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助动词研究综述

摘 要： 汉语助动词作为一个特殊的类是近些年来语法学界关注的焦点，究其名称、地位、归属等问题可谓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本文拟从汉语助动词的名称、汉语助动词的此类归属以及汉语助动词的研究视角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概述。

关键词： 汉语助动词 词类 历时 共时

汉语中存在这样一类词：能、会、应该、应当、愿意、可以、必须等，我们暂且称这类词为助动词。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首次模仿印欧语言的助动词系统建立了汉语助动词类，自此之后，助动词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300余篇。①此外，一些通论性质的教材也都或多或少的提到了汉语助动词。建国以后，汉语助动词的研究掀起了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推动了汉语助动词的研究；另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这促使学者们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助动词。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相继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如刘坚《论助动词》（1960）、马庆株《能愿动词的连用》（1988）、熊文《论助动词的解释成分》（1999）、姚振武《〈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2003）等。本文则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与梳理，以便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汉语助动词打下基础。文章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汉语助动词的名称；二、汉语助动词的归属；三、汉语助动词的研究视角，文章的最后有个结语。

一、汉语助动词的名称

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汉语助动词是一个有问题的类。诚然，单就助动词的称谓而言，不同学者、不同语法著作对汉语助动词的称谓亦不尽相同。自《马氏文通》以来，这类词先后出现的主要名称有：助动词、能词、能愿动词、衡词四种。

（一）助动词助动词这一名称最早萌芽于汉语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该书认为“凡动字所以记行也，然有不记行而惟言将动之势，如‘足’、‘可’、‘能’、‘得’等字，则谓之助动，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马氏文通》以“字”表“词”，所以这里所说的助动字亦即助动词。其后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第四章“动词”中将“助动字”改为“助动词”，并指出：“助动词者，所以助动词也。”助动词这一术语才被正式采用。之后的《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语法讲义》、《汉语口语语法》、《汉语语法常识》等语法著作也都沿袭了助动词这一叫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虽同称助动词，其实质并不相同。《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等著作认为助动词就是“帮助动词的词”，而《现代语法讲话》、《语法讲义》等认为助动词就是“辅动词”。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辅动词”仍是动词，这是把助动词看作是动词的一个小类或附类，而“帮助动词的词”则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其他类的词，如副词等。对此，吕叔湘先生也曾作过评价：“助动词这个名称是从英语语法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辅动词’，很多人认为是辅助动词的词，那是误会。”

（二）能词这一名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高名凯先生使用的，据笔者考察除了高先生外，至今为止还没有其他学者继承性的使用这一名称。他认为汉语中的这类词与印欧语中的Helpverb、Auxiliaryverb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他并不同意马氏、黎氏助动词这一说法。在其著作《汉语语法论》中他有这样一段精辟阐述：“动词或具有动词功能的词是表示一种历程或动作的，但光光一个动词或具有动词功能的词并不能表现这历程或动作属于哪一种‘能’。所谓‘能’就是说明历程或动作到底是属于可能或是属于应然，或是属于允许的等等。”此外，关于“能词”这一名称的来源问题学者们也存在着很大分歧，这里我们不作详细介绍。②

（三）能愿动词这一名称最早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暂拟汉语语法系统》，其后据此编写的《汉语》课本也沿用了能愿动词这一名称，并将其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来处理。吕叔湘先生认为助动词也叫能愿动词，他指出：“助动词里有一部分是表示可能与必要，有一部分是表示愿望之类的意思，所以又叫能愿动词。”马景仑先生主编的《汉语通论》也将动词分成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和判断动词等。高更生先生的《汉语语法问题试说》也采用能愿动词这一说法。此外，一些通论性质的教材如张静《新编现代汉语》、张志公《现代汉语》（试用本）、刑福义、汪国盛合编的《现代汉语》以及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等也都采用了这一名称。时至今日，这一名称仍在使用并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衡词这是从功能意义角度命名助动词的。陈望道先生的《文法简论》中有这样一段说明：“衡词之名是我们拟定的，用以称一般所谓助动词（有的称能愿动词）；一般所谓的助动词都是用来衡量或评议事理趋势的，所以称为‘衡词’，‘衡’是评衡的意思。”陈光磊先生也主张采用衡词这一说法，他认为这类词在作谓语时既不同于动词的叙述功能也不同于形容词的描记功能，它更多的是表示事理的趋势，带有评议性质，是衡量、衡定事理的。除此之外，徐思益先生也把助动词称之为衡词。

