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记录片艺术特色的影响

[摘要] 受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的影响，西方的记录片呈现出了尊重个人情感，“求真”和亲近生活等艺术特色；而我国的记录片则是显现出尊重集体精神，“求美”和陈述方式严谨认真的艺术特色。我们寻求中西方记录片的艺术特色和差异，并不是褒奖哪一方，也并非是排斥哪一方，而是通过这种比较的“交流方式”，尊崇“他为己用，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运用策略，来寻求更适合于我国纪录片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 差异 纪录片

2012年5月，以中华美食为切入点的人文类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央电视台登陆。作品一经播出，不仅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而且在业内也掀起了一层不小的波浪。由于该纪录片在制作手法、拍摄角度和叙事方式上，都借鉴了西方纪录片的艺术手法，因此，部分人误以为该纪录片是由西方团队参与制作而成。从这一现象我们也不难看出：虽然我们和西方人同居一个星球，但由于东西方地域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中西纪录片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基于此，笔者以人文类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人文主义角度”、“审美趋向”和“传授关系”等角度，阐释中西方纪录片在艺术特色方面的具体差异，并探析差异背后的文化成因。

一、人文主义角度分析差异

1.强调个体的表现方式

从人类发展轨迹看，西方人类源于地中海区域（希腊、古罗马），这里依山傍海、土地稀少，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因而，为了生存，居民不得不载着当地盛产的水果和大理石等“特产”远渡重洋，通过与亚欧大陆的居民进行海上贸易来获取粮食。同时，由于天气的瞬息万变，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从最初的“畏惧”转化成为了后来的“征服”。而在此过程中，西方人独立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逐渐孕育而生了。

这种独立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渗透到西方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从而形成了极其注重展现个人情感、理念和态度的艺术特征。譬如：在比利时于2005年出品的记录片《老鳄鱼与小雏鸡》中，在这部播出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的影片中，导演菲利普·杜提尔及他的团队通过讲述一位比利时残疾老人退休后和一位年轻刚果女孩从相爱到结婚的故事，反映了忘年恋、欧洲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等多种社会现象。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出品的纪录片《篮球梦》中，导演斯蒂夫·詹姆斯为了反映部分美国少年对篮球、对NBA痴狂的现象，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跟踪拍摄生活在美国芝加哥旧城区的两个极富篮球天赋的少年威廉·盖茨和亚瑟·阿奇，讲述了两个美国少年为篮球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显而易见，受“以自我为中心”[1]人文因素的影响，选择“个人”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成为了西方纪录片的一个鲜明特征。

2.强调群体的表现方式

在中国，由于人类起源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和物产丰饶的黄河流域，再加上历代封建王朝“重农轻商”的统治理念，于是，农业生产成为了华夏儿女的主要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农耕劳动是一个需要“群体合作”的行为活动，因而，“集体认同感”（价值观）也在长时间的劳作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形成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环境中，我国纪录片就形成了通过个别群体的关注来展现整个群体精神的艺术特征。

譬如：在反映20世纪9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德兴坊》（1992年出品，素有“上海城市生活的历史档案”之称）中，制作团队就是通过讲述生活在上海老式石库门弄堂里三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用镜头细致地描绘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细节、对生活的期盼以及邻里之间的关怀与矛盾等各种生活琐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上海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又如：《舌尖上的中国》虽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汲取了西方纪录片的先进经验，但从选题和选材角度等处来分析，该影片依然没有摆脱“以个别群体展现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 “中国式”纪录片艺术特色（即：在每一个分集中，都是通过网罗散落于不同地方的美食，从中寻求出它们的共性，从而描述属于整个中华美食所拥有的某一种“味美”）。因此，从中可以发现，我国纪录片重在传达群体精神，因而会选择三个以上的群体作为记录片的拍摄对象。同时，拍摄者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传达这份集体主义观念，全景镜头也成为了我国纪录片常用的拍摄手法。

综上所述，受不同人文理念的影响，西方纪录片形成了重在展现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表现形式，而我国纪录片则将表现重心放在了强调“群体主义精神”之上。从艺术效果上看，西方纪录片更容易走进每一个观者的内心世界，从而更易引起观者的共鸣。而我国的纪录片则是通过多个个人去反映一种现象，因而，在制作过程中，不会陷入表述片面的误区之中，更容易深刻地、直观地阐述某一群体对一种事物的看法。

二、审美角度看差异

1.“求真”的艺术特色

由于生存环境的制约，西方人对自然万物充满了征服欲望。同时，在征服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从客观规律出发。于是，“科学知识是真知” 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处事与审美。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曾经说过：“在艺术中，所谓丑的，就是那些虚假的、做作的东西。不重表现，但求浮华、纤柔的、无故的笑脸，装模作样，傲慢自负一切没有灵魂、没有道理，只是为了炫耀的说谎的东西”。这种“求真”的审美观充分渗透在西方纪录片中。

例如：在素有人文纪录片“开山之作”之美称的美国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中，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为了展现北极爱斯基摩人最为原始的生存状态，通过运用纪实性长镜头、近距离地拍摄“纳努克”（纪录片主角）捕鱼、生吃海豹肉、和孩子嬉戏以及爱斯基摩母亲吻孩子等各种场景，客观、生动地描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深刻展现出他们英勇无畏和纯真朴实的品质。又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正煎熬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中，导演让·鲁什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为了反映当时法国公民高涨的反战思绪，联合制作了纪录片《夏日纪事》。在该影片中，制作团队让埃德加·莫兰手持话筒、走上街头，并通过向街上行走的工人、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等民众提问：“你幸福吗？”这种“参与性”的记录方式，真实、客观地剖析出当时法国社会民众的心声和生存状态等问题。

