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蝴蝶或月光下的孤村

“十四岁发表诗，十六岁投身革命，当过游击队的女政委，五七年被打成，还有和丈夫陈善壎的惊世爱情故事……哎呀，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1984年春天，湖南株洲某宾馆的阳台上，“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向我如此介绍郑玲。我注意到，尽管同处一地且过从甚密，他的眼神和声调里仍然充满了不胜钦慕神往之情。好奇心瞬时冒出了小火苗，视野内灰突突乏善可陈的工业小城，忽然间也仿佛变得鲜亮灵动。

这就是语词和图象的魔力——“游击队女政委”一旦叠加于“‘归来’诗人”，早已列入“公干”日程的造访就成了某种令人激动不安的期待，其中既跳跃着新诗史上前所未闻的诗人身世，又闪烁着此前不久刚看过的苏联影片《女政委》的遗痕。在门铃被摁响的刹那，我的脑海中最后一次掠过该片主人公瓦维洛娃那张在现实和回忆、革命和母性、刚毅和柔情的蒙太奇中变幻不定，而又发散着沧桑和疲惫的瘦削面孔：那是可供女政委们分享的同一张面孔吗？这样一副面孔和诗人的面孔彼此融入又会是什么样子？

必须承认，当晚我自始至终都有点恍惚，因为我有关女政委的所有想象都落了空。即便在郑玲摄于同期的老照片中我也没有发现任何“政委”的影子，甚至“游击队”的影子（由此她是否真当过什么政委，对我来说成了一个不必澄清的悬疑），耳目中满满的，只是横绝时空，令当年的革命者和眼前的诗人不容间隔的致命纯真，以及充分容涵了人生内蕴的美轮美奂。这种致命纯真被一些朋友称为不变的“少女情怀”，但我更愿意将其概括为“赤子情怀”；而这种美轮美奂，与其说是不为岁月所掩的姣好容颜，不如说是凌驾于所有姣好容颜之上的高雅气度：一种雍容、睿智、镇定和祥和的绝妙混合。当代“归来”诗人中，我曾在陈敬容先生那里领略过前者，在唐祈先生那里感受过后者，而郑玲却将这两种罕见的品质集于一身。刘波所谓的“传奇”很快就向我呈现了其真正的含义：这里堪称“传奇”的，不是片面的外部经历或内在精神，而是“道成肉身”意义上诗、人之间的相拥相济。

1990年代中期曾再次造访郑玲先生，彼时她已迁居广州。如果说第一次造访让我慨叹“老去的是时间”（陈敬容诗句），那么这次，在芳园小区她那洒满阳光的客厅里，我心中反复盘旋的，就是《小人鱼的歌》（1979）中的两行诗：

啊，那给我红颜的青春的血液/ 早已化作了扇上的桃花

也正是在那次造访中，一直卓然无类的郑玲形象在我脑海里倏然与杰出的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形象重合在一起，更准确地说，形成了某种相互召唤的关系。语词和图像的魔力于此再次得到了印证——布罗斯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评述的阿赫玛托娃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郑玲：不只是“惊人的美貌”和“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的“内在的气质和才具”，更重要的，是她们同属“那一类既无家传又无可见的‘发展过程’的诗人。这种诗人纯粹是‘发生’出来的；他们来到这世上时已有了成定规的词汇和独特的敏感”。如果说郑玲相较之下显得更加浪漫，那是因为她对浪漫自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和持守，正如她在《死亡与浪漫》一诗中所写到的：

卓越的浪漫/ 是那饱经沧桑的志士/ 在自己的废墟上营造领土/ 而且高度自治

这里的“志士”犹如一朵高载荷下不停绽放的电火花。它不仅立即接通了中国诗歌自古而今一脉传承的“言志”传统，也反身照亮了经由诗人所体现的那种曾经眩目，却又被太多的血泪逼入历史黑暗的革命与诗歌之间的奇特因缘，并在“饱经沧桑”“废墟”“高度自治”等上下文的托举中，同时呈现了复杂的历史记忆、惨痛的历史教训，从中生发出的新的精神维度。正是基于如此“卓越的浪漫”，诗人才会宣称，“我的神灵 不是从天上飞来的/ 他不想长眠 便从坟墓中醒来了/ 仍然着戎装 佩军刀/ 在残月下绕城巡视”（《病中随想》）；才会发现“我的另一个我/ 在应该结束的时候/ 突然准备出发/ 并且想把道路卷起来/ 随身带走”（《相遇尼采》）；才会体验到“沉舟 梦样地开始动荡/ 以龙的姿势/ 冲出水面/ 舟中没有人/ 只有双桨在奋力地划”，并面对“挡着路狞笑”的礁石沉声应答：“我已经沉没过了/ 早已猜透你的谜”（《沉舟再起》）。在这被刷新了的神灵-自我-命运的三位一体中，当年女游击队员的飒爽英姿、其后俄狄浦斯式的苦难历练、如今伏枥老骥的勃勃雄心混而不分，语言之诗与生命之诗互为本体，而恒居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我前面说到的“赤子情怀”。赤子情怀：诗的人类学依据，由此决定了诗和某一生命个体之间无可分割、无可阻遏，以至无可救药的相互选择关系。始终怀有这种情怀的人可谓之“诗歌选民”。感谢善壎先生，他作为知音伴侣写下的《你这神杂处的地方》一文，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郑玲即便在最艰难的境遇中也不改其赤子情怀的令人心碎的记忆，而且揭示了这种情怀更辽远、更深厚的生命根基和源头：

