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议论文范文

理性消费议论文范文第1篇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365天有近300天都是在过“节”。毫无疑问，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节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温馨，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多姿多彩的味道。由于考试作文题目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具有丰富文化性和人文性的“节日”，也便越来越受到命题者的青睐。如何更好地完成此类作文题目，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点拨：

一、梦里花落知多少：熟知节日种类

日常生活中“节日”的种类繁多，当然作文时，我们既要了解一些节日，更要熟知节日的渊源、习俗和文化精髓，然后从中选取更适合入文的节日。①我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寄予着人们对新春开始的欢欣）、元宵节（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清明节（抒发生者对死者的挂念）、端午节（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哀悼）、中秋节（蕴涵着亲人相聚团圆的真情）、重阳节（登高远望饮酒赏菊）……②我国其他特定节日：国庆节、植树节、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③西方节日：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愚人节……④人类共有的和现代特定的节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世界睡眠日、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国际劳动节、母亲节……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多角度小切入

众多的节日，可写的内容也很多，写作时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小的角度来写，如可以追溯某一节日的来源，利用历史资料编写故事，进而挖掘其内涵，展示其闪光点;可以写某一个最让我们难忘的节日，抓住其中具体的人或事详细描写;还可以对现在人们重视西方节日而漠视、忽略传统节日进行思考，激发人们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热爱。总之，在文章立意上，我们应该缩小题目，写自己最熟悉、印象最深的节日。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选择适合文体

在体裁选择上，我们可以写成记叙文：叙写过节时的高兴事或一言难尽的伤心事。可以写成说明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一定标准，把古今中外节日进行分类，给人以知识;介绍某种节日的来历、习俗等知识。也可以写成议论文：谈论怎样正确对待“中国节日”和“西方节日”;就节日放鞭炮、污染环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现象展开议论。

这样，打开了思维，多角度思考，进而抓住自己最熟悉的内容，找准切入点，选择适合的文体，就会在山重水复中柳暗花明，形成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

一

平安夜、圣诞节日渐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不少中小学生向家长要钱购买包装精美的苹果、橙子及各种价格不菲的圣诞礼物，过节热情大大超过端午、清明、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针对年轻人对“洋节”的追捧，一些市民表示了担忧。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在圣诞节来临前几天就“通知”家长必须给100元购买圣诞礼物，并且说同学们都互相送礼物，自己不送会让同学们看不起，家长无奈只得乖乖掏钱。家长刘女士说，她的孩子现在正读三年级，光买圣诞礼物就花了100多元，说了几句孩子还闹情绪。

购买圣诞礼物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平安夜我们约了不少同学一起过，要一起吃饭互送礼物，很浪漫的。”一位高中生认为，过圣诞节很时尚。

对于年轻人对圣诞节之类的“洋节日”的追捧，家长们却纷纷表示担忧。家长们认为，孩子们热衷互赠圣诞礼物，导致了乱花钱、不理性消费的不良习惯，而现在年轻人过圣诞节的热情比春节都高，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淡漠也令人忧心，希望这种现象引起更多人关注。

【内涵解读】

源自西方的平安夜、圣诞节为何如此受欢迎？而我们本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节日却为何大受冷落？年轻人追求时尚无可指责，但是不应该“奢侈”地追求而失去了理智，不应该忽略我们传统节日承载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适用话题】

节日与礼物、崇洋、中国节日与西方节日等。

二

每年“六一”儿童节，都会有很多小学生的家长反映，学校集中组织“六一”文艺演出活动，为了表演美观，学校统一购买服装。当学校通知家长交服装费时，家长不得不交钱购买。遗憾的是，学校统购的服装质量实在难以恭维。

“我交了钱，希望买来的服装物有所值，但这些服装大都是平时根本没法穿的‘一次性’表演服装，而且近三年来，我女儿学校‘六一’统一购买的服装还褪色，孩子即便只在表演时穿一次，当时就觉得皮肤痒！”浔阳区一小学生家长曹先生认为，由于缺乏监管，无论是服装的定价还是质量，学校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家长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内涵解读】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他们唱歌、跳舞、游戏……有足够的理由“狂欢”。然而，在“六一”来临前，按学校要求购买“一次性”表演服装，只能使孩子的节日变了味。年年买的“衣服”不能穿，这不是一种铺张浪费吗？

【适用话题】

理性消费议论文范文第2篇

会议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开幕式上,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李金,山西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窦明生,山西大学副校长贾锁堂分别代表主办各方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本次会议呈现出艺术学研究向纵深迈进的趋势。会议围绕艺术学原理与艺术美学,艺术史与艺术遗产,以及艺术学学科建设与艺术学专业教育中的三大问题进行了分组研讨。闭幕式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凌继尧教授宣读了全体代表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将艺术学提升为门类的建议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吉象教授宣布全国艺术学学会(筹)正式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艺术学院黄教授分别作了讲话,寄予艺术学厚望,与会专家纷纷希望会议运作制度化,力求为我国艺术学科发展和艺术教育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

