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人文前沿的学理探索

时间:2022-09-29 10:30:43

数字化人文前沿的学理探索

欧阳友权教授是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早在网络文学的发轫初期,他便对其中的发展前景有过深远的洞见。从前期对数字媒介下文学格局重构的关注与审视,再到当前文艺转型中的理路厘清,以及对文艺的未来走向进行反思和建设性展望,欧阳教授始终以寻求科学技术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生为价值基点,从技术与人文的内在逻辑上考量文艺的发展脉络。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系列著作中提出的“高技术与高人文”“诗意的祛魅与返魅”“文学性的意义重建”等观点,形成了数字化语境下文学艺术重构与转型的理论皈依,具有开创性和导向性学理价值。在欧阳友权教授等一批学者对数字人文的哲思努力与学理耕耘下,现代数字传媒技术与现代美学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实现了并行不悖的理性沟通与对接,由此开辟了全新的学科领地和人文境地。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还应具有善于创新的睿智和勇于担当的气魄,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良知和责任,也是治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品格和精神。欧阳友权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多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著述等身,从早期对文艺学、美学的“文化寻根”与“本体探索”,到数字化时代“比特世界”的人文精神理性建构,他始终以其独特的创新意识,孜孜不倦地挖掘治学的“富矿”。

欧阳友权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路与文学研究结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于在学术思想上不类前说,不惧定论,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加之心性勤奋,笔耕不辍,在学界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论文,因其视点新颖引起较大反响。硕士论文《文学创造本体论》从人类本体论的全新视角探讨文学创造本体而备受夸赞。他提出的“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更是被文论名家评价为“标示了新理念”的“卓有成效的做法”{1}。他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等专题论文在《文艺报》引发了广泛的争鸣,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990年代以来,欧阳友权教授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陆续出版了《艺术美学》《文学原理》(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艺术的绝响》《国民素质论》《萨特论艺术》(译著)等著作,这些著作多以本体论为支点,从哲学深层探讨人文精神价值经脉,为他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于对学术由衷的热爱与责任感,欧阳友权教授曾说:“我们这些永远‘在路上’的研究者的职责,就是设法走进前沿,敢于触摸前沿,勇于探索前沿,并希图对前沿研究有所推进。”{2}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阳友权教授的学术视角便敏锐地触及了高科技与现代美学的关系问题,他开始从人类本体的意义上去思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品性,寻找这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人文精神趋同,提出:“对现代高科技的美学阐释,便是对人类本身的生命、个性、潜能的自我审视和心灵陶醉,思考现代高科技中的美学精神,是窥视人本、睥睨人伦、礼赞人生的又一面窗口。”{3}基于这样的洞见,面对信息革命的风起云涌,欧阳友权教授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气魄直抵文学理论最前沿,毅然站在信息媒体革命的潮头,以新的学术视野重构文学理论。

新世纪网络文学发轫之初,在许多人尚对网络文学观望质疑时,欧阳友权教授已走进这一领域,先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和论文《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并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为他接下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从此,他在选定的这一治学“富矿”持续钻研,笔耕不辍,完成了博士论文《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先后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网络文学发展史》《比特世界的诗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等著作。主编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学术报刊发表数百篇网络文学理论文章。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数十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纷纷获奖。带领中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团队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所, 成功创办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网络文学研究选题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湖南省重大重点项目等,创下了多个学界第一,从基础学理上奠定了网络文学的学科地位,欧阳友权教授因此被学界评价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欧阳友权教授从1998年介入“高科技美学”论题起,一直关注和涉足“科技与人文”“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对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的学理阐释,其核心的学术理念寄寓了他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表达了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由于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中南大学文学院成了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重镇,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以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走进人们的学术视野,又以扎实的基础学理研究一步步挺进学林杏坛,由此开启了一个新学科的学术征程。他带领学术团队完成的网络文学专著和同一领域的系列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研究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学理标识。

二、纵横捭阖,游弋学海

欧阳友权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呕心钻研,沿着“生成背景、存在方式、文学变迁、媒介叙事、主体阐释、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研究理路”的基本逻辑线索,逐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文学学理形态体系。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欧阳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在理论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史”的维度辨析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二是从“论”的维度探讨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三是从“史”与“论”融合的维度反思“比特世界”的学理症结和诗学创生空间。通过这些有机联系的理论,系统而多角度地解读了网络文学的诗性蕴含,从纵向(史)和横向(论)的不同视野阐释了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向度。

