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意象论析

［摘要］作为一个对服饰极有心得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对服饰有充分的体验和理解，并通过自己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中的服饰意象，使其成为表现人物心理、性格以及人物地位和命运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意象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极为丰富。夏志清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当推她独步。关于服饰，张爱玲一向视之为“一种语言”，“是可以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毫不遮掩地表达其对服饰的独特眼光与喜好。联系张爱玲早期名作《更衣记》，联系张爱玲早年那些令人“惊艳”的奇装异服照片，我们就能明了张爱玲对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素有研究，别出心裁的服装是张爱玲的“最爱”。在张爱玲眼里，衣服不仅仅是人用以遮羞避寒之物，也不仅仅是为了美化自身；作为人物最贴身的小环境，服饰是一个人性格、心境的外延和投射，它们与人的言谈举止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

所以，与服饰密切相关，是张爱玲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细致、准确且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她笔下人物的服饰，通过服饰这流动的画面，渲染环境、烘托人物形象，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频繁灵活运用服饰意象，在她的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对人物的刻画，力图突破人的社会面具，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写服饰来实现。这些服饰带着明显的象征意味

《十八春》里曼璐出场“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这个手印客观上当然是曼璐的生涯留下的印迹，但在无形中，曼璐的一生也确是在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操纵下苟活着。这只黑手不仅是外界的环境“万恶的旧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残酷和自私本能。

《金锁记》里的姜长安是值得同情的人物。她有过对恋爱的期待，相亲前是这样准备的：“长馨先陪她到理发店去用钳子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的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其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白褶裙。”她更有伤心悲绝的时候：“长安悄悄的走下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这时只有了黑和白的绝望。

《倾城之恋》中（人物名字“流苏”也是一种“衣饰”），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第一次接吻：“……流苏觉得她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在这里，冰冷的镜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原来两人都在精明地捕捉着对方。柳原对流苏的爱建立在她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上。范柳原的衣饰观是：我陪你到马来亚去……只是有一件，我不能想象你穿著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著旗袍……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而流苏与柳原周旋，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姿色，“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标物范柳原”，通过婚姻重建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 那天流苏穿的是“床架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她脑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也有一吻，同样用镜子（服装随件）意象来表达他的内心感受，不过他吻的不是妻子，而是镜框中妻子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热情换来冰凉的结果，镜子意象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

二、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剧，在张爱玲小说中往往被服饰意象层层揭开

《连环套》中有这样的比喻：“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这个比喻既传神地刻画出一个搔首弄姿的三十出头的妇女的外部形象，又传达出这个女人苦楚、空虚、无助的内心，就像那脆弱的易受损的玻璃瓶。一个由多个男人结成的连环套里的苦命女人的命运，是不是也像萤火虫的光那样短暂、黯淡？这是一个粗俗的、命运多舛的女人。

在《花凋》中，服饰上的描写揭示了郑川嫦的一生。郑川嫦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所以被忽视。姊姊们不要了的旧衣令她永远“天真可爱”，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花凋》的结尾是一双没有人穿的鞋。郑夫人在便宜鞋店替她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川嫦重病缠身，独自在外面游荡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回来，上楼去“拿着把镜子梳理她的直了的头发”。郑夫人跟进房来，川嫦手一松，丢了镜子，伏在她母亲背上放声痛哭，不久，川嫦死了。

在父权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之情中，女性从来都是处于屈从的地位。为取悦男人，女人们往往挖空心思地打扮、妆饰。其结局还是悲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在佟振保这位“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心里，重要的是男人的面子，家庭的尊严，社会的地位，而王娇蕊和孟烟鹂两个女人的命运，可以如玫瑰花瓣一样零落成泥。王娇蕊约佟振保喝茶一段，这时的“红玫瑰”，用“大红大绿”张扬着鲜艳和活力――“她穿着一件曳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微地移动了一下，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下个绿迹子……两边并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但后来还是被抛弃了。佟振保要维护他的地位而娶了一位大学生，这就是“白玫瑰”孟烟鹂。而当孟烟鹂不再是佟振保认为的贤惠的妻子，文静的大学生在佟振保眼里是如此的惨不忍睹――烟鹂在浴室，“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作很好的草纸广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家常中有一种污秽。”曾经的“玫瑰”就这样凋谢了。

《金锁记》女主人公曹七巧是新文学中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曹七巧是一个承载着封建文化，带着枷锁伤人害己的可怜又可恨的悲剧人物。小说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服饰意象的运用是极为成功的。曹七巧第一次出现的服饰形象是：“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这时的七巧虽然还显着市井气，但浑身透着青春活力。以后为讨季泽欢心而不得，逐渐没了生气，“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把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生命中没有了爱情的权利，她只好转移生命的重心，把欲望转移到对金钱的控制和对女儿的摧残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形象：“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没有了亮色，只有一片灰黑。

《金锁记》里的长安和长白是变态的牺牲品，小说通过她们的衣着做出了暗示：“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瘦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这使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亡人灵前纸扎的童男童女，她们注定了与那死去了的灵魂陪葬的命运。

三、运用意象化的手法，营造典型的冷酷氛围

张爱玲的作品用象征主义的笔法，营造一种通体谐和的情调，这情调就是色调，是什么样的色调呢？四十年代《杂志》主编吴江枫先生道：“张女士的作品里，‘凉’字用得特别多，例如‘苍凉的手势’、‘悲凉的××’、‘冰凉的感觉’等等。其实她的故事也大都是有着‘苍凉’、‘悲凉’的意味的，读起来自有一种忧郁感，但并不沉重，是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怨。”这种“苍凉”，是张爱玲众多作品中的一贯色调，因而在意象的运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那种对人生莫测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把最昏暗最荒凉的感觉落实于眼前的实物上，使之意象化、艺术化，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感染力。张爱玲营造的服饰意象，与其他意象结合在一起，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

《金锁记》中的结尾的一个画面：“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整个画面中，充满着一种生命消逝、死亡迫近的气息，那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镯子的动作，体现了她生命的浪费与消亡，也体现了她用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换来的金枷终于也将永远不在了。

而姜长安的一生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小说的衣饰描写是“渐渐缩减”式的。到决绝的那天，就只看见黑鞋与白袜：“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没有人穿的鞋，是张爱玲喜欢状写的意象。《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佟振保夜半被蚊子咬醒，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这鬼气森森的两只绣花鞋，和鬼气森森的色调是对佟振保娶一个贞静娴淑中规中矩的白玫瑰理想的讽刺。

张爱玲喜欢服饰意象，并且充满新意，第一是因为她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上都对服装饰物细节有过人的兴趣；第二是由于她对都市文化“生活的戏剧化”的独特理解；张爱玲对于世俗生活的热爱，对于衣服有着特别的超乎寻常的，持久的兴趣，在她几乎是所有的作品中都表露无遗。张爱玲原在贵族的家庭，当然可以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东西，也熟悉这些东西。她持久地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特别是对于服饰的细节描绘，不厌其烦地在多部小说作品中娓娓而叙，以致把服饰营造为众多的意象，使作品中的服饰意象纷繁绚丽。

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繁多的意象特别是如此出色的服饰意象，这些意象是人所习见的服饰，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情景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服饰有了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在这些服饰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服饰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揭示人物的命运等。从而也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同时又将作品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