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建设和本次会议同样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自2007年始,本刊就开设了“艺术学研究”专栏,关注该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并刊发了有关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学术成果。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艺术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经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自本期起,陆续刊发本次研讨中具有代表性的会议论文,同时对学界其他关注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自身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本刊也陆续择优发表。

(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985工程”三期“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经济审美化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AZX005)阶段性成果,以及国家“211工程”三期“艺术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2009年4月,《艺术学双年鉴(2007-2008)》编辑部委托付强博士对凌继尧教授进行了访谈,本文就是这次访谈的内容。

作者简介:凌继尧(1945- ),男,汉,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导师朱光潜),先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哲学系教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席,东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评审组成员,全国艺术学学会会长,《艺术学》丛刊编委会主任,《艺术学界》编辑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艺术学,设计艺术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摘 要: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列了二级学科艺术学,13年来艺术学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出一批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博士点和硕士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为艺术学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坚持艺术学学科壁垒的同时,艺术学也得到了扩容。艺术学研究生培养的队伍不断扩大,然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应用艺术学;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J023文献标识码:A

一

付强(以下简称付):凌老师您好!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及国家“985”工程(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负责人、部级重点学科(东南大学)艺术学(二级学科)学科带头人,您向来对学科动态有一种洞察力。您能否从自己的学术视野出发谈一下近两年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凌继尧(以下简称凌):近两年来,二级学科艺术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体制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现在,我们有了1个国家重点学科(东南大学),13个省级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东南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湖北美术学院,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和内蒙古大学),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的艺术教育基地,山东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基地),6个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另外,清华大学拥有一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点,但是迄今没有招收艺术学博士生),60个硕士点。

付:在一级学科的8个二级学科中,艺术学学科点的数目占据什么位次?

凌:一个单位既有艺术学博士点,又有艺术学硕士点,算一个学科点。艺术学学科点的数目为60个,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的8个二级学科中排名第4。排名第1的是设计艺术学,129个;第2是美术学,121个;第3是音乐学,78个。与音乐学相比,艺术学学科发展的空间更大些,不远的将来,艺术学学科点的数目有望超过音乐学,进入前3位。

付:艺术学学科在体制建设上的成绩还体现在哪里?

凌:还体现在“211工程”项目和“985工程”基地上。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8-2011)艺术类全国共有7项,其中二级学科艺术学1项:东南大学的“艺术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研究”。其余6项是:清华大学的“设计艺术重点学科建设”,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中国传媒大学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广播影视艺术”,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上海大学的“公共艺术”,江南大学的“工业设计系统创新理论与方法”。在上述承担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单位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还获准建立了“985工程”三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创新基地的名称是“艺术与创意产业”,也是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的。

付:2009年6月在山西大学召开了第五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是否每年都举行?

凌:是的,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已经步入正规。上海大学对举办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一届研讨会就是上海大学主办的,后来,上海大学又主办了第二届研讨会(东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参与主办),这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第三届研讨会由东南大学于2007年主办(上海大学、云南大学、《文艺研究》杂志社参与主办),第四届研讨会由山东艺术学院于2008年主办(东南大学、上海大学参与主办),第五届研讨会由山西大学于2009年主办(东南大学、上海大学、《文艺研究》杂志社参与主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先生,武汉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作重要报告和发言,给予我们很大支持。除了这种会议外,其他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也召开过全国性的艺术学会议。

付:在举办艺术学研讨会的同时,有的学校还创办了艺术学的丛刊。

凌:艺术学在体制建设上的成绩也体现在艺术学丛刊的创办上。近两年创办的艺术学丛刊有南京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研究》,已出2辑;东南大学的《艺术学界》,已出1辑。此前,上海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合办了《艺术学》丛刊,后来《艺术学》丛刊改由上海大学和东南大学合办,迄今已出12辑。

除此以外,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在国内外学术界拥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的中文核心重点期刊,已经纷纷开始关注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建设、发展,例如《艺术百家》杂志在几年前就开设了“艺术学研究”专栏,重点介绍有关二级学科艺术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最近又开设了“第五届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层论坛”专栏,并着手专题讨论“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博士教育培养中论文选题的相关问题”等等新锐问题,关注现实、前沿,着力切实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一些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学报,如《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有相应专栏,侧重对一级学科艺术学以下各二级学科特别是艺术学(二级学科)学科的理论研究;其他还有一些重点期刊,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研究》、《艺术评论》,等等,也纷纷着眼关注或已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建设、发展。

上述成绩为艺术学的学科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社会综合资源,也为艺术学研究和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二

付:您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艺术学学科而言,我们如何才能把艺术学的理论、原理、方法应用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请您谈一谈。

凌:艺术学的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有多种途径,比如,运用艺术学理论指导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或者规范艺术市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早就有人在做。近几年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为艺术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现在我国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实践的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有哲学的,文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历史学的,艺术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所长李景源研究员为首的一批学者就从事文化产业研究,他们不仅从事理论研究,而且在实践运作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他们为浙江省、江苏省的无锡市做过文化产业方面的课题。

付:在文化产业的研究中,艺术学学科有什么优势吗?