首先,对媒介变迁与文学转型的探讨。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教授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一是数字媒介对艺术审美支点的置换。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二是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祛魅与返魅。电子化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三是数字媒介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成规”。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机制,数字媒介作品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艺术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时代对艺术经典的命意。对于数字媒介革命所引发的文学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指出,媒介“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艺术生产增设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4}

其次,对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的探讨。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作为伴随现代数字化技术而迅速崛起的崭新文学形态,能否在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形成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学审美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是21世纪文学格局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一个期待合法性体认的文学母题。{5}他尝试采用了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这一新的课题。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所探讨的是事物(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原和本性的存在方式、生成运演及其本质意义的终极存在问题。他的《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运用本体论哲学思维探究网络文学时,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网络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欧阳教授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和“隐性存在”。最后再反思其“何以存在”的问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以求探讨构建一种网络文学学理范式的可能性。他提出,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包含几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层面:媒介赋型、比特叙事、欲望修辞、在线漫游、存在形态。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构成了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基本内容。而把握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需经由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反思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必要与可能。这一隐性价值结构包括:文学体制转换、民间话语寻根、文学性嬗变、文化逻辑依凭、人文性的意义酿造等问题。另外,欧阳友权教授还从观念预设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本体建构问题:即坚守文学的本体论承诺、注重新民间文学的审美提升和实现电子文本的艺术创新。{6}

第三,对网络文学的学理反思与诗学前瞻。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引发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并由此衍生出文艺学新的研究热点。在对网络文学的学理指认中,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它所带来的文学转型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学理思考,亦很少有人从网络虚拟现实关系变迁的维度,去考辨在技术操作、资本运作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和表意体制的深刻变化,引发并构成了网络文学转型的学术理路。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研究者必然要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即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和参照;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定格其文化表情。这时候,研究者需要奉行的研究原则应该是: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研究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前者可以使我们避开对数字媒介文学“好坏优劣”的简单评判而将其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可以将多姿多彩的数字媒介文学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有利于新兴文学走向规范与健康,还将对推进数字媒介文学本身的基础学理建设有所裨益。{7}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历史性地出场,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文学转型的研讨与争鸣,不仅需要解决“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学理逻辑上解决其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意义与价值问题,后者才能真正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也是新世纪文学转型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必由路径。

三、独辟蹊径,登高临远

面对数字技术对当代人文生活的深刻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深远地看到了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在其意志自由、知识民主、交往平等和信仰重塑等“后审美”现象背后隐藏的艺术审美价值、人文精神价值的表征危机。他在理论建构上既推重价值理性,关注意义承载,又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沉静严肃的反省态度和怀疑精神,彰显了乐观豁达、精深审慎的学术品格和学理特点。理性化的学理阐述,历史语境化的人文审视和立场鲜明的价值向度,使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