2.“求美”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流淌，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多种学派。然而，由于儒家的仁善理念成为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秦朝除外）用来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因而，“求善求美”也成为了我国艺术美学的最高标准。

通常来讲，我国纪录片在 “求善求美”的征途中，通常会通过“形式美”（韵味和意境美）和“内容美”（颂扬中华传统美德文化）两种方式来予以实现。拿《舌尖上的中国》来说，在这个由7个分集构成的记录片中，不管是哪一集，制作团队都不遗余力的进行了意境美和韵味美的“形式美”表现。譬如：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伊始，随着解说员李立宏老师用他那浑厚的嗓音说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时，画面中也出现了如山水画一般秀美的山川、湖波、丘陵和耕田等臻美景象。同时，该纪录片还通过在每一集写不同的主人翁，进而丰富了纪录片的内容。比如说：在第三集《转化的灵感》中，摄制小组通过特写安徽南部毛豆腐制作人张兴玉女士和其女儿用她们勤劳的双手制作毛豆腐的景象，来讴歌中国女性贤惠勤劳的良好特质。

三、传授关系看差异

观众在观看一部纪录片之前，并不会全然了解纪录片制作者的传播导向和情感指向，观众通常是带着自己的期许并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来观看作品。而当观者在观看纪录片时，随着情节的层层递进，观者不仅会在作品中发现到他们曾经的经历，同时许多观者还会去寻求他们所期许的一些内容。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传播者（制作者）通过纪录片来传播某种体验和情感，观者则是通过纪录片获取各种体验和情感，因而，将纪录片从制作到欣赏的过程映射到传播者和观赏者身上，就形成了一种“传授”关系。

1.“平等”的传授方式

伴随着西方平等交换商业理念的形成，“平等”也成为西方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因而，西方人拍摄的记录片，不仅尊重拍摄对象，而且尊重受众。而正是这种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表现方式，为西方纪录片营造出了一种亲切、和谐的氛围。如在法国著名记录片导演克里斯·马尔凯拍摄的《美丽的五月》中，当影片用：“对您来说，五月是重要的月份吗”；“五月中在您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等旁白引出故事之时，也让受众顿时感觉到仿佛是和朋友促膝而谈一般的情感体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此种拍摄手法不会植入任何人的主观感情，而是通过真实客观地记录生活情境，将观者和记录片的距离拉近，并让观众对影片产生亲近感和兴趣。

2.“居高临下”的传授方式

1957年，我国政府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少数民族抢救落后”活动。在此活动中，为了用影像记录下“即将消失的前资本主义原貌”，我国拍摄了诸如：《凉山彝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黎族》和《的农奴制度》等21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通观这些作品，我们发现：虽然每一部作品都真实地记录了各少数民族的婚俗嫁娶等生活习俗，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些纪录片却好比教科书一般，呈现出了一种拍摄者高高在上，旁白介绍严肃程式化的特点，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不是在享受一场视听盛宴，而是在听一堂关于民俗文化的课程。

因此，我国的多数纪录片形成了一种带有鲜明的宣传和引导大众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受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2]等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尊重师长、尊老尊长的“尊上”传统。二，随着我国艺术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古代所形成的“文以载道”[3]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等文学创作思想也浸透到了各类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于是，我国的纪录片在表现方式上，呈现出了结构严密的艺术特色（如：影片中常用全景镜头拍摄群体活动或是自然景致，以及旁白措辞严谨）。三，在纪录片刚进入我国时，它的作用只是用作为政治宣传；同时，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党和政府掌握了新闻出版机构，政治导向和宣传导向不仅渗透在新闻出版领域，也贯穿在纪录片的制作中。

结语

总之，受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的影响，西方的记录片呈现出了尊重个人情感，“求真”和亲近生活等艺术特色；而我国的记录片则是显现出尊重集体精神，“求美”和陈述方式严谨认真的艺术特色。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纪录片作为一种记录人类发展轨迹和文化的影像艺术，无论是西方制作，还是中国制作，任何一部作品不仅反映了一种文化，而且还昭示出了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就现阶段而言，如果我们想制作一部被观众认可的作品，首先就应当摒弃掉高高在上的“姿态”，并通过“人人平等”的交流方式，尊崇西方“求真”的内容表现方式，或是应用西方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方式，或是运用我国“求美”的“写意式”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将二者合理搭配，去进行故事的叙述。所以，我们寻求中西方记录片的艺术特色和差异，并不是褒奖哪一方，也并非是排斥哪一方，而是通过这种比较的“交流方式”，尊崇“他为己用，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运用策略，来寻求更适合于我国纪录片的创新之路，从而让我国的纪录片如同我国现如今的电影等其它艺术一般，能够在国际艺术舞台之上有一席之地。

注释

[1]孟航著.《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再认识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在“他者”中理解“自我”》[J].广西民族研究.2007（03）：p（53-65）

[2]汉代董仲舒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提出了的理论

[3]引自：宋代.周敦颐著《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4]引自：唐代.白居易著《与元九书》

参考文献

[1] 冷治夫著.《西方纪录片创作的美学追求——观摩国际获奖纪录片有感》.人民网.2006（01）

[2] 马坤著.《中西方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差异性研究——以人类学纪录片为例》[D].山西大学.2011（06）

[3] [法]奥古斯汀·罗丹著.赵飞强译.《罗丹艺术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03）

[4] [美]伯纳特著.孙红云译.《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03）

[5] 孟航著.《西方人类学发展史的再认识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在“他者”中理解“自我”》[J].广西民族研究.2007（03）：p（53-65）

作者简介

赵颖慧，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