凌:文化产业中的大部分是艺术产业,所以,艺术学研究者理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成绩斐然,据我所知,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两个方面作综合考量,该院是国内做得最好的。该院院长叶朗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他和他的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副院长都是搞理论研究的,然而,他们不仅出版了大量文化产业的理论著作,而且给全国很多地区和单位编制了文化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使艺术理论为社会实践服务。当然,他们在工作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学习新知识,同时吸收其他学科的人员共同参与,然而,他们的艺术学知识无疑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付: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做法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工作使我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把艺术创意拓展到国家的整个经济层面,使艺术学理论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我接触到一些案例,我感到有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已有西方国家这样做了。英国科学与创新原部长赛恩斯波利受英国财政部的委托,于2007年10月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英国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核心思想是:“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我们应当寻求一种‘向上的竞争’策略,而不是立足于‘向下的竞争’。”所谓“向上的竞争”,就是使“创意的概念拓展到整个经济层面,拓展到全体公民”。所谓“向下的竞争”,就是螺旋式地下降成本的竞争。英国的这种思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在这些实例的启发下,我阅读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力图对“把艺术创意拓展到整个经济层面”的可能性作出理论论证。

付:您是怎样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

凌:保罗•萨缪尔森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和威廉•诺德豪斯指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他们写道:“人类社会都必须面临和解决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无论它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一个中央计划型的经济体,还是一个孤立的部落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①。

我认为,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时,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有重要区别:传统经济生产功能性产品,现代经济生产功能与审美、功能与情感体验相结合的产品;传统经济以技术主导生产,现代经济做到技术和艺术的统一;传统经济为理性消费者生产,现代经济为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消费者生产。正是在这三个基本的问题上,现代经济活动为艺术创意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付:您能不能稍微展开作些说明?

凌:在传统经济的时代,主要生产功能性的产品。一百年前的福特汽车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福特要生产的是价格低廉、功能良好的产品。福特不仅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而且颠覆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他在密歇根州的红河汽车厂拥有10万员工,这个超大型的生产圣地每隔45秒钟就会生产出一辆T型车。到1921年,福特汽车拥有市场55%的份额,汽车产量是它的对手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倍多。福特坚持只向消费者提供一种款式和一种颜色的T型车:“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只提供黑色的。”每一辆汽车拥有同样的品质和外形。

黑色的T型福特汽车在市场独占鳌头的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1926年它的市场份额已经萎缩到30%。福特根本不相信美国消费者会抛弃他的一度辉煌、实用的老爷车,而选择他的对手的颜色和型号每年都走马灯地更换的那些玩意儿。“那些玩意儿”正是功能与审美相结合的产品。然而,福特失算了,消费者确实抛弃了他的老爷车。1927年他不得不把红河巨型汽车厂关闭了6个月,为生产新的A型车做准备,福特公司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从此开始落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

付:这是“生产什么”的问题。在“如何生产”的问题上,早期的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之间是否也存在区别?

凌:也是有区别的。“如何生产”就是采用何种方式满足社会需求。在如何生产的问题上,早期的福特工厂以技术主导一切。为了标明福特的汽车生产系统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作系统,出现了福特主义的术语。福特的工厂曾是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工厂,福特把高效率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海兰帕克厂创建于1910年,1913年4月开始营运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而通用公司推行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生产方式,把消费者对美观、时尚、舒适的要求融入汽车的设计和生产中,把市场开发、新产品研制、分销策略当作公司盈利的新的要素。它制定了一年一度的换型方针,不断推出新颖的汽车式样,并伴有动听的名字,诸如雪佛莱、别克、卡迪拉克等等。市场的惨痛教训使福特公司也不得不屈服于潮流而丰富汽车的设计。

20世纪50年代,当通用公司意识到许多美国家庭的购物决策是由妇女作出以后,设计副总裁埃尔在下属中增加了9位女性设计师,以便在细节、材料、颜色和汽车内部装潢等方面提供“妇女的爱好”和审美趣味。

当大众消费对汽车的基本功能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者不再青睐福特T型车,他们需要更时尚、更美观的汽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费者需求的复杂化正是在福特贡献的基础上产生的。个性化、差异化消费的需求预示着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福特主义注意力在于生产,关心能够生产什么;后福特主义注意力在于营销,关心顾客希望生产什么。