汉语助动词历来名目繁多、称谓不一，除了以上我们介绍的四种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像能愿词、限制词、判断词、情态词以及助谓词等名称。③但就人们的使用频率和接受习惯而言，助动词这一名称在学者们的心中已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能愿动词这一术语因其通俗易通、便于学习与交流也保存了下来。而像能词、衡词等名称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汉语助动词的归属

认知语言学认为，词类是一个边界模糊没有充分必要特征的相似性家族。动词、助动词、副词它们处于一个连系统中，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连续渐变的语法等级，其间的界限往往很难划清。因此对于助动词的归属问题学术界可谓各申其说、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归入动词，有人主张归入副词，有人干脆主张取消助动词，并将其混入其它各类中。

（一）副词说由于副词和助动词在语法位置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用在形容词和动词前，因此很多学者主张把助动词和副词归为一类。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能、得、会、可、必、足”归入“限制词”里的“判断限制类”，而我们知道吕先生所说的限制词实际上就是副词。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中也指出：“助动词和副词可以不必区分。‘可以’、‘应当’之类的词，都可以看作副词。”此外，王力、陈承泽等先生也都同意将助动词看做副词。

（二）动词说把助动词看做动词，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据笔者统计，约占90%。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将助动词设在“同动助动词”里。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将动词分成“外动词、内动词、同动词、助动词”四类。熙先生的《语法讲义》也认为“助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包括：能、能够、会、可以等等。”郭建成、张德岁认为：“从认知角度看，助动词与动作行为类动词在语法功能和分布上都有很多相似性，这一点胜过它们与副词的共性。”因此他们主张将助动词归入动词。此外陆志韦、陆宗达、俞敏等学者也认为助动词属于动词，一些通论性质的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都主张将助动词看做动词。④

（三）取消说郑贵友《汉语“助动词”研究刍议》认为，前人在论及助动词的归属问题时常依据两种标准：一种是意义标准，一种是形式标准。若以意义为标准，就难免会使助动词成为一个意义庞杂的混合体。⑤若以形式为标准，而前人关于“助动词”归类的形式标志要么对内缺乏普遍性，要么对外缺乏封闭性，所以他主张解除助动词。在文章中郑先生对前人列出的助动词作了一番清查，认为“准、许、需要”等这些所谓助动词与副词的语法功能一致，宜将其归为副词；而“表意愿”数目不定与表心理动词有关，都是表述心理范畴，应将两者合二为一—心理意志动词；而“可能类动词”因其数目有限且意义凝聚力强，所以郑先生主张将其单列一类。

我们认为虽然汉语助动词与副词在语法位置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将汉语助动词与副词归为一类。从形式上看，助动词可以单独充当谓语；可以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可以进入“V不V”和“不V不”两种格式中，而这些都是副词所不具备的。此外，副词可以出现在句首，可以出现在主语前，而助动词则不可以。所以单纯依据两者仅有的相似性就把汉语助动词归入副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将助动词与动词等同看待，这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动词都可以带宾语（包括体词性的和谓词性的宾语）；带后缀“了、着、过”；可以重叠，而助动词都不具备这些特点。⑥至于取消汉语助动词并将其混编到其它各类中，这种做法显然是混淆了助动词与副词以及与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的界限。鉴于助动词与动词在功能和语义上具有比较多的相似性，我们认为将助动词看做动词的一个附类或小类更为妥当。

三、汉语助动词的研究视角

从时间跨度来看，语言研究通常包括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两个角度。汉语助动词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汉语助动词的共时研究汉语助动词的共时研究我们主要从助动词的个案研究和汉英助动词的对比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1.汉语助动词的个案研究八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对汉语助动词的研究过于注重其体系性而忽视了对个别助动词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转向了对汉语单个助动词的考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是胡裕树先生的《“会”的兼类问题》，在这篇文章中胡先生综合运用当时较为流行的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详细的考察了“会”的兼类在句中的表现，同时还分析了“会”与“要”在兼类上的细微差别。同一时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张维耿的《助动词“想”和“要”的区别》、蒋平的《“要”与“想”及其复合形式连用现象》以及卢甲文的《说“必须”的词性》等。时至今日，汉语助动词的个案研究仍在继续，如杨琳《能愿动词“懒得”的功能语义分析》从语义和功能两个方面对“懒得”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出“懒得”虽为能愿动词但它在语法功能上与一般动词和能愿动词不同。此外还有李小聪、郭琼《能愿动词“要”与“愿意”的对比》以及徐冶琼的《能愿动词“想”和“要”的比较——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等等。

