论，和科学发展观越近的人越难以彻底征服他的那一半。所以，优先唤醒者作为各行业的领导人就显得稀缺和格外重要。
人们经历的任何事物，在传播的路上一定有障碍，抵抗外来不是外来障碍造成的，而是遗传里的自然法则。生物总是在抵抗外来压力、坚韧不拔地存活着。人们在接受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基因、创新思维、创新结构和创新内容，再用国正论的博弈哲学将每个事件按各自的标准区分出大小与好坏、实体与性质，再用这种博弈的知识概念，寻找正理。《博弈圣经》中写道："从东方人到西方人，一刻没有停止过对博弈正理的寻找。"科学发展观和其他万物一样也都是在寻找中进化着。知道自己的优劣特性，就是遗传的优先唤醒，即超前的信息处理，就是聪明。科学发展观不同于达尔文全部依赖自然的物竞天择的理论，又不同于1990年道金斯（Dawkins）出版的《自私的基因》这一书全部取决于生物个体的理论。他们的观点都是用国正论分配之后对单极属性和局部理性的陈述。他们是科学家，却没有谈到科学里的博弈结构。也许科学家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背景所发生的创造不是他们的领域。 《博弈圣经》里的生物亲序建立的二特性博弈模式，会受益，也会受损。人的生物亲序就是寻找规律，回避错误，防止衰变。人们就连听话，也希望听好听的，对自己不利的话，听了反感，这是人生的一大行为特征。我们用国正论非绝对对立的哲学，对这一特性进行区分，由此设想生物亲序的自私性相对应着的还有人的利他主义。 政治家首先把以人为本作为开端，把人生归于精神的议题，再把文化、文明、科学与博弈混合在一起，用正理均赢的自然特性使和谐与道德得到持续性的改善。均赢表现出的利他主义，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利他主义的动机才是最高级、最高尚、最动人也是最值得称赞之处。"它的美德会促使实现宏观整体利益。 在现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生存的游戏就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博弈，人性中的合作互助的模式，不是有意的，而是生物亲序防止衰变的本性。科学发展观的均赢文化，在《博弈圣经》中这样描述："真正体会到博弈的乐观主义和伟大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博弈的取胜结果就无可争议。"从每个人的精神到行为，处处表现出利他主义，会提升被别人帮助的几率。 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独有的时代主题，是一种文化基因。人们认识优先唤醒的特征将形成浪潮，人人尊重自然，关注背景，服从社会本身就是创新，就是用主题的欲望优化未来。
关键词：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徐州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博弈分析――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16日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征地搞开发建设为标志的城市扩张进入了高潮，耕地被大量征用，大量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3万hm2，其中70%以上是征地。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被征地后的农民断绝了收入来源。在现行征地补偿机制下，地产开发商通过招拍挂支付土地出让金于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再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这一过程仍存在种种问题。本文以徐州市失地农民在现有补偿机制下的现状为出发点，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借助博弈理论分析征地过程的补偿机制，以期为补偿机制的多赢博弈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参考。
二、失地农民现状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依据2008年笔者参与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所做的调查，以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被征地情况、补偿情况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补偿愿望等角度设计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完成有效调查问卷120份，调查范围涉及徐州市的沛县、铜山县、贾汪区、九里区等4个县、12个镇、71个行政村。
首先，失地农民面临新的压力。调查过程中，多数农民反映，土地被征用后，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复存在，另谋就业出路困难，同时面临父母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征地使得失地农民将面临新的压力。
其次，失地农民对现行补偿满意度不高。所调查的失地农民中，42.99%的农民对补偿很不满意，34.11%的农民对补偿不太满意，感觉补偿一般的农民占到16.82%，感觉比较满意的农民只占到6.07%，对征地补偿很满意的农民没有。表明失地农民对目前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满意度很低。
三、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分析中，一定场合中的每一个对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都要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其他人的行为对他可能的影响，通过选择最佳行为计划来实现自己的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征地过程可看作是到政府、农民、开发商等主体对于利益冲突所进行的决策，最终达到均衡的博弈。
（一）博弈场域。把整个补偿事件看作一场博弈，这场博弈被划分成了两个博弈场域：一是开发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博弈；二是失地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博弈。在第一个博弈场域中，地方政府出让给开发企业的出让金中其实包含了征地补偿金，开发企业为得到收益的最大化，选择绕开农民，直接与地方政府谈判，减少成本与风险。于是本应该是开发企业与农民进行谈判、地方政府充当中间人的博弈变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失地农民的全权代表与开发企业直接谈判，农民的博弈资格被取消。所以在这个博弈场域中，参与博弈的是开发企业、地方政府。在第二场博弈场域中，是政府分配补偿的过程，由于农民人多分散，村集体组织代表农民与政府站在了谈判桌上。当前的行政体制下，村集体组织多以村委会为表现形式，但无论在资源获取还是组织上，地方政府都占据优势。所以，在这个博弈场域中参与博弈的是失地农民、村委会和地方政府。
（二）博弈过程。为了便于博弈过程的量化分析，本文引入一个收益函数S，设定X、Y、Z分别为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开发企业的收益。见式1：
S=（X，Y，Z） （式1）
我们假设政府决定征收一块农用地并进行商业开发：土地的原价值为R0，政府在第一博弈场域中将征收的土地通过拍卖或其他方式出让给开发企业的金额为R1，给予农民的补偿费为b，规费等其他费用为c，土地经过商业开发后的价值为R2。那么，此时收益函数为：
S=（R1-b-c，b-R0，R2-R1） （式2）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作为理性人会进行判断比较，R1-b-c>0即b0即b>R0时，失地农民会接受补偿，最终b坐落于区间［R0，R1-c］。假定政府和村集体的贴现因子为δ1和δ2，根据罗宾斯泰英的证明，在无限次博弈的情况，存在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即在无限期轮流出价博弈中政府和村集体谈判的唯一均衡结果，因此村集体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补偿标准，谈判机制可使得村集体代表农民在补偿范围内争取较多的补偿，见式3。
开发企业作为理性人，实际中会进行寻租等手段来降低R1。假设开发商寻租费用为d，那么地方政府官员获得d的灰色收入，同时R1减小。根据R0
（三）博弈结果。在现行补偿机制下，征地补偿的博弈在两个场域中进行，并且地方政府均参与了其中的博弈过程，在设定了开发商、地方政府、村集体均为理性人的前提下，三方都会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实际的博弈过程是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机制下进行的，此外加上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了我国一些地区地产开发商与当地政府私下交易，而失地农民法律意识薄弱，在权益受损后不仅没能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聚众斗殴、闹事等恶性事件。
可以看出，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博弈过程的不公平性的后果往往是开发商、地方政府两方收益提高，同时失地农民一方收益下降，于是失地农民面临新的压力并且不满意所得补偿。一方面为了规范征地行为、增强征地过程的公平透明程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杜绝由征地而产生的违法违纪现象，我们有必要构建补偿机制的多赢博弈格局。
主要参考文献：
[1]洪朝辉.论中国农民土地财产的贫困[J].当代中国研究，2004.1.
[2]2007徐州统计年鉴[M].徐州：徐州市统计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