曾在77年中占据世界汽车业头把交椅的通用在金融危机中走向末路。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通用在太长的时间里犯下了太多错误”,其中包括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而丰田一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年来,通用管理者“一直以为消费者会主动找上门,但丰田知道它必须找消费者”。

付:请您再谈一下“为谁生产”的问题。

凌:在为谁生产的问题上,传统营销把顾客看作理性决策者,而现代营销把顾客看作理性和感性的结合。理性决策过程指经过深思熟虑,采取合理的行动满足需求。决策过程的步骤为:识别需求(牙膏用完了,要买牙膏),寻找信息(有高露洁,佳洁士),评价可供选择的产品(哪种牙膏的特色或益处更适合我),购买和消费。对于现代营销,顾客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顾客虽然经常作出理性的决策,但是也往往为感情所驱使、由于感情上的触动和刺激而发生消费行为。消费者的情绪、情感和兴趣成为消费行为的内趋力,消费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

根据上述论证,艺术创意向整个经济层面拓展是可行的。但是,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付:你有没有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案?

凌:我提出了“企业的艺术创意诊断”的概念,其内容是运用艺术创意理论,研究企业与艺术创意有关的经营活动,分析其中的不足和欠缺,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对策,从而达到为企业转型服务的目的。为此,构建了我国企业艺术创意的诊断模型,这种诊断模型对于我国企业应该具有普遍的操作意义。

诊断模型设置的原则为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诊断模型的结构分为要素系统、指标系统和操作系统三个板块。要素系统的功能是表现企业艺术创意评价的主要方面和外显特征;指标系统是把个要素细化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从而更直观地、量化地体现评价要素的外显特征;操作系统的功能是说明定性指标的评价标准及定量指标的计算方法。诊断模型的内容分别从四大要素系统对企业的艺术创意进行诊断评价:信息利用能力评价,艺术创意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能力评价,艺术创意管理能力评价,艺术创意成果的市场价值体现评价。根据各要素系统的得分等级,分析企业艺术创意存在的薄弱环节和进一步提高艺术创意能力的路径。

三

付:艺术学的学科体系比较复杂庞大,也是现在很多专家学者探讨的热点之一,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学交叉边缘学科的出现,让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广,研究也越来越庞杂。您对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成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如何才能较为科学地建构起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

凌:我对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成的基本态度是:坚持学科壁垒,支持学科扩容。所谓坚持学科壁垒,就是经过多次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对艺术学的学科体系达成了一种共识,这是我们要坚持的。这种共识认为,艺术学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以及艺术学和相邻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组学科群(易中天先生在第一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用语)。现在的问题是,这组学科群里的学科究竟有多少?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价值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比较学,等等,如此列举下去,这种交叉学科会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这使得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研究也越来越庞杂。

这里应该有一个学科壁垒,这样的交叉学科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但是不一定都要被纳入到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壁垒不是人为的设定,而是某种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这是有待大家讨论的。

付:那么,您主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凌:我认为,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提出的思路值得重视。艺术作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的系统,是多层面的,这些层面不是偶然的、杂乱的堆积,而是各个层面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从而组成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的完整系统。

各种交叉学科都无法垄断对艺术的研究,而只能主要研究艺术的某一个层面。例如,艺术心理学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知觉的心理学过程;艺术符号学研究艺术语言,艺术创作通过艺术语言的编码传递特殊的艺术信息,艺术知觉则通过艺术语言的解码接受艺术信息;艺术社会学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知觉赖以实现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过程。

付:也就是说,艺术的多层面性决定了研究艺术的学科的多样性,艺术多层面的结构和研究艺术的学科群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凌:是这样的。既然艺术是多层面的系统,那么,研究它的各个层面的学科,如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等也应该成为一个系统,每种学科在这个系统里占据受到规律制约的位置,与其他学科处在有机的、得到严格规定的相互关系中。

艺术的某个主要层面决定了研究它的某种学科存在的必要性,这样,艺术的总结构决定了研究它的不同层面的学科的存在。在艺术的结构和研究艺术的学科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研究艺术的学科的数量不是随意的,而是由艺术的结构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发现了艺术新的结构,也就会产生研究艺术的新学科。每种学科在研究艺术时相互补充,又不相互重复。

付:目前研究艺术的各门学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凌:目前,研究艺术的各门学科还是非系统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们基本上各自为政地对艺术进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是,首先弄清艺术系统的总结构,把艺术描述为有规律地组织起来的整体,使艺术作为多层面的系统出现在研究者的面前。这样,研究它的不同层面的学科才能形成彼此协调的系统,而无法进入这种系统的学科也就不能被纳入到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研究艺术的交叉学科有两类:一类是由艺术的结构决定的,如艺术心理学,这类学科应该进入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另一类所研究的问题虽然与艺术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些问题在艺术的结构之外,如艺术比较学,这类学科就不必进入艺术学的学科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这类学科的价值。

付:为什么艺术学学科的扩容是不可避免的?