这里有千百只鸟，都有华丽羽毛。由鸟唱出主题的，由风、由叶、由小草还有虫和兽展开的大协奏正在云上演出。丰富得不可揣测的音与色的缠绕，把美解释得通天彻地。她坐在树蔸上，很安静。她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听众了。她找不出来哪一场音乐会比这更好。这不可能是现代派，太优美；不允许人哪怕一眨眼地想到挑剔。这是自然本身的，这本身就是自然的，并非反映自然描述自然的作品出其不意的令人愉悦的惊诧，再憔悴的心灵也不得不苏生。这必定是山的灵感了，她知道山的灵感和人的神来之笔一样不可再现。于是抓紧沉醉。她把什么都抛弃了，直到忽然看到一行行诗句才站起来。

没有比此情此景更能表明自然本身和诗人心心相通、两不相负的了。就此而言，都庞岭就是辋川，就是“湖畔”，就是无所不在的“南山”。然而，郑玲的沉醉和王维、华兹华斯或陶渊明的沉醉却远非一回事，后者未必解得其间“不得不苏生”的滋味；行吟泽畔的屈原或伫立沃涅罗什郊原的阿赫玛托娃当能解得，但设若读到如下另一种“不得不”的记述，恐怕也只能摇头太息了：

郑玲是被诗统治的也被诗虐待。只要拿起笔，饥饿都销声匿迹。喝一口凉水完成一个篇章，她觉得又优越又高贵。那时她写了多少诗就烧了多少诗；朗诵过后便无可奈何地把诗稿送到煤油灯的火焰处。

这曾在荒山野岭深处秘密燃烧的蚀骨火焰！这永远消逝而又永不磨灭的赤子“罪证”！据我所知，同一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几个相类的案例，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诗歌史上最黑暗也最灿烂的一页，这一页记录了这个以诗名世的民族难以名状的耻辱，也铭刻了其千秋永驻的光荣。

在某种意义上，《你这神杂居的地方》是可以当作一篇祭文来读的，所祭者既是那段不能忘怀的岁月，更是那首当时不忍烧，过后却终于亡佚的同题长诗。据善壎，那首诗表达了郑玲“对生命不可毁灭的坚定信心”，而这一信心来自“山中遇到的友情的启发”，据此她“构筑了一个至少当时并不存在的社会情感乌托邦”。从修辞学的角度，后一句话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照我的体会，所谓“至少当时并不存在”，应该暗通其时比说出的更加险恶的境遇吧？由此“社会情感乌托邦”也溢出了通常的意指，让我于“乌何有”的慰籍之乡内部，品出了一层现实到超现实、浪漫到反浪漫的滋味。如果此解大致靠谱，也可以认为那首长诗其实并没有亡佚，其精魄不仅留存在诸如《流放的乐园》《神石》等充分象征化了的相关追忆中，也矍烁于诸如《正在读你》《幸存者》《当命运决定你沉默》等直击当下的篇什中。我甚至愿意将郑玲“归来”后的全部作品冠以《你这神杂居的地方》之名，而视为同一首长诗，一首开放的“元诗”——换句话说，在她的“社会情感乌托邦”和“卓越的浪漫”之间并没有横着一道楚河汉界，只不过其一脉相承必须基于她所谓的“精神自治”和“有能力的爱心”，基于生存的全部丰富性及其内在张力，才能得到根本认知。那曾经在命运的逆折中与郑玲相濡以沫，佑护她首先“在生理学意义上得以幸存”（波兰诗人赫伯特语）的力量，随着历史场景转换，个体生命向晚，则越来越成为她赤子情怀不泯，进而成为其自身存在的见证。试读《当命运决定你沉默》：

