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美学 第12期

生命，作为与死亡对立的哲学概念，它无不时时刻刻扎根于每个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人为什么会生又会死？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是人生这些最根本的关注，使得生命成为一种崇高而又神秘的心理体验。为了研究它，一种融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方法为一体，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诞生了，它就是生命美学。

谈到生命美学，人们往往会把它与1994年以后开始在美学界出现的所谓“后实践美学”混同起来，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首先，从时间上说，生命美学的出现远远早于“后实践美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风头正盛之时，美学界就提出了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例如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发表的《美学何处去》（1985）、《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1990）、《生命美学》（1991）。其次，从学术成果方面看，区别于“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对实践美学的重大缺陷的批评，而且更是一种坚实的学术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学家先后投入到生命美学的研究中，不仅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且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和当代审美文化，推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专论，涉及美学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当代审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极大地开掘了生命美学的学术资源，并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正与中、西方审美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方审美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上，生命美学的崛起与中国美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生命美学，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坚持从知识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而且都把自由的必然性，即所谓对于必然的认识、把握或者“实现自由”（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根本视界，都把审美活动作为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附庸，因此更加强调和突出必然、一般、本质、群体、规律，以及从有限、必然、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例如，把审美活动相应地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或者人的实践能力。而生命美学则独辟蹊径，转而从生存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它主张自由的超越性即“生命的自由表现”“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把审美活动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等同起来，因此更加强调突出偶然、特殊、现象、个人、创造，以及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从超越而不是从必然、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

这样，就把人的生命本身空前突出出来，甚至可以形象地说：美在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可以看作生命美学这一称谓的根源。

生命美学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首先，从内容的角度看，它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不同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的全新内容。认识美学、实践美学的全部内容都是从“人如何可能”（认识、实践如何可能）直接推论出“审美如何产生”“美如何产生”（客体为什么会成为美）“美感如何产生”（主体为什么会有美感），坚持的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一性”。然而，这样一来，美学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就根本不存在了。生命美学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的区别恰恰在这里。它强调在美学研究中必须将“人如何可能”深化为“审美如何可能”（审美活动何以为人类的生命活动所必需）。在此基础上，生命美学提出了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根本不同的美学研究对象。这就是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从而，第一次为美学研究开辟出一大块独立的学术空间。其次，从方法的角度看，不论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追问的都是在主客关系中形成的美学问题，而生命美学追问的则是超越主客关系而形成的美学问题。从而，第一次为美学研究开辟出一大块独立的方法空间。

（选自《光明日报》，2000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