凌:从艺术学发展的历史看,学科扩容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学科中。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艺术现象和新的研究方法,艺术的疆界在发生变化,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也会随着改变。比如,19世纪中期产生了艺术心理学,19世纪末期产生了艺术社会学,20世纪中期产生了艺术符号学。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应该适应艺术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由于近年来艺术学的应用研究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所以我建议把应用艺术学纳入到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艺术学包括理论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两个分支,理论艺术学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以及艺术学与相邻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组学科群;应用艺术学指艺术学在实践领域里的具体应用。应用艺术学最现实的研究领域就是正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涉及到艺术设计、影视、动漫、美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对它的研究不是某一种门类艺术学单独可以胜任的,而需要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参与其中。

四

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是国内从事艺术学研究、教学的重要机构之一,自1998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国家艺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艺术学博士,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请您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谈一下我们艺术学院在艺术学博士生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凌:在全国高校中,东南大学培养艺术学博士生的时间最长,毕业的艺术学博士人数也最多。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艺术院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艺术学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为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们中有人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张道一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徐飙教授的博士论文,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多人获得过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我们有些课程和教材,得到学校研究生院的资助,作为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来建设。

虽然我们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想提出来和其他高校的艺术学博士点共同探讨。

付:那是什么问题呢?

凌:这个问题就是艺术学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从学科背景上看,我们的博士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技能型和理论型。技能型主要是来自艺术设计、美术、音乐等专业,他们有艺术实践能力;理论型主要来自其他专业。理论型的博士生论文选题通常会贴近二级学科艺术学,技能型的博士生论文选题通常会偏离二级学科艺术学,而接近某种门类。对于技能型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我们倡导他们、而没有强求他们选择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选题,但是,即使他们的选题对二级学科艺术学有所偏离,我们也要求他们在完成论文时一定要有艺术学的视野。

付:为什么对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没有作硬性规定?

凌:对于技能型博士生,我们在选题上没有作硬性规定,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从市场需求来看,技能型的博士比理论型博士更容易在艺术院校找到工作。而且,他们毕业以后主要仍然是从事其他门类艺术学、如设计艺术学、美术学等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然,艺术学的学习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第二,从他们的知识结构看,做二级学科艺术学的选题难度较大,远不如在艺术学理论的指导下,做他们更加熟悉的选题来得有把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案。

五

付:2007-2008年艺术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这两年里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凌:我注意到这两年出版的一些艺术学丛书。最早的艺术学丛书,是由广西艺术学院黄海澄先生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艺术学》丛书,其中包括黄海澄先生的《艺术的哲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先生的《现代艺术学导论》。那时候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二级学科艺术学。后来,艺术学方面的丛书就多了起来。

近两年来的丛书有艺术学林丛书,由上海大学主编,学林出版社从2008年开始出版,迄今已出6本,其中4本属于二级学科艺术学:我翻译的《艺术活动的功能》和《艺术形态学》,蓝凡先生的《艺术历史空间的哲学思考》,书中的文章主要对艺术历史空间作了相关的哲学阐述。金丹元先生的论文集《艺术感悟与审美反思》,内容有关艺术美学、艺术思维、艺术文化与理论等方面。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系列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武汉理工大学主编。属于艺术学的有4本,主要侧重于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有杨先艺的《西方艺术简史》,张黔主编的《艺术原理》,管顺丰的《艺术管理》,张黔主编的《艺术美学导论》。

此外,还有张伟主编的《艺术学前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建盛的《艺术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刘伟冬主编的论文集《艺术学新视域》,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付: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愿我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更加繁荣。(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潇琛主(译)《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Several Problems in Chinese Artistic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nterviewing Mr. LING Ji-yao

LING Ji-yao, FU Qiang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Abstract:In 1996, s the Academic Degree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augmented artistics a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In the past 13 years, artistic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with a number of key disciplines, key research bases, doctor programs, and master program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opens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artistics. When stick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rtistics, artistics is enriched. The number of graduate students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appear some new problems in personnel development.

理性消费议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劝导技术　道德物化　技术中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102－05

一、何谓劝导技术?