2.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汉语助动词是马建忠模仿印欧语言的语法理论建立起来的一个词类，所以汉英助动词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从类型学角度进行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是切实可行的。早期的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都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其通病基本上都是只注重实例性的描写而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章有王晓筠《从留学生的语病看汉语助动词的特点和用法》，王文以英国（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留学生的习作为例，从汉英对比的角度探讨了汉语助动词的特点以及语病产生的原因。纪漪馨的《汉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该文从语法功能和意义两个方面对英语的情态助动词与汉语的能愿动词作了简单比较，其目的是帮助英语国家的学生解决学习汉语能愿动词所遇到的困难。文章也是力求实用，未做理论方面的阐述。新时期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向二兰《汉英助动词句法比较研究》，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英比较的方式着重研究了汉英助动词在句法领域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更透彻的阐释了汉语助动词的本质特征。此外这一时期讨论汉英助动词比较的文章还有汪云《英汉情态动词语篇中的对比研究》、于涛、汪云《英汉情态动词的语法意义对比分析》等。

（二）汉语助动词的历时研究周有斌先生（2007）指出“今后在强调共时研究的同时兼顾历时研究。”对汉语助动词的历时研究主要包括对助动词这一类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研究以及对单个助动词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前者如张宋兰《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张文指出汉语助动词的语法化不同于一般实词的虚化，它只是在语义上变得抽象，既没有失去独立运用的能力也没有造成语音形式的弱化，此外文章还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原因，认为这不仅是认知域转移的结果同时也与语法结构的重新组合和类推有很大关系。关于对单个助动词的发展演变研究的比较充分，如卢卓群《助动词“欲”的发展轨迹》，文章较为详细的讨论了动词“欲”是如何发展为助动词的，说明了“欲”的发展时期，描述了“欲”的发展轨迹：上古是助动词“欲”的产生期；中古为助动词“欲”的形成期；近代为“欲”的发展期；元明清时期，助动词“欲”逐渐减少使用，并为助动词“要”所取代。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吴春生《助动词“会”的产生和发展》、张定、丁海燕《助动词“好”的语法化及相关词汇化现象》以及蒋绍愚《从助动词“解”、“会”、“识”的形成看语义的演变》等。

四、结语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助动词确实是一个有问题的类，但可喜的是，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学者们在很多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如汉语助动词的名称问题、汉语助动词的归属问题等。但汉语助动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关于助动词的内部分类问题，目前学术界很难统一。如施关淦、张志公以及王群生等将汉语助动词分成两类；黄伯荣、廖序东、邵敬张三分法；陈阿宝、吴中伟主张四分法；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建议将汉语助动词分成五类，此外还有邢公畹的六分法以及邢福义的七分法。我们知道尽管三分法符合多数学者的观点，但同为三分法不同学者分出的意义类型也不尽相同。二是助动词定量不一。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汉语助动词是一个封闭的类，但不同学者归纳出的助动词的数目也不同。如马建忠归纳出4个；杨树达归纳了30个；王力分析了9个；邢公畹助动词的范围更广，共有54个。三是需要引进新的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典型助动词进行研究以及对汉英助动词比较研究，以便从不同侧面揭示汉语助动词的特点以便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

注释：

①据周有斌先生2007年统计共发表有关助动词的论文150多篇，笔者只对2007年之后的论了统计，在统计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疏漏。

②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名称是借鉴英语的Modelverb，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名称源于王力先生所谈的能愿式。

③钱乃荣等称助动词为能愿词；吕叔湘等称助动词为限制词；洪心衡等称助动词为判断词；李英哲、郑良伟等称助动词为情态动词；周法高称助动词为助谓词。

④虽然都建议把助动词看作动词，但不同学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有的建议将助动词与动词同等看待；有的主张将助动词看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或附类。

⑤以意义标准给词归类就是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归在一起。但词性并不完全对应于它所概括的意义，其结果必然是一个不同功能的混合体。

⑥汉语助动词也可以带宾语，但与绝大多数动词不同它只能带谓词性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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