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思想的悲剧意识

摘要:中国的悲剧意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而独具特色:儒家既定的人生框架束缚下的伦理道德悲剧，道家虚无人生价值映照下的生命悲剧，佛家的无边苦海包围中的生存悲剧。儒道释三家思想使得悲剧意识深深扎根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并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同时，儒道释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国的悲剧精神，造成中国古代很多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关键词:儒释道思想;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在中国浩瀚的古典文献里虽没有明确记载“悲剧”这一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蕴含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浓郁悲剧意识的作品，它们大放异彩，丰富着中国古代文学。像悲壮的古代神话《精卫填海》，悲慨的楚辞《离骚》，悲情的戏剧《窦娥冤》等作品深入人心，其艺术魅力更是经久不衰。所谓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根据此种理解，可以说这种悲剧意识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在各类文学作品和历代文人的心中，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的悲剧意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中国的悲剧意识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均有体现，而并不是仅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其二，中国的悲剧意识深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它与老庄、佛教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产生重要影响。

一、儒道释三家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

既是悲剧的创作者和悲剧的承受者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繁衍生息，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临着不同阶级间的利益争夺。当人们面对各种生存的挑战和威胁，面对各类悲剧性的现实，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去面对和解决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

1．“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伦理道德悲剧

儒家的悲剧意识源于设定的理想道德秩序与现实存在的生活秩序之间的矛盾。儒家主张建立一种完美理想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他把周礼作为理想的道德秩序，显然在动乱的社会，礼注定是行不通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内心充满了忧患，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游走诸国，仍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中国古代的诗人用诗歌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关怀忧虑之心及社会责任感，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李贺、李商隐、韩愈、贾岛……所有这些唐代诗人，哪一个的诗歌中没有悲剧的意识、忧患的感觉呢?”当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而这种理想也许不能实现，便有了求而不得的失落和矛盾的可能，也就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这种人生理想的社会土壤是农业社会，这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社会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以伦理为中心的人生理想，它要求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没有给人以违抗父母和君王的权利”，它要求人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要遵循相应的政治伦理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由此，当个人的理想与伦理道德秩序发生冲突时，当个人的意志、主观意愿与父母、君王的意愿不统一时，因困于这种伦理道德秩序，也就必然要产生悲剧意识。

如屈原一心辅佐楚怀王清除时弊、为国经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彻底粉碎。屈原被放逐，一曲《离骚》唱出了中国文人心中无限的悲凉。又如《孔雀东南飞》，当焦仲卿面临着听从母命、遵守孝道与捍卫至死不渝的爱情这样一个尖锐的冲突时，他纠结矛盾，最终选择了屈从母命，休掉了发妻，以死殉情。长幼之道和男女情爱本是正常的伦理观念，但如果二者不能统一而产生冲突，形成矛盾，其结果就必然形成悲剧。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它把人的社会活动都框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定模式中，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合于“礼”。这也就导致了当现实生活秩序与理想的“礼”发生冲突时，悲剧意识的生发。

2．“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生命悲剧

有学者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存着两种悲剧意识，一种是乐观悲剧意识，一种是悲观悲剧意识。儒思想所透露的对社会的积极关注、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对国家的责任感等等是“乐观悲剧意识的哲学底蕴”。那么道家对社会无情的鞭笞，便是悲观悲剧意识的思想渊源。道家哲学产生于动乱的战国时期，在面对宇宙与人间的种种残酷无情的现实后，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绝圣弃智”等思想，表明了对社会现实的痛惜与失望。其后的庄子更是以“自然”“逍遥”思想发展了这种对社会无奈痛惜的悲剧意识。庄子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从“悲”到“哀”，可见庄子对人世间的道德价值逐渐感到失望。于是，他提出“自然之道”，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来否定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人世间充满苦难，天地万物一切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一切，价值化为虚无，人的生存也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不管社会多么黑暗、精神多么痛苦，人依然要存在，要活着，要“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由此，便产生了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所谓生命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以非死亡为结局的生命存在意识。它源于社会的重压而产生的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怀疑、失落与追寻、抗争相激相荡的复杂情绪。”

魏晋诗人阮籍生活在乱世，在司马氏政权的与个体人格的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忍受心灵的煎熬。他在《咏怀诗》中说道:“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诗人感叹人生有限，岁月无情，世事变化无常，须臾间难以自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日惶恐不安，这又是何等的悲凉!陶渊明寄情于田园间，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是他对生命无奈的感慨。他在《饮酒》诗中说:“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正因为有了对生命短促的悲叹，所以才不愿困在“樊笼”间度此一生，于是寻求另一种生存之境———在“返自然”中寻求一份清闲自在。这也许是一种对于生命痛苦的无奈之举吧。朱光潜先生曾说:“渊明厌恶刘宋是事实，不过他无力已成定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极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等‘遗烈’。”可见，陶渊明的饮酒、归隐田园虽是一种消极、逃避，但这也是诗人面对无奈的人生所作的无奈之举，在对生命价值的怀疑、失落与追寻、抗争中，诗人借隐居世外来与这社会的“樊笼”相抗争。