有过网上购物经历的人们会发现，在浏览商品信息的时候，购物网站总会试图通过某顾客以前访问其网站时的消费偏好，或其他顾客购买相关产品的反馈信息，给该顾客提供一些消费参考意见，或者打出一些显著的促销广告引导顾客购买更多商品；在预防疾病方面，智能厕所能够自动检测出人的健康状况，并针对健康问题提出具体的参考建议；在日常饮食方面，智能冰箱能够自动识别冰箱里的食物，帮助主人制定购物单，并且能够及时地反馈主人的饮食习惯是否存在健康隐患，提供合理的膳食方案……上述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影响和引导人的行为朝某个目标发展，它们是能够“改变人的态度或行为的交互式技术”，这就是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

专门研究劝导技术的一门新兴学科叫“劝导性计算机技术学”(Captology)，从构词方式来看，它是由“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ies”的首字母缩略词Capt加上后缀ology而构成的。这一学科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福戈(B.J.Fogg)于1996年首次提出，是一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相交叉的新兴学科。按福戈的定义，它的任务主要是“设计、研究和分析那些用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交互式计算机产品(interactive computing products)”。从心理学学科角度来看，Capto-logy的出现使传统的劝导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多了一种新的“劝导”手段――技术的手段；从计算机技术学科来看，Captology的出现使计算机又多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劝导”的领域。

目前，福戈教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劝导技术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其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加入劝导技术研究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从2006年到2010年，国际学术界已经就劝导技术分别在荷兰的埃因霍温、美国的帕洛阿尔托、芬兰的奥卢、美国的克莱尔蒙特、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五届国际性学术会议，并且每次会议之后都会公开出版一本会议论文集。2011年的劝导技术国际会议则于6月2日到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主题是：“劝导技术与设计：增强可持续性和健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在福戈教授的专著《劝导技术：利用电脑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的序言中说：“依我看来，计算机是否能够影响我们已不是问题，它已经由福戈和其他人证明过了_，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它能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劝导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有效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它(指Captology)将很快成为那些对交互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价值并改变人的行为感兴趣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劝导技术作为塑造人类行为的一种手段，在目前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福戈在其专著中对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区分出七种类型的劝导技术。第一，“简化”(Reduction)技术。它通过使复杂的事情简化而使人们愿意去做该事情。比如网上购物时繁琐的程序可能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而一些网站推出的“一次点击”(One－click)购物模式使购物程序大为简化。这样就使更多的人愿意到这样的网站购物。第二，“隧道”(Tunnelling)技术。它预先设定好一个行动程序，一旦你启动了该程序，就必须按照既定步骤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像进入一个隧道一样，必须按照隧道的方向行进。第三，“量体裁衣”(Tailoring)技术。心理学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信息比普通信息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设计时应该注意个体的差异。比如，不同专业的人所常用的词汇是不同的。一些输入法能够根据使用者平时的输入习惯自动进行记忆，下次再使用时某些词汇就会出现在首选位置，以其便捷赢得使用者好感，从而巩固并扩大该输入法的使用群体。第四，“建议”(Suggestion)技术。在恰当的时机给出相应的参考建议将使劝导更加有效。例如在住宅区或校园里，超速行驶将是很危险的行为。在这些区域放置一个“速度监控告知与雷达追踪”装置，能够及时监测汽车的速度并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同时显示此处的限制速度，司机就可以知道他目前是否超速，以便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第五，“自我监测”(Self－Mo－nitoring)技术。它能够使人们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和结果。比如体育锻炼时在手腕带一个“心率监测器”，能够及时地反馈心跳速度，避免锻炼过程中心跳过快。第六，“监控”(Surveillance)技术。这是能够及时了解他人的技术，商场、银行、公司等场所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就属于这类技术。第七，“调节”(Conditioning)技术。它通过对一种行为进行奖励来达到对该行为的强化。很多电脑游戏之所以如此吸引青少年，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通过不断提升玩家的身份级别，使他们享受到一种成功的乐趣，从而继续冲击下一个级别。

相对于传统的“劝导”媒体，如广播、电视、杂志等，计算机具有交互性(interactivity)的优势，这使得它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具有更强的劝导力，因为它能够根据使用者的输入信息、需求和具体情况调整相应的劝导策略。同时，相对于作为劝导者(persuader)的人来说，计算机同样也具有某些优势，比如持久性、匿名性、同时处理大量数据、形式多样性等优点。需要指出的是，从Captology的定义可以发现，在使用技术手段来“劝导”方面，福戈教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这种技术手段上。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不通过计算机手段也能达到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目的的劝导技术。比如，在特殊路段为了保护行人安全设置一些“减速坡”。司机在通过时为了减少汽车的震动，自然就会放慢速度；又如在汽车内安置专门设备，提醒人们在驾车和乘车时系好安全带，如果安全带没有系好，汽车甚至不能发动。这同样也能达到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的目的。这些技术都具有劝导技术的特征。

二、劝导技术作为“物化的道德”

相对于其他技术来说，劝导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更加密切。伦理问题本质上是关注人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如何使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劝导技术的直接目的就是影响和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

