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的对比艺术

《史记》运用对比技法，最具特色的是它巧妙设制对比，通过对比刻划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特点。司马迁这种对比方式的运用，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突出了“实录”的精神，又使历史人物的形象血肉丰满，鲜明突出。《刺客列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专门表现刺客形象的《刺客列传》，叙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刺客的故事，刻划了五个刺客的形象。而此传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是战国时期一位大义大勇的侠客。荆轲的义、勇性格，主要通过他入秦刺秦王的传奇故事表现出来。为了充分突出荆轲的义、勇性格，司马迁在叙写荆轲刺秦王的传奇故事的过程中，巧妙地设制了四组人物对比。

首先是荆轲本人行刺秦王前后的对比。行刺秦王前，司马迁极力铺叙荆轲的“懦弱”：“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与鲁勾践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在一般事情上显得如此懦弱、胆小、毫无勇士之胆识、智谋的荆轲，在对待刺杀秦国君王一事上，却一反常态。当田光把已向太子丹推荐他出使秦国刺杀秦王的消息转告他时，作为与燕国毫无相干的卫国人荆轲，明知身入不测之秦是个极其艰难、危险的使命，但他毫不犹豫，“谨奉教”，只三个字就一口应承了下来；到了秦廷之上，面对戒备森严的秦王君臣、卫士，荆轲谈笑自若，从容追杀秦王；当事败身受八创之时，荆轲仍然倚柱而笑，视死如归。这是何等的勇士之勇敢，义士之胆识。司马迁设制的这鲜明的前后对比，使荆轲不计小事得失的大丈夫精神和不畏、锄强扶弱、抱负远大、足智多谋、勇于牺牲的侠义性格跃然纸上。

其次是荆轲与太子丹的对比。关于荆轲与太子丹的对比，司马迁从两个方面进行设置。一是对待“亡之燕”的秦将樊於期。荆轲为了刺杀秦王、铲除强秦的大事成功，想用樊於期的头和督亢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而太子丹却从私人感情出发，不忍杀樊於期，认为“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一副妇人的仁慈心肠。荆轲得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向樊於期陈述以将军首级除去强秦，为将军报仇，为燕等国解除危险的利害，使樊於期欣然自刎，献出首级。而太子闻知，却“伏尸而哭，极哀。”这一对比，通过燕太子丹对事情的失于谋划、拘于私情，更反衬出荆轲的抱负之大、谋略之深、性格之沉，充分表现了荆轲的“智”。二是关于刺杀秦王的出发时间。在一切具备之后，“荆轲有所待，欲与俱”，为了万无一失，他在朋友未到之时，尚未出发；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急急催促荆轲出发，并要先派秦舞阳前往。对此，“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侧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一催一待的对比，表现了燕太子丹报仇心切的急躁粗疏、头脑简单，突出了荆轲遇事冷静、考虑周全、三思而行的深沉多谋。荆轲的“智”又再次得到了体现。

再次是荆轲与秦舞阳的对比。秦舞阳是燕国勇士，“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被燕太子丹令为荆轲刺秦王的副手。而就是这所谓的“勇士”，刚到秦廷前的台阶，就被吓得“色变振恐”，神态失常。而荆轲却随机应变，谈笑自如，镇定自若地“顾笑舞阳”，朝前代舞阳向秦王道歉，请求宽容，从而消除了秦国群臣的怀疑。荆轲与秦舞阳在秦廷之上表现的对比，突出了荆轲机智多谋，胆识过人。在这里，荆轲的“智”和“勇”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第四是荆轲与秦王、群臣的对比。在秦廷之上，荆轲消除了秦国君臣的怀疑后，“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当是时，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当秦王“自引而起”逃避时，“荆轲逐秦王”。荆轲身受八创，自知事不就时，仍然“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在强敌面前荆轲是何等的凛然无畏，视死如归。相反，秦王在荆轲持匕首刺过去时，惶急得连剑都拔不出来，只得“环柱而走”；群臣们更是“皆愕”“尽失其度”正当“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时，群臣慌乱之中高呼“王负剑”，秦王这才惊醒过来，把剑推到背上，“遂拔以击荆轲”，群臣们也才“既前杀轲”。秦王和群臣是何等的紧张慌乱，狼狈不堪，丧魂失魄。这里通过凛然无畏、视死如归的荆轲与紧张慌乱、狼狈不堪的秦王、群臣的对比，充分表现了荆轲的沉着、勇敢，进一步体现了荆轲的“勇”。

司马迁通过四组对比的巧妙设制，充分突出了荆轲这一侠客的义、智、勇三个方面的特点。

（选自《〈史记〉人物形象刻划技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