3．“因果循环”的生存悲剧

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与儒家、道家相互渗透，促使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呈现出新的异彩。从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来看，佛教是对生存苦难的揭示。释家认为人世间苦才是真谛，人世间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陷入无边苦海，饱受轮回之苦，而这“无边苦海”正是释家所体悟的人世间的悲剧。佛家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大千世间不过就是痛苦的汇集。它的一切皆苦、万事无常、惟有轮回的观念，它的“苦海无边”意识，成为生存论意义上的悲剧。在对人生痛苦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在感到“诸行无常”的幻灭感之后，忧从中来，无奈也从中而来。这是一种极端的忧患意识，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忧患，只好“安受苦忍”。对于沉沦在“无边苦海”中的世人来说，“受苦”是实，“忍”则未必，“安”正是不安，“安受苦忍”更反衬出了生存之悲。那么“苦”从何而来呢?释家认为“苦自业生”，所谓“业”，是释家在解释悲剧的成因问题上所提出的概念。“业”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一般包括“行动”“言语”和“思想活动”三类，并据此提出了“三业”是“因”，报应是“果”的观念。

释家认为因果是循环的，种其因得其果，今生所遭遇的苦难是前世决定的，而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又会影响你下辈子的命运沉浮，人生便陷入无尽循环的苦海之中。生是悲，而死亦是悲，总也逃不了这业报轮回。这种“因果循环”生存悲剧意识深深萦绕在中国古代人的心头。《桃花扇》的结尾用一曲道尽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似锦的繁花转瞬间烟消云散，唱出了沉痛的兴亡之感，兜兜转转最后都成空，皆逃不出这因果循环。《红楼梦》曾被誉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却也是一出因果循环的生存悲剧。宝玉本来是女娲补天漏用的石头，而黛玉是瑶河之畔的绛珠仙草，二者本有着木石前盟，注定了在贾府的情深纠葛。石头历尽了红尘，尝尽了人生百态最后回归，草还罢一生情泪，泪尽而还，也都是必定的结局。太虚幻境的册子上早已记载了十二金钗所有的恩怨情愁，岁月流逝，红颜老去，最终逃不过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结局。而承蒙皇恩、盛享殊荣的贾府也是处在这样的因果循环之中，它的落寞也是早已注定的，散发出浓浓的生存之悲。

二、儒道释思想对悲剧意识的淡化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悲剧、生命悲剧和生存悲剧。既然悲剧意识自人类繁衍生存就已经产生，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那么悲剧意识便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即现实性的悲剧……二是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态度，或人类对现实的悲剧性的超越、应战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道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悲剧意识。

1．“中和”“哀而不伤”思想对道德冲突的调和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他们强调“中和”，以和为美。反映在美学上，即提倡“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对于苦难遭遇的展现和悲伤之情的宣泄，都要“哀而不伤”，不能过度。他们排斥激烈的冲突，主张以和为美，这种审美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古代的悲剧中，在悲剧情节的设定中往往就要反对激烈的矛盾冲突，在结局的设定中追求悲中有喜、哀而不伤的大团圆结局，从而缓和了由矛盾冲突引起的悲伤和绝望的情感。正如《赵氏孤儿》最后以奸臣屠岸贾的灭亡收场，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大快人心，弥补了赵氏一家被灭门的悲痛之情。另一方面，儒家讲求“有序”的伦理观念实则是强调服从，反对任何违逆甚至是抗争的行为，这也恰恰调和了矛盾冲突，淡化了悲剧精神。同样，在焦仲卿陷入情爱与孝道两难的抉择中时，传统的伦理观念让他选择了屈服。他选择了孝道，听从了母命，休掉了妻子，不敢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敢去斗争，最后只能通过双双殉情的悲惨结局来淡化这种矛盾冲突。

2．超然出世思想对生命悲剧的消解

道家虽然对黑暗的社会不满，批判无情的现实生活，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精神上的超脱，但是这种追求并不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改变现实状况，而是选择避开与社会的冲突，转向自我的内心，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逃离痛苦的现实世界，达到自由状态，实现精神的超越。然而“道家的超越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反思和想象，是一种通过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识的沉重的逃避，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道家的安时处顺、超然出世的思想实际上回避了矛盾冲突和抗争，而悲剧的核心恰恰是由矛盾和冲突构建起来的斗争与反抗。同时，这种避世的心态、脱离实际的思想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难而进”“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向自然挑战、同社会抗争的悲剧精神。这也促使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众多诗人在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情况下，借山间清泉、林间啼鸟、园中姹紫嫣红来消解这种失意情怀，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将满满的失意化为浓浓的诗意。

3．“涅槃”思想对“苦海无边”的生存悲剧的解脱

佛教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苦，生命过程是苦的过程。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苦难也是难以抗拒的，当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而无能为力时，便借助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来企图得到解脱。所谓业报轮回，也就是说人今生今世的地位遭遇并不是由环境和主观意愿造成的，而是由自己前世的所作所为的善恶决定的。因果业报要求人们听命于现实命运，安于现状，因为人的命运是由前生所决定的。实际上，业报轮回的观念就是强调宿命，把人所遭受的不幸、苦难都解释为是必然的命运，因此，面对人生的悲剧，只应该认命、退避忍让、取消抗争。佛教认为只要看破红尘，不介入世事纷争就没有欲望和苦恼。佛教所宣扬的“涅槃说”，其实是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解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注重斗争、直面人生苦难的悲剧意识是相悖的。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为蝴蝶团圆在一起，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在双双殉情之后化为鸳鸯比翼双飞，这些都把悲剧人物的抗争转化为精神解脱。甚至于被王国维称为人生、命运最大不幸的《红楼梦》，听到的只是“好就是了”这样的人生叹息;贾宝玉也只是皈依“佛”，并没有对人生悲剧命运进行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悲剧精神的稀释，对悲剧精神的否定。

儒道释三家有着不同的悲剧意识，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也被打上儒道释三家的烙印，影响着中国文人、士大夫。但在对待悲剧冲突方面，儒道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调和了矛盾冲突，淡化了悲剧的抗争精神，从而对悲剧意识也起到了淡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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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叠 单位：安徽大学