第一,学理阐释的自觉意识。多年来,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学理性审视和学理研究,主张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对待新兴的网络文学,力求从事实出发审视纷纭复杂的网络文学现象,避免情绪化的简单评判和非学理的即兴抒发。他从关注网络文学开始,就一直坚持和倡导“建设性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评判性态度”,“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方式”。这使得他的研究更侧重于“从原理性的角度”阐述网络文学问题,致力于建构完整的网络文学基础理论,实现对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欧阳教授始终关注高科技时代文学的新变化,而非网络文学的技术性本身。在他看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但它的艺术命意是超越技术的。”这决定了他的网络文学研究是学理分析性的,而非技术分析性的。是以文学性为核心的,而非以技术性为核心。基于这一思路,欧阳友权教授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多维度、宽视野的基础学理研究,着力探讨网络文学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力图科学、全面地分析网络文学现象。所涉及的如网络文学的生成背景、存在方式、媒介叙事、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消费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对网络文学的一系列“元问题”作基础学理研究的努力,对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话语逻辑、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价值趋向等问题展开思考论析。尝试采用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网络文学这一崭新课题,力求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的层面等等。这些方面的积极努力,显示出了作者建构新型文艺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二,学理品格的批判视野。欧阳友权教授长期致力于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学理症结进行论证,解决网络技术与文学的内在逻辑问题。他在构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时,始终坚守可贵的人文立场,对各种文化现象秉持一种批判眼光,在热心呵护新生网络文学的同时,也冷静地剖析了它的局限和困境。他指出,目前网络文学存在的艺术症结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不利于文学品质的改善和提升;二是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文学放弃了应该有的艺术承担、人文承担和社会承担,出现作品意义构建上的价值缺席和承担虚位;三是类型化写作膨胀,隔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依存性关联,使网络文学面临生活“断奶”的潜在危机;四是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数字化写作常以“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快乐游戏。面对上述问题,欧阳教授提出,网络写作需要对网络志存高远,对文学心怀敬畏,真正建立起文学承传“创造”担当和超越意识,提升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描绘时代的精神影像和图谱,赋予文学更强健的精神品质,提供给读者更多具有人性温暖和心灵滋养的东西。{8}他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断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然而,如果这种文学仅仅止于媒介传播和时尚文化消费的意义,而不能以自身的诗性魅力抒发人类的审美情怀,用技术的基质承载艺术的人文价值、建构审美的精神家园,人们对它的艺术期待就将是无所依凭的。当网络文学的媒介更新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休闲娱乐消解审美意义的时候,它得到将不会是艺术的尊重,而是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失和历史合理性的悬置。面对这些表征危机,我们需要重铸这样的价值理念:用数码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电子媒体彰显文学本性,是网络文学必须坚守的本体论承诺。同时,欧阳友权教授还对网络文学在经典化探寻过程中如何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通,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工具理性与诗性智慧抉择等进行学理追问,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审美认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在艺术本体论上为之付出价值缺失和意图谬误的代价,形成审美导向的失依与失范。”{9}

第三,学理立场的正向秉持。欧阳友权教授所思考的学理逻辑主要遵循的是科学技术范畴与精神文化范畴的二元关系模式。基于这样的模式,他找到了把稳网络文学发展脉络的正确路径,认为数字传媒时代文学的转型最需要的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在他看来,网络文学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使文学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文学从专业化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变,网络这个高度开放、自由共享、话语平权的媒体拆除了纸质媒体的“高门槛”,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接受的“零壁垒”准入与实时动态交互,文学交往变得便捷自如。在为之欣喜的同时,欧阳教授也在为网络文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感到焦虑,他从人文审美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技术理性批判,认为网络文学要想在文学进步的历史节点上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避免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二是避免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三是避免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在著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他既为网络文学对文艺困境的技术救赎而欢欣鼓舞,又清醒地看到了文艺生态中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陈、文艺形态新生与末路相伴的复杂状况,提倡对“读屏乌托邦”予以省思,并在科学与人、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交汇点上,找到了数字化与美学的本质联系。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是隐含在他著述中的一个核心文化理念。他主张把科技革命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克服“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另外,在著作《网络文学论纲》中,他指出尽管网络文学在价值观念方面与传统文学颇为不同,但“对于对象的审美把握与审美价值创造”仍然是讨论网络文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即是要找准“人文审美”这一价值原点,上述问题便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

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理路与思辨方式,彰显了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反思性高度,对“人文审美”的始终关注,是其重要的学理维度。正如他所倡导的,文论学术有责任从观念上把新媒体对文学的强势介入看做文学在涅槃中新生的历史机遇。当代文学的网络在线最终还是要靠人文审美和艺术创新的价值含量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美学命意、艺术成色和深层文化积淀,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网络文学的诗性命名。{10}“切入文学现场,关注媒介变迁,呼唤文学魂归,秉持守正创新”,欧阳友权教授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从价值理性上探寻网络文学人文审美的必要与可能,在学界逐渐树立了旗帜性的理论创建,赢得广泛的学理肯定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作为一名永远“在路上”的学者,历经披荆斩棘的艰辛耕耘,终于在数字化人文的丛林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王先霈:《标示新理念》,《中国教育报》2001年2月1日。

②欧阳友权:《我们去哪里触摸文艺学的前沿》,《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

③欧阳友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求索》1996年第6期。

④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⑥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⑦欧阳友权:《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⑧欧阳友权:《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⑨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⑩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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