因此劝导技术必然是负载价值的，其本性注定了与伦理道德具有内在的联系。福戈说：“劝导技术是非道德的吗?这要视情况而定。劝导技术可以是非道德的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劝导技术既可用于积极的方面，比如劝导人们戒烟、预防疾病、减少交通事故等；也可用于消极的方面，比如不良商家用于欺骗和引诱顾客非理性消费、在食物中添加使人上瘾的成分、非法传销组织用于给人“洗脑”等。面对劝导技术，应该追问如下两个伦理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劝导技术用于非道德的目的，二是如何把劝导技术作为一种实现道德目标的手段，正面地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福戈对如何防止劝导技术用于非道德目的方面的看法。

福戈指出，设计者的意图、手段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项劝导技术是否是合乎道德的。首先，确认设计者的意图对于判断劝导技术的道德属性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设计者的意图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么其设计的产品很可能也是不道德的。其次，观察设计者所使用的手段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劝导技术的道德属性。一些手段明显地是不道德的，比如威胁、提供虚假信息。最后，从结果来看，结果可以分为两种：有意的和无意的。对于有意的不道德结果，福戈认为设计者、经销商和使用者都具有一定的责任；而对于无意的不道德结果，福戈认为虽然不是设计者有意所为，但设计者也应该对那些在理论上能预见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想象其产品可能的用途以及如何防止它的过度使用，并减少其可能的不道德用途。另外，福戈还认为，如果劝导技术用在易受外界影响和伤害的人(主要是孩子)身上，它将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孩子的判断力还没有真正形成，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引导，而如果商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孩子的这些特点，那将是不道德的。

劝导技术作为一种实现道德目标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物化的道德”(material ethics)。对于技术伦理学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荷兰技术伦理学家依波・普尔(Ibo van de Poel)和皮特一保罗・费贝克(Peter－Paul Verbeek)称之为技术伦理的“内在”研究进路(internal approach)。在他们看来，我们“应当超越工程伦理学中流行的外在主义观察，从而致力于技术发展的一种更加内在主义的经验性观察，考虑设计过程本身的动态性并探讨该语境下产生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等待技术出现问题后再去“亡羊补牢”，而是更加积极地介入到技术的设计环节中去，把技术当作一种实现道德目的的手段，将一定的伦理规范“写入”技术设计之中，使技术人工物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调节人的行为，来达到一定的道德目的。因此，费贝克说，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是在以一种不同于伦理学家的方式做着伦理学的工作，他们为人们自古以来就一直不断追问的“人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规范”这样一些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物的答案(material answer)”。比如下面这个例子：“超市的手推车为购物的人带来了轻松与便利，但使用后随意停放使超市的环境凌乱不堪。在国外的许多超市有一种手推车，它是需要投币才能取用的，用完以后将推车物归原位，放入的硬币会自动还给顾客。就是这样的一种设计，规范了人们的一种行为，造就了井然有序的公共空间，使超市乱放手推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许再多的道德说教都不及这样的设计有力。”

劝导技术作为“物化的道德”，其思想基础来自“技术中介理论”(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用公式表示就是：人－技术－世界。技术不但影响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或者说，世界的表象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人，而人的表象也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世界。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Idle)主要关注的是问题的前一方面――技术如何影响人的感知；而拉图尔(Latour)和伯格曼(Borgmann)则主要关注问题的后一方面――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行动。费贝克称前一种为“解释学的”(hermeneutical)视角，后一种为“存在主义的”(existential)视角，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ical)的技术中介理论。劝导技术在设计的过程中与“解释学的”视角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应用阶段与“存在主义的”视角关系更为密切。

伊德指出，传统的解释学通常只关注与语言有关的现象，它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是帮助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语言背后的意义的学问。与之对照，伊德提出了一种“物的解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e)，这是用来揭示自然界这一非语言现象背后的信息的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不同的是，“科学研究的范围通常不包含‘语言的’维度。这些研究对象没有文本、没有话语，也没有前置词的或修辞学的表达”。面对这些不能说话的对象，仪器可以帮助我们让它们“说话”，从而揭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信息。例如红外成像技术，使不可见的现象显现于我们的视觉之中；传感器使人生理上感觉不到的微弱信号也能被敏锐地捕捉到。当然，技术在帮助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在能动地选择世界的属性，决定哪些信息应该被呈现，哪些信息应该被遮蔽。伊德将技术在转换人关于世界的感知方面的这种作用称为“放大”(amplification)和“缩小”(reduction)，世界的某些属性会因为“放大”而被呈现，而另一些属性会因为“缩小”而被遮蔽。这种放大和缩小的中介作用被伊德称为“技术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一项技术被研制的时候就已经预先设定了它的意向性。劝导技术的意向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写入”技术设计之中的。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引导人们关注和体验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属性，而屏蔽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事物属性，以物质的手段实现中国古代儒家所要求的那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准则。