剧烈的疼痛/ 攻破了/ 我最后坚守的阵地/ 绝望于一片精神瓦砾/ 哑然失语// 偶尔入梦/ 却听见自己在呼喊/ 恍若隔世的声音/ 在湖面上回荡/ 冲散云层/给我一轮月亮//月光亲与病室/ 抚慰着一种孤村情结/ 从死谷归来的灵魂/ 必须独自/ 面对自己的上帝// 当命运决定你沉默/ 人们说你不能开口/ 但是 我已经呼喊过了/ 怎能依旧/ 逆来顺受

一种典型的老病交加、身心两困的情境。“哑然失语”的阒静，令梦中“恍若隔世”的呼喊更加震撼人心；“月光亲与”之“亲”中透露出的真切暖意，又使“孤村情结”更显其“孤”，使一颗“从死谷归来的灵魂”把自己看得格外分明。结句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诗人的一生，所谓“卒显其志”；其中激荡的那股无可遏制的抗争欲望表明，老病交加并不能妨碍一位命运斗士的斗志，而这位斗士存在的唯一目标，就是服膺于让沉默发声这一诗的正义。

细心的读者或会注意到此诗中的“孤村情结”一语并叩问，为什么是“孤村”而不是“孤独”或“孤单”？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恰恰是“卓越的浪漫”之所以卓越的标志之一。“村”者，聚居之地也；“孤村”者，灵魂往还之所也。孤村不是象牙塔，其隔绝意味是被动的；它也不倾向于高耸出世，相反倾向于达成与绵延之间的平衡。它强调了“独自面对自己的上帝”的内心律令，同时又喻指着一个相应的精神社区，据此灵魂的呼喊可以在虚无中期以着落和回应。显然，对郑玲来说，诗和诗人从来就不是某种身份或职业的证明，而是一种既独特，又普遍的生命状态，一种既需要持守，又值得弘扬的生存/ 语言立场：

我早就不相信我的诗/ 能够催生更美好的生活/ 只想在我尚能说话的时候/ 作一个简单的见证：/ 在今天 到处都有/ 适合做主人的人/ 到处都有/ 代表我们去和命运谈判的人 ——《病中随想》

超然于通常所谓的悲观/ 乐观，也无法简单地被归之为冷峻/ 热情。这里的“主人”再次凸显了“高度自治”的诗学意蕴（可参读《回答——给SN》：“我只不过做了自己的痛苦的主人”），并启示着精神大美的“无用之用”。或许这尚不足以构成世事流转、万象沉浮，真正的诗和诗人却总能屹立不倒的充分理由，但至少是郑玲于重病初愈的朦朦胧胧中“总听见一群人唱歌”的内在原因：

不知他们是谁/ 他们好像是所有人/ 他们的声音不可描叙/ 声音的姿势不可描叙/声音的色彩不可描述// ……歌声使我想起/ 那微笑托起的月轮/ 宁静的深处/ 永恒的东西就在那里/ 给你迷醉心怀的智慧/ ——人与万物的默契/ 我与神的默契！/ 我与人的默契！ ——《总听见一群人唱歌》

其肃穆的氛围和浓重的仪式意味令人不禁想到“贝九”第四乐章《欢乐颂》。这在内心演奏的欢乐颂无待于阵势是否宏大，场面是否辉煌，因为它乃是源自与天地人神的默契；置身于这样的默契、这样的无声合唱中郑玲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即便是“孤零零的一个”，她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兄弟姊妹”（《洪水中的一叶扁舟》）。只有那些悟及诗之真谛的人才能、才配享受如此深静的欢乐。“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相互存在”——郑玲曾以这样一行朴素之极而又直切根本的诗句表达她的悟及，而对我来说，这行诗不仅是希门内斯所谓“少就是多”的别一种表达，还是前文所谓“诗歌选民”的最好注释。

当代那些自诩独得诗之“真秘”，以至假托天命，仿冒的“诗人”们自然不必为此感到羞愧。事实上他们对成为那样的“老式选民”也从未感过兴趣，世俗的眼球才是他们的得票依据。郑玲当然也有她在意的眼球，诗本身的眼球；在互为镜像的意义上，不妨说那几乎是某种类宗教的彼此凝视。这种不是恋情，胜似恋情的凝视在《小人鱼的歌》中体现为“我的至高无上的爱人啊，/ 我甘愿为你死一千次”的忠贞诉告；在《楼兰对水说》中体现为“这渴望是我的大漠孤烟/ 升起它只为让我的长河看见”的知音遣怀；而在《千年遗梦》中，这凝视甚至穿透了具体的生命时空，将彼此的因缘演化成了一个绚烂的神话/ 寓言故事，其中交织着天命和亲情，前生和今世——被诗之如流星、似闪电的光芒击中，交感而受孕，以如此方式与诗结为“骨肉相连的母与子”，其间的关切岂是“骨肉相连”四字所能言尽？以成为如此奇特的母亲喻指自己的诗歌生涯，被其照亮的，又岂止是一己的光荣与梦想！更令我心动的是诗的末节：眼见孩子在神人立约的佑护下成长为“能在任何混乱中/ 开辟道路的男子”，母亲却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隐忧：