拉图尔指出，人的行为方式往往被他使用的工具所塑造。“行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结果，而且是个人的物质环境的结果。”拉图尔把工具的这种影响称为“脚本”(script)，就像电影或戏剧的作者通过脚本规定演员的行动一样，设计人员在设计器物的时候，通过加入自己的意图，也预先“规定”(prescribe)了使用者在使用该器物的时候会如何行动。例如，工程师在设计“减速坡”的时候就已经赋予它“在路过我的时候要减慢速度”的“脚本”。虽然减速坡和红绿灯都能够使人减慢速度，但是减速坡的约束力和信号灯的约束力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束力，前者是物体本身产生的约束力，后者是作为意义的负载者产生

的约束力。与感知领域中技术的“放大”和“缩小”作用一样，在行动领域中，技术的中介作用也能够通过“激励”(invited)和“抑制”(inhibited)某些行动来实现其意向性。温纳(Winner)在其《人造物有政治吗?》一文中举过的一个例子给我们形象地展示出技术的这种意向性特征：在美国纽约去“琼斯海滩”的景观大道上修建的天桥的高度非常低，以至于只能让小轿车通过，而公共汽车却不能通过。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拥有汽车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们将自由地利用景观大道来消遣和往来；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贫民和黑人将被挡在道路之外，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不可能穿过天桥”。也就是说，景观大道上的天桥一方面“激励”了富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抑制”了穷人的行为，而天桥在设计之初该意向性就被预先规定好了。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在使用中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使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得到激励，使不道德的行为得到抑制，这就使技术的意向性与道德教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规范人类行为的第三种手段

在规范人的行为的方式上，人们通常会想到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然而，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的出现提示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依靠物质的力量来达到规范人的行为的目的，这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第三种手段”。比照道德约束力(自律或他律)和法律的名称，不妨称这种规范手段为“物律”。

“自律”是个人凭自身的“良心”而自愿使其行动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原则，它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为快乐、幸福、欲望等情感所驱使，而是根据自己的“立法”，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行动；“他律”是指服从于自身以外的权威与规则的约束而行事的道德原则，它要么是出于维护自身“名誉”的需要，要么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标准；相对于道德自律和他律而言，法律则具有更强的规范效力，它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而保证实施的。它往往通过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惩罚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规范去行动；“物律”则是通过技术的手段、依靠物质自身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三种手段都可以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比如，在规范司机的行为方面，既可以通过提高司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使之自觉地考虑行人的利益，不做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也可以加大社会舆论，靠舆论压力迫使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或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促使司机遵守交通规则；还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如上面提到的，在行人比较多的路段设置“减速坡”，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三种手段相比较而言，道德的要求标准最高，其次是法律和“物律”；从自觉性的角度来看，道德所需的自觉性最高，法律其次，“物律”最低；从强制性的角度来看，道德的强制性最低，法律其次，“物律”最高；从规范的时效性来看，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具有滞后性，一个人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法律只能在事后进行惩罚，而“物律”的约束力则具有当时性，它时刻伴随着行动的整个过程。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只有道德是“自律”，法律属于“他律”。因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不考虑潜在的动机问题，只要求人们从外部行为上服从现行的规则和法规；而道德则诉诸人的良知，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道德命令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事，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按照这种理解，“物律”也可以看作一种“他律”。

作为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新手段，“物律”具有道德和法律所不具有的一些新优势。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集体意志的体现，有时候难免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对于一些自律性较差的人来说，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使他们的行为遵从社会规范，这就需要他律或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然而，道德他律的压力和法律的强制力，只是体现在事后的批判和惩罚之上，并不能在行为的同时就对其进行禁止。而有些会对社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违法行为，必须在其可能实施时就应该对其进行限制，在危害出现之后再对其进行追究往往为时已晚。这正是劝导技术可以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因为劝导技术作为技术活动时所使用的工具，是伴随着实践者的行为过程的。如果在技术设计中预先“写入”一些道德规范，就可以避免一些严重违法行为的出现。比如，目前一些地方酒后驾车事故频发，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控制措施，但很难根治。如果从劝导技术角度考虑，可以设想在汽车驾驶室里安装一个酒精浓度测试仪，一旦检测到驾驶室空气中的酒精浓度超标时，汽车将不能发动，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禁止酒后驾车的可能性。劝导技术可以从技术层面实现“使行为主体按照社会价值(socially－valued)的方式行动”的目的，这是道德他律和法律手段都难以办到的。

由于作为“物化的道德”的劝导技术，其价值导向体现的是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因此某些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可能不会主动去使用这类劝导技术，甚至会加以抵制。因此，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劝导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就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标准来保证实施。当然，在一项劝导技术被推广和应用之前，还需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经过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民主协商。劝导技术具有的强制性特点，如果使用范围处理不当，可能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