……在茫茫的水域中/ 你是我唯一的陆地/ 但我不敢 把你的身世说与你/ 我担心 一代新人/ 绝不肯与旧梦相认/ 我害怕 你厌恶自囚在梦幻里的/ 一个疯子的呓语/ ……/我害怕 爱一个人就会失去那个人/ 我将永远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胸前将会戴上暗藏的秘密/ 烫出来的十字架/ 走向一条消失在雪中的路……

转直下的意绪由于过于直切而破坏了全诗的基调，从美学角度可以说是某种失败。这是软弱的人性的失败，然而也是意味深长的失败。正是由于这样的失败，日益强壮的孩子显示为 一个真正的“他者”，而母亲的“千年遗梦”将再一次敞开。必须与大气磅礴的《记忆》一诗互为前景和背景，其中暗含的“薪火相传”的吁请才会向所有的母亲和孩子们呈现：

时光隧道越是黑暗/ 历史的灯火越是明亮/ 我的诗/ 你是否认得/ 那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记忆是不朽的底座/ 艺术的顶峰由此而起/ 我的诗 你应该据为江山/ 永不背离

不需要特别的敏感也能看出，郑玲尽管内心解得万种风情，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有“美学洁癖”的诗人。这里再次出现了她和阿赫玛托娃的相似性。“洁癖”于此主要是一个风格用语，并不涉及道德或素材的禁忌，意指郑玲不但和阿赫玛托娃一样注重尊严和节制，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诗中“哀号”或“往脑袋上泼洒尘土”（布罗斯基语），而且和后者一样精通提炼的技艺并善于把握微妙的分寸。当郑玲说“清洁最珍贵/ 清洁使人面对困顿而自我感奋”（《被梦找到》）时，她肯定不是在夸耀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而作为个体的诗学尺度，她对“清洁”的特别珍视，这种珍视对诗意的暗中要求，恰好可以弥补她有时由于偏重放达性情而导致的对形式的某种轻慢。

从性别的角度来解读郑玲的“美学洁癖”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面对诸如“香气是茉莉的梦幻/ 她看人的时候不用眼睛”（《茉莉是月亮的泪》）这样的诗句时；但未必总是有效，因为越来越多的智慧沉积在使郑玲诗的境界更趋澄澈阔大的同时，也使包括性别在内的诸元素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圆融，以至不可单独辨认。不变的则是在其深处跃动的赤子情怀，据此郑玲的“美学洁癖”得以不断吸收、转化各种时间的知识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活力。那些曾经被她的《红舞鞋》《小人鱼的歌》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读者，在读这本诗选时会有更多的机会被她诗中的闪电击中。比如“赤足，就有了立锥之地”（《过自己的独木桥》）；比如“在你深爱着的这个世界/ 你曾经输得铁骨铮铮”（《诗人之爱》）；比如“心中的要塞/ 沉默如雷/ 生活永远始于今天/ 在应该结束的时候/ 重新开始”（《幸存者》）；比如“想挽你的手臂/ 又怕缩短距离/ 共同的困苦已使我们很近/ 必须留一个断处/ 才能听见流水的声音”（《能有多少如此的晴日》）……就我个人而言，《正在读你》一诗的结尾堪称其“美学洁癖”的极致：

胜利不属于个人/ 胜利属于时间/ 夕阳的流苏何其绚丽/ 谁能抓住她飞逝的披肩/ 低下头来 长跪在无限面前

相对于把普希金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传统说法，曾有论者把阿赫玛托娃比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类似的赞誉是否同样适用于郑玲？想着月光那无远弗届的清辉，想着“月亮”在其意象谱系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想着她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如同一场全方位的对话，其微火激情，其温煦的调性，正如同白银的月色，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但我终于还是说服自己放弃。这倒不是因为郑玲当不起这样的赞誉，也不是因为现代汉语诗歌中公认的“太阳”还暂时缺位，而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这赞誉本身可能隐含着某种无意识的性别歧视。为郑玲寻找一个总体象喻的意念仍然牢牢地抓着我；善壎笔下那千百只有着美丽羽毛的鸟儿重新在我眼前上下翻飞；然而最终被我选中的，却是一只蝴蝶，一只总是“在路上”的《风暴蝴蝶》：

……以一种醉心蚀骨的热情/ 不断地寻找秘密的花序/ 拿自己的翅膀折成信封/ 向四处投递阳光的消息/ 悄悄地催促着树：/ 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吧/ 最后一次/ 远比第一次更加美丽

是的，所有的风暴都会平息，而蝴蝶却永远美丽。